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這兩個以地方性為表征的文學創作潮流，成為中國當代文壇的“事件性”存在，甚至被評為2022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1）之一。其中炙手可熱的作家，如雙雪濤、班宇、鄭執、林棹、陳春成、王威廉、陳崇正等，不僅深受媒體空間和讀者大眾激賞，也獲得了主流文學批評界的青睞。但與此同時，批評界對于這種以地方性概念為裝置來統攝當下文學創作的命名行為存在著諸多非議，認為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這些文學現象自身的審美多樣性和歷史復雜性。然而，當我們撥開文學歷史的重重霧靄，穿透批評話語的層層裂隙，便不難發現，“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這類批評概念興起的背后，其所指涉的不僅僅是一種地域文學維度的審美動向，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還是一個代際層面的學術動向，它是“80后”作家和批評家企圖告別“80后”這一代際標簽的一次集體突圍和話語重構。

一

作為以地方性為表征的文學批評概念，“新東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寫作”的內涵和邊界有諸多相似之處。從其批評對象來看，這兩個批評概念所統攝的對象均是以“80后”作家為主體，如班宇、雙雪濤、鄭執、陳崇正、林棹、林森、王威廉等，盡管兩者的概念邊界目前都還不甚明晰，很多不同代際、不同國別和地域的作家都被一股腦地納入，但不可否認的是，“80后”作家依然構成了這兩個寫作潮流的中堅力量。從其批評主體來看，這兩個批評概念的命名和發展主要是由一批“80后”批評家所策動和建構的，例如“新東北作家群”的主要討論者黃平、楊丹丹、劉巖、李振、叢治辰、楊曉帆、胡哲、張維陽、李丹、劉陽揚等，“新南方寫作”概念的建構者如楊慶祥、陳培浩、曾攀、劉小波、李壯、盧楨、徐勇、唐詩人、鄧小燕、徐詩穎等，也均是“80后”。正是經由這批“80后”批評家的命名和反復討論，才使得“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成為當下文學批評的重要理論裝置，并且越來越為學界所接受，未來也必將成為文學史書寫中不可忽視的一頁。而從其批評實踐來看，“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對某種業已形成態勢的文學潮流的價值體認或理論總結，而是批評家和創作者在特定文學創作基礎上所提出的對文學發展前景的某種可能性期待，這有點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是一個具有生長性、召喚性和未來性的理論概念，有待作家和批評家們給予持續有效的回應和建構。

先談“新東北作家群”。所謂“新東北作家群”，其所預設的比較對象顯然是以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盡管早在這一概念成為雙雪濤等人的文學標簽之前，已有一些學者開始使用“新東北作家”來指代遲子建、阿成、何凱旋、孫惠芬、陳昌平等一批東北作家。然而由于這些作家為我們呈現的東北經驗并沒有躍出既往對于東北文學的慣常認知，所以并未在當代文壇形成大規模的關注和討論。“新東北作家群”這一概念真正引發全面關注，則要到“80后”批評家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2）一文的問世。該文主要以雙雪濤、班宇、鄭執三位“80后”東北青年作家為中心，認為他們分享著近似的主題與風格，即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潮和“子一代”的敘事視角，并從語言風格、共同體的重建以及現實主義的復歸等層面，來探討這批東北作家所呈現的新美學氣象。在此之后，“新東北作家群”開始被批評界廣泛接受和使用，以“新東北作家群”為研究對象的文章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實際上，早在“新東北作家群”的概念出現之前，“80后”批評家們已經對雙雪濤、班宇等人的創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例如黃平早在2017年的文章中就曾指出，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的出現是一個“標志性的成熟時刻”，它意味著“80后”文學開始“走出‘自我’的美學”，進而“承擔起共同體的責任”，“錨定共同體的意義”（3）。另一位“80后”批評家劉巖同樣發表了一系列關于雙雪濤、班宇、鄭執的研究論文，如《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4）《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宇、鄭執沈陽敘事綜論》（5），以及訪談《紀實與虛構——文學中的“東北”》（6），這些文章立足于20世紀90年以來東北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遷，從“東北—歷史—階級”的分析框架來審視雙雪濤等人的東北書寫及其意義。而后，批評界對于“新東北作家群”的闡釋總體上也是圍繞這一維度來展開的。

