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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孫紹振的文學研究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界獨樹一幟，其中的文本批評尤其突出，體現了孫氏敏銳的藝術直覺、深厚的理論功底和開闊的學術視野，凸顯孫紹振文學研究的獨特性和創造性。孫紹振的文本批評呈現出一個從創作論到解讀學的演進過程，注重理論性和實踐性的高度結合，為當下的文學批評實踐提供多方面啟示，進而探索一條文學文本解讀學的中國路徑。

關鍵詞：文本批評；文本解讀學；中國路徑；孫紹振

孫紹振先生是中國當代一位重要的文學理論家，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孫紹振的身影一直活躍在當代文學批評的第一現場，他以一種銳利而有力的話語姿態，曾先后深度介入到諸如朦朧詩論爭、后新詩潮運動、新時期中國文論話語的當代創新、文化散文寫作熱潮、西方文論與本土文學實踐的關聯等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重要事件中，發出一種獨特的聲音，提出諸多富有見地的觀點。孫紹振幾十年來不斷推進和創新的文學文本解讀理論和實踐，不僅呈現了一位豐富深邃而又極具個性的文學批評家形象，也為我們展示了一條深深扎根于漢語文學傳統沃土、具有鮮明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文學文本解讀學新路徑。

一、從文學創作論到文本解讀學

初版于1987年的《文學創作論》[1]一書，可以說是孫紹振文學文本解讀理論的奠基之作，而其中關于文學形象三維構成的論述，以及關于作為文學形象重要維度的文學形式審美規范的論述，顯然是這部著作的核心內容所在。從全書的論述結構來看，這部專著的初版本包括真實論、假定論、本質論、形象論、智能論、形式論、詩歌的審美規范、散文的審美規范、小說的審美規范、風格論共十個章節，后來的修訂版刪去了真實論和本質論兩章內容，全書結構調整為八個章節。作者在該書修訂版前言里對此分別作出如下解釋：“正是因為考慮到本質的多元，本質的歷史性變幻，本質由于主體的種種不同而變異，我刪去了原書中我早就感到不妥的第三章‘本質論’”；“從方法論來說，我首先抓住矛盾，而不是統一”“為了把這一點貫徹到底，我刪去了當時為了和傳統文學理論妥協的原書第一章‘真實論’。這一章非常膚淺，它是在全書完成以后，聽從了一個友人的建議，為了避免全書夭折而加上去的外衣。”[2]這種論述結構的調整，一方面揭示了初版本寫作時難以回避的時代語境，另一方面無疑更加突出了孫紹振文本解讀理論的表達重心。事實上，與《文學創作論》初版本幾乎同時出版的孫紹振的兩部專著《論變異》[3]和《美的結構》[4]，可以看作是對《文學創作論》的相關議題的論述拓展和理論深化，前者聚焦“變異”這一關鍵詞，對藝術形象的生成過程作了深刻、系統的理論辨析，后者則以“結構”為核心和支點，對文學形象的三維結構、審美價值結構、作家的心理結構以及文類形式規范的結構等文本批評的重要議題展開充分論述。

早在21世紀初，孫紹振就十分不滿于百年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界對于西方理論的亦步亦趨而缺乏建構自身話語體系的獨立自覺意識，高聲呼吁中國文藝理論批評話語要走出西方文論獨白的怪圈，從豐厚的中國經典文本和文論資源中發掘和發現，尋求中西方文論之間的平等對話，進而建構一個自足自為的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對話不僅僅依靠理論本身的自洽性，而且還要參照中國經典文學作品，從中揭示文化價值和語言傳統的矛盾。這必然產生出一個證明和證偽的痛苦過程，不將其中的矛盾和沖突揭示出來，從而對西方文論范疇進行補充、衍生，全部或者部分地顛覆，未來中國文學理論的建構是不可想象的。”[5]

就邏輯推理方法而言，孫紹振的文本批評更多地訴諸歸納法，從中外文學經典文本的解讀中提煉不同向度的詩學命題，因此他對演繹法保持足夠的警惕。正如孫紹振在一篇文章中對其文本批評的基本特征所作的全面而精當的自我剖析和自我評價：“從根本上來說，我的細讀，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我的追求，是中國式的微觀解密詩學，其根本不在西方文論的演繹，實踐源頭在中國的詩話詞話和小說評點，師承了中國文論的文本中心傳統。其哲學基礎是對立統一辯證二分法，輔之以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的三分法。價值系統來自康德經過朱光潛先生闡釋的審美情感 （或譯‘情趣判斷’）論。方法結合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細胞’形態的分析，從邏輯上升到歷史的具體分析，從而揚棄了新批評細讀的封閉性。從邏輯上來說，我對西方文論盛行的演繹法保持高度警惕，更多依仗直接歸納，在二者保持必要的張力的基礎上進行體系性的建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我這里，既是觀念（世界觀），又是方法論，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又有形而下的操作性。”[6]在這里，中國本土的文論資源得到一種特別的強調，目的在于凸顯孫氏文本細讀方法的“中國性”特征。

