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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3日是西方現代派文學奠基者、表現主義文學先驅——弗朗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日。卡夫卡生前寂寂無名，死后因幽邃犀利、荒謬洞徹的創作風格在世界文壇斬獲巨大聲譽，被荒誕派等眾多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奉為鼻祖。美國作家喬伊斯·歐茨盛贊卡夫卡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已成為傳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卡夫卡的作品精準捕捉現代人的異化特質，直指虛無的生命體驗與存在結構，使讀者在荒誕中體悟深刻的真實。時至今日，卡夫卡其人其作的魅力依然歷久彌新。在新世紀以降的中國，卡夫卡的作品被重置于當代語境和社會場域下，引發了廣泛品讀與探討。權威與特色譯本、網絡熱評及戲劇舞臺演繹層見疊出，彰顯著“卡夫卡熱”在中國的再度繁榮。這位文學巨匠與當代中國的邂逅產生了奇妙共鳴，一場跨越百年的文學與心靈對話，仍在繼續。

新世紀中國的卡夫卡譯介

卡夫卡作品的漢語首譯見于1964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內部發行的《審判及其他作品》（曹庸，李文俊譯）。在譯文中，卡夫卡被貼上“徹頭徹尾的頹廢作家”等標簽，其作品被認定為批判西方思想的“反面教材”。直至1979年，李文俊的《變形記》中譯文刊登于《世界文學》；葉廷芳等知名學者對卡夫卡持續推介，促使國內學界對卡夫卡的批判態度發生根本性改觀，對其作品的翻譯與研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新世紀以來，卡氏作品的譯介規模更是顯著擴大。

據中國國家版本數據中心統計，截至2024年5月，新世紀卡夫卡作品譯著出版多達243部，其中中短篇小說集89部，長篇小說單行本77部，另有多部繪本、分級讀物等版本。2000年以來，中國圖書市場上共出現11部卡夫卡隨筆散文集，9部書信集，6部日記，5部談話錄，2部畫集與1部箴言集。

200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由高年生主編的四卷本《卡夫卡文集》。文集主要依據卡夫卡生前摯友馬克思·布洛德編選的《卡夫卡文集》譯出，收錄卡夫卡創作的3部長篇小說，79篇中短篇小說以及部分日記、書信與談話，另含劇本《守墓人》。全書絕大部分為新譯，其中膾炙人口的名篇皆由名家翻譯，如《城堡》（高年生譯）、《訴訟》（孫坤榮譯）、《美國》（黃明嘉譯）、《變形記》（謝瑩瑩譯）。高年生在《城堡》簡介中稱卡夫卡“所揭示的東西在世界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所以他的作品才會流傳如此廣泛”。

卡夫卡逝世70周年之際，德國費歇爾出版社1994年發行《卡夫卡全集》校勘本，修正了布洛德在早先整理出版過程中對原手稿句法結構等方面的差誤改動。2003年，韓瑞祥、仝保民以費歇爾出版社1994年校勘本為準，翻譯匯編了三卷本《卡夫卡小說全集》。該小說集成為國內首部卡夫卡全集校勘本，保留了原作無規則的標點符號，精準展現了卡夫卡不同尋常的寫作方式。此后，中國卡夫卡譯介先驅、權威研究專家葉廷芳主編的十卷本《卡夫卡全集》于2015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再版，在此前基礎上增加了392幅史料圖片，成為目前國內收錄最詳盡且最具權威性的卡夫卡譯本。

至此，卡夫卡的多數作品已譯入中文，這些譯文經由各大出版社再編選，成為篇幅更加精煉的短篇集、書信集、散文集等，并入選各類世界名著叢書。新世紀后，卡夫卡的作品還曾三度譯入維吾爾文，一度譯入藏文與盲文，加之大批年輕譯者加入卡夫卡著作的翻譯事業，卡夫卡作品旺盛的生命力與經典性可見一斑。

中國的卡夫卡研究

就國內學界的卡夫卡研究而言，新世紀前，中國學者偏重關注卡夫卡作品中“異化”與“荒誕”，將其作品旨歸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新世紀的卡夫卡研究則呈現多視角、多維度的趨勢——身份認同、存在主義思想等此前鮮少被關注的議題得到進一步挖掘與闡發，“說不盡的卡夫卡”已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

同時，愈來愈多學者從中國立場出發，促使了“卡夫卡在中國”到“中國的卡夫卡”研究視野的轉向。卡夫卡本人讀過馬丁·布伯的《中國鬼怪與愛情故事》（《聊齋志異》德譯本），對老莊道家哲學思想有深入省思，不但在致女友菲莉斯的信中多次談及清代詩人袁枚的《寒夜》，更自比為“中國人”。無論是其作品《法律門前》中“鄉下人”面對的無處不在的“法”與道家哲思中不可言說的“道”，抑或《變形記》里人變甲蟲與莊周夢蝶的異曲同工，均顯現出卡夫卡與中國傳統文化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卡夫卡與中國文化關系這一研究領域，中國人民大學曾艷兵教授著述豐碩，自1993年以來已陸續發表卡夫卡相關論文96篇。在2006年出版的學術著作《卡夫卡與中國文化》中，他系統剖析了卡夫卡與中國文化的互動關系。

