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具有較高社會、政治地位的新文學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訂，版本情況頗為復雜。盡管現當代離我們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資料已經進入到一個說不清楚的階段。同時學界對這一時期的修改本大多采用“忽略不計”的態度。本文通過對圍繞曹禺《日出》“戲劇二版”的諸多疑問的討論，力圖展現諸修訂版本生成過程背后隱含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聞出版機構以及文化組織結構的變動，探討新文學作家20世紀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學史、文化史意義。

關鍵詞：曹禺 《日出》“戲劇二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 修改本

古典文獻的不同版本往往是不同人在不同時代對相似文本的抄錄、整理而形成。現代文獻的不同版本，更大量的是借由現代印刷術的便利，作者本人基于時代更迭、社會文化思想變遷、美學傾向轉型等各種原因不斷修訂自己的作品而形成的異文。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具有較高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訂，版本情況頗為復雜。

盡管現代、當代離我們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資料因為遺失或不全，已經進入到說不清楚的階段。1980年代前后，文學界曾經緊急搶救現代作家史料，為此創辦了《新文學史料》雜志，但現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卻沒有作為一個“問題”得到及時清理。劉福春回憶說，“好些東西，你當時認識不到它的價值，后來再找那就費勁了”，“當時可能一個訪談就能解決的問題，但時間一旦過去就不可能那么簡單了”1。話說得雖然夸張，但卻道出了現當代文學的版本文獻整理的急迫性。曹禺的《日出》就存在著這么一個神秘的版本：“戲劇二版”。

所謂《日出》“戲劇二版”，是指中國戲劇出版社在1957年9月出版了單行本《日出》后，又在此基礎上做修改，于1959年出版了一個新的版本。據此將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9月版《日出》簡稱為《日出》“戲劇一版”，1959年版《日出》簡稱《日出》“戲劇二版”。《日出》“戲劇二版”，這一說法最初來自金宏宇、呂麗娜的論文《〈日出〉的版本與修改》2（以下簡稱金文）。其后鄧碧波的碩士論文《〈日出〉的修改和版本研究》3（以下簡稱鄧文）、武曉雨的《曹禺〈日出〉的版本變遷及其文學史書寫》4（以下簡稱武文）等文都沿用了這個說法。金文與鄧文均稱《日出》“戲劇二版”在1957年9月“戲劇一版”的基礎上有大量的修訂，并且《日出》“戲劇二版”與1959年12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學小叢書”版《日出》正文內容基本無差。武文雖肯定“戲劇二版”的存在，但明確表示自己“未能尋得”《日出》“戲劇二版”的實物，所以關于“戲劇二版”的論述，均以人文社的“文學小叢書”版《日出》為依據。

遺憾的是，《日出》“戲劇二版”的存世量似乎極少，遍尋各地圖書館，也沒能查閱到《日出》的“戲劇二版”。與金宏宇、呂麗娜、鄧碧波三位作者聯系請教，因時間久遠，他們表示已經不記得當時的情況。如有師友得覓《日出》“戲劇二版”之蹤跡，祈告知，感激為盼。

在尋覓《日出》“戲劇二版”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了頗多離奇之處，對中國戲劇出版社版《日出》單行本的出版過程，以及1960年代前后出版制度、機構組織的變化產生了好奇，甚而至于對《日出》“戲劇二版”的存在與否產生了疑慮。

一

這里先簡要說明中國戲劇出版社的單行本《日出》的出版情況。

為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中國戲劇出版社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五四以來話劇劇本選”叢書。5入選劇本分為兩類：一類是歷史劇，包括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歐陽予倩的《桃花扇》，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阿英的《碧血花》等；一類是反映1949年以前的現實生活的劇本，如田漢的《名優之死》《麗人行》，洪深的《五奎橋》、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宋之的的《霧重慶》等等，作為中國話劇創作藝術成熟的標志，曹禺的《雷雨》《日出》名列其間。

