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最初獲取作家柳青撰寫的《在曠野里》這本書時，我的內心是十分復雜的。一方面是興趣使然，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后的故事抱著濃厚的興趣和熱情；另一方面也擔心成書于1953年的書稿，自己可能對書中描繪的人物思想、社會情況不甚了解，擔心影響閱讀體驗。嘗試著將此書通讀一遍后，我默默放下這本并不算太厚的書，端起已經變溫的濃茶淺嘗一口，任由苦澀后的清甜在口腔里激蕩回味，亦如對這本書的所感所想。

整本書的故事主線非常清晰，主要講述了1951年7月，作為新上任的縣委書記，主人公朱明山在渭河平原某縣領導全縣人民治理棉蚜蟲災害的故事。朱明山到任以后，棘手的事接踵而至，從縣委書記、縣長兩名“一把手”意見不合，到縣里的干部趙振國、白玉生等人的思想波動，再到種棉農民面對天災存在的消極妥協心態……作者柳青先生通過小說中人物和事物的沖突，描繪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渭河平原某縣的干部群眾人物群像。

筆者認為，柳青先生的《在曠野里》這本書，更像是“偽裝”成書的電視劇。何以言之？文章采用了大量的筆墨來進行人物的神態描寫、動作描寫，以及人物周圍的環境描寫，不論是坐臥、對話，都必須伴之以人物動作細節。人在讀書的時候，眼前就像在看一部精彩的年代劇，油然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由淺入深，層層遞進，讓人欲罷不能。

一個好的作品離不開腳踏實地、貼近生活地進行創作。《在曠野里》運用了很多讓人眼前一亮的文字描述，都是柳青先生的親身經歷。譬如，在描寫農村環境的時候，他寫道：“村莊淹沒在晚飯飄起的白色炊煙里面……”“風把炊煙味和牛糞味帶到路上來……”“地上有一股濕氣上升，路旁的南瓜葉上有露水珠閃爍了……”在進行人物動作描寫的時候，他寫道：“他們把車子放在大門里的墻根兒鎖了，然后揩著臉上的汗水朝屋里走去。”“住著沒有高煙囪的小屋的莊稼人身上總帶著一股煙熏氣。”“有些村干部把嘴里噙著的煙鍋拔開，對著旁邊的人信服地點點頭。”

類似這樣的描寫貫穿全書。沒有經歷過農村生活以及基層工作，是寫不出這樣細節的內容的。查閱柳青先生的簡介，1952年5月，柳青由北京返回到陜西西安。是年9月，到陜西省長安縣任縣委副書記。1953年3月，辭去縣委副書記，正式落戶于王曲鎮皇甫村。正是因為柳青將自己在基層工作的所見所聞所感運用在小說創作中，由此形成了一個個有血有肉又接地氣的人物形象。

小說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主人公朱明山經歷的各種矛盾和沖突，沖突不大不小，但卻貫穿全書。同時，貫穿全書的“治蟲”主線，同樣也可以將“蟲”理解為矛盾。筆者認為，全書的矛盾一共有三層。

表層是治理棉蚜蟲的過程中經歷遇到的具體事務性的困難，也就是“事”的矛盾。可以看到的是，第一層“治蟲”矛盾中，洶洶來襲的棉蚜蟲不管多么“難纏”，通過給干部群眾做工作、開展發明創造、組織人力物力等方法，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絕大部分干部群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為新中國建設夜以繼日、熱火朝天的景象是當時的社會大趨勢，也是社會表層的問題。

中層是主人公朱明山和縣長梁斌，以及其他人物在工作中的沖突，也就是“人”的矛盾。主要表現在革命干部在新中國建設的過程中，存在的落后思想、消極表現、人際關系危機、沖動蠻干行為。朱明山通過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斷身體力行，消滅和緩解了一批干部心中存在的隱患和堵點，也就是社會中層的問題。

里層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少數干部出現的消極和腐化現象，與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國家建設之間的沖突，也就是“政”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全國上下百廢待興、廣大干部群眾齊心協力進行國家建設時，基層工作中少數干部逐漸出現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的思想，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危險，由此導致的治理棉蚜蟲的工作出現了本不該有的被動局面。也就是社會里層的問題。

三層矛盾層層疊進、環環相扣。朱明山從一開始在火車上暢想全國人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美好期望，到剛一到任就面臨的棉蚜蟲“危機”，再到貫穿其中的人物沖突“泥沼”，朱明山一方面舉步維艱，另一方面又走得堅定不移。

《在曠野里》原稿無題，因文中多次出現“曠野”而得名。柳青先生給一個書名，一個末尾均安排了“留白”，我想，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更多地想將新中國成立之初那段歷史，以及今后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留給后人來思考和解決的一個開放式“結局”吧——正如書中多次提到的毛主席的名言：“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