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妖故事要有好趣味
由網紅漫畫改編、演員楊冪領銜主演的電視劇《狐妖小紅娘·月紅篇》已近尾聲,該劇開播第二天曾達10.3%的播放率高點,此后一路下滑,不少網友對它提出尖銳批評。
一方面,與原作相比,該劇改動較大,被網友稱為“面目全非”。
另一方面,情節套路化、低幼化,主角涂山紅紅被演繹成“女狐版蕭峰”。
傳統狐妖文化博大精深,遠比美女、談戀愛、兩派決斗之類高級,但只有從歷史的角度去把握,才能體會出其中的滋味。
大禹沒見過九尾白狐
狐文化在中國,經歷了狐妖、狐神、狐仙三個階段。
有學者認為,大禹遇九尾白狐,是狐文化之始。據東漢趙曄在《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至涂山(今屬安徽省蚌埠市),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大禹遂娶涂山氏(古族名)之女(名女嬌),九尾白狐成祥瑞。
這段記載可疑。《山海經》中確記九尾狐,即“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并非神獸。青丘國在今山東巨野縣一帶(黃帝殺蚩尤于青丘,蚩尤墓在巨野縣),距安徽蚌埠470多公里,九尾狐怎會跑這么遠?
《吳越春秋》近于小說,且趙曄晚大禹2000多年,何以知之?《藝文類聚》等引了類似內容,稱是《呂氏春秋》佚文。學者胡堃認為,從詞句看,明顯抄自《吳越春秋》。故“大禹遇九尾白狐”是漢代才有的說法,戰國時尚無。
學者王守亮在《九尾白狐與禹娶涂山女神話》中鉤沉出原因:
神話九尾白狐,始于戰國的陰陽學派。該派據五行相生,創五德終始說,由此確定王朝替代的合法性。該派認為,商朝是金德,尚白,為它編出“商湯遇九尾白狐而得天下”的神話。大禹是木德王,尚青,與九尾白狐無關。
西漢末,劉歆等修改了五德系統,以為王莽篡位造輿論。結果,大禹又被定為金德,據緯書(漢代方士和儒生依托今文經義,宣揚符箓、瑞應、占驗之書,與“經書”相對而言)《尚書中候》:“金興,則白狐九尾。”大禹必須遇上九尾白狐,趙曄等放手瞎編……
王充指路 狐貍變人
為了看上去像真的,漢儒編出一整套“瑞應”。《白虎通義》(東漢班固等編)稱:“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鳥下。”學者胡堃指出,漢畫像磚中,九尾狐、不死樹、三足烏、玉兔常與西王母相伴。
瞎編也有困境。時人將宇宙分為三層,即天神、地祇、人鬼,狐該算什么?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稱:“狐,(通妖,許慎稱‘地反物為 ’,反常的東西即妖)獸也,鬼所乘之。”是鬼的坐騎。態度含混。
從春秋起,國人論狐便有分歧:既贊“狐死正首丘(傳說狐貍死在外面,必頭朝洞穴,表示不忘本),仁也”;又不滿于“心猶豫而狐疑”,過于狡詐,即《淮南子》所說“禽獸之詐記”。陳勝起義前,假裝狐鳴“大楚興,陳勝王”,致“卒皆夜驚恐”,可見狐鳴被公認為不詳。
難以分類,只好模糊處理,稱狐貍是鬽(通魅),介于神鬼之間。鬽分三種:一是魑鬽,人獸合體,來自遠方,有具體形象;二是鬼鬽,沒具體形象,在偏僻處活動;三是精鬽,萬物都可變成它,隨處可見。
漢武帝崇神仙道,“元鼎、元封(前116年至前105年)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通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受此影響,漢人日漸迷信,崇信精鬽。東漢王充在《論衡》中稱:“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為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
東西老,會自然成精,這在理論上,打通了狐變人的可能。
從狐妖一躍成狐神
魏晉時,狐貍終于變成了人。東晉干寶在《搜神記》中,最早記錄了一批這樣的“人”,比如: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狐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游觀,聞講書聲,命仆尋之。見空冢中,群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言雖簡,卻開后世文風。直到清末,男狐貍仍多以老者形象示人,住在墓穴中,姓狐(或胡),喜歡讀書。
東晉郭璞只是機械地延續了王充的論點,把時間積累放在首位:“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世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干寶比王充更進一步。他提出,讓狐變人的根本力量是“氣”,“氣”作為世界本質,主導一切變遷:“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海為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把握了“氣”,狐貍就比人類還厲害,可一躍成為狐神。