中國戲劇出版社的單行本《日出》，195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數為0001—9000冊；1958年2月第1版第2印，印數為9001—14000冊；1959年4月第1版第3印，印數為14001—17500冊。這三次印刷，封面設計一致。底色為淺黃色細網紋，書名寫作黑色，位于封面左上方，書名下有中國戲劇出版社的社標，書名上方有“五四以來話劇劇本選”字樣。至第1版第4印，印數為17501—27500冊。這一印封面設計大不相同，取消了原封面上“五四以來話劇劇本選”字樣和社標，同時底色改為淺綠色，書名作深綠色，靠近書脊處留有兩指寬的白邊，邊框為簡化祥云紋，白邊上部并排印兩朵紅色小花。

1957年9月、1958年2月、1959年4月封面

1960年4月第4印封面

看到這里，筆者不禁產生疑問：既然1959年已經有了“戲劇二版”，為什么1960年4月還要對1957年9月的第一版作第4次印刷？常規而言，此時再次印行的應該是“戲劇二版”吧。

此處以中國戲劇出版社對《雷雨》單行本的印行情況與《日出》相對照。作為曹禺戲劇的代表作品，《雷雨》和《日出》在1949年以后的出版印行中，經常聯袂出現。中國戲劇出版社的單行本《雷雨》在1957年6月版之后，又于1959年9月出版了修改版，學界分別稱為《雷雨》的“戲劇一版”和“戲劇二版”。《雷雨》“戲劇二版”的稱呼由來已久，1960年代初期的研究論著中已經出現。6據金宏宇的研究，與《雷雨》的“戲劇一版”相比，“戲劇二版”《雷雨》作了較大修改，異文超800處，甚至有整頁刪除的情況。7

中國戲劇出版社的單行本《雷雨》的版本印行情況如下：

《雷雨》“戲劇一版”重印了三次。1957年6月第1版1次印刷，印數為00001—12000冊；1957年10月第1版第2印，印數為12001—16000冊；1959年4月第1版第3印，印數為16001—19000冊。“戲劇一版”這三次印刷，封面設計一樣，且與《日出》的封面設計相似。

《雷雨》“戲劇二版”至少重印了兩次。1959年9月第2版第1印，印數為19001—29000冊；1960年4月第2版第2印，印數為29001—39000冊。“戲劇二版”這兩次印刷，封面設計完全不同。第2版第1印，封面底色為淺鴨黃色，書名在上部偏右，書名上方有“五四以來話劇劇本選”字樣，下方有簡化版的中國戲劇出版社社標。靠近書脊處為三道一指寬的牙色豎條，占據封面三分之一，每道豎條下方繪有一朵白色小花。第2版第2印的封面設計則與上述《日出》的第1版第4印如出一轍。

這兩個版本的存世量頗大，在圖書館以及舊書市場都比較容易找到。筆者查閱中國戲劇出版社·寶文堂書店印行的《圖書書目（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1987 寶文堂書店1862—1987）》，對《雷雨》的一版、二版都有記載，但卻沒有關于《日出》“二版”的記錄。8

1980年6月中國戲劇出版社組織出版“現代戲劇創作叢書”，《雷雨》《日出》再次聯袂選入。《雷雨》的重印底本選用了“戲劇二版”，版權頁注明“1957年6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2版 1980年6月第4次印刷”。《日出》的重印底本仍然是1957年9月的這一版，版權頁注明“1957年北京第1版，北京第2次印刷”。也即是說，《雷雨》“戲劇二版”問世之后，中國戲劇出版社對《雷雨》的印行，就基本采用了“戲劇二版”。但是，《日出》1959年“戲劇二版”問世后，在后續的各種印行中卻不見蹤影，不僅1960年的重印沒有采用“戲劇二版”，1980年的“現代戲劇創作叢書”仍然要以1957年9月的版本為底本來重排印行。

