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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喬葉的長篇小說《寶水》是一部典型的還鄉記，通過主人公回到寶水、認識寶水、認同寶水的歸鄉歷程，回應了傳統鄉村的現代化轉型這一宏大命題。在回鄉敘述中，完成了對鄉村意義的生產；在認識寶水的敘述中，反思了鄉村傳統與現代話語的關系。“融合”是《寶水》想象現代鄉村的基本原則，也深刻地影響了《寶水》自身的美學建構。《寶水》中的“再造鄉村”是現代化的一次在地實踐，提供了新時代下鄉村現代化的樣板；同時也包含著巨大的烏托邦沖動，生產了新的鄉村想象空間。

關鍵詞：喬葉 《寶水》 還鄉書寫 鄉村傳統 現代化

喬葉的《寶水》出版于2022年，是作者于河南農村采風數年的成果，2023年，《寶水》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作為河南作家、女性作家、“70后”作家，喬葉本身攜帶著豐富的符號元素，在我看來，她早年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作品《最慢的是活著》不僅是她正式被文壇接納的標志，也彰顯了她創作的經驗及美學的起源，其中既有對河南地域特征的表達，也有對女性生命經驗的深情傳遞，亦有對“70后”特定成長經歷的描摹。而《寶水》一方面通過與《最慢的是活著》的互文關系，回到了作家創作的源頭，另一方面通過對“新農村建設”“新山鄉巨變”抑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積極回應，參與了對宏大的新時代命題的探討。就后一點而言，《寶水》是一部有明確的“政治”野心的作品，甚至帶有命題作文的痕跡，然而，因為有前一點的存在，這些痕跡得到了有效的平衡和遮擋，具有客觀性的立足于呈現的名詞“農村”或“山鄉”被充滿情感的“鄉村”或“故鄉”所置換。

《寶水》因此成為一部奇妙的作品，它構造了家國與個人共同向前發展的愿景；并置文學的政治性與政治的文學性；就時間結構而言，它在一年的敘事時間中容納了百年的中國歷史時間和諸個體完整的生命時間，并在其間穿梭自如；就空間結構而言，它以寶水村為中心，以福田莊為輔，以象城和予城為對照，在城鄉對立的二元關系中，重新確立了鄉村的空間意義。其間“溫哥華”又以缺席的方式不斷在場，將全球化的命題也納入空間背景之中，寶水的故事因此不僅是一個中國村莊的故事，也是“鄉土中國”的故事，它事關“鄉土中國”在當下的命運走向，探討在全球現代化的語境之中，我們所進行的現代實踐的獨特性與可能性。

在《寶水》中，“回來就好”1是九奶的遺言，這幾個字意義重大。在最表層的意義上，它是主人公地青萍從開篇就在追索的謎語的謎底，謎面在行文中間或出現，連綿不絕，直至結尾才給出謎底，這種設計具有結構全文的功能。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它是《寶水》的“題眼”：“回來”是一個動詞，是小說情節得以啟動的動力；“回來”也是一個名詞，概括了小說中諸多人物的現實生活狀態；“回來”是一句召喚，涉及游子與故鄉、知識分子與鄉土中國的精神關聯；“回來”是一段旅程，涉及城市與鄉村的多重碰撞，當下與歷史的諸般纏繞。“回來就好”則是一個判斷，是在上述的諸多二元對立關系中，做出的肯定選擇。圍繞著“回來就好”來編織的《寶水》因此是一部典型的還鄉記，個體的身體還鄉和精神還鄉同步展開，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相互詰問不斷推衍，新的鄉村賦型與賦意行動至少在文本內部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擬從《寶水》的還鄉書寫入手，首先分析小說通過對“為什么要還鄉”的敘述，完成了對鄉村意義的再生產；其次分析小說通過對再造寶水村的敘述，完成了對鄉村現代化進程的再思考；最后探討《寶水》在還鄉書寫中再造鄉村的“融合之道”，這種融合體現在諸多方面，它的最重要的標志是使還鄉者與鄉村融為一體。本文嘗試指出這種新的鄉村想象本身具有“烏托邦”的性質，同時探討它成為一種新的鄉村現代化方案的可能。