與之相呼應，孫紹振曾和古典文學研究專家陳一琴先生通力合作，推出《聚訟詩話詞話》，該著由陳一琴選輯、孫紹振評說，對歷代詩話詞話中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突出當代價值的詩學命題作出全面的梳理和系統的評述。孫紹振在該著“代前言”中指出中國古典詩論迥異于西方詩論的兩個區別性特征：一是中國古典詩論十分重視文學的規范形式，尤其注重對經典詩歌文本的具體闡釋，強調詩歌創作和閱讀的有效性，進而形成創作論的堅實基礎；二是中國古典詩論把創作論建立在精微的文本解讀論的基礎上，二者相得益彰，合力構成中國古典詩論的顯著話語特征。孫紹振在前言文字中還特意論述了17世紀的中國古典詩論領先于彼時西方詩論的兩個重要命題：“無理而妙”論和“詩酒文飯”說，認為二者都是對世界詩論的貢獻。[7]而這兩個命題，其實也是高頻出現在孫紹振相關文本批評論著中的兩個關鍵詞。

當代學者王光明曾指出孫紹振的文本解讀理論對于中國文學理論傳統的傳承與創新：“孫紹振先生曾一再倡導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這種理論對他而言實際上是一種融創作論與鑒賞論為一體的文學理論。而把創作論與鑒賞論融為一體，正是中國文學理論的特色……在這個意義上，孫紹振先生的文學理論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而能與偉大文學傳統背景建立密切關聯的理論，當然是底氣十足的理論。”[8]這種理論底氣更充分的體現在孫紹振2015年出版的《文學文本解讀學》[9]這部專著中。

《文學文本解讀學》首先在理論層面對建構文學文本解讀學的理論背景、根本原則、基本學術方法等做了梳理和辨析，進而對文本的三層次立體結構、文學感染力、小說的敘事學建構、散文的文類特征等詩學命題進行深入的探索，還調動了洋洋灑灑六個章節來展示古今中外經典文學文本的“具體分析”。這種“具體分析”其實就是充分運用比較法和還原法，揭示隱含在文學文本中的差異、矛盾、錯位，發現文本內部的藝術奧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學文本解讀學》旗幟鮮明地提出“文本中心論”這一命題，并對之作了一種概念辨析和價值重估：“從本質上來說，中國古典文論是文本中心論，和當代西方前衛文論以讀者中心論為基礎在根本上異趣。”[10]此論是針對既往“作者中心論”“讀者中心論”的一種清算，旨在呼吁文本批評清理外部的各種干擾因素，真正回到文本本身，并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讀者主體的才華和智慧，去深入發現文本的深層藝術魅力。

二、“文學教練”的秘笈和底氣

與大多數學院文學研究者往往傾向于疏離文學現場的話語姿態不同，孫紹振卻樂于自我定位為一位“文學教練員”，這個姿態既流露出某種自我期許，更體現為一種自信。這個自我定位最早見于孫紹振《文學創作論》一書的《后記》，作者這樣寫道：“文藝理論與文藝創作的脫離，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是可以夸耀的事，當然理論可以是理論家世界觀的一種表現，理論家和作家一樣有表述自己看到的世界的權利，這種權利不應該只屬于作家。但是，最好的理論應該是既表現了理論家自己，又能給作家以具體的幫助，這好像是體育理論。體育運動當然應該有體育評論員，對每一場比賽、每一個運動員加以評論、不同的評論員有不同的選擇。但是光有評論員還不夠，還得有教練員，最大的功勛并不屬于評論郎平的評論員，而屬于培養了郎平的教練員。最好的評論員起碼應該是一個稱職的教練員。”[11]作者在這里以體育運動作類比，強調的是文學批評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以及一位優秀批評家需要具備的專業素養。

