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故事放在村里，叫鄉土敘事，這是約定俗成。

近些年來我發表的文學作品中，題材算得上多樣。評論家黃桂元說我的小說“題材跨越鄉村與城市”。尤其近些年，鄉村敘事占比并不大。但某一天吃驚地發現，我在《長江文藝》發表的作品都是鄉土敘事。像《大寶生于1971》《鐵雀子》《喂鬼》《一個人的風花雪月》等等，都詮釋了“罕村” 這樣一個文本指向。我想了想這是因為什么。可能與我最初確定的基調有關。2014年第5期，有我發在《長江文藝》的第一部作品，我與雜志結緣。潛意識里，似乎覺得這就是個風向標，仿佛刊物只發鄉村題材，有意無意間，形成了眼下這樣的格局。

當然，事實不是這樣。

每一次回老家，最先聽到的肯定是有關生離死別的事。村莊大，人口多，這樣的事就幾乎成了常態，隔一段時間不回家，有些熟悉的臉孔，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些個面孔，其實是組成村莊的一個個元素，天空，墻壁，或者井水里，會映照出他們的影像。

那些臉孔，平和得都是土地的顏色。男人是樹根底下滋生的另一棵樹。女人則是遷徙而來的一朵花。她們從四面八方嫁到一個村莊來，曾經扮靚過農家黯淡的日子，養兒育女，嘗遍了人世間的艱辛與苦痛。然后說不定在什么時候，花謝了，歸于泥土了。村莊還是以往常的姿容接收所有的日子，表面若無其事，因為又有新的花朵遷徙而來，只是腳下的泥土愈發厚重，那些樹木，又增加了年輪。

“罕村”就是源于這樣一塊土地。

那座村莊很特別，三面環水，只有朝南是一條通天路。這樣一些元素被我應用到長篇小說《歲月風塵》里，故事便在這樣特殊的地理環境中展開。而塤城也同樣怪異。這座被稱為“千年古縣”的城池沒有北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搞史料征集工作，聽到老人們談起一座城池的過往，內心總是激起別樣感覺。我在自己的小說改編成的電視劇里聽到了塤聲，從而有了這樣一個文學坐標。我經常會覺得這是種機巧，就像老天的刻意安排，為從哪一個朝代穿越過來的我，辨認她的面目。她們的故事我聽過很多。有時會覺得眼前就像一幅畫，只是拿不準誰在畫里，而誰在畫外。

小的時候，總感覺這一條街盡是爺爺輩的人。他們愛講古記，愛說笑話。每日粗茶淡飯和繁重的勞動一點也不影響他們的心情。后來，那些爺爺就一個一個地消失了。他們消失的次序，不是從年長者開始。也不是從年幼者開始。他們就是那么一點也不引人注目地隔一段時間就消失一個。又隔一段時間又消失一個。爺爺那輩人消失得差不多了，父輩的人們又開始在那里排隊。我清晰地看到了冥冥中的那扇門孤寒地矗立在虛空之中，風打著節拍從那里過，搖響了最后的風鈴。不知不覺的幾年間，一條街上跟父親一個輩分的人都上了路。夏天，在我家槐樹底下乘涼的是清一色年老的女人。她們拄著拐，推著輪椅，呼朋喚友。年輕的時候，她們之間也有過各種各樣的矛盾，甚至誰和誰半輩子都不說話。如今坐到槐樹底下，都成了最親的親人。年老而親近，是因為她們彼此需要。這個世界上，除了她們彼此，再沒有誰需要她們了。此時的她們，就像是沒有婆家、也沒有娘家的一群人。她們只有自己，就像土里長出的瓜蔓，花開過了，果結過了。眼下她們就是一棵枯藤，靠著天上的一點雨水，活著。坐在她們中央你會發現，她們的話題零散而細碎，今天重復昨天的，明天重復今天的。她們坐在這里，實在不是為了說什么。說什么其實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她們眼睛中那塊渾濁的鏡子，能照出彼此的影子。

說不定哪一天，一個人不來了，就是出遠門了。又一個人不來了，又是出遠門了。她們把作別這個世界，就叫做出遠門。穿新戴新，被人抬著走。誰出遠門了，大家還會去看熱鬧。眼睛里會有一種欽羨。抹把眼淚后說：“享福去了。”

大家都這樣認為。

罕村的故事形形色色，我講了若干年。開始是無意識，后來是有意識，罕村成為文學坐標，故事就有了土壤。鄉村一直在變與不變之間博弈，當然這種博弈也許是在我心里。我過去寫過一本書，題目是《慢慢消失的鄉村詞語》，對改革開放前幾十年的農業文明用語進行梳理，200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2019年十月文藝出版社再版。我一直都有個愿望，就是用文學的方式詮釋一座村莊。從文化角度講，任何一座村莊都比城市內涵要豐富，而且自帶文學性。所以鄉村題材始終是個吸引。城市體量雖然龐大，但遠沒有鄉村豐富。城市人與自身的歷史都是割裂的，遷徙意味著山重水復的距離，也意味著在水泥大廈的叢林中，血脈和根系都無從依附。但鄉村不一樣。河谷和山巒都是生命中天然的一部分。不是一個人的生命，而是祖祖輩輩生命的疊加，讓山巒聳立，讓河谷沉落。先人的骨血植入土地，養肥了莊稼草木。精氣被河谷吸附，成為彌散在空氣中的微量元素，陳陳相因。人與泥土的關系，就是人與血脈和根系的關系。家門關上，家就是王國。村路關閉，村莊就是王國。在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從三皇五帝開始，農耕文明就是主基調。時代行進到今天， 農民仍然跟著季候走，但換了勞作方式。你會發現，這片產生古老歌謠的地方，越來越陌生了。