中國戲劇出版社的眼中似乎只有《日出》1957年9月這一版，問題出在什么地方？《日出》“戲劇二版”到底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以至于中國戲劇出版社自己都避開不提？

二

因相關論文反復提及《日出》“戲劇二版”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學小叢書”版《日出》兩個版本的正文幾無二致。筆者又去查找“文學小叢書”版《日出》的出版情況。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學小叢書”出版計劃，最早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首任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峰提出的，1958年開始正式組織編輯和出版。時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的樓適夷回憶說，當時是“企圖像日本的‘巖波文庫’、英國的‘企鵝叢書’、德國的‘萊克蘭姆版’、美國的‘近代叢書’及新中國成立前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那樣，成為包括古今中外名著的袖珍版”。9這是一套帶有文學普及性質的讀物。每冊的前勒口或者襯頁上都印有一段出版說明：“‘大家要學點文學’，‘勞動人民應是文化的主人’，這是黨的號召。但大家搞社會主義生產大躍進，時間有限；我們為此出版這套‘文學小叢書’，選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數不多，篇幅不大，隨身可帶，利用工休時間，很快可以讀完。讀者從這里不僅可以獲得世界文學的知識而且可增強認識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的熱情。”該叢書主要面向“具有相當文化水平（比如說：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青年學生、青年工農”，在青年人中影響頗大。10應該說，這是彼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重點叢書之一。1959年12月《日出》收入“文學小叢書”時，已位列第3輯，總第86種，第一次就印刷了33000冊。

筆者比較《日出》“戲劇二版”和《日出》“文學小叢書”版的出版時間。《日出》“戲劇二版”的出版時間，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為1959年5月（參看金文），跟《雷雨》“戲劇二版”時間相同。另一種說法為1959年9月（參看鄧文第4頁、武文第6頁），也即在《雷雨》“戲劇二版”出版三個月后，《日出》“戲劇二版”問世。《雷雨》“戲劇二版”剛剛出版，就大作宣傳。《人民日報》1959年6月13號刊印新聞《勤學苦練 精益求精 北京文藝工作者大力提高文藝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其中一節重點介紹曹禺《雷雨》的修改，標題為《突出魯大海的反抗性 曹禺再次修改〈雷雨〉》，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雷雨》“戲劇二版”的修改情況，完全沒有提到《日出》的修改和再版情況。參照曹禺創作《王昭君》時的新聞宣傳。《膽劍篇》完成之后，曹禺“得到周恩來示意”準備創作劇本《王昭君》，并于1961年前往內蒙古考察，搜集相關的傳說與故事。劇本提綱剛剛完成，相關報道就已經出現在報紙上。如《文匯報》1962年2月10日就已有曹禺“打算把王昭君的故事搬上舞臺，劇本提綱現已完成”的報道。兩相對照，如果《日出》已經修改完成或者已經再版，在這種充滿政治宣傳意味的新聞中，絲毫沒有提到，也頗令人意外。由此推想，《雷雨》和《日出》的“戲劇二版”同時于1959年5月推出，可能性較小。

如果《日出》“戲劇二版”是在1959年9月出版，這就意味著曹禺在1959年5月《雷雨》“戲劇二版”出版之后，三個月后改定《日出》“戲劇二版”并迅速出版，然后三個月后又轉社再行重印出版。這種出版日程著實匪夷所思、超出常識。但無論這個修改后的《日出》版本的出版時間是1959年5月還是1959年9月，據稱與其正文內容一致的1959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學小叢書”版《日出》的“前言”都頗費思量。“文學小叢書”版《日出》正文前有一篇約800字的“前言”，介紹了《日出》的故事內容和藝術特點。其中有這樣一句：“最近作者對全書作了許多重要修改，因而使之益臻完善。這次我們根據修訂重排，列為‘文學小叢書’之一……”。這里的“最近”是指什么時候？《日出》“戲劇二版”修訂量已經不小，且“文學小叢書”版《日出》正文與《日出》“戲劇二版”完全一樣，僅僅是一次重復的再版，有什么必要強調“文學小叢書”《日出》是“最近”做了“許多重要的修改”呢？