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談到“新東北作家群”時，還有一個與之相伴而生、不得不提的概念，即“東北文藝復興”。所謂“東北文藝復興”，它首先是一個發端于娛樂圈并為學術界所接受和不斷賦形的概念。該概念最早由東北“80后”歌手董寶石提出，用以調侃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批東北文藝工作者，如短視頻博主“老四”、脫口秀演員李雪琴、歌手毛不易等。這些“東北”元素及文化經由現代傳媒途徑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不斷發酵，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小資”群體到工人和農民，都在不同層面、不同場域中遭遇著這些“東北”符號，感受著它們所帶來的審美愉悅。當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加入后，“東北文藝復興”這一概念的內涵和邊界都得到了拓展和深化。“80后”批評家楊曉帆曾聯合批評家李陀以及數所高校的研究生，針對雙雪濤等人的創作開展討論，并首次從學理層面接納了“東北文藝復興”這一概念（7）。在此之后，當我們談論“東北文藝復興”時，也基本上是以“新東北作家群”為論域而開展的。《當代作家評論》于2022年第5期開始推出“東北文藝復興”研究專輯，來對這一命題進行持續追蹤和建構，并先后推出了“80后”批評家黃平、陳培浩、楊丹丹、李振、趙坤、胡哲、李丹、張維陽等人的文章，從各個層面對“東北文藝復興”這一概念進行知識考古和理論闡釋。2024年年初，《當代作家評論》與《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兩大刊物聯合開辟“新東北·新南方”研究專欄，對這兩個概念進行深度建構。當然，這些文章當中不乏一些對“東北文藝復興”的否定性意見。例如“80后”批評家楊丹丹將“東北文藝復興”放置在百年東北文藝發展歷程中來考察，由此發現真正意義上的東北文藝傳統實際上并未中斷，因此“復興”也便無從談起。所謂“東北文藝復興”實則是一個“偽命題”，它不過是由當前批評界的“唯‘新’主義”制造出來的審美幻象。在他看來，當前這批東北作家及其批評者們最大的問題在于：“當他們想追趕時代時，雖已步履蹣跚，還不忘回顧屬于他們的輝煌。這種一步一回頭的姿態，正是東北現實的寫照。也許，他們還是不敢、不想面對21世紀的新變。但文學批評卻有意放棄對此癥結的思考，執迷于新概念的制造，將東北青年作家代入‘新’的幻象中，忽略了在文學史脈絡中重審自我寫作的歷史關聯性。”（8）基于此，楊丹丹又從四個層面對“新東北文學”的概念進行了全面的追問和辨析：“一、東北文學是否存在一個不變的寫作對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寫作傳統？二、‘新東北文學’如何處理這一寫作對象和寫作傳統？三、在此過程中，‘新東北文學’講述了哪些新東北故事？四、在此基礎上，‘新東北文學’呈現出哪些審美特征？”（9）叢治辰則完全放棄了對“新東北作家群”的審美評價和歷史分析，而是將其放置在“較長時間段知識界、文學界與大眾文化的各自發展與互動關系中加以考量”（10），從而指出“東北文藝復興”“新東北作家群”這類概念誕生背后的批評邏輯、話語裂隙、市場角力等因素。在我看來，這些責難和質疑的聲音雖尖銳，但也正是這種學理性的辨析校正了概念自身的批評效力和闡釋維度，對于推動概念的發展和成熟具有重要作用。

再看“新南方寫作”。與“新東北作家群”一樣，“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同樣是由“80后”批評家為主體而促成的文學命名。“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肇始于“80后”批評家陳培浩2018年發表于《文藝報》的一篇評論“80后”作家陳崇正的文章《新南方寫作的可能性——陳崇正的小說之旅》，該文首次公開使用了這一概念。作者在文中談道：“之所以說陳崇正是一種新南方寫作，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南方以南的寫作。那些不斷在他作品中重現的巫人幻術并非傳統江南文學所有。更重要的是，南方作為一種審美元素進入了作品，卻沒有形成一種地理暴政，隔斷陳崇正作品跟時代性現實焦慮和普遍性精神議題之間的關聯。在此意義上，文學地理在陳崇正同代人這里變成了一種精神地理。”（11）而在同年11月的《花城》筆會期間，楊慶祥、陳培浩等“80后”批評家聯合“80后”作家王威廉、陳崇正、林森等人再一次討論了“新南方寫作”概念的學術可能性，“新南方寫作”作為一種共識性的批評概念呼之欲出。