從衰老爬上父親的眉眼開始，我就為村莊感到悲傷。我見識了父輩人的生龍活虎，他們曾把日子過出氣勢，那氣勢就像飛起來一樣。我感受到的那一段，其實就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莊稼人釋放出了所有的能量，揮灑了所有的熱情，創造性地把村莊變了個模樣。這種改變與個體的改變密不可分，包括村里最老的光棍也說上了媳婦。當然我們也是建設者，但我們是亦步亦趨跟在后面的。父輩們生龍活虎，村莊就生龍活虎。父輩們身強力壯，村莊就身強力壯。如果說，爺爺在世時村莊是沉靜閑適的，父輩們的村莊則像一個建筑工地，燈火通明，人聲鼎沸。那樣一種火熱是我們所熱愛的，我們總期望著改變，明天就是新生活，明天比今天更美好。

明天更美好的新生活什么樣，其實我們誰也不知道。父親每晚都在計算土地的投入產出。算計自己務工勞作的收成，算計家里的雞、豬、羊價值幾何。有個“萬元戶”的標桿擺在那里，就是一種動力和目標。口袋里有錢的感覺什么樣？1997年春節，我女兒因為收壓歲錢而成了“千元富姐”，她這樣形容自己：有錢的感覺實在是好，人顯得有底蘊，走路都不發飄了……

我則對她說：你若背塊石頭……就更不飄了吧？

沒有了父親的村莊，一下子就顯出了蒼涼和頹廢。我知道，這只是我的感覺。我的父輩們走了，我的兄弟們，又成了他們兒女的父輩。作為父親，沒有誰比誰更重要，可我就是覺得我的父輩們才是村莊的靈魂。

河流干枯了。繼而又有了污水和水藻，水藻鋪成了草甸子，肥厚，稠密。一條河就這樣生病了。當年爺爺和父輩們在水中生出各種故事，他們的后人，只能聞著河水散發的刺鼻的味道，蹲在堤壩上，望著河流出神。

十幾年以后，河流又有了清澈的模樣，只是年輕人去外面打工了。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孩子。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一個有著異樣神情的人，四十歲左右。她看我，我也看她。當然我們誰也沒有說話。有人告訴我，這不是普通人，是個仙婆，“能治百病”。我恍然大悟。難怪我看她面熟，當年我奶奶也是個仙婆，也“包治百病”。

恍然如昨。

這座村莊是我的，也是香丫的。在小說里，她是我的堂妹。

堂妹這一筆，是我心中的警醒。私心里，我覺得應該與她有牽連。她的滿足或缺憾，惆悵或哀傷，都屬于這片土地。有時我用悲憫的眼光看她，驀然發現，需要悲憫的也是自己。歲月更迭中，我恍惚覺出自己一切都很可疑。不如香丫活得篤定，甚至，不如香丫腳步踏實。你可以說香丫是個傻子，她除了會生兒子一無所長。可她身上有神性，這一點，我能看出。我在很多被世人稱為傻子的人身上都能看到這種神性。這樣的靈光一閃，是老天給的。老天慈悲。

小說寫了若干年，最花費心思經營的就是人物。小說需要養，過去我說過，養小說就是養人物。有些人物是我在養，有些是時代替我在養。養幾年，甚至十幾年，都是有的。我也跟小說人物一起成長，經歷時代衍變和歲月更迭。感受人情冷暖或世態炎涼，在各自的角色中，被磨打或被錘煉。直到有一天，他們和我心氣相通瓜熟蒂落，我心心念念一段，直到時間把他們帶走。

那些普通意義上的人物，那些不普通意義上的人物，都是我心上結的痂。有的結在內里，有的結在外面。我總是警惕情節淹沒人物，在文字之上，小心地將他們托舉。不是文字簇擁著他們前行，而是他們自己能御風。在人物的瀚海中，哪怕有一點屬于自己的辨識度，也是值得慶幸的事。

無論大作品還是小作品，人物才是小說的靈魂，我始終這樣認為。

這塊屬于北方的邊地，元素豐富。有長城抵御倭寇，有山脈孕育叢林，有水系哺育生靈。身為京畿鎖匙之地，是交通要沖。歷史記載，清軍入關后曾三次屠城，蓋與本城人脾性有關：寧死不降。這些大的歷史背景可能很難滲透到某部具體的作品中，可發散的氣味卻在風中無孔不入。有人發現，我所有的小說人物其實都有些擰巴，這些擰巴都與各色情誼相關。他們是小人物，但情誼卻不小。任何一種情誼都平等。在歷史進程中，那些淳樸的、恒定的、原始意義上的情感也許只在香丫和喜奎身上才能夠找到。鹽必須是咸的，黃連必須是苦的。人性必須有這個意義上的情感。否則，我們用什么說服世界？

歷史是一面難以遮擋的鏡子，能映出時代的走向。鄉村從具象到斑駁，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即便如我經常要跟鄉村打交道的人，也覺得越來越無從把握。父親那一代的鄉村，有精氣，也有魂魄。我們這一代，已經是鄉村的過客，但因為成長的關系，我們還有鄉土情結。我們的下一代，已經難有鄉土概念了。而香丫這樣的人物，也只能在罕村這塊土地上凸顯，若是在塤城，則難看出她的樣貌。因為……那里沒有罕村那樣空寂的街巷。

供她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