《雷雨》和《日出》經常攜手出現。評論家筆下，二者經常作為曹禺創作的頂峰被并列提及。從出版來看，如果僅選出兩種印行，則《雷雨》《日出》必定入選。典型的如中國戲劇出版社的“五四以來話劇劇本選”“中國現代戲劇叢書”。如果選出三本，大概率是《雷雨》《日出》《北京人》，從1951年開明書店的《曹禺選集》、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曹禺劇本選》到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曹禺選集》，盡皆如是。因此在查考“文學小叢書”版《日出》時，筆者想當然地認為《雷雨》也會有一個“文學小叢書”版，然而并沒有，這一時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并沒有出版過單行本《雷雨》。這一錯位，讓人產生了等待靴子落地的不安。當然這樣的“錯位”在《雷雨》和《日出》的“戲劇二版”已經出現：《雷雨》的“戲劇二版”有著20000冊的印數，并不稀見，而《日出》的“戲劇二版”一直蹤跡難覓。

三

“文學小叢書”版《日出》以后，1961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禺選集》。如上文所述，《曹禺選集》收入了《雷雨》《日出》《北京人》三個劇本。1961年5月1版1印，大32開硬殼精裝本，未標明印數；1962年9月1版2印，大32開平裝本，累計印數記錄為701—6200冊。《曹禺選集》印數不多，但紙張質量不錯，印刷也頗為精美。

值得注意的是，《曹禺選集》1版1印是在1961年5月，但它的“出版說明”注明為“1959年9月”。在“出版說明”中，編者寫道：“一九五四年，作者曾對這三個劇本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編為一集，由本社出版；這次作者又對《雷雨》《日出》二劇，作了許多重要修改，現據修改本重排印行。”由此可知，1959年9月前《日出》應該已經完成了一次修訂。這里的“重要修改”與1959年12月“文學小叢書”《日出》前言中提到的“最近”的“重要修改”是同一次修改嗎？筆者比較了“文學小叢書”版《日出》與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曹禺選集》版《日出》，可以確認的是，1961年的《曹禺選集》中的《日出》實際只是對“文學小叢書”版《日出》的重排印行，正文與“小叢書”版基本相同，僅修改個別字詞。

1959年10月28日，正在青島療養的曹禺致信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仰晨，信中談及《曹禺選集》出版事宜：

青島風景優美，氣候溫和，現在十月末稍頭了，海灘還有人游泳。我住一小樓上，對面便是大海，晴天麗日，浪濤挾著海風，迎面而來，爽朗極了。但是非常想北京，想首都的建設，首都的人。首都一切是可愛的，離開北京才更體會在北京的幸福。

我的選集如已出版，望寄二三本來，準備送人。書價請由稿酬扣。11

可見，《曹禺選集》確有在1959年出版的計劃，而且計劃的出版時間估計就在十月前后，故而才會有曹禺的追問。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讓人民文學出版社把《日出》編進了1959年12月的“文學小叢書”，而沒有按計劃在1959年10月前后出版《曹禺選集》？一個個問題接踵而至。這時筆者注意到這個特別的時間點：1959年下半年。

查中國戲劇出版社社史，中國戲劇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元旦，是由中國戲劇家協會領導的中央一級專業出版社。1960年后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至1980年恢復建制，仍隸屬中國戲劇家協會。1959年至1960年間，正是中國戲劇出版社逐步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準備時段，同時也是大躍進運動如火如荼之后逐漸顯露問題的時段。《日出》“戲劇二版”身上的諸多謎團是否與此時中央直屬出版社機構的各種調整和精簡有關？

