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踏上學術研究之路開始，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李宗剛就將文學、社會學、歷史學、教育學的交匯區域作為其學術研究的突破口。無論是對五四時期中國文學轉型的宏觀考察，還是對作家作品的微觀分析，又或是對經典文本的重新闡釋，李宗剛的論述都體現出一種宏闊的學術視野、嚴謹的考證方法和自覺的跨學科意識，這些學術意識與方法賦予了他學術研究獨特的理論視角。對文學教育的持續思考、對史料建構的高度重視、對文學史書寫的積極探索，都體現出他作為人文學者在深化學術研究和建設學科方面的擔當意識。在與學科、時代等更深層次的對話和互動中，他的學術研究在守正與創新中愈發體現出前沿的價值。

一、對中國文學教育的持續思考

李宗剛的學術貢獻首先是在文學教育研究領域。他最初的學術起點是“中國近代文學如何向現代轉換”這一問題，后來拓展到文學教育和五四文學發生學領域，并在日積月累的探索中不斷向前推進，逐漸建構起跨越“近代—現代—當代”三個時代文學教育的研究體系。在碩士研究生階段，他就開始有意識地關注中國文學轉型這一宏大而復雜的命題，在日復一日的思考摸索中，逐漸將五四文學發生學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點和支撐點。自2002年開始，李宗剛師從朱德發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在此過程中，他選擇從新式教育這一角度來切入五四文學的發生問題。2006年，其博士論文的主要部分《新式教育下的學生和五四文學的發生》刊發于《文學評論》第2期，這意味著他在文學教育研究領域的第一次發聲便獲得了學界的關注。不久后，他又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繼續完善，出版了《新式教育與五四文學的發生》（齊魯書社2006年版）。該著作從科舉廢除、新課程設置、教師群體、學生群體、公共話語、文學翻譯等多個角度切入五四文學的發生研究，“多維度探察新式教育與五四文學發生的深微關系”[1]。在重返五四歷史現場的學術旅途中，李宗剛從文學教育研究中獲得諸多學術啟迪，也觀察到許多重要的學術現象。

李宗剛注意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教育的研究伴隨著大學研究而興起，但是學者們關注最多的是知名大學文學教育與校園文學的個案研究，對于民國教育體制在整體上對教育產生的影響探索甚少。為了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出發思考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的互動關系，李宗剛開始從“民國教育體制”入手探索教育在現代文學發生過程中的“機制性”作用。2010年，他以“民國教育體制與中國現代文學”為題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得立項，由此開啟了“文學教育”研究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他陸續發表了《文學教育與大學的文學傳承》（《文藝爭鳴》2011年第7期）、《通俗教育研究會與魯迅現代小說的生成》（《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民國教育體制下的魯迅兼課及新文學傳承》（《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民國教育體制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和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于2016年以“優秀”的成績順利通過國家社科基金結項。2017年，他又把對文學教育的關注拓展到1949年后這一階段，其設計的課題“共和國教育與中國當代文學”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支持，2022年，這一課題結項時又獲得了“優秀”的好成績。在這一段學術旅程中，李宗剛深入探究了民國教育體制從激進的“教育革命”轉變為穩健的“教育制度”的過程，同時辯證地分析了民國教育體制與現代文學的關系。