一、何以還鄉：斷裂與彌合

所有的還鄉書寫自然都以離鄉為前提，在中國，現代化的進入使得離鄉獲得了加速度。在吉登斯看來，現代性的斷裂是一種“特殊斷裂”，“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2。加速度的離鄉正是斷裂和拋離的具體表現，是通常意義上的“現代性的后果”。《寶水》以地青萍的人生經歷為中心，以老原的故事為輔助，充分呈現了離鄉的傷痛與還鄉的意義。

地青萍的家族史有很大一部分是離散史，祖父、父親和她都是從福田莊出發，他們的行程一方面記錄了不同時代的離鄉痕跡，另一方面也呈現了知識分子與故鄉之間復雜的關系。她的祖父因為參軍離開福田莊，后來犧牲在異鄉的戰場上。在我看來，客死他鄉的祖父是一個符號，表征著斷裂帶來的終極傷害，當地青萍看到寶水人為無名戰士修的兵冢，并按時祭祀時，這種創傷才得以修復。她的父親地壯是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后留在了象城，獲得了城里人的身份。不過他從未脫離過福田莊的羈絆，他始終遵守著福田莊的傳統，應允著福田莊的需求與召喚，他無視妻子和女兒的不滿，任由福田莊入侵他的城市空間，為了福田莊的人，他從不吝惜自己的錢財，也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直到最終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對地壯而言，離鄉所造成的空間斷裂從未帶來身份認同的困擾，他的根始終在福田莊。

與祖父和父親不同，“離鄉”對地青萍的心理傷害是劇烈而綿長的。她從小在福田莊長大，享受著奶奶的愛與教誨，也自然地認同了奶奶所傳遞的鄉村倫理、鄉村生存法則，十二歲之前，她與奶奶還有整個福田莊是融為一體的。然而，當她回到省城接受現代教育時，福田莊卻成為她首先需要隱藏和反思的對象。如果說英語和普通話使她意識到村言村語的“他者”屬性，那么日日目睹父親的疲累、目睹父母因福田莊而發生的爭執也讓她對福田莊和奶奶堅守的那一套倫理規則產生了質疑。地青萍成為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在現代和傳統之間的中間人，認同危機在那時就已經發生，地壯的死亡促成了地青萍與福田莊的決裂，作為一個現代人，“為完成‘文明開化’，必須凈化所有象征前現代、特殊的本土文化”3。她不惜以殘忍的方式傷害奶奶，甚至刻意錯過見奶奶最后一面。她終于成功地離開了福田莊，但是痛苦似乎剛剛開始。在去世之后，奶奶和她所代表的那一套倫理規則卻突然清晰起來，不斷地沖擊主人公的記憶和夢境。對地青萍而言，“離鄉”帶來的首要問題是認同危機，她無法像祖父和父親那樣毫無懷疑地皈依鄉村，也無法像她的遠在溫哥華的弟弟那樣絲毫意識不到福田莊的存在，當她試圖離開福田莊、否定奶奶的鄉村哲學時，帶來的是精神世界的斷裂，失眠癥不過是它的外在表達。

地青萍的還鄉是一個有關創傷和治療的故事，寶水村與福田莊的似是而非，恰好使地青萍既可以入乎其內，又可以出乎其外。她得以重新審視被她“凈化”的福田莊話語、福田莊的生存哲學和表達方式；死去的奶奶也通過寶水村的九奶得以重現，小說特意設計了她們原來是舊相識，還有同樣的閨名。在寶水，地青萍似乎再次得到奶奶的寵愛，并通過九奶知悉了奶奶的臨終遺言。小說中，遺言的缺失一度是鄉村對遲歸的游子的懲罰，它以夢的形式重復出現，構成了主人公創傷的核心。而“回來就好”不僅是對缺失的補償，也是對遲歸的諒解，對背叛的寬恕。地青萍獲得了她想要的一切，在小說結尾處她與老原結合顯然是有象征意義的事件，“浪漫愛情把曾經難以實現的諸多價值融為一體”4。她認可了熟人社會的規則，完全進入了這個社會，曾經的斷裂被彌合，她的失眠癥也痊愈了。借助于地青萍的故事，鄉村成為治療之地，具有了療傷的功能。