其一，對五四新文學作家作品的出版權力進一步收緊。1957年冬開始“大躍進”運動以來，新聞出版工作出現了嚴重的重復浪費、重數量不重質量、編校工作粗枝大葉等現象，因此，中央宣傳部多次發文提出批評，并要求改進。12作為應對措施之一，1959年9月文化部黨組發文要求進一步明確出版社的分工，以改進出版存在的問題13。文件明確提出：“整理出版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主要任務之一；而專業出版社出版的書籍被選拔到中央幾個主要出版社（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應該被認為是一種光榮”，估量出版社的工作成績，“有多少書籍被中央一級出版社所選拔，也是一個重要標志”。不同于“當代中國優秀文學作品”的“選拔”，中央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之間雖然也有相應的出版范圍和權限，但他們之間也存在競爭。盡管因等級和實力的差別，地方出版社在競爭中往往處于下風。14對于五四新文學作品的整理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則幾為專屬。作為五四新文學的優秀作品，曹禺的《雷雨》《日出》從專業出版社“選拔”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似乎理所應當。

其二，紙張緊缺的問題凸顯。“大躍進”以來，隨著出版總量的不斷增多，新聞出版用紙量迅速增加，新聞出版紙張供應不足的問題越發突出。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第9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涉及紙張分配，包括調整報刊、圖書、課本和領袖讀物等用紙計劃，要求各地出版社合理分配紙張、發行部門控制發行數量等方面的文件超過20份。

其三，中央一級出版機構的再次調整。1960年7月文化部黨組進一步整頓中央一級出版社，在包括中國戲劇出版社在內的七家出版社里開展整頓工作。整頓內容主要是檢查出版物的政治問題以及出版質量。據《文化部黨組關于人民出版社等七個出版社整頓工作的報告（1960年11月16日）》，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成立以來出版的書籍中，有政治錯誤的占到3.1%，而且還存在粗制濫造，重量不重質等問題。15至1961年1月1日，中國戲劇出版社最終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下設的“戲劇編輯室”，繼續以中國戲劇出版社名義出版戲劇書籍。16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大膽假設，也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在《雷雨》“戲劇二版”之后，曹禺也著手準備《日出》的修訂，并在1959印出了少量樣書，也即金文、鄧文所見之版本。其后，因1959年9月文化部發文進一步調整中央一級出版社的分工與責任，打亂了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日出》“戲劇二版”正式印行公開發售的工作計劃。修改后的《雷雨》和《日出》都被“選拔”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計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曹禺選集》，故《曹禺選集》的“出版說明”寫于1959年9月。但因《雷雨》“戲劇二版”在1959年5月已經正式發行，且重印2次，印行2萬冊，本著“減少重復浪費，提高效率”的原則17，人民文學出版社隨即暫停了《曹禺選集》的出版計劃，將修改后的《日出》放進“文學小叢書”系列里。

當然，還有更極端的一種可能，也許《日出》“戲劇二版”的出版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但樣書還未印出，出版社的分工和任務便已經作了調整，原有出版計劃只能停留在“計劃”中。

版本研究，說“無”實在太難。《日出》“戲劇二版”對筆者而言，頗為神秘。未能得見真容，殊為憾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然真容現世，一切假設都被推翻。但即使上述假設被推翻，提出的問題仍需作答，并非就此便迎刃而解。

四

海客甲（即王小平，王仰晨先生哲嗣）曾在《曹禺書邊的閑話》中提到，家中有1957年中國戲劇出版社的《雷雨》和《日出》，“兩書封面都有鋼筆手寫的‘付印本’字樣，應是曹禺筆跡。書內改定之處極多，也一律是用鋼筆留下的。書內尚有個別頁面，是將改定內容寫于小紙片，再粘貼到頁面上的。《雷雨》書內另夾了6頁500字稿紙（20×25），其中第6頁又粘貼了1/3，都是用鋼筆寫得滿滿的”。他猜測，“這兩冊書應是后來交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前，曹禺先生交給先父的”。18這里的“重版”也許就是指原計劃于1959年實際上卻在1961年出版的《曹禺選集》，也有可能是1978年對《曹禺選集》的重印。筆者有幸細讀兩種“付印本”。《雷雨》“付印本”與《雷雨》“戲劇二版”接近，《日出》“付印本”與《日出》“文學小叢書”版僅有個別字詞不同。