“新南方寫作”的集體亮相發生在2020年8月。《韓山師范學院學報》第4期開辟了題為“‘新南方寫作’研究”的專欄，由“80后”批評家陳培浩主持，發表了陳培浩、劉小波、宋嵩、楊丹丹、徐兆正、朱厚剛的評論文章，從文學地理學角度，分別對盧一萍、陳崇正、王威廉、朱山坡、羅偉章、林森這幾位南方作家的創作進行評述，標志著“新南方寫作”這一學術概念的正式登場。隨后，《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開辟專欄“批評論壇· 新南方寫作”，推出了楊慶祥、曾攀、東西、林森、朱山坡的文章，首次從宏觀的理論層面集中討論“新南方寫作”的概念內涵及其闡釋邊界。其中“80后”批評家楊慶祥的《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一文，堪稱“新南方寫作”的理論綱領。楊慶祥在該文中首先明確了“新南方寫作”的地理邊界，即海南、廣西、廣東、福建、香港、澳門等所謂的粵港澳大灣區，同時輻射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習慣上被稱為“南洋”的區域，而其前提則是用現代漢語進行寫作與思考。緊接著，楊慶祥通過舉隅林森、朱山坡、陳崇正、王威廉等“80后”作家的創作，進一步明確“新南方寫作”的理想特質：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和經典性四大特性。最后，楊慶祥還從世界文學譜系的角度，指出“新南方寫作”最有意味之處在于“其能夠在政治（主權）無法抵達的地方，通過漢語的主權進行預先書寫和確認”（12）。而后《青年作家》《廣州文藝》兩家雜志相繼推出了“地域寫作中的新南方文學”“新南方論壇”專欄，對這一命題進行持續討論。此外，曾攀的《漢語書寫、海洋景觀與美學精神——論新南方寫作兼及文學的地方路徑》（13）、陳培浩的《“新南方寫作”與當代漢語寫作的語言危機》（14）等文章均從宏觀的理論或文學史層面，為“新南方寫作”賦形。文學期刊的集中推介，文學批評家的集體發聲，標志著“新南方寫作”作為一個生長性的學術概念，正在被學界廣泛接受，迅速成為當下文學的一個熱點話題。而在這一過程中，“80后”作家和批評家同樣占據著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無論是“新東北作家群”也好，“新南方寫作”也罷，其概念的誕生與發展，與“80后”作家的成長轉型以及“80后”批評家的主動建構有著緊密的關聯。從代際意義上來看，“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乃是“80后”文學及其批評的延續，這是一個屬于“80后”作家和同時代批評家們所共同創造的文學史和批評史片段。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概念的提出，也是“80后”作家和批評家企圖告別“80后”這一代際標簽的一次集體突圍和話語重構。

二

“80后”批評家究竟緣何對“新東北作家群”“新南方寫作”這類概念報以巨大的學術熱忱？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將其納入“80后”文學及其批評史脈絡中來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夠更加透徹地理解這兩個批評概念的理論預設和生成邏輯，進而明確其闡釋邊界和批評維度。

“80后”文學自誕生以來備受爭議，一直以來，批評界也不乏對“80后”文學這一代際概念的質疑和討伐的聲音。不過，無論這些聲音有多么切實和尖銳，都無法阻擋這一概念成為既定的文學史事實，也注定要成為當代文學批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頁。而在“80后”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80后”文學同代人批評的缺席和姍姍來遲，以至于早期“80后”文學與主流批評界的關系一直處于一種劍拔弩張的緊張狀態，在互相攻訐和謾罵中讓批評話語逐漸溢出問題的邊界，彼此無法形成更深層次的有效對話。即便后來主流批評界漸漸意識到必須更新審美標準和價值體系，進而嘗試去理解“80后”作家，并且企圖將其納入自己的話語陣營，然而在我看來，主流批評界彼時的妥協不過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相當于一種變相的文學“招安”，“80后”文學及其批評彼此在對文學的觀念和價值方面并沒有達成有效共識。因此，在那看似一團和氣、其樂融融的畫面背后，其實潛伏著巨大的話語裂隙和不可調和的代際沖突。按理來說，這些裂隙理應由他們的同時代人去縫合，即在一代人共同的生命經驗和情感結構之基礎上，搭建起創作與批評溝通的橋梁。同代人之間經驗的相通和情感的契合，往往能夠讓批評更具及物性和有效性。正因如此，“80后”作家顏歌和周嘉寧在一次新書推介會上，向同為“80后”的批評家金理發出了質問：“為什么你們同齡人的批評家不寫寫我們呢？我們‘80后’為什么沒有自己的批評家？”（15）

在我看來，“80后”文學同代人批評缺席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80后”作家的少年成名，是他們的同代人批評家未能及時地做出有效批評反應的直接原因。即便早期也有《十少年作家批判書》這樣以“80后”同代人批評為噱頭的批評專著問世，但是全書純粹文學價值部分的交鋒還太少，更多的是刻薄的酷評，如頑童般在已被涂鴉的文字上又撒潑了一回。其次，“80后”文學同代人批評的姍姍來遲，其原因還應該放置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體的社會和學術語境中來考察。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成為其后二三十年間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的不二方法。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審美活動逐漸式微，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路徑發生了急劇轉換，從此邁上了知識化、歷史化的征途。“80后”的文學研究者們正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中，跟隨他們的導師走向了歷史化的研究道路，而與文學批評的現場相去甚遠，遑論去關注那些被當時的學術體制深深鄙夷的“80后”作家。最后，學科體制和學術評價標準的變化，使得“80后”文學研究者甫一進入學術研究的場域，就迅速被學科體制所馴化。青年學者們要想獲得學位、教職，乃至職位晉升，就必須在核心、權威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寫文章就必須學術化、歷史化、理論化。這也使得“80后”青年文學研究者不得不策略性地疏遠文學現場與批評，而更加注重學術考核，他們甫一進入高校體制，就失去了形成自己批評風格的天然土壤。

