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網絡上介紹昆明當紅食肆時，專門講到梅貽琦先生舊居與民國過橋米線。

出于好奇，我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專程前往，在昆明市西山區一個相當規模的住宅小區內，終于看到了梅貽琦先生舊居與民國過橋米線真實的存在。

一處屬于保護性建筑、但沒納入文物保護的古色古香的庭院，門口豎著藍底白字的“梅貽琦先生舊居”的牌子，頗有些民國時期的風格，牌子上還標注著“民國茶樓”“民國過橋米線”字樣。步行約100米，再走上幾級臺階，就進了院門，只見一棟兩層樓的正房與兩側的廂房，組成了一個雅致的小院。一樓正廳門兩側，掛著語自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對聯；二樓正廳門楣上方，則掛著“民國家宴”的匾額。其他房間門口，分別掛著“清華學堂”“水木清華”“黃老之治”“盛唐音韻”“荷塘月色”等木牌。如果不往室內探個究竟，只看外在，頗有幾分西南聯大的遺韻和文化元素。

進入室內，便看到餐桌、餐椅、茶臺、茶餅、酒水，還有在墻上粘貼的反映西南聯大歷史和人物的老照片、書法作品，以及擺放的一些老物件。一類是厚重的歷史人文，一類是現實的餐廳陳設，如此同處一室，似有些拼湊帶來的違和感。如同在一樓正廳多寶格上看到的岳南先生全景式描述西南聯大烽火歲月的三卷本《南渡北歸》，與云南幾大名茶山之一的易武茶餅并排而列時的感觸一樣，先是一杯陳年普洱甫入懷，緊接著一口老醋強入口，口感懸殊，別有一番滋味涌上心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國東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染指我國華北地區。日本全面侵華，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危急存亡之際”，進一步激發了中華民族、中國軍民同仇敵愾的堅定抗日決心。在此背景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所大學的愛國師生，像《滿江紅·國立西南聯大校歌》所描述的那樣，“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九州灑遍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為培育救國救難人才，三所知名高校輾轉千里南下，由長沙而至昆明，在昆明艱難經營，聯合辦學，弦歌不輟，繼往開來。從1937年8月到1946年7月，西南聯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個月，“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保存了抗戰時期的重要教育科研力量。當時的西南聯大，也確實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文領域的泰斗、大師。在約4000名畢業生中，有830多名學子投筆從戎，“一寸山河一寸血”，走上抗日前線，浴血疆場。

之前讀過一些介紹西南聯大人和事的書籍資料，也參觀過西南聯大舊址及蒙自分校那一棟因聞一多先生而得名的“何妨一下樓”，還曾在赴臺灣進行文化交流期間到新竹清華大學梅園拜謁過梅貽琦先生的陵墓，對愛國敬業、清廉有加的梅貽琦先生及其他愛國教授們的事功行藏，也有所知曉。當我站在梅貽琦先生舊居內，回望這一段段歷史，更是感慨良多。

西南聯大組建后，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組成常委會，共同管理學校校務，三校校長輪任常委會主席。在梅貽琦先生舊居旁的惠家大院，為方便教學、研究和躲避日軍空襲，暫住著朱自清、楊武之、吳有訓、趙忠堯、趙九章、姜立夫等10余位教授及家眷。抗日戰爭時期的昆明，一下子涌入若干大學、若干人員，經濟更加窘迫，物資更加匱乏，生活更加拮據。為緩解辦學經費困境，梅貽琦先生不時傾家中所有以維持學校管理運行。梅夫人韓詠華女士為家中生計，不得已自制“定勝糕”販賣。而一份“詩文書鐫聯合潤例”，則是聞一多先生與其他教授賣文售印的廣告。潤例標明，刻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費孝通先生則在校門口擺攤賣大碗茶。前方將士在前線抗日、浴血奮戰，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則用自己的方式為國輸誠、為民族盡義，即便“斯文掃地”亦在所不辭，用行動詮釋了“剛毅堅卓”校訓的真諦。

看著梅貽琦先生舊居墻上的老照片、格言遺訓，腦海中不斷地浮現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安貧樂道、“窮且彌堅，不墜青云之志”的那一幕又一幕。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氣節、稟賦和血脈基因。西南聯大的教授們，不論他們在政治上的分野和最終的歸宿如何，絕大多數敬業之深、學識之高，令人仰止；在國難當頭、社會板蕩、民生凋敝時，在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面前，絕大多數都一身正氣，堪稱青年學生的行為世范。

米線歷史悠久，起源于古代，是云南及西南諸省區一種大眾化的主食及菜肴兼具的食品。雅俗共賞，老少咸宜，主食、副食皆可，吃法隨性多樣。過橋米線，作為其中一種很知名的吃法，由來已久，并非起自民國時期。所謂民國過橋米線，其實是一個經營策略，或者說是一個噱頭。在云南城鄉的大街小巷，如果要找米線館，幾乎隨處可見。毫不夸張地說，十步不見，二十步之內肯定有。因此，將米線館開在居民住宅區內，也屬于標配，本來沒有什么可感嘆的。斯文與俗世煙火，物質生活與精神引領，完全可以和諧相安，并行不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而將之開在梅貽琦先生舊居內，相互之間則有些風馬牛不相及。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羅志田教授在《激情年代：五四再認識》一書中寫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產生一些得到大家尊重的人實非易事。后來者當共惜之。”西南聯大的歷史，在云南教育史上，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當屬“共惜之”的，將大師的舊居保存下來或者在舊址原樣恢復重建，是“共惜之”的體現，但復建舊居作為商用，似嫌不太莊重。

昆明，是一座詩意盎然、書香濃郁的城市，被稱為“書香昆明”“愛閱之城”。今年4月，以“共建書香社會，共享現代文明”為主題的第三屆全民閱讀大會在昆明舉行。共建書香社會、共享現代文明，需要社會各方協同配合、人民群眾廣泛參與，需要對歷史文化“共惜之”的虔誠之心、敬畏之心。我想，有關方面或人士，如將梅貽琦先生舊居設為存放、閱讀西南聯大歷史、愛國人士嘉言懿行的書籍、資料、圖冊之地，佐之以一杯清茶，將書香、茶香融為一室，想了解這段歷史和人物，請到此處來，豈不是更好的“共惜之”？如在此地舉辦讀書雅集、詩文唱和，豈不是更好的“共惜之”？

（作者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