李宗剛在這一時期發表的代表性論文《通俗教育研究會與魯迅現代小說的生成》，便體現了他對民國教育體制與現代文學關系之“細節”的深度剖析。他在這篇論文中提出，《新青年》雜志并非中國現代小說發生的唯一影響之源，通俗教育研究會同樣對中國現代小說產生了重要影響，新文學的產生是諸多歷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來看，《新青年》以顯性的形式把文學革命的訴求提了出來，并借助北大這一公共領域，迅即使文學革命成為名噪一時的文學運動；而通俗教育研究會則以隱性的形式把現代小說創作和翻譯納入自覺的文學訴求中，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為現代小說的創作提供了保障[2]。李宗剛由此提出建議，在現有文學史教科書中增加一個章節，專門講解通俗教育研究會之于五四新文學發生的作用，這一觀點的提出對于改變中國現代文學史關于五四文學發生的書寫版圖具有重要意義。此篇論文發表后引起了一系列反響，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16年第7期全文轉載、《新華文摘》網絡版2016年第9期全文轉載、《新華文摘》2016年第14期論點摘要、《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6年第5期論點摘要，還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期刊發表。魏建等學者在評述該年度山東的現代文學研究時認為該文“不僅拓展了學界對魯迅小說發生的認識，深化了對現代小說發生的認知，而且在研究層面上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是學界在魯迅研究上的重大突破”[3]。《文藝報》指出：“本年度魯研界成果豐碩……李宗剛《通俗教育研究會與魯迅現代小說的生成》等也頗多洞見。”[4]《中國文學年鑒2017》指出：“清末民初的制度變革對新文學發生亦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影響，李宗剛《通俗教育研究會與魯迅現代小說的生成》獨辟蹊徑，鉤沉出通俗教育研究會這一特殊機構與魯迅小說寫作的內在關聯。”[5]經過多年的深耕，李宗剛對既有的諸多結論有了進一步推進、對現存的研究盲點進行了再觀照，為文學教育研究領域帶來了諸多創新和突破。

2021年，李宗剛的專著《民國教育體制與中國現代文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也就意味著李宗剛在文學教育研究領域已經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在自由的學術王國中擁有了屬于自己的一片沃土。不難發現，文學教育既是他學術生涯的出發點，也是促使其學術體系的建構實現跨越性發展的關鍵點。他從文學教育的維度，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生和發展進行了全方位的縱深考察。文學與教育的互動關系，是一個非常復雜且具有相當難度的話題，也是一個富有持續生命力的學術增長點。李宗剛在這方面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其一，對教育問題的關注，顯示出了李宗剛學術研究中強烈的問題意識，對于當下教育發展和社會文化建設具有啟發作用。教育乃國之大計，國運興衰系于教育。無論是哪一時期、哪個民族，抓好了教育就等于奠定了民族發展的基石。教育不僅關乎一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發展，也深刻影響著國民精神的整體風貌。文學教育更是以其獨特的功能，在近現代社會歷史變遷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這點出發，不難看出李宗剛學術研究所蘊含的強烈的使命意識和濃厚的現實關懷。文學研究應當與時代社會的發展同向同行，這既是學術研究的應有之義，也是中國文學“載道”傳統在當代的遙遠回響。這就是說，“如果不花大決心與大毅力，將民國至今百余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紛繁的文學教育史理出一個頭緒，不僅很難給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個合理的入門路徑，也無法真正‘以史為鑒’，更不會對當下的文學教育工作以科學的精神引導”[6]。