以上種種原因，導致了“80后”作家一直沒有自己的同代人批評家。2010年左右，由于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姍姍來遲的“80后”批評家才開始集體登場，并著力展開對其同時代作家的批評。從其外源性上來看，“80后”批評家的集體出場與學界前輩的大力倡導以及學術刊物和出版社的積極推介，有著極大關聯。彼時，《上海文學》《南方文壇》《都市》《文學報》《大家》《名作欣賞》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藝出版社等都曾推出專欄或策劃叢書，提倡“80后”文學的同代人批評。另外，陳思和、李敬澤、吳義勤、白燁、張檸等諸多前輩批評家也都大力倡導“80后”批評“80后”。從其內源性上來看，“80后”批評家的集體登場，與“80后”批評家自身的成長與成熟、自我的發現與確認也有著緊密聯系。當“80后”批評家們都經歷了系統而完備的本碩博教育，在學院派的學術操練中累積了豐厚的知識膂力和理論素養，開始走出校園，走向工作崗位。從校園到社會的環境更迭，從學生到老師的角色轉換，加之迎面而來的高房價和高通脹，讓這些曾經久居“象牙塔”里的“80后”青年學人真切地體味到了這代人特殊的生命遭際和時代境遇。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存的意義被貶損，生活的價值被削減，生命的尊嚴被踐踏的感覺，于是不得不暫時從“象牙塔”的學術研究中抽身而出，去直面那慘淡而凜冽的人生，去思考自己這代人的來路與歸途。因此，關注“80后”文學有其切身性的原因。正如黃平所言：“作為一個‘80后’的文學研究者，哪怕是為自己的境遇說話，也要介入到相關的闡述。故而，對韓寒、郭敬明的討論，對相關的青年文學與文化的討論，比較用心用力。”（16）

“80后”批評家在主體性介入、歷史性建構和理論性凸顯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同時代人雖遲但到的批評，也明晰了這代人的歷史使命和現實責任。然而這種批評雖然擲地有聲，但也為時已晚，因為早期那批炙手可熱的“80后”作家許多已淡出文壇，對這些文學問題早已失去了興趣。從結果上來說，也極大地減損了這種批評的有效性。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而“80后”批評家要想改變這樣的尷尬處境，就必須進行學術突圍，努力去尋找新的學術增長點，最終實現批評話語的重構，從而建立起屬于這代人獨有的學術體系和批評話語。

實際上，學術突圍和話語重構早已成為“80后”學者們揮之不去的隱憂。對此，楊慶祥曾在自己的博士論文后記中感嘆：“這是一本將自我排斥在寫作之外的書，因為排斥得如此徹底，以至于最后我覺得這本書似乎并不屬于我自己，它屬于某個圖書館塵封的一角，某個無用的廢品回收站，某個在夜色中瑟瑟發抖的垃圾堆——它屬于一本不需要提及和想起的書，就好像舊情戛然而止，相距咫尺卻遠在天涯，愛恨交織原來無緣無法。”（17）盡管這段話難免有些自謙和自嘲意味，卻又分明透露著楊慶祥內心深處最為真實的感受。作為“重返80年代”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楊慶祥的博士論文《“重寫”的限度》通過對歷史文獻的仔細整理和研究，在對經典著作、文學期刊、各種思潮的回顧和辨析中，帶我們重新走進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場域。然而他的這番感慨不免引人深思，究竟是何原因導致了“重返80年代”研究與自我主體之間的巨大裂隙？這個問題也許不難回答，如果稍加思考，便會理解其慨嘆實則來源于一種對前輩學人的“影響的焦慮”，以及他和他的同時代批評家想要突出學術重圍，進而建構起屬于自己這代人的學術體系和批評話語的壯志雄心。事實上，即便是沿著其導師開辟的學術道路，他們亦能夠在學院派的學術研究中站穩腳跟，取得不錯的成就。然而他們也深知，盡管80年代意蘊繁復、潛力無窮，卻并非屬于他們的時代，無論他們怎樣努力耕耘，都很難超越前輩學人在此領域所樹立的學術標桿。正如陳思和在談及“80后”同代人批評時所言：“在‘常態’當中，傳統會慢慢趨向沒落，從盛而衰，學生一般是超不過老師的，比如孟子接孔子的衣缽，但孟子無法超越孔子，到什么時候會有轉機，就是出現‘對立面’的時候，傳統的發展是通過‘變異’(一個否定之否定)來實現的，‘對立面’用外來的新資源補充了傳統。可能一開始會吵吵嚷嚷，但一個真正有生命力的傳統最終會包容‘對立面’，這個時候傳統就發展了。”（18）