多年以后，與孫紹振亦師亦友的當代學者南帆對孫紹振的“教練員說”作了如下精彩描述和評價：“孫老師有志于擔任‘文學教練’。賽場旁邊的教練威嚴地踱步，三言兩語必須切中要害，不像那些體育評論員嘰哩哇啦，見風使舵，甚至不知所云。許多文學研究者缺乏精微的審美辨析，甚至無法判斷一部作品的優劣。他們的文學解讀往往隔靴搔癢，圍繞幾個艱澀的概念玩弄文字游戲。孫老師對于那些嚇人的理論空轉嗤之以鼻。他將眾多孫氏命題擱在講臺上一字擺開：且看老夫手段如何！”[12]南帆在這里用鮮活的語言把孫紹振作為一位出色的文學研究者的獨特形象凸顯出來，同時把孫紹振文本批評所運用的一些重要概念或議題命名為“孫氏命題”，指出其中體現的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突出的思想魅力：“三人行必有我師，三個文學文本必有共同規律。孫老師開始歸納。歸納如同孫老師手里的照妖鏡，種種文學的秘密無所遁形。一批孫氏命題陸續問世。‘讓人物躍出常軌’‘細節共同體’‘性格的外在標志與內在邏輯’‘形象的三維結構’，如此等等。不少作家深感興趣。如同鉗子、扳手或者螺絲刀，這些工具拿在手上立即可以使用。”除此之外，南帆還曾十分生動地揭示孫紹振文本解讀學的深厚理論根底：“孫老師熟悉康德與黑格爾，一段時間還鉆研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他的胸部曾經在德國古典哲學構造的健身器材上接受訓練，不可能被結構主義或者接受美學的術語撞傷。”[13]事實上，孫紹振是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中少有的具備與西方當代文論展開平等對話能力的一位學者，他的文本批評理論既有必要的理論高度和深度，也有大量的對經典文學文本的解讀。二者相得益彰，構成文本批評的有效性和表達張力。

在談到孫紹振文本解讀理論中關于“文學性”的論述時，學者余岱宗敏銳地指出其中最為精微、最為出彩的特點：“不斷讓一個文本或某一種文類在與另一種文本或文類的碰撞中，進行遠距離或是近距離的比較，從而在作品的微觀處見出價值取向、審美趣味或表達方式的不同……”這里所說的“比較”，正是孫紹振文學文本批評的獨門秘笈之一。通過這些批評武器的綜合運用，孫紹振的文學文本批評獲得了極大的話語活力，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的一個現象級的獨特存在。“而像孫紹振這樣致力于‘文學性’研究的學者，在我看來，他的理論羽毛可能并不那么鮮艷惹目，卻以其鞭辟入里的理論表達力和靈活的分析能力，讓我們看到了‘文學性’研究的可能性、 趣味性和生動性。特別是趣味性和生動性，是最富于吸引力的，無論是對一般的讀者，還是專業的批評者。”[14]換言之，對“文學性”的激活和重塑，構成孫紹振文學文本批評最具魅力的部分。

作為一位曾在1980年代初期受教并獲益于孫紹振文學創作論課程的學生，當代作家莫言近年來在多個場合提及孫紹振的以文本解讀為重心的文學創作論理念對他產生的直接而深刻的影響，譬如，在回憶其小說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的寫作過程時，莫言這樣寫道：“他給我們講詩歌創作中的通感現象，這樣一種非常高級的修辭手法，我在寫作《透明的紅蘿卜》這一篇小說的時候用上了，這個小說里的主人公是小黑孩，他就具有這樣一種超常的能力，他可以看到聲音在遠處飄蕩，他可以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甚至可以聽到氣味，這樣一種超出了常規、打破了常規的寫法是受到了孫先生這一課的啟發。”[15]由此可見，孫紹振的文本批評在指導文學寫作實踐方面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有趣的是，在孫紹振1987年出版的《論變異》一書中，作者就用了不小的篇幅對莫言剛創作不久的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和《爆炸》作了細致的解讀。此舉既表現了作者對青年作家的提攜，也反映了莫言早期小說不俗的藝術水準，二者之間構成了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

三、作為一種方法的孫紹振文本批評

21世紀初年以來，孫紹振以一位資深文學批評家的身份積極參與到語文教育領域的改革之中，曾先后主編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初中語文教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和兩岸合編高中語文教材（與中國臺灣學者孫劍秋聯合主編，臺灣南億興業股份公司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孫紹振擔任這些教材（包括教師用書等配套資料）主編，從來都不是當一個“甩手掌柜”，而是完全親力親為，不僅從宏觀上謀劃全套教材的整體架構，包括教材框架設計、單元設置安排、課文篇目選擇等，還親自操刀撰寫課文解讀文章、編寫教師用書、設計課后思考練習題等等，甚至在語文教材出版后，還不畏高齡、不辭辛勞參與新教材的培訓活動，為一線語文教師做悉心的業務指導。