其二，對文學教育的關注，更是一種方法意識的體現，帶有方法論的意義，體現出李宗剛對學術研究路徑的自覺探索。從教育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并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既需要對具體問題有著深入考察，也需要有一定的宏觀視野。既要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也要能夠跳出局部觀整體，這對研究者的學術能力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將文學內部研究與社會背景、文化思潮、政治制度、教育體制等放到一個平臺上來探討，勢必會帶來許多新的碰撞。李宗剛的這種研究思路，對于文學研究的“跨界”有著指導性意義。文學是精神的體操，同時也是時代社會的影子。李宗剛將文學的發生與發展還原到廣闊的歷史空間中去考察，跳出文學內部研究的純文學機制，力爭以史學敘事和美學敘事的結合來打通文學與歷史的聯系，建立起一個相對科學完善的文學研究范式。李宗剛在這方面做出的嘗試與努力，足見其學術研究上的苦心。包括2020年出版的《現代教育與魯迅的文學世界》（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一書，同樣也是他學術視野聚焦與跨界的又一次生動體現。將魯迅研究統籌到教育的維度和框架下展開，從現代教育的視野談魯迅與現代小說的生成，并且深入到魯迅的文本世界，探討教育之于魯迅的意義，以及文學史書寫中魯迅的形象變遷。特別是其中涉及魯迅講課、講演等歷史情形，并對之進行了富有條理的梳理。這一方面顯示出李宗剛治學的嚴謹與扎實，另一方面也為打開魯迅的文學世界開辟出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對此，李春林指出：“李宗剛的全人全文其實貫穿著魯迅的‘立人’思想……當年魯迅強調‘立人’，主要還是希望先覺之士（精神界之戰士）喚醒民眾的個性，喚醒他們人的自覺意識，通過立人實現民族的解放與強大。在李宗剛這里， 所謂‘立人’，更多的是一種自我追求和對研究對象的審視范式。他張揚自己的個性，將生活中的一切均作為展開自我人生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與方式，‘角逐列國’（領軍學報，逆勢成長即可作如是觀），不斷地超越自我（學術研究連續進入佳境），達到了主客體世界的同時自由。他實現了自我的全面健康的發展，關注并推動著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李宗剛深廣的精神世界，乃是魯迅思想和五四精神的呈現”，“李宗剛強烈的使命意識和豐盈的情感世界，基于他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對人的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體認”[7]。楊劍龍則認為李宗剛“以跨學科的視域、史論結合的方法、多元創新的觀點, 拓展了魯迅研究的視野, 深化了魯迅文學的研究, 成為近些年來魯迅研究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8]。

其三，對文學教育的關注，也體現出李宗剛在知識體系建構中的譜系意識。李宗剛最初的學術起點是在五四文學發生學研究領域。從新式教育的維度闡釋五四新文學的發生，由這一個點出發，在歷時的縱向脈絡上展開，有意識地勾連起新式教育、現代教育、共和國教育與現當代文學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沿著這幾條線索，分時期、分階段，從教育的維度對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學發展和現代教育發展之間的內在互動關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最終描繪出了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教育發展的宏闊圖景。由此可以發現，李宗剛的學術研究呈現出一定的規律特征，即所有的學術成果并非單獨地存在，而是在原有積累思考的基礎上持續深耕。在原有基點上對外拓展、不斷推進，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教育研究的譜系。這一譜系從五四文學這個原點生成和衍生出來，逐步由“現代”延伸到“當代”，構成了源“遠”流“長”的可持續發展狀態。這些質與量兼備的成果反映了李宗剛研究本身的延續性和體系性，深耕廣拓的軌跡也足以體現出他在建構知識譜系時的學術敏感與定力。

二、史料建構中的傳承與突破

學術研究的發展離不開一代又一代學人的持續推進，這不僅是科學探索的內在邏輯，也是學術傳承的一種體現。學術研究要想取得突破，一方面要注重學理性的闡釋和新思路、新方法的開拓；另一方面也要有足夠的史料積累作為學術大廈的根基，才能“平地起高樓”。史料無法“說話”，但卻蘊含著無限的“生機”。每一個新材料的發掘，都能生發出新的學術增長點。如果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史料則是用來打扮小姑娘的項鏈，是潛藏在貝殼里面的一顆顆珍珠。要想讓歷史露出真面目，首先要把史料的“眉目”清理干凈，才能循著一個個“可疑之點”，一環又一環地推進學術研究。李宗剛的研究路徑一方面得益于個人的勤奮，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山東師范大學老一輩學人開創的學術傳統。他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既是個人學術研究厚積薄發的表現，也是對其所從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薪火相傳的學術傳統的自覺傳承。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一直擁有“重史料、崇學理與尊個性”的學術傳統，該學科不僅注重對現代文學原始資料的爬梳、整理與研究，也看重對現當代文學現象與作家作品的學理闡釋。更為重要的是，該學科對于學者的研究始終保持著海納百川的包容態度，這使得諸多研究成果既有基礎研究的厚重，也顯示出較強的跨界和交叉特點。