“80后”批評家要想擺脫前輩學人“影響的焦慮”，就必須從以往的文學史研究中突圍，通過與傳統的“對立”和“變異”，在借鑒和吸收新資源的基礎上，去尋找新的學術增長點，建構起自己的學術體系和批評話語。這一學術吁求伴隨著早期“80后”作家的成長與轉型，尤其是“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等寫作潮流的出現，而有了現實的邏輯支撐。我們上文所提及的“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概念的主要建構者，他們學術研究的起點和突圍路徑都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基本上遵循了從學術研究向文學批評的路徑轉換。與此同時，批評界早期面對“80后”時所使用的代際概念也難以為繼，無法再統攝當下的“80后”創作。而這無疑也給了“80后”批評家以契機，使得他們有機會重新認識和審視他們同代人的創作，并給予其恰當的理論命名。屬于他們的時代正在來臨。

三

以上分析，我們僅僅是從批評概念緣起和學術話語重構層面，指出了“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不僅僅是地域文學概念，還是有關“80后”文學的代際批評概念，即由“80后”批評家所策動和發起的一次重構批評話語的學術突圍實踐。實際上，“新東北作家群”“新南方寫作”與“80后”文學之間的聯系還不止于此。在我看來，無論是創作主體的寫作實踐，還是接受主體的文化心理，抑或是媒介語境下的市場境遇等，“新東北作家群”“新南方寫作”與早期的“80后”文學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從創作主體的寫作實踐來看，“新東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寫作”中的諸多作家與早期的“80后”作家共享著類似的成長經歷和情感序列，他們在創作的初期大都經歷過個人化和類型化的寫作之旅，也帶有鮮明的青春感傷色彩和濃郁的小資產階級情調。例如鄭執早期的小說《浮》《別去那個鎮》《我只在乎你》，包括《生吞》雙線結構中的少年敘事線，與郭敬明的《悲傷逆流成河》《夏至未至》等在審美風格上都具有同源性，還有雙雪濤早期帶有類型化色彩的《翅鬼》《天吾手記》，在某種程度上也可合并為郭敬明《爵跡》的同類項。就在2022年4月，雙雪濤的幾篇小說以“艷粉街”為題在美國結集出版，并受到《紐約客》的推薦，這不禁讓人想起曾經的韓寒、村上春樹登上美國《時代》周刊時的風光。在這方面，已有青年學者從這批東北青年作家的成名經歷、創作類型和崛起路徑等層面入手，將“新東北作家群”與世紀之交的“80后”文學勾連起來，認為“無論是雙雪濤還是班宇抑或鄭執，在憑借東北下崗題材獲得‘新東北作家群’這一集體命名之前，他們都有著自己的寫作前史——與文學史上概念化的‘80后’文學更為切合的寫作前史，而他們對‘80后’文學的超越正是以自我轉型的方式得以實現的”（19）。實際上，這種前史也不僅僅體現在“新東北作家群”當中，對于“新南方寫作”來說也不例外。例如陳崇正是第六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二等獎得主，其早期的創作與世紀之交的“80后”作家也并無根本上的差別。此外，還有林森，他在《百感交集的聲音——我生命中的某些片段》（20）這篇散文中，曾提及自己最初想要報名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卻又苦于找不到一本帶有比賽報名表的《萌芽》雜志，而后托朋友從省城買來寄回，最終投稿參賽卻又石沉大海。實際上，即便是“新東北”“新南方”作家在當下所創作的大量作品中，我們都不難發現其與“80后”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例如在雙雪濤小說中出現的諸多“文藝青年”形象、鄭執小說中的青春故事等，我們很容易將它們與早期的“80后”文學聯系起來。而在很多批評家看來，“新東北作家群”受到主流批評界青睞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其“80后”“小資”文學顛覆者的形象，實際上他們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側面。在我看來，與其說“新東北作家群”顛覆了“80后”文學的“小資”者形象，倒不如說是“新東北作家群”賦予“80后”文學的“小資”者形象以時代和歷史的內涵和意義，從而讓其小資者的形象更加鮮活和飽滿起來。

