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暗處的女兒》一開始就呈現了兩個女兒離開之后，勒達的輕松感：“我感覺很自由，卻沒有享受自由的愧疚感。”這種輕松感一方面是因為她擺脫了照顧女兒的重擔；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們距離遙遠。作為母親，她除了通過電話提供情緒上的支持，讓女兒把她當垃圾桶，發泄怒火、宣泄痛苦，也無法承擔其他責任。

“愧疚感”像一種頑疾很快就全面復發

然而這種“愧疚感”像一種頑疾，很快就全面復發。她剛剛到達度假的地方，就開始感到不安，回憶起以前女兒出行時自己的各種焦慮和擔憂。她擔心她們的控訴，說她“心不在焉，不關心她們，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勒達是一個教授英美文學的大學教師，她個性很強，有些自我，也喜歡彰顯自己的能力和價值。比如在海灘上，她有意讓在那里度假的那不勒斯家庭看到自己很有文化，會說幾門外語。她熱心和幾個荷蘭人溝通，讓他們給那個大家庭聚會騰出地方。但輪到要她自己挪開時，她頃刻間變得不那么客氣，義正詞嚴地拒絕了他們的幾番請求。

這種態度的劇烈轉變正是“那不勒斯性”的體現，上一刻還熱情洋溢，下一刻可能就會兵戎相見。我們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也能體味到這種社會氛圍。費蘭特除了講一個故事，還揭示了背后特點鮮明的社會文化。這也是電影版《暗處的女兒》把背景設在美國讓我覺得突兀的緣由。勒達是那不勒斯“胡同妞”出身，她身上也帶著這種印記，故鄉留下的是一道無法愈合的傷口。“我出生在同樣的環境中，我的叔叔、表兄弟、父親都是如此。他們霸道又客氣，通常彬彬有禮，善于交際，但在他們嘴里，在虛假的和善之下，每個請求聽起來都像是命令，如果有必要，他們會變得粗俗而暴力。”她態度的轉變暴露了過去的生活——她所厭棄的、竭力讓兩個女兒擺脫的生活，也揭示她內心的糾結和斗爭。這個細微的轉變揭示了這個人物的復雜性。

她掩飾、抑制的東西一直在那里，包括對母親的愧疚，對兩個女兒的愧疚。勒達選擇離家出走，兩個女兒有時會被送到那不勒斯由她們的外婆照顧。外婆由于照顧她們，身體變得很虛弱。但勒達沒有對母親表示過感謝，還把自己的憤怒發泄在她身上，指責她給兩個女兒帶來的壞影響。這里的情節非常有沖擊力，母親在這些猛烈的抨擊下，不久之后死去。她在臨終前用方言說：我有點兒冷，勒達，我太害怕了。勒達的母親在偽裝小資產階級太太和扮演“不幸的女人”之間跳轉；勒達在優雅上層知識分子和暴力輕浮的那不勒斯底層出身的女性之間跳轉。有時這種跳轉發生在一剎那，事后總是留下無限懊悔。比如她在忌妒中把女兒的一位女同學從家里驅逐出去，只因為那是一位光艷照人的少女，會讓她女兒瑪爾塔顯得黯淡。

勒達在女兒年幼時拋棄了她們，她對女兒的愧疚可能是全書最折磨人心的感情。勒達離開之后，雖然不承認因此遭受的痛苦，但她承認自己感覺很沉重，“就像肚子痛一樣，每次聽到有孩子叫媽媽的聲音，我都會心跳加劇，猛然轉身。”這也讓她在最后對尼娜坦白：“我是一個不近人情的母親。”勒達在懊惱之中想起了很多往事，包括她對女兒施暴。她打了大女兒比安卡。一想起當時的情景，她就冒冷汗，喘不過氣，當時她在一怒之下弄碎了玻璃門，“瑪爾塔拉著我的裙子，比安卡在走廊里，在破碎的玻璃中間盯著我”。

女性人物身上的“獨立強迫癥”

她強烈的個性和自我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得到了體現，事后帶來的也是隱秘的愧疚感。她在學術上獲得了一些成就。她期望讓所有人相信，也讓自己相信這是她靠自己實現的。她想要強調自己的優點、品質和獨立，但自責還是浮現出來，讓她覺得自己“是個忘恩負義的人，對布蘭達感到很愧疚，是她把那篇文章給了哈迪”。我們在費蘭特書中很多女性人物身上都能看到這種情感，我們權且稱之為“獨立強迫癥”。社會偏見讓她們在取得成功時，必須不停地證明自己的能力。我想起了自己經歷的一件事，一位意大利女學者有過和勒達年輕時類似的遭遇，但事情過去快三十年了，她真正成為了一個有實力、享譽全國的學者。男同事談起她還會舊事重提，但有一天另一個女學者怒了，說：“她還需要做多少事兒才能證明自己的能力？你們干的爛事兒還少嗎？”勒達內心幽暗的東西，展示了女性在對抗社會偏見時的選擇性遺忘：她拼命掩飾自己可憐的處境，只選擇呈現和社會要求相容的東西。