曹禺以在“戲劇一版”上進行親筆修改的本子而非“戲劇二版”為“付印本”交給王仰晨，也許是因為《日出》“戲劇二版”還沒有印出，也許是因為所謂“大社主義”或者更信任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愿使用他社的樣書，寧愿自行排印，多種假設不一而足。這條材料并不能說明《日出》“戲劇二版”存在與否，但《雷雨》“戲劇二版”已經公開印行萬冊，曹禺仍不愿直接把《雷雨》“戲劇二版”作為《曹禺選集》的底本交付王仰晨，也側面說明了曹禺對于中國戲劇出版社這一系列出版工作的態度。

曹禺確曾表達對中國戲劇出版社的不滿。1980年中國戲劇出版社的“現代戲劇創作叢書”收入了《雷雨》《日出》，曹禺批評說這個系列“樣式、紙張，極潦草”，“今后，我要囑他們不必再出了”19。在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曹禺戲劇集”校對《雷雨》時，曹禺用的是“戲劇出版社板（版）本”，他在給李致的信中批評說，這個本子“印得最糟，是一種不大用心，甚至是全不用心的版本”，只能“做清樣用”。20

樣式和紙張問題也許還可歸入個人偏好，但中國戲劇出版社在校對排印上的“不大用心”，確有實據。典型的如1957年9月的“戲劇”版《日出》第113頁有一段“小東西”的臺詞，但人物指稱卻誤印成了“小順子”。這樣明顯的錯誤，從1957年9月第1次印刷到1960年4月的第4次印刷，一直沒有改正。甚至到了1980年的“現代戲劇創作叢書”《日出》，同樣的113頁，錯誤仍然存在。盡管對中國戲劇出版社的《雷雨》《日出》單行本的出版質量心存不滿，但在其校印過程中，曹禺的態度卻是“我是劇協主席，始終不愿發表意見”。不是“不能”發表意見，而是“不愿發表意見”，難言之隱溢于言表。但隨著1978年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拉開序幕，新聞出版界關于五四新文學作品的出版界限逐步放開，曹禺的態度日漸明晰：“今后我要囑他們不必再出了。”21對中國戲劇出版社的《雷雨》《日出》單行本，“我告以不再版，賣完即可”22。并堅定地表示：“作者的書應該由作者本人決定出版的地方。這是作者的權益，不能強勉。”23直到1986年前后，中國戲劇出版社多方協調、表達誠意和決心，曹禺方答應由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和出版《曹禺文集》。24

結 語

當前現當代作家作品整理的主流做法，是將初版本選作校勘底本，將報刊本或手稿等作為“前文本”，用于參校。一方面，現代文獻整理沒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基本延續古典文獻的版本校勘方法，以確立一個最接近作者原本的定本或善本為目標，而校勘對象以校訂文字內容為主。另一方面，大概與1990年前后逐漸興起的保存史料的學術自覺有關，也隱含了學界對于1949年以來新文學作家作品順應時勢不斷修改的反正。