從接受主體的文化心理來看，“新東北作家群”“新南方寫作”中的眾多作家與早期的“80后”文學實則也共享著相同的讀者群體。這些讀者基本上以活躍在豆瓣和各大網絡平臺的“80后”“90后”文藝青年為主體，他們在青少年時代曾是郭敬明、韓寒們的粉絲讀者，成年后又成為雙雪濤、班宇們的忠實擁躉，其在成長經驗、文化背景和審美趣味等層面有著強烈的共通性。當他們處于青春的幻想期和迷惘期時，郭敬明、韓寒帶領他們進入了一個別樣的生活世界，他們幻想著如韓寒一般告別課堂，擺脫繁重的課業負擔，從而進入郭敬明為他們勾畫的那個光怪陸離的“小資”世界，并在這個世界里流連忘返。隨著這批讀者的成長和分化，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或進入文學專業，接受了經典文學的洗禮，對社會歷史、現實和自身的生存處境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再反身觀察自己少年時代閱讀郭敬明、韓寒作品的經歷時，心中不免會產生一種難言的尷尬。這種內心的尷尬和對自我認知更新的吁求，使得他們須需通過閱讀來建立起歷史和現實的關聯。而雙雪濤、班宇、鄭執、林森、陳崇正、林棹等人對于東北社會變遷和南方邊地歷史的別樣書寫，則恰恰迎合了這批讀者重建內心真實和歷史意識的審美趣味。就像有論者所言：“現在讀班宇、雙雪濤的這一批人，很可能就是過去看郭敬明的那些人。在他們年輕的時候，他們對于所謂“小資”、中產生活的想象還是郭敬明小說式的。住很豪華的房子，穿很漂亮的衣服，在窗明幾凈的辦公室里干‘高端’的工作。但是現在這批年輕人已經走上社會，他們已經意識到了現實生活并不是‘小時代’里那個樣子。那他們可能需要的……就是那樣一個短暫出神的瞬間，一個與他們自身生命體驗相關聯的童年故事，或者一個現實生活中同樣疲憊的人。”（21）

從媒介語境下的市場遭遇來說，“新東北作家群”“新南方寫作”和曾經的“80后”文學一樣，都面臨著被市場同化的危險，這一點在“新東北作家群”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早期的“80后”作家借助于新媒介的傳播膂力，在市場化的傳播語境中迅速搶占出版市場，成為暢銷書作家。而后韓寒、郭敬明們又在中國電影市場的黃金發展期，依托自身強大的IP效應，走向文學電影改編之路，獲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他們最終徹底告別了文學創作。這種對于市場的諳熟和迎合的特征，在當下的“新東北作家群”中也表現得越發突出。實際上，早在這批東北青年作家成名之前，大批有關東北題材的影視作品已經在市場上斬獲佳績，如《鋼的琴》《白日焰火》《無證之罪》等，這無疑給了這些東北青年作家以參照和指引。雙雪濤的《刺殺小說家》《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逍遙游》、鄭執的《生吞》目前都已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可謂口碑和票房雙豐收。這種名利的獲得感與成就感，使得他們越來越沉浸在影視改編的市場環境當中，小說創作也呈現出越發鮮明的影視化傾向。例如雙雪濤的近作《香山來客》，從其小說標題的情境化和奇觀化到情節設置上的“文青+懸疑”模式，都使得小說成為又一個絕佳的電影改編范本，這讓人不得不懷疑雙雪濤在創作此小說時的意圖。更耐人尋味的是，這種意圖很可能也是作家的無心之舉。當然，在這里并不是要否定影視改編的意義，而是當一個作家內心深處開始有意無意地迎合市場化需求時，那么也就必將導致對于小說寫作倫理的背離，其所創作的人物也終將成為作家的提線木偶，服膺于某種特定的功利性目的。這對于任何一個有抱負的青年作家來說，無異于自斷臂膀。就像略薩所言：“只要把名利看作對自己抱負的根本性鼓勵，那就有可能看到夢想的破滅，意味他可能混淆了文學抱負和極少數作家所獲得的華而不實的榮譽與利益。獻身文學的抱負和求取名利是不相同的。”（22）從這一層面來說，當前的這批“新東北作家”所面臨的問題與世紀之交的“80后”作家們也并無二致，這需要他們在今后的創作中時刻保持警惕和自我反省，更需要批評家們予以真誠的規勸和告誡，而非一味地迎合這批作家主動經典化的吁求。倘非如此，這批青年作家的命數也很可能如同早期的“80后”作家那樣，在市場化的媒介語境中左沖右突，最終徹底喪失對于文學問題的關切。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我之所以將“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視作代際層面的批評概念，并不僅僅是因為這一批評場域中的作家和批評家的主體身份構成主要為“80后”，從更深層次來看，這些“新東北”“新南方”作家與世紀之交的“80后”作家們共享著類似的寫作實踐、接受心理和市場境遇。因此，他們與早期“80后”作家的青春寫作和“小資”文學之間的關系，也絕非簡單的“顛覆”或“斷裂”，而是淵源有自，他們的崛起也代表著“80后”的接續和成長。當然，這種成長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還未能臻于佳境，因此也還處于一種未完成的狀態。