勒達對于女兒的愧疚，使她在沙灘上度假時，目光一直停留在一對母女身上，完全印證了心理學上的“吸引力法則”。表面上尼娜是個完美、讓人羨慕的母親；而知識女性勒達作為母親，經歷了一場并不完美的體驗，內疚使她成為一個內心扭曲的女人。勒達覺得尼娜是個完美的母親，埃萊娜是個理想的女兒。她內心激起了強烈的忌妒，把埃萊娜非常依戀的娃娃拿走，讓她們的生活變得艱難。勒達要為自己難以啟齒、無法理喻的行為找到根源。

在《暗處的女兒》中，雖然沒有挑明，但基本可以確認尼娜是個“黑社會老大的女人”。她確實容貌出眾，我們可以看看她的真實處境。費蘭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已經講述了“老大的女人”的故事，比較典型的是那不勒斯黑社會組織“克莫拉”城區老大米凱萊的妻子吉耀拉。在《離開的，留下的》的開頭，她倒在城區花園里的情景讓人觸目驚心。這和我們在影視劇中看到的風情萬種、搶盡風頭、恣意任性的“老大的女人”截然相反，現實中她們的人生完全不同于這些刻板印象。

在意大利的打黑斗爭中，1992年5月23日，巴勒莫法官喬瓦尼·法爾科內、他妻子弗蘭切絲卡·莫爾維洛法官以及保鏢一同被炸死。這是在黑社會最猖獗時期發生的慘烈事件。法爾科內在死前一年接受采訪時曾經說過一段話，可以讓我們了解黑手黨內部的性別關系：

對黑手黨來說，唯一重要的女人應該也必須是“他孩子的母親”，其余女人都是婊子。合法妻子在她所處的社會環境中不受到羞辱，這一點很重要。如果在她不知道的情況下出軌，謹慎行事，避免讓人說閑話，那對黑手黨組織來說都沒問題。而且風流韻事只要相對保密，不加以炫耀，甚至能增加該黑手黨分子的“專業權威”。

愧疚感是控制女性最有效的一種方式

在父權社會中，女性通常被簡單地劃分為兩種形象：要么是賢妻良母，要么是“壞女人”。這種觀點在黑手黨組織里尤為明顯。“他孩子的母親”這個稱呼表明這些女人沒有任何自主權，只能服從于所謂神圣的母愛。通過這種方式，男人讓女人習慣社會強加給她們的角色，并將其視為一種榮譽，從而放棄任何形式的反抗。尼娜無疑和這種角色設定相對應。正是這種無形的壓抑，讓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她在婚外插曲所冒的風險，和勒達當時所面對的風險截然不同。勒達在扮演一個自由、獨立、優雅、勇敢的女性，生活中沒有暗流。她自我賦權，離開了丈夫和女兒，當時她確信自己有這樣的權利。同樣身為母親的尼娜，自己無法獲得這種權利，而是試圖讓勒達幫助她離開，擺脫一種讓人難以忍受的處境。勒達根據自己的經驗，給尼娜提出了一條出路：“你得回去讀書，畢業后找份工作。”

勒達的故事精確展示了一種忠于自我的“出走”帶來的問題——她是被各種愧疚感折磨，神思恍惚的女人。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就站在女性角度，闡述母性這一復雜的主題。她寫道：“愧疚感是控制女性最有效的一種方式，我們都無法徹底擺脫這種控制。”從夏娃作為誘惑者使亞當偷食禁果，讓他們從伊甸園里被驅逐起，這種敘事就已經形成。這一內疚感是千年文化積淀而成的，因此讓“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變得合理可行。

費蘭特的《暗處的女兒》是一本會讓人“不適”的書。書中的各種情緒暗流涌動，會把讀者席卷入一個母親的內心世界，零距離體會到她的焦慮、不安、疲憊和暴躁。故事毫不掩飾地講述了作為母親的陰暗面。勒達做女兒時很憤恨，做母親時很焦慮，就像她所說的：“我們應該從小就告訴女孩真相，讓她們自己想辦法，營造出一個可以接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