現行的版本校勘理念和方法，將這些初版本之后的版本，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版本，往往以意識形態因素為由，一言以蔽之。但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諸種修改版本另有不可忽視之意義。一方面，現當代文獻的版本，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版本，在其生成過程中，組織和體制是繞不過去的問題。各種社會運動的籠罩下，不同版本的重印次數、印數等信息，暗示出其在出版者、閱讀者中的不同影響力。將版本文獻的發掘和研究，與出版史、文化組織結構史、文化體制的成型和變動史相結合，把版本譜系和版本校勘視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將為現代文獻學開辟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地。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一體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新中國初期、“百花齊放”“反右”、到“大躍進”等，作家對于意識形態壓力的體會也會隨著社會運動的起伏而變化。在此過程中，作家在各種版本的修改中，力求在意識形態壓力和個人化的文學審美之間尋求平衡，也應該是一個優秀作家的基本素養，不宜簡單地以意識形態因素一言以蔽之。查考、整理和勘校《日出》20世紀五六十年代諸版本可以發現，曹禺的某些修改思路是具有一定延續性的，例如他對于劇本寫作如何在“閱讀”和“演出”之間達到平衡的思考，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初版本《日出》對《文季月刊》上的初刊本《日出》的修改開始，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諸次修改，再到曹禺最后的修訂本即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的《日出》，一直沒有停止。作家對其作品修改的脈絡和邏輯，只有在我們整理、比對所有版本，確認版本演進之過程，從中發現具有節點意義的版本，形成版本演進鏈之后才能把握。

注釋：

1 劉福春、李哲：《作為“專業”的中國現代文獻學可能嗎？——劉福春先生訪談錄》，《新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2 金宏宇、呂麗娜：《〈日出〉的版本與修改》，《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3 鄧碧波：《〈日出〉的修改與版本研究》，武漢大學中文系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

4 武曉雨：《曹禺〈日出〉的版本變遷及其文學史書寫》，武漢大學中文系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

5 曲六乙：《略述“五四”以來話劇的戰斗傳統——讀〈“五四”以來話劇劇本選〉叢書》，《讀書》1959年第8期。

6 例如廖立在《談曹禺對〈雷雨〉的修改》（《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3年第1期）中稱“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國戲劇出版社印行《雷雨》第二版時（以下簡稱‘戲劇二版’）”。

7 金宏宇：《新文學的版本批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頁。

8 16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輯辦公室編《圖書書目（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1987 寶文堂書店1862—1987）》，中國戲劇出版社·寶文堂書店1987年版，第74、75頁。

9 樓適夷：《零零碎碎的記憶——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

10 柏園：《讀〈文學小叢書〉有感》，《讀書》1958年第18期。

11 海客甲：《王仰晨與曹禺交往瑣記》，《出版史料》2006年第2期。

12 參看《中央宣傳部關于保證和提高出版物的質量問題給出版社的信（草稿）（1959年5月）》、《文化部黨組關于改進書籍出版工作和提高出版物質量給中央宣傳部并報中央的報告（59）文黨字第90號（1959年7月20日）》、《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處關于出版工作中的情況和問題以及對于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1959年6月28日）》等，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版。

13 《文化部黨組進一步明確出版社的分工，加強協作和調整若干出版社的方針任務給中央宣傳部的報告（59）文黨字第113號（1959年9月5日）》，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63頁。

14 參看王秀濤《當代出版制度的建立與文學生產》，《現代中文現刊》2013年第3期。

15 《文化部黨組關于人民出版社等七個出版社整頓工作的報告（1960年11月16日）》，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403頁。

17 《文化部轉發“關于調整和加強北京和上海若干出版社的分工協作關系和安排若干出版社出書任務的報告”通知（59）文出錢字第1184號（1959年11月26日）》，袁亮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9頁。

18 海客甲：《曹禺書邊的閑話》，《閑適中的掙扎》，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頁。

19 21 曹禺致李致信（1981年3月10日），《曹禺致李致書信》，李致編，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1頁。

20 曹禺致李致信（1981年5月2日），《曹禺致李致書信》，李致編，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頁。

22 曹禺致李致信（1981年3月31日），《曹禺致李致書信》，李致編，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頁。

23 曹禺致李致信（1982年2月7日），《曹禺致李致書信》，李致編，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107頁。

24 參看田本相、劉一軍《苦悶的靈魂——曹禺訪談錄》，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頁；楊景輝《值得回憶的歲月——紀念中國戲劇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中國戲劇出版社60年：弦歌不輟》，中國戲劇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0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