四

隨著批評的持續介入和討論的不斷深化，“新東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寫作”概念自身也都逐漸暴露出各自的問題，從而使得兩個批評概念的闡釋效度和信度都大為減弱，有待批評家們予以及時校正和修復。這一問題在“新南方寫作”和“新東北作家群”的發展趨向上體現為“新南方寫作”的泛化趨勢和“新東北作家群”的窄化傾向。而這實際上也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就“新南方寫作”而言，從其概念的提出到如今被廣泛地討論，其內涵和邊界一直在被突破和累加，野蠻生長，不同民族、地域、國別、文化背景、代際的作家和文體都被囊括進來，似乎任意一位在南方寫作的作家，都可以戴上“新南方寫作”的帽子，這使得“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呈現出強烈的擴容和泛化傾向，以至于現在看來有些過于龐大和臃腫了。這一概念從最初討論時所指代的幾位廣西、廣東、福建和海南的“80后”作家，如朱山坡、陳崇正、林森、王威廉等，到后來逐漸蔓延至云貴川贛、港澳，乃至東南亞地區，像林白、東西、鬼子、鄧一光、南翔、羅偉章、肖江虹、黃燈、葛亮、周潔茹、蔡東、雷平陽、馮娜、龐白、黎紫書、黃錦樹等不同代際、地域、國別的作家作品統統被一鍋端起，燴制成五彩斑斕的文學大雜燴。在這里，我們不禁要問，像鬼子、東西、南翔、林白、鄧一光等老一輩作家，如果貿然將其與青年一代的陳崇正、林森、林棹、陳春成等人放置在同一闡釋框架中，是否會顯得捉襟見肘？而像黃錦樹、黎紫書等東南亞華文作家，如果僅僅是因為其“在南方寫作”并“用現代漢語進行思考”（23），就將其納入“新南方寫作”，那么還有為數眾多的歐美華文作家，比如同樣用現代漢語寫作和思考的美籍華裔作家張惠雯所敘寫的美國南方生活的小說，是否同樣可以納入“新南方寫作”的范疇？還有從廣西梧州出發，曾經在嶺南寫作，如今又輾轉遷徙至杭州的黃詠梅，是否也能將其放在“新南方寫作”的批評裝置中？此外，曾經的“底層寫作”中的“打工文學”和當下蔚為壯觀的科幻文學創作，以及黃燈等人的非虛構寫作，又該怎樣恰如其分地將它們與“新南方寫作”有機地勾聯起來？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和嚴格辨析的問題，也有待批評界給予進一步的理論聚焦和深化。

反觀“新東北作家群”，作為一個幾乎與“新南方寫作”同時出現且遙相呼應的文學命名，無論是概念的邏輯起點，還是批評的闡釋邊界，“新東北作家群”無疑都更為確切，不似“新南方寫作”那樣具有爭議性和混雜性。首先，“新東北作家群”與傳統的“東北作家群”實則共享著相同的地理區域，即山海關以外的東北三省兼及內蒙古東部五盟市，這一區域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社會歷史方面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同質性。其次，從作家創作的具體情況來看，“新東北作家群”中的代表作家雙雪濤、班宇、鄭執、賈行家等人，他們常常以“子一代”的視角來為作為工人階層的父輩正名立傳，由此透視中國當代社會轉型時期東北工人群體特殊的生存境況和精神情況，其創作在精神肌理上也具有某種同源性。正因如此，批評界在使用“新東北作家群”這一概念時，無需考慮過多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只需調動敘事學、社會學、政治理論、文化理論等方面的知識來對其進行理論闡釋。然而，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這一概念卻面臨著與“新南方寫作”完全相反的尷尬境況，即概念在批評闡釋過程中的窄化和萎縮傾向。無論“新東北作家群”，還是“東北文藝復興”，當我們的文學批評在使用這一概念的時候，幾乎都是以雙雪濤、班宇、鄭執三人有關東北的故事為中心來展開的，不符合這一闡釋框架的作家和作品基本上被排斥在外。因此，當我們在談論“新東北作家群”和“東北文藝復興”時，基本上就等同于在談論“鐵西三劍客”。而像遲子建、老藤、陳昌平、何凱旋、阿成、趙松等作家，包括最近獲得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的哈爾濱作家楊知寒，則基本上處于一種被遮蔽的狀態。對此，“80后”批評家叢治辰曾指出這一概念的想象和建構所造成的三重遮蔽：“一方面，雙雪濤等三人不合乎這一概念內涵的創作，難免會遭到一定程度的壓抑；另一方面，被林喦和李帥論及的數十位東北作家乃至于更多的作家，都將被排斥在關注范圍之外；而更為重要的是，僅僅是雙雪濤、班宇和鄭執有關東北的書寫，而且僅僅是他們書寫中被‘新東北作家群’這一概念所選擇過的那些，會被視為合理的‘東北故事’，而除此之外有關東北的一切，都將在這一論述范式中化為烏有。”（24）盡管這一概念的最初建構者黃平也曾反復強調“‘新東北作家群’最終不是指一群東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現代主義文學資源的‘新現實主義作家群’”（25）。在他看來，“我的‘東北’并不是指地理上的東北，‘東北’對于我是一個比喻。比如王占黑在我看來也是‘新東北作家群’”（26）。然而一旦落實到具體的批評實踐中，批評話語便會溢出黃平的理論預設，討論的中心將不斷地偏向并最終聚焦于“鐵西三劍客”的東北下崗故事。這樣一種窄化傾向，也使得“新東北作家群”這一理論裝置的批評膂力大為削減，闡釋維度不斷萎縮，這不能不引起當前批評界的重視和反思。因此，我們也有必要重新界定和建構這一批評裝置，為其注入新的歷史、文化和審美因子，從而最大限度地激活這一概念的批評活力，釋放其批評潛能。