相形之下，老原的離鄉是被迫的，他被裹挾進他不曾經歷的歷史舊案。祖父在土改中被自家長工批斗蒙冤而死成為他們家族的隱痛。對老原而言，寶水村最初只是祖先居住之地，每年回去祭祀即可，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出離鄉之痛，自然也看不出還鄉的必要。然而，他的乳名叫“根”，在城市里卻始終沒有扎下根，他的生意聽起來很浮夸，他的城市生活看起來很浮夸，他的前妻是一個非常時尚的模特，完全不沾地氣，這一切似乎又都在表達他無法扎根的困境。就此而言，老原是接續著家族創傷記憶的個體，在他的家族故事中，政治暴力改造了鄉村倫理，這種改造毀掉了鄉村社會最基本的信任關系，他的還鄉除了回應九奶的召喚之外，同樣有療傷的目的。小說結尾，豆哥拿出了一根拐杖，那是當年的老東家送給他爺爺的，他的父輩雖然背叛了老東家，卻始終珍藏著這根拐杖，它表明即便在人性扭曲的時刻，也還有未盡的良知存在。這是消解歷史舊怨的時刻，斷裂的信任關系得到彌合。老原終于在寶水扎下了根，當他坦然地將自己暴露在地青萍面前的時候，是愛情，也是一種安全感重建的標志。鄉村是療傷之地，也是寬恕之地，它被賦予了救贖的功能。

《寶水》中有意穿插了很多農民工的故事，在建設“美麗鄉村”之前，有勞動能力的農民到異鄉到城市去“打工”，是生活的常態，從年長的豆哥、老安到年輕的鵬程、雪梅、嬌嬌、七成、香梅等，都有過背井離鄉的打工經歷。小說對他們的內在世界展示不多，我們無從得知他們離鄉的苦痛，他們的還鄉似乎也是出于現實的考量。在我看來，他們的出現是對新的鄉村意義的呼吁，鄉村不僅要作為審美的、精神的家園存在，它還要具備經濟生產的功能。正如寶水村不僅需要九奶這樣的精神符號，還需要大英這樣腳踏實地的基層建設者。

回答“何以還鄉”不僅構成了小說敘事的主線，而且涉及鄉村意義的再生產，《寶水》里的還鄉書寫自然有對“前現代”鄉村的美化，但是仍然保持了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態度。小說里嬌嬌在城里遭遇強暴之后成為精神病患者，七成在城里被幾個流氓毆打，下體受傷，身體的隱疾造成了他性格的扭曲。在寶水村，他們攜帶著身體的和精神的雙重傷痕在場，一直是“美麗鄉村”的不和諧音，直至小說結尾，也沒有被治愈。他們的出現同樣是對“何以還鄉”的有力回應，與地青萍和老原不同，他們必須還鄉揭示的是城市的暴力與罪惡；與此同時，與最終被治愈的主人公相比，他們似乎又暗中質疑了“還鄉”的療愈功能。

二、風景、傳統與再造鄉村

在以往的還鄉書寫中，“鄉村”可能會被單純地美化為化外之地，一片未被侵蝕的“前現代”樂園；也可能遭遇啟蒙視角的批判，成為愚昧落后的待拯救空間；或者如莫言的《白狗秋千架》那樣以強悍的方式揭示知識分子美化鄉村的虛偽以及鄉村生存的酷烈真相。這幾種方向還可以有許多的變種，不過總體上都建立在現代與傳統對立、城市與鄉村對立的思維之上。《寶水》的意義則在于試圖建構一個新的鄉村，在其中現代與傳統可以進行充分的對話。在喬葉這里，如果現代化進程不可阻擋，那么與其空想一個純粹的前現代鄉村，或者一味地批判鄉村罪惡和抵抗現代的入侵，不如認真地思考傳統鄉村在當下的命運。

小說在開頭部分就為現代與傳統的對話提供了一個粗淺的表征：當地青萍來到寶水時，寶水村已經獲得了省級“美麗鄉村”稱號，老原的民宿剛剛完工，她看到的就是一個以傳統鄉村景觀為表、以現代技術為里的“老原家”：與冰箱灶臺消毒柜、馬桶衛浴并列的是有石頭墻的老房子，房頂用了發黑的舊瓦片，黃泥麥秸糊墻，天花板用了細竹竿加老畫報，“老得很認真”。而主人公的態度同樣是兼容的：地青萍一面盛贊“這老房子好”，另一面又感慨”“在鄉村能有獨立衛浴，這對我太重要了”。事實上，地青萍是《寶水》這部小說最重要的設定，在柄谷行人看來，在某種“認識性的裝置”發生之前，“作為風景之風景卻在此前并不存在過”5，那么在《寶水》中，寶水村以何種形象出現，完全取決于對地青萍的設定。作為使寶水呈現的 “認識性裝置”，地青萍的知識分子身份決定了她對現代話語和現代生活方式的認可，而她的福田莊經驗以及她的認同危機又讓她一直在尋找鄉村傳統，試圖重建自己與鄉村的關聯。