此外，卡夫卡深刻影響了一代中國作家，引發了學者對卡夫卡與中國當代作家比較研究的關注。莫言、余華、格非、殘雪等作家都公開表達過自己深受卡夫卡獨特創作風格的沖擊。2014年，閻連科榮獲卡夫卡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在此前出版的《發現小說》中，他將卡夫卡筆下的世界秩序總結為“零因果”，在此基礎上提出“神實主義”理念。除上述作家外，詩人戴小棟、香港作家王良等，也屢屢進入新世紀卡夫卡比較研究的視野。2015年出版的《解密變形記》中，作家柳冬嫵還論及卡夫卡的創作與當下“打工文學”之間的聯系，塵肺病、失語等意象成為了《變形記》在當代社會的現實注解。

中國新媒體里的卡夫卡

經典作品往往不囿于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影響力。作為一位世界級文學巨匠，卡夫卡百年前的文字書籍依然能夠穿越時空，深刻影響著中國讀者，并在21世紀中國的新媒體社交平臺上收獲大批“粉絲”。以豆瓣為例，卡夫卡作品的評分人數累計超過10萬。其中以《變形記》為代表的中短篇作品最受讀者青睞，均獲8.6以上的高分，評價人數更高達7萬余人。這得益于中學語文教材等對《變形記》的選編，使《變形記》成為多數中國讀者了解荒誕文學的啟蒙之作。

在豆瓣上，卡夫卡的讀者評論多達數萬條，“孤獨”“恐懼”“絕望”等高頻詞反映出作品帶來的直觀感受——在難以捉摸卻又無所不在的力量擺布下，卡夫卡筆下的人物大多無法決定自身命運。在讀者閱讀體驗中，這股力量具象化為工作、家庭、生活多方面的壓力。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的《變形記》（魏靜穎、張晏譯）書封更直擊人心：“每天被工作擠壓變形的苦，卡夫卡比任何人都清楚！”“打工人”、“社畜”在讀者評價中頻繁出現，一位讀者指出：“出差，工資，領導，鬧鐘，趕火車，遲到……換成今天寫字樓里的任何一個白領，這個故事也是成立的。卡夫卡已經寫出了我們的無力感”。《變形記》主人公格里高爾異化為蟲后，第一反應是害怕耽誤工作，心中掛念父母所欠債務。這一處境仿佛職場中為討生計兢兢業業，身體抱恙卻不敢輕易請假的“打工人”真實寫照。在一篇題為《卡夫卡用一只甲殼蟲，寫盡中年人的孤獨與生存的荒誕》的長評中，作者將格里高爾的境遇解讀為中年危機焦慮的文學表征。現代人與蟲殼之下的格里高爾同樣孤獨，若失去了供養能力，親情亦會在頃刻間坍塌瓦解。

同時，“變形”的內涵不僅限于此。現代社會為個體設立一系列標準，凡不能滿足其高速運轉要求者，均可能被劃為異類。讀者在格里高爾身上還看到抑郁癥患者、失學者、殘疾人、退休老人等群體身影。而當重大災難事件來臨時，“變形”的現實指涉意味更為強烈，社會異變普遍而深遠地影響著每個個體。

中國讀者結合生活體驗與個人經歷，對卡夫卡筆下的“變形”作出豐富的闡釋，使其揭露的普遍困境有了具體指涉。眾多書評中折射出對異化和“失能異人”的恐懼，正是現代性焦慮的癥結之一。對中國讀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成為釋放焦慮的重要媒介，閱讀卡夫卡或許能夠為其遭受現代社會異化的身心尋找出路。

中文戲劇舞臺上的卡夫卡

新世紀以來，卡夫卡作品持續深入中國大眾文化生活，不斷涌現以《變形記》《在流放地》《致科學院的報告》《鄉村醫生》《地洞》《中國長城建造時》等經典著作為藍本的話劇改編。改編者們通過對卡夫卡小說的深度解讀和多元闡發，以動態視角連接文本內容與當下現實情境，實現小說到舞臺話劇的轉換。

