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近期紛至沓來的鄉土題材小說中，老藤的長篇新作《草木志》，因有不少銳意十足的藝術出新，讀來令人眼前一亮。我覺得這部《草木志》，無論是從老藤個人的小說創作來看，還是從鄉土小說創作的方面來看，都帶有某種標志性，特別值得人們予以關注。

我一直覺著我們的小說創作存在著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即疏于精心描寫人物形象，缺少光彩照人的“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小說是以人物為中心，來構筑故事，表現主題，反映生活的。對于鄉土題材的小說來說，寫好人物尤為重要。當代鄉土題材寫作的小說大師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人，都是把人物當做現實生活的主角，時代情緒的符號來看待和打造的。他們筆下的人物都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可以說，鮮活又獨特的人物形象支撐著他們的小說，成就了他們的寫作，使他們的作品成為了文學經典。我覺得我們需要向他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寫好人物，塑造典型，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

老藤的長篇新作《草木志》，讀來清新引人，讓人感到新奇的，有很多方面。從我最為深刻的印象來看，主要是在三個方面別具匠心，卓顯優長。

首先，作品以寫人見長，塑造了眾多堪稱典型的人物形象。作品在一開始寫到“我”的政策研究室的同事時，無論是鄭高，還是老雷，都性格鮮明，有聲有色。而寫到“我”被派駐墟里村之后，從副鎮長老畢到幾位村干部，方姓與石姓的兩家，以及墟里的“一金三老”，無不是人人自有性情，個個形象鮮明，讓人們突出地感受到不同性格的碰撞與相互關系的紛雜。

在作品的眾多人物里，更為獨特也更有光彩的，當屬綽號“哨花吹”的彭震天。彭震天是十里八鄉有名的喇叭匠，因喇叭吹得好又能說會道，人送綽號“哨花吹”。墟里村因方家、石家兩大陣營相互斗氣，互不相讓，一直選不出村主任。在畢副鎮長的力薦下，哨花吹被選為村主任。在面對和處理一些“老大難”問題的過程中，哨花吹顯示出了他由較高的綜合素質構成的非凡能耐，這里既有民間藝人的親民，又有農民智者的聰慧，既有鄉村鄉賢的公正，還有農村干部的責任。多種才力的混合和不同元素的交織，構成了哨花吹這個人物獨特的精神氣質。可以說，這些都使哨花吹成為墟里村當仁不讓的“關鍵人物”的同時，也使他成為當代文學形象中別樹一幟的“這一個”。

第二，小說由駐村干部的所經所見，真切揭示了當下農村的另一種現實。作品里的“我”，原本是帶著“必須有基層工作的經歷”的目的來墟里村“補課”的。但到了墟里村之后，看到的和遇到的，都大大超出了自己原有的預想。墟里村的方家和石家是兩個有影響的大家族，從老一輩鬧矛盾延續下來，兩個家族之間的新舊仇怨不予解決，矛盾就無法消除。長期浸淫于鄉間社會的“哨花吹”，懂得農村生活的特有規律，深諳農民群眾的內在心理，也善于發現問題和抓取要害。他在與“我”交談時，就曾提出要“想做事，先去蛇”的見解。當了村主任之后，把解決方、石兩大家族難以調和的矛盾當成主要的“抓手”。而做好人的工作，理順人際關系，疏通心理障礙一類的人的思想工作與社會治理工作，不僅至為重要和關鍵，而且更為艱難和艱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人的思想工作與社會治理工作，是一些鄉村改變面貌和走向振興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礎。《草木志》在這一方面，以切實的故事和生動的敘述，對此作出了十分形象的揭示與令人信服的詮釋。這是這部作品與其他同類題材作品不同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這部作品在鄉村現實的揭示上別有發見的一個重要方面。

此外，《草木志》以草木為描寫對象，內含多重意蘊。作品在內容上和敘述上最為明顯可見的特點，是以草木為描寫對象，既以植物為章節，又以花卉比喻人。植物在這里，不再只是人的陪襯、環境的點綴，而是與人關聯密切，須臾不可分離。在作者的筆下，墟里村的“顯花植物”，不僅有“感知機能”，而且與人的關系“微妙玄通”。體現得最為突出的，是其脾性與人的秉性的相近與相似。在這植物與人物的聯通與對應中，作者不僅以“草木若人，孰能無情”，顛覆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的傳統認知，還以把植物當成另一存在主體，顯示了包含植物在內的大世界觀，大歷史觀。這些不僅為人物塑造提供了新的經驗，也為看取生活和描寫現實，拓展了更大的視野，開辟了更廣的空間。

《草木志》在內容與寫法上的多方面的求新求變，是作者老藤在小說創作上不斷突破自我的又一例證。老藤之所以在小說創作上既有高頻率，又有高品質，原因與秘訣也正在這里。這里邊可能包含了許多成因與要素，但我以為，最為重要的，應該是充分了解、認真閱讀和深入研究包括動植物在內的大千世界和總體現實，把創作建立在這樣一個廣袤又立體、多維又全息的生活形態之上，這是《草木志》這部作品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