在地青萍的視野中，寶水村首先是可親可愛的，總能讓她想起與童年相連的福田莊。它是貼近自然的，小說里寫四時風物，茵陳、香椿、槐花、山楂、柿子、棗……品種繁多，不可勝數，重要的是它們就長在身邊，舉目皆是，舉手可采，突出的是人與物的親近，是物本身的天然和新鮮。寶水村是貼近神靈的，人與神同在，各路神仙在這里都被敬重，小小的村莊里有關帝廟、龍王廟、娘娘廟；還有數不清的對季節神的敬仰，它們都和食物緊密相關：敬倉神要喝油茶，驚蟄要吃“懶龍”，三月三是薺菜花生日，要用薺菜煮雞蛋……寶水村是貼近祖先的，小說里多次寫到上墳，最后寫到九奶盛大的葬禮。寶水村是注重傳統儀式的，小說里詳細地敘述了蓋新房的儀式、娶新婦的儀式、喪葬儀式和節日慶典。寶水人的日常生活狀態又是懶散而平靜的，“他們把散步叫悠。其實也不僅是散步，好像只要是閑耍著的、無所事事的狀態，都可以叫悠”。漫無邊際的聊天叫“扯云話”，聽起來就很美妙。

這樣的寶水在根本上是文化精英的鄉村想象：“風景中古舊或衰老的成分（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建筑物），田間頹塌的紀念碑、珍奇之物如古樹或‘靈石’，以及言語、穿著和舉止的傳統”6，完美地符合了人們對“前現代”的傳統鄉村的印象。它是未被污染的空間，足以和被工業化嚴重污染的現代城市拉開距離，“在現代，‘自然’變成了與城市相對照之物；它等于‘鄉村’，且常帶有田園意味”7。小說里特意敘述了從城市回歸鄉野的馬菲亞夫妻，以此來禮贊鄉村的生態環境。它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8。一個村莊、一個鄉，“幾十年的日子過下來，誰不認誰。一細打聽，轉彎兒磨圈兒都是親戚”，因此地青萍不管怎樣參與村莊的活動，她都只能是“地老師”，只有通過“婚姻”這種特定的形式，她才能成為自己人。它是一個禮俗社會，而非法理社會，一切規矩一切道理都是約定俗成的，在漫長的時間中被實踐，進而形成了牢固的傳統，而九奶還有奶奶就是鄉村傳統的守護人。

與此同時，寶水也絕對不只是一個靜止的“前現代”符號。地青萍到來的時候，鄉建專家孟胡子已經在此經營了兩年，在她到來之后，更是親眼目睹和親自參與了現代話語對寶水的再造。首先是對民居的改造，在“敲瓷磚”一節里，村民認為孟胡子要求敲掉瓷磚，換青磚鋪路，是“見不得咱農村洋氣，就是叫咱們顯個窮樣兒他才滿意”。無意中道出了再造鄉村的真諦：在一種不盡妥當的“后殖民”視野中，“洋氣的農村”是對城市的模仿，“老得很認真”的農村才能迎合城市對農村“他者”的想象。民居之外，美景亦可制造，在“景兒都是錢”和“萬柿如意”部分，玉米、山楂、柿子就在那兒，村民們日常處理的方式是務實的，但是并不具備觀賞價值，孟胡子指引著他們因地制宜批量生產出“美景”賣給游客，因為人們要消費的是美麗鄉村，從來都不是真實的農村。除了美景，歷史也可以再造，小說中寶水村的一大亮點是村史館，在孟胡子的敘述中，它遵循的是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天下文章一大抄嘛。歷史哪有不悠久的，傳統哪有不深厚的，風土人情都淳樸，勞動生產都辛苦，都是這。”在他的引導下，地青萍完整地參與了寶水村史的制造。在所有的再造中，最重要的其實是觀念的再造和傳統的再造，“美”的觀念、“法”的觀念、商業社會的交換觀念、公私觀念等等都在改變著寶水的傳統。小說中特意寫到兩名支教的大學生在寶水的經歷，當他們嘗試著對兒童進行性教育的時候遇到了阻撓，在張有福媳婦看來，性是不可言說的，“這事多羞”，最終為他們解圍的是九奶，“新社會這么多年了，咋還恁封建”。如果說九奶是鄉村傳統的守護人和闡釋者的話，她的表態無疑認可了官方的、現代知識的話語對舊傳統的修正。