英國詩人奧登曾說：“卡夫卡對我們至關重要，因為他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困境”是卡夫卡式主人公所面臨的共性問題，新世紀的話劇導演們顯然也注意到各個領域浮現的“卡夫卡式困境”。例如，在新事物如破竹般生長的當下社會，傳統藝術難免遭受冷遇。臺灣地區導演吳興國作為正統京劇傳人，敏銳感知到中國傳統戲曲前行的窘境，在創新戲劇《蛻變》（2013）中將中國京劇、昆曲等傳統藝術精粹融入西方文學經典，將二者進行創造性結合。舞臺上的吳興國身背金屬“蟲殼”，頭戴稚翎“觸角”，仿佛真的“蛻變”為蟲。京劇雖由此“蟲化”作卡夫卡筆下的格里高爾，卻以另一種形式重新走入觀眾視野，于時代更迭之際獲得“涅槃”。經典文本《變形記》借由中國傳統的京劇藝術，成功實現戲劇化轉碼。

有別于面向中國傳統藝術的戲劇敘事立場，更多話劇將視角聚焦于現代人本身。例如，實驗戲劇導演孟京輝創作《卡夫卡的夢》（2020），以卡夫卡的《鄉村醫生》等作品為意象，營造如夢般的迷幻氛圍，用演員身體的拉伸變形隱喻和描繪現代人不斷被迫陷入孤獨、迷茫和逃避構筑的厄境。而李建軍的《變形記》（2021）改編版本更加契合當下中國社會情況，疊加融入“快遞”、“直播”等中國式時代元素，關注現代化城市的邊緣群體，批判“996”等工作制度對人的消極影響。格里高爾的推銷員身份被置換成快遞員，在持續高壓與殘酷內卷下被迫數字化，變為一只困在手機和算法中的“賽博甲蟲”，直至沉默地消失。這一悲劇結局在重演版本中轉向荒誕喜劇化：“蟲子”在直播平臺上意外走紅，得以繼續“供養”整個家庭。然而，看似圓滿的落幕暗含巨大的現實諷刺，格里高爾變異成蟲也無法逃脫被工具化的存在困局，引發觀眾對于“社畜”生活的強烈共鳴。

那么，人類該如何擺脫束縛和枷鎖，尋找“出路”？收獲熱烈反響的話劇《一只猿的報告》（2022）一反側重人變形成動物的“異化”解碼路徑，轉向取材《變形記》的姊妹篇《致某科學院的報告》中動物“進化”成人的主題，借猿的視角反思人類社會的生存困境，對人類發出“出路”何在的詰問。主創者們將自身及中國年輕人關于年齡與職業的焦慮投射到紅彼得身上，通過荒誕詩意的舞臺肢體語言喚起觀眾的共通情感。

縱觀新世紀的話劇改編情況，可以發現，近年來觀眾對于卡夫卡作品戲劇化呈現的興趣陡然增加。除了《某種類似于我的地洞：心室片段》（2021）在宏觀層面對于人類命運走向的關懷，更多戲劇落腳于對生命個體的微觀感受，例如話劇《在流放地》（2023）等。當個體生存與生命越遭受重創和脆弱無助，卡夫卡就越容易成為人們的心靈寄養處。原因無他，只在于他的作品總能清楚照見和洞悉人們的破碎。從呈現效果來看，多元媒介綜合的舞臺敘事及新型技術應用構成新世紀卡夫卡話劇改編的又一大特色，例如《蛻變》穿插運用多媒體視頻，借助破格音樂刺激觀眾聽覺感官，實現傳統與科技的精妙結合；《卡夫卡的夢》融入多媒體投影元素，設置三原色燈光布景營造灑滿柔光與詩意的沉浸式夢境，為觀眾構建多角度流動式觀演關系；李建軍版《變形記》中的相機不再僅僅作為單一客觀工具存在，其拍攝的影像也進入舞臺視覺表達之中，即時投影技術讓演員情緒進一步放大和加深……這些跨界、跨文化的話劇演繹無一不體現著當代劇場對于卡夫卡話劇改編的先鋒特征和美學訴求，有效推動其作品在中國的鮮活化和立體化呈現。

結語

卡夫卡作品在華夏大地的接受與回響，已然走過半個世紀的光陰。這位自詡為“中國人”的文學巨匠確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難以言表的深厚情緣。他憑借深邃如海的洞察力和獨樹一幟的創作風格，對無數的中國譯者、研究者、作家乃至大眾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無論是凸顯“卡夫卡式困境”的話劇改編，抑或融合了中國本土現實語境、重塑“快遞員”形象的創意之作，無不推動著百年卡夫卡在當代中國的再經典化進程。近年來，大眾讀者與流行文化對卡夫卡符號的追捧，映射出其作品恒久的經典性和超前的預見性。卡夫卡的文字如先知預言一般，在細微之處巧妙地撕開現實的裂隙，召喚同處于異化與孤獨境遇中的21世紀讀者。正如法國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言：“其他作家給我們講的都是遙遠的故事，卡夫卡給我們講的卻是我們自己的故事。”卡夫卡的文字與思想光芒，穿透了時光的迷霧，直抵我們內心深處，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不朽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