在北魏楊衒之在《洛陽珈藍記》中,記錄了這樣的故事:孫巖娶妻三年,妻子睡覺從不脫衣,孫巖奇怪,就趁她睡著,偷偷解開她的衣服,發現竟長著三尺長的尾巴,嚇得孫巖把妻子趕走。妻子走之前,剪下孫巖的一片頭發。鄰居齊出動,妻子變成狐貍逃跑。后來京城竟有130多人被剪發,皆因狐貍變成美女在路上走,人們想接近她,結果被剪發……人們將類似打扮的女人稱為狐貍精。
雖屬獵奇,但狐貍第一次有了個性——喜歡惡作劇。
既夸狐貍也罵狐貍
為什么魏晉南北朝時,狐貍快速升級?學者王雨陽在《魏晉至唐以來狐故事的演變與民族關系之探討》中認為,或與胡人大量進入中原有關。此前因偏見,人們常視胡人為另類,隨著胡人們走進日常生活,不得不進行文化調整。
狐被封神,出現次數亦增多。據《中國古代狐精故事研究》:“文獻記載中,先秦時期九尾狐只出現在大禹、周文王的年代,漢代也只有在漢章帝時出現過一次,到了魏晉時期,卻不斷涌現出有關出現九尾狐的記載。究其原因,不過是九尾狐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被視為政治上的祥瑞靈符。”
《宋書》稱:“白狐,王者仁智則至。”意思是君王夠智慧,白狐就會現身。
不過,夸狐貍的同時也罵狐貍。陳寅恪先生注意到,“狐”“胡”同音,所謂狐臭,初期可能寫成胡臭。劉敬叔在《異苑載》中寫道:“胡道洽,自云廣陵人(今屬江蘇揚州),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戒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于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反映了雙方關系另一面。
到了唐代,狐崇拜又至新高。據《朝野僉載》:“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飲食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
唐代小說《任氏傳》中,狐貍變成的美女任氏忠于愛情,用法術助韋金追到美女,并讓他發了財。與東晉郭璞在《玄中記》中稱“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相比,狐貍的地位空前提升。
狐貍又跌下神壇
狐貍在神壇上沒待多久,很快又轉向狐仙。
據《宣室志》,唐代權臣李林甫上位后,退朝時見一玄狐,大如牛馬,奔至庭中,李林甫命人射之,未及舉箭,玄狐便跑了。這一年,李林甫被籍沒(登記全部財產,予以沒收)。
受胡人內亂影響,唐朝衰落,連累狐貍也成噩運代表。宋代仍如此,據《宋史》:“宣和七年(1125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宋徽宗)詔毀狐王廟。”2年后,北宋滅亡。宋代江萬認為:“胡犯闕之先兆也。”所以,朱熹注《詩經》時說:“狐,獸名,似犬黃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國將危亂可知。”
狐貍失寵,除了與“胡”同音,還有一原因——社會影響太大。宋代長吏赴任,“皆先謁(狐仙)廟,然后視事”,清代俞鴻漸在《印雪軒隨筆》中稱:“聞官署必有狐仙。”清代各級衙門都供奉狐仙,稱其為“守印大仙”。清末名臣薛福成初任寧波道臺時,發現官署后“有小屋供財神,其旁塑白發而坐者三人,詢之舊吏,乃云狐也”。
人人信狐貍,民間起義也假冒狐貍,據《通鑒紀事》:“天啟二年(1622年),蘇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后王森被藉于獄,徐鴻儒率眾作亂。”狐貍對皇權構成威脅,自然要嚴控。狐貍從萬能的神,變成不問世事的仙,即紀曉嵐所說:“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殊途,狐則在仙妖之間。”
清代文人寫了很多鬼狐傳說,但“姑言妄聽,記而存之”,不太當真。
好劇還需好趣味狐妖傳說與老北京關系密切。
據學者鞠熙在《狐仙故事與北京城的宇宙論意義》中鉤沉,明萬歷年間的《五雜俎》稱:“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為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明末《萬歷野獲編》說:“狐之變幻,傳紀最伙,然獨盛于京師。”清乾嘉時成書的《夜譚隨錄》稱:“京城敵樓,內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為狐鼠所棲。”
內城東北角樓有紅姑娘,本是河北松亭關的狐貍,乾隆伐噶爾丹時被驍騎校尉赫色所救,為報恩來京,赫色之子娶妻,急需家具,紅姑娘為他變出,“事畢,已皆失去矣”。
內城東南角樓(俗稱東便門角樓)有狐總管,負責京師的“狐政”,專懲作惡狐妖。
正陽門城樓有天狐,“常幻作白衣老人,出而拜月”,平時戴“青金石頂冠”,據鞠熙考證,這是四品頂戴。
宣武門城樓有狐四太爺,學識淵博,喜歡與讀書人聊天。
西南角樓(俗稱西便門角樓)有大仙爺,以靈應著稱,每月初一、十五香火極旺,1927年,角樓被拆除,仍有狐貍在此出沒。
這些狐仙傳說,讓冷冰冰的建筑變得更親切、更鮮活、更有韻味。稍下點功夫,就比坐在家里編三角戀強,可惜沒人做。
實在有點遺憾,很多狐妖戲沉浸在戰爭、正義、生死戀、兩極對話等宏大議題上,所謂生活趣味,只剩耍貧嘴、開低級玩笑、打打鬧鬧,觀眾怎能看下去?道理好不等于是好劇,好劇還要有好趣味,這就要深入生活去尋找、去表達,不能總抄別人用過的舊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