翔實的史料加上抽絲剝繭的辯證分析，才能最大程度地還原歷史現場，闡釋出復雜文學現象背后的規律，得出令人信服的、全新的學術見解。“重史料、崇學理與尊個性”的學術薪火代代相傳，已經內化到山師學人的研究中；他們的研究，既有鮮明的個人特色，也深深打上了山東師范大學一貫秉承的扎實、沉穩、持重的治學風格之烙印，李宗剛的研究也正是接下了前輩學者的接力棒，沿著這一軌道不斷深入開掘。

作為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第三代學人，李宗剛既是一位學科傳統的自覺傳承者，也是一位學科建設的無私奉獻者。對此，有學者指出：“資料之于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如薛綏之的魯迅研究，林非之于散文，范伯群之于通俗文學，孔范今之于現代小說……另如近年來李宗剛出版了多部（套）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都是可圈可點的。[9]近年來，李宗剛始終筆耕不輟，在學術上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尤其在史料整理方面用力甚勤，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便相繼整理出版了《炮聲與弦歌——國統區校園文學文獻史料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楊振聲研究資料選編》（李宗剛、謝慧聰編，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楊振聲文獻史料匯編》（李宗剛、謝慧聰編，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郭澄清研究資料》（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新世紀以來學術期刊研究資料》（李宗剛、孫昕光編選，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目錄摘要匯編（人文社會科學版）》（貴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多維視閾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趙德發研究資料》（山東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穿越時空的魯迅研究——“山師學報”（1957—1999）魯迅研究論文選》（李宗剛、王沛良編，山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山師學人與山師學報：教育學心理學研究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新時代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建構與實踐》（山東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山師學人視閾下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山師學報”論文選：1959—2009》（山東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山師學人視閾下的中國古代文學：“山師學報”論文選》（山東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朱德發學術手稿選編》（團結出版社2023年版，上下卷）等研究資料。這些研究資料為日后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李宗剛還協助他的博士生導師朱德發、碩士生導師蔣心煥完成了兩卷本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文藝運動資料匯編 》（朱德發、蔣心煥、李宗剛編選，遼寧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的出版工作，并且帶領研究生撰寫了資料性質很強的《〈新華文摘〉（1979—2013）文學作品與評論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和《民國時期山東文學教育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每一部著作的問世都要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文章的搜集、整理、校對與匯編，每一個步驟都要花費大量的心血。史料整理工作是體力和心力兼用的工作，能保持幾乎每年都有新著作問世，反映出李宗剛勤奮的工作態度和炙熱的學術情懷。他的一系列資料整理和匯編，既能夠結合自己的研究專長，同時也能夠明顯地看出他對于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脈延續和學科建構的自發與自覺，這一部部著作都是他耕耘多年的學術田地里結出的最豐碩的果實，也見證了他在文獻資料整理方面所邁出的一個個堅實的腳印。

除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方面注重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外，李宗剛還十分重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以下簡稱“山師學報”）的資料整理與研究工作，并主持編纂了24本山師學報文粹書系。這套文粹書系并不是對既有論文的簡單移植，而是在設定的學術中心目標引領下對文獻進行重新的排列組合，力圖通過文粹書系折射70年來中國學術史的發展軌跡，由此搭建學報史、學科史和學術史“三史合一”的文獻體系。

在一眾史料成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李宗剛與其指導的碩士生謝慧聰所做的關于楊振聲的文獻史料匯編和研究資料選編。當時既有的楊振聲文集收錄的文章僅57篇，《楊振聲文獻史料匯編》則增加到110篇，并且收錄文章均為原始文獻，有效確保了這項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遵循著盡可能貼近歷史的原則。這兩部文獻史料的編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獲得了不少好評。陳子善在其主編的《現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4期封三上，以《山東人民出版社推出楊振聲研究新著》為題專門刊出了這兩本書的書影及介紹。李浴洋《在持重中創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品格與使命——2016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述評》一文也特別提及了有關楊振聲的這兩本研究資料[10]。正如李鈞、吳麗彬撰文指出的那樣：“楊振聲研究系列資料的出版，使楊振聲重回人們的視野，改變了文學史上對楊振聲作品自1987年以來重復匯編的現狀，填補了文學史上對楊振聲研究資料尚屬空白的現狀，首次對散落各處的有關楊振聲創作的文章、有關楊振聲評論文章的搜集、整理、校對與匯編，是對楊振聲研究的基礎性成果、具有重要作用。”[11]