實際上，我們并不應該以一種先驗的地理經驗來為“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劃定邊界。在討論這類概念之時，我們不僅僅要從文學地理層面對其重新整合劃分，同時還要兼顧作家的代際差別、類型選擇、主題意蘊、審美風格，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創作主體內在的精神地理。只有將這諸多因素有機地統攝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批評裝置之中，提煉“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的核心精神，并追問其“新”在哪里，才能夠最大程度地激活這類概念的學術膂力，進而為批評界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闡釋框架。

結 語

總體來看，“新南方寫作”與“新東北作家群”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是“80后”作家與批評家互動互生、通力合作和彼此鏡鑒的結果。這類概念的提出雖然不免會遭受重重質疑，而且也確實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但這正是其難能可貴之處，因為它們能夠躍出既有的理論邊界，對以往的文學史敘述構成某種挑戰。倘若沒有這種努力建構，我們的批評傳統必然會越來越狹隘、僵化，也必將無法給予當代文學持續有效的回應和闡釋，最終作繭自縛，自我萎縮。在我看來，“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論研究的拓展與深化，充分彰顯了“80后”文學批評家建構文學“共名”，進而為“無名”時代的文學提供一種行之有效的辨識框架的內在沖動和理論自覺，以及不斷攀登當代文學高地和釋放當代文學潛能的強烈意愿。

注釋：

（1）2022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活動，由《中華讀書報》和《文史哲》雜志聯袂開展，評出符合新時代、新進展、新現象、新趨勢的十大人文學術熱點問題，其中“新‘南’‘北’寫作異軍突起，現實主義文學強勢復歸”位居榜單第九。評選結果認為，新“南”“北”寫作雖然有著不同的寫作地域、美學風格和文學意象，但都是通過地方認知和地方敘事，來塑造和展現數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急遽轉型所帶來的歷史記憶和社會體驗，是一種立足“地方”、面向當下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以此而言，新“南”“北”寫作的異軍突起，無疑代表著百年來中國文學發展道路中一直占據主流地位的現實題材書寫的再次繁榮和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強勢回歸。見《文史哲》2023第3期。

（2）（25）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

（3）黃平：《“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3期。

（4）劉巖：《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文藝研究》2018年第12期。

（5）劉巖：《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宇、鄭執沈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2019年第11期。

（6）魯太光、雙雪濤、劉巖：《紀實與虛構——文學中的“東北”》，《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2期。

（7）（21）楊曉帆等：《希望，還是虛妄？——當“東北文藝復興”遭遇“小資”讀者》，《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5期。

（8）楊丹丹：《“東北文藝復興”的偽命題、真問題和唯“新”主義》，《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5期。

（9）楊丹丹：《“新東北文學”的東北問題、寫作傳統和新東北故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10）（24）叢治辰：《何謂“東北”？何種“文藝”？何以“復興”？——雙雪濤、班宇、鄭執與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4期。

（11）陳培浩：《新南方寫作的可能性——陳崇正的小說之旅》，《文藝報》2018年11月9日。

（12）（23）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13）曾攀：《漢語書寫、海洋景觀與美學精神——論新南方寫作兼及文學的地方路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1期。

（14）陳培浩：《“新南方寫作”與當代漢語寫作的語言危機》，《南方文壇》2023年第2期。

（15）金理：《同時代的見證》，《上海文化》2015年第5期。

（16）黃平：《“80后”寫作與中國夢》，第244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

（17）楊慶祥：《“重寫”的限度:“重寫文學史”的想象和實踐》，第26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8）金理、陳思和：《做同時代人的批評家》，《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

（19）常青：《“新東北作家群”：多元視野中的文學個案探析》，《華夏文化論壇》2022年第2期。

（20）林森：《百感交集的聲音——我生命中的某些片段》，《天涯》2013年第6期。

（22）〔秘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給青年小說家的信》，第4頁，趙德明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

（26）黃平、周明全：《反諷是一種平衡——黃平訪談》，《名作欣賞》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