毋庸置疑，孫紹振以文學創造論為基礎的文學文本批評的不斷推進，和他參與語文教育改革緊密關聯。正如學者賴瑞云所言，“孫紹振文本解讀學是孫先生介入語文課改的產物”[16]，在21世紀初開始介入中學語文教育改革之后，尤其是在擔綱教育部立項的初中語文教材主編之后，孫紹振在文學文本批評上投入越來越多的心力，也收獲了十分豐碩的成果，為他近年致力于建構文學文本解讀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準確地說，孫紹振參與語文教育改革和建構文學文本解讀學，是一種互動相生的關系。據賴瑞云文章截至2016年的不完全的統計數據，自從深度參與語文教改以來，“孫紹振近15年間出版的20余部解讀專集及包含解讀內容的理論專著，約550篇左右(其中以完整文章形態出現的約450篇)；如果加上某個章節、某篇論文涉及多個作品的，所解讀作品不下800篇(部)，包括長篇名著、詩詞散文、論說時文，凡語文界所及文類，他都涉足了……”[17]加之2016年之后出版的《演說經典之美》（2017年）、《演說〈紅樓〉〈三國〉〈雷雨〉之魅》（2017年）、《孫紹振古典散文解讀全編》（2018年）、《中學語文課文解讀：現代文部分》（2022）、《出口成詩的民族：中國古典詩歌微觀藝術解密》（2022）等相關著作，孫紹振關于文學文本批評的論著不僅數量巨大，還突出地體現了系統性和理論高度，為廣大讀者尤其是中小學一線語文教師提供了多方面、多層次的豐富啟示。

孫紹振的文學文本批評論著的最大理論貢獻，是為當下文學文本解讀實踐提供了一種方法論以及在此方法論指引下的有效解讀路徑。以目前在中國知網等重要研究文獻數據庫收錄的孫紹振所作論文文獻中被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文本分析的七個層次》[18]為例，截至本文寫作時，該論文前半部分在中國知網數據庫的被引次數為270次，下載次數為10342次，后半部分的被引次數為63次，下載次數為5391次。從這個數據看，不難發現孫紹振文本批評在當下文學批評界和語文教育的巨大影響力。該文從藝術感覺、藝術形式、情感邏輯、審美價值、歷史語境、藝術流派、藝術風格等七個層面，聯系《再別康橋》《詠柳》《荷塘月色》《醉翁亭記》《復活》《江雪》《長恨歌》《儒林外史》《三國演義》《阿Q正傳》等古今中外涵蓋各種文類的經典文本，對文本分析的核心方法——比較和還原作了全方位的論述，“把可操作性和操作性的系統化作為最高目標……把具體分析落實到文本分析的系統工程上”[18]，既具有很突出的理論品格，又體現了極強的實踐性，為讀者帶來思想啟迪的同時，也帶來實用的解讀方法。這種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啟示意義，同樣充分體現在孫紹振其他文本批評文章以及《名作細讀：微觀分析個案研究》《月迷津渡：古典詩詞個案微觀分析》等廣受歡迎、不斷再版重印的文本批評名作中。

與在語文教育一線所受到的熱切關注相關聯，孫紹振文學文本批評的影響力，也反映在近年文學研究專業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傾向上。與單篇論文相比，學位論文的研究往往更深入，更具系統性。筆者以“孫紹振”為學位論文“題名”關鍵詞，在中國知網上搜索，得到65條結果，其中有1篇博士學位論文，64篇碩士學位論文。這些學位論文的選題大多與孫紹振文學文本批評高度相關，體現了孫紹振文學文本批評作為研究對象在當下的熱度。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現有的關于孫紹振文本批評的研究成果，也存在流于表面化或庸俗化等問題，不少論者其實并未真正領會孫紹振文本批評的內涵，而僅僅將之視為某種時髦的方法或表面化的標簽，自然無法獲得有價值的研究效果。這是必須引起我們警覺的。

注釋：

[1]孫紹振：《文學創作論》，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這部專著先后由海峽文藝出版社推出多個修訂版。

[2]孫紹振：《文學創作論》（修訂4版），海峽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頁。

[3]孫紹振：《論變異》，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

[4]孫紹振：《美的結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5]孫紹振：《從西方文論的獨白到中西方文論對話》，《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

[6]孫紹振：《美國新批評“細讀”批判》，《中國比較文學》2011年第2期。

[7]陳一琴選輯、孫紹振評說：《聚訟詩話詞話》，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3—14頁。

[8]王光明：《一個“文學教練”的底氣——孫紹振和他的理論批評》，《南方文壇》2017年第2期。

[9][10]孫紹振、孫彥君：《文學文本解讀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頁。

[11]孫紹振：《文學創作論》， 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807頁。

[12][13]南帆：《背誦馬雅可夫斯基的海盜——孫紹振印象記》，《收獲》2021年第1期。

[14]余岱宗：《文學性：語境、文本與特異性——評孫紹振〈文學性講演錄〉》，《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1期。

[15]徐懷中、莫言、朱向前：《不忘初期許可待：三十年后重回軍藝座談實錄》，《人民文學》2017年第8期。

[16][17]賴瑞云：《孫紹振解讀學對理論和實踐的多維貢獻——從語文教育的視角》，《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18][19]孫紹振：《文本分析的七個層次》（續），《語文建設》2008年第3期、第4期。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