基于鮮明的史料意識和扎實的史料功底，李宗剛擅長在詳實的史料基礎上建構學理化的闡釋，既“重史料”又能“明學理”。原始資料整理是李宗剛在學術研究上有所創新的根基。李宗剛通過精讀細研文獻史料，從蛛絲馬跡中找尋到其所蘊含的歷史規律。從新式教育與五四文學的關系探討開始，李宗剛不斷追溯五四文學的發生原因，其研究逐漸形成了“社會說”“教育說”和“家庭說”三個向度。尤其在后兩個研究向度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能代表其思考結晶的成果《父權缺失與五四文學的發生》原刊于《文史哲》2014年第6期，后被《新華文摘》2015年第5期主體轉載并作為封面文章。此外，他通過對李大釗公葬資料的發掘，得出了五四新文化同人在“分道揚鑣”后又一次找尋到了他們的“交集”的結論，說明20世紀30年代政治文化生態具有復雜性和多元性特點[12]。

在探索現代文學各類現象的過程中，李宗剛尤其重視透過現象看本質、作規律性的總結與解讀。其代表性研究如《〈新青年〉編輯約稿與魯迅現代小說的誕生》《民國教育體制下的魯迅兼課及新文學傳承》等不僅刊發于學界權威期刊，而且連續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在對文學史中的重要作家及其思想進行研究時，他注重從個案比較中發掘其背后蘊含的文化“基因”。如《孫犁與莫言：從認同走向疏離》《魯迅與胡適“和而不同”的現代文化闡釋》充分顯示了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化脈絡問題的關注。尤其是《孫犁與莫言：從認同走向疏離》一文，不僅被國內的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和《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全文或主體轉載，還被翻譯成日文刊登在日本學術刊物《亞洲文化歷史》2020年第11號上。該文以孫犁與莫言之間從認同到疏離的關系作為切入點，回答了新時期以來崛起的一代作家如何將視野從中國擴展到西方，進而創造出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學世界這一共性問題。在資料的基礎上，李宗剛還通過文學、教育學和編輯學的跨界研究，找到新的學術增長點。如他通過對孫犁編輯身份的辨析，指出孫犁以文學編輯的方式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

傳承著“重史料”和“崇學理”的學科傳統，李宗剛在個性化的研究中一次又一次關注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他把學術研究創新奠基于豐盈的原始文獻資料基礎上，注重在既有文獻資料整理的基礎上繼續往前拓展，也注重最大限度地還原文獻的初始版本面貌，還善于從既有文獻史料中發掘出了一些不大為人關注的新觀點。

三、文學史研究的“拓荒”意識

在文學史的書寫與研究中，李宗剛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學史觀。他認為文學史的天空中，每個星星都有獨立的運行軌道與存在的價值，學者的使命是努力發現并總結文學星系的運行規律。在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中，李宗剛注重以個性化的研究拓展文學史的固定疆域，由此形成了文學史研究的拓荒意識。他在2014年出版的兩部文學史便是這種“拓荒”意識的體現。