對地青萍而言，還鄉亦是尋鄉，當她從開始堅持“終究是外人”的身份自覺到結尾以寶水為故鄉時，所表達的是對被再造的寶水的贊美。小說中，以九奶為標志的鄉村傳統無疑構成了最動人的部分，然而，“我們所談論的，所向往的，獻身的美麗鄉村，當然不是一個傳統的中國鄉村的復原”9。寶水是坦然地迎接再造的村莊，是坦然地追名逐利的村莊，正如地青萍最后領悟到的：“名利二字一點兒也不壞……就是因為名利，這世界才這么有趣這么熱鬧。”那么問題的癥結或許在于，鄉村在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在追逐名利的過程中，要如何處置傳統經驗。在我看來，《寶水》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現代話語在再造鄉村時，應該維護其中有價值的部分；要充分利用鄉村傳統，而不是試圖抹除它替代它；甚至那些看起來腐朽的部分，也不能急于一時強行干涉。所以當豆嫂把做好的悶壇肉給了親戚，而不給提前付了訂金的馬菲亞時，她不過是遵守了鄉間的依賴親緣的契約傳統；所以當七成家暴香梅的時候，人們會去勸架，但不會報警，同樣當香梅報復七成時，也不用報警，他們遵循的是鄉間的家庭倫理；所以在寶水村總是女人做好飯端給男人，你會看到“張有福媳婦”這個稱謂，但是大英的丈夫必須有自己的名字；所以來支教的大學生最終雖然可以和孩子們談性了，但還是不能談生死、談器官捐獻。寶水的魅力就在于它就是這樣一個小村莊，一方面它已經逐漸現代了，另一方面它又保留著傳統的濃厚痕跡，傳統于他們仍然很重要，既是一種凝聚方式，也是一種行為準則、一種內在的約束。

三、融合之道、在地實踐或鄉村烏托邦

《寶水》中有很多段落，寫人或物的多元混雜。比如寫大糞的氣味：“它絕不是單一的臭。這臭里，似乎還有一點兒很淡的酸，一點兒很烈的苦，一點兒很粗的咸，一點兒很細的辣……是的，我還要說，它還有一點兒香，幽幽的。”比如寫九奶和奶奶身上的氣息：“有酸澀，有微苦，有汗咸，有細辣，還有果的甜、草的香、葉的腐、木的朽、肉的膩、酒的醇……如此混雜，如糞如土，同時卻又干干凈凈清清爽爽如初春的大地。”比如寫大英：“酒意惺忪中，我看著大英的臉，憨厚、純樸、直率這都適用，聰明、精細和狡黠也都能形容。這是一張多么復雜的臉啊。”從某種意義上說，混雜與融合是我們理解寶水村的出發點，在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中漸變的村莊，必然具有充分的復雜性，但是村莊自有其智慧和節奏來融合一切。小說中，地青萍融入寶水是對村莊融合之道的最高禮贊。

