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長城》2024年第3期，刊出了苑楠的中篇新作《逃亡》。作品延續(xù)了作者綿密、細膩、感性與哲思并重的語言風格，延續(xù)了以第一人稱刻畫人物心理的敘事視角。當然，更具話題性的，是延續(xù)了在《倒立的云朵》（《山西文學》2021年第3期）中出現(xiàn)的“逃離”主題。只是這一次，她用了更高階的“逃亡”。

在短篇小說《倒立的云朵》中，“我”對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懷有強烈的抵觸心和抗拒感，因此，“我”有改變生存狀態(tài)的沖動和努力，但同時也對這種沖動和努力懷著警覺和疑慮。事實上，面對自己反感的生存狀態(tài)，“我”在“逃離”與“留下”之間猶豫。遠方有召喚，身邊有牽掛。所謂“逃離”，其實是對這種沖動和努力的一種自嘲。

在新作《逃亡》中，不僅“逃離”被“逃亡”替代，“逃亡”也從對“我”自身的反思，延展到對“我的家族”的理解。“逃亡才是我的家族里每一個人修煉的翅膀”，“我們無法接受死的堅硬、冰冷和停滯，為了自由，也為了獲取存在的意義，我們就像碩鼠一樣，挖掘著逃亡的通道，我們根本也并不知道通道的那一頭通向了哪里”。

在第一人稱視角下，把“我”內(nèi)在的情感體驗和心理內(nèi)容作為文學敘事的對象，是現(xiàn)代小說創(chuàng)作“向內(nèi)轉(zhuǎn)”之后所常見的。這類小說通常包含三個變量：在小說文本中占比最大的，當然是“我”的心理內(nèi)容和情感體驗；其次是激發(fā)這種情感心理的、來自外部世界的人物、器物、景物和事件；最后是作家的主體認知的提升和審美意識的建構(gòu)，在小說文本中，這是最隱蔽的部分，也是三個要素中最具穩(wěn)定性的部分。具體到小說《逃亡》，主題的拓展與深化，最終都只能從這三個要素的新變與建構(gòu)中得到說明。

《逃亡》在開篇部分，首先描述了“我”的生存狀態(tài)：首先，“已經(jīng)結(jié)婚五年的我，在一次意外流產(chǎn)之后患上了不孕癥”，“原本豐盈的身體變成一座墳墓”；其次，“我”的婚姻變得“有名無實”，“我們沒有爭吵，沒有交流，甚至沒有生活下去的計劃，更沒有彼此分開的勇氣”；第三，“父親不知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患上抑郁癥”。但這種已然是一地雞毛的日常又一次被打破了：“那年冬天，寒冷邁著健碩的步伐，肆無忌憚地闖進了我們的生活。我和年邁的祖父一同坐著雪白的醫(yī)療車從省城回到父親的小鎮(zhèn)，醫(yī)療車上躺著我的祖母，脊椎骨的置換讓這個一輩子強勢而美麗的女人喪失了半壁江山。”

內(nèi)在的心理情感經(jīng)驗的發(fā)生，需要一個外部因素——人物、器物、景物或事件的激發(fā)。當這個外部因素是生命的衰老和死亡無可避免地降臨時，“逃亡”的情感經(jīng)驗和心理感受，就不再是單純的擺脫生命虛擲的焦慮、超越一地雞毛的庸常和沖破現(xiàn)實規(guī)定性的束縛，而是一個從死神籠罩下“逃亡”和無處可逃的悖論。尤其是把這種悖論放在家族親情關(guān)系中去審視時，不僅在感性的層面，增強了內(nèi)心撕扯的烈度，而且在理性層面，也增加了更開放的、更多選擇的可能。這就為深化小說主題開辟了道路。

祖母和祖父的衰老、病重和相繼離世，讓“我”把昆德拉所謂“生命不可承受之輕”，與世俗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放在一起思考和體驗。在“我”的記憶中，“從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祖父母的光圈就像大氣層外明亮的宇宙，是遙遠的，是明媚的，也是陌生的”。“那時候，祖父忙著編輯書稿，祖母忙著做公家的書店”，他們用一生去警惕和抗拒“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代價是，“我的患有抑郁癥的父親，一生中只有短暫的童年時光曾經(jīng)生活在‘父母雙全’的家庭里”。在“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降臨的時候，“在他們一個衰老、一個疾病的時候，他們奔向逃脫了半生的兒子”。“父親一邊哭一邊對我說，這些證書可以救你奶奶嗎”？

特定的人物、器物、景物和事件，是激發(fā)內(nèi)在情感體驗的外因。但在以心理內(nèi)容為敘事對象的小說中，這個外因僅是一個“激發(fā)”因素，它并不表現(xiàn)為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甚至不必對事件背后現(xiàn)實邏輯的合理性必然性承擔責任，讀者只能透過“我”的情感經(jīng)驗去窺一斑識全豹，這無疑增加了主題深化和創(chuàng)作突破的難度。當別人借助新的題材、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就可以實現(xiàn)創(chuàng)新和突破時，苑楠還需要再加上主體認知和審美意識上的圖新、謀變，方可談論主題的深化和創(chuàng)作的突破。至少在寫法上，苑楠是吃虧的。

所喜的是，在“我”對“逃亡”的復雜體驗和感受里，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質(zhì)素：

當死神逼近，當ICU里的一切努力都變成一種酷刑時，“‘應該做什么樣的決定呢？’無力的神情占據(jù)著祖父蒼老的面龐。‘停止這種酷刑吧……對我母親，也是對我們每一個人。’我聽到姑姑的回答。”

沒人能跑贏死神的腳步。“但在經(jīng)歷了祖父母的相繼離世，我對于生活‘一成不變’的執(zhí)著發(fā)生著悄然的變化。我開始承受生命的無常，并努力接納它。”

一個秋雨淅瀝的傍晚，“我唯一一次”擁抱了父親和母親。“我想，我在慢慢理解他們的平庸、平常和平凡，或許那種生活才更加接近世俗塵世，我接受他們像他們自身一樣。我終于為自己打開了一扇生活的大門。”

“我發(fā)現(xiàn)我在變得勇敢，我開始尊重命運賦予這個家庭的一切，尊重他們在太陽底下，在這個世界上生成的屬于他們的生存邏輯，我尊重他們，不是改變與保護。”

按照現(xiàn)代小說理論的觀點，敘事人并不等于作家。所以我們不能就此武斷地說，作者開始與生活和解了。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逃亡》中，作為敘事人的“我”，她的視野更開闊了，眼光更深邃了。這種開闊與深邃，源自作家的想象和敘述。呈現(xiàn)在作品中，就是主題的深化。我們一直都需要改變，但同時我們懂得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