“融合”也是我們理解《寶水》美學建構的出發點，當它深情地寫童年記憶，寫寶水的自然景物、日常生活時，它是一篇抒情散文；當它以孟胡子為中心，大段地穿插關于鄉建的討論時，它是一篇政論文；當它認真地計算豆腐的成本和利潤、計算每家每戶的收入時，它是一本經濟賬；當它以楊鎮長為中心寫基層權力的運作狀態時，它很接近權謀小說；當它大量地鋪排地方風俗、傳統儀式時，它又是地理志和文化小說。《寶水》又是一個由各種符號填充的森林，所有的出場人物甚至景觀都富有使命。九奶和奶奶是相對豐滿的人物，她們是鄉村傳統的守護人，如大地一樣，承擔著生殖、養育、守護、召喚的象征意義。其余的眾多人物則是功能性的：必須得有大英，她是鄉村傳統與現代政治的完美結合；必須得有趙順兒和徐先兒，前者是風水先生，偏于精明，后者是村醫和鄉村儀式的主持人，偏于理性；必須得有豆哥豆嫂，他們自私自利但沒有侵略性；必須得有秀梅，她算計愛攀比但不失善良和熱情；必須得有大曹，他是幾乎所有的鄉土小說里都要有的落后分子；也必須得有小曹，他是大學生村官，代表的是寶水村的未來……《寶水》的主角自然是寶水村，但是只有融合上述各種功能性的人物，它才能成為有血有肉有真實感的紙上鄉村。

如果我們承認有一個無遠弗屆的現代化進程，那么在“全球化”的聲音甚囂塵上之時，“本土化”的問題也越來越引人矚目。在實踐中，人們逐漸達成以下共識：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的現代化模式，所有的現代化都必須解決落地的問題。“我們不必否認受世界之主流趨勢的沖擊及影響，但也不必認定因此我們現代化后的‘現代’就是‘西方文明’或‘全球一致’。”10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寶水》所建構的“再造寶水”是現代化進程的一次在地實踐，它選取了一個村落作為樣本，展示了政治話語、專家話語、現代觀念進入這個傳統村莊的過程，從整體上說，它是一次務實的、漸進的、改良主義的再造，它建立在對中國歷史上發生的鄉村現代化實驗的總結之上。它繼承了百年之前的實業家張謇的“在地化”實踐，“張謇是個村落主義者，他一開始就主張發展要以鄉村為基礎，維持住中華傳統文明，不使其斷裂”11。它彌合了以政治暴力強行修改鄉村傳統造成的裂痕，它修正了以城市化、工業化為現代化的唯一正途，將農村視為需要克服的“對象”和需要甩掉的“包袱”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寶水》為新時代的鄉村建設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樣板。

然而，《寶水》又自覺地將它的實踐局限在寶水村，甚至只能是寶水村的“中掌”，連“東掌”“西掌”的人，也只能享受它的余惠，在寶水村附近的村落里，生態危機、親情與道德淪喪、留守兒童遭遇侵害等等都在發生。那么，“再造寶水”的實踐可以復制嗎？抑或它只是一個關于完美鄉村的烏托邦想象？按照諾奇克的說法：“烏托邦提出了理想的目標，但無法提供達到這些目標所必需的手段”12，我以為至少在《寶水》中，鄉村烏托邦看起來是可以實現的，而且提出目標本身就是意義重大的，“鄉建不單純是一個具體的鄉村運動，實際上它包含了一個巨大的烏托邦的沖動。我們之所以投身于鄉村，我們之所以把目光聚焦于鄉村，是因為我們想在中國現實的、歷史的鄉村之中尋找一種現代世界、現代知識、現代主義不能提供的可能性，或者說，它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在創生之中的空間。”13就此而言，《寶水》的經驗無論是否可以復制，它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傳播學視域下當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影像化研究”（項目編號：21BZW14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 喬葉：《寶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511頁。后文所引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加注。

2 4 [美]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7頁。

3 [英]凱文·羅賓斯：《撕裂的身份：土耳其/歐洲》，《文化身份問題研究》，[英]斯圖亞特·霍爾、保羅·杜蓋伊編著，龐璃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頁。

5 [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三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

6 [美]溫迪·J.達比：《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張箭飛、趙紅英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頁。

7 [德]烏爾里希·貝克等：《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趙文書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97頁。

8 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9 13 戴錦華：《鄉村的坐標》，《百年鄉建與現代中國——鄉村建設演講錄》，潘家恩、張振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37、49頁。

10 楊中芳：《現代化、全球化是與本土化對立的嗎？——試論現代化研究的本土化》，《全球化與身份危機》，陳定家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頁。

11 潘家恩：《盧作孚、北碚與鄉村建設——溫鐵軍教授訪談錄》，《百年鄉建與現代中國——鄉村建設演講錄》，潘家恩、張振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11頁。

12 [美]羅伯特·諾奇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姚大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頁。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