《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可以說是李宗剛在其一直關注的五四文學發生學領域的一次更為全方位的深度學術探險，上篇“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轉型研究”以他所熟悉的五四文學為起點，推展到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篇“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則選取魯迅、李大釗、巴金、丁玲、胡風、張恨水等個案為支點，通過對其個人際遇、創作歷程、文學品格等多重內涵的精準解讀，串聯起整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并未按照大多數文學史“排座次”式的方式進行重要作家專章論述，更多是以一種整體觀照的視野，尊重不同創作向度和文學風格，注重體現出作家獨特的個人風格。尤其是對李大釗與20世紀30年代政治文化的專章論述，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時又不得不感嘆其獨辟蹊徑的治學思路。下篇“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理論與實踐”則將學術視野收攏到幾個關鍵理論問題上，別出心裁地探討了諸如“馬工程”教材的編纂、文學史主體對象的選擇、兒童文學理論的建構、期刊輯校等一系列具有挑戰性的話題，并且在附錄中對學術期刊評估等現存問題給出了合理化建議，這些成果大都是對他在擔任山師學報主編時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值得肯定的是，李宗剛還積極將從事期刊編輯工作的經歷與文學史研究結合起來，挖掘出一些被遮蔽的文學現象，如對孫犁編輯身份的解讀，對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在《人民文學》雜志編發過程的歷史闡釋，都體現出了一個研究者跨學科研究的視野和獨到的批評眼光，從而初步實現了跨學科的融會貫通。可以說，李宗剛以獨具個人化的觀察視域和多年的學術積累與思考，完成了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讀，在努力建構自己的文學史研究及寫作理論體系的同時，為當下文學史寫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鑒。

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是李宗剛在嚴謹史料的基礎上探索文學史的基因密碼，那么《中國當代文學史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則是李宗剛在文學史領域的一次“有勇氣”的嘗試。之所以稱其“有勇氣”，是因為這部文學史從研究視角到整體架構，從個案選取到具體論述，都無不體現出一種銳意拓荒的氣魄。多年來，李宗剛的治學方向主要是在現代文學領域，但卻著有一部當代文學史論。不得不說，這是一次勇敢的“眺望”。翻看這本文學史論的內容，不難發現，李宗剛的這次“跨越”，并不是一次心血來潮式的冒險嘗試，而是有著深厚的積淀和充分的準備。這部文學史是以一種“點、線、面、體相結合”的寫作思路來完成的。整體觀照與局部突破的研究方法是整本書的亮點，作者將大量的文學“現象”和“作品”，還原到“歷史”發展的脈絡中，采用“史論結合”“史論互證”“以史代論”的方法，尋求文學史解讀的一種整體視野。這種研究模式突破了以往偏重其一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對一些個案的解讀，往往能夠跳出以往的研究路徑，注重在“歷史”的宏觀背景下來觀照文學現象本身發生和發展的軌跡，從復雜的文學現象中概括出一些高度抽象的文學規律，并且在此過程中對諸多重要的文學現象逐一作出科學評價與重估，提出了許多富有創新的見解，對當代文學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借鑒價值。盡管這是一次“跨界”的嘗試，但也正因如此，他對文學史的解讀有了更為自由的言說空間。下篇第六章對郭澄清的專章“打撈”，第九章對電影導演的代際研究與第十章對影視作品的解讀，均體現出李宗剛在當代文學經典化建構過程中的積極嘗試和努力。

李宗剛從中國現代文學出發，進而把研究領域拓展到中國當代文學，既與其在學術上的個人旨趣有關，也與其導師的引領和課題需要有關。對此情形，朱德發曾經有過這樣的介紹：“記得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時，宗剛的論題范圍是環繞著五四文學發生學展開研究的，而從何角度切入則是決定本論題能否出新的關鍵一環，不過當時并未選好；與此同時他承擔的省社科規劃項目《現代中國文學英雄敘事論稿》的‘十七年’文學英雄敘事的十幾萬字的撰稿任務，亦要求突破出新，不能老調重彈。這兩個科研課題之間的差異又太大，不論邏輯框架、理論觀點或者資料搜集、整理辨識都不能互相貫通與彼此借鑒，實際上是在不同思路軌跡上同時完成著兩個課題，這越發增加了研究的難度。”[13]這就是說，李宗剛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學術研究循著兩條路徑往前推進，一是新式教育與五四文學的發生；二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十七年”文學的英雄敘事闡釋。這兩個看似關聯度不大的課題，在2017年得到了貫通：從教育視角來解讀中國當代文學。如此一來，李宗剛便把20世紀中國文學置于文學教育的整體視野中加以觀照，從而為他進一步研究文學教育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關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李宗剛從中國文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出發，逐漸地把晚清文學、五四文學、“十七年文學”以及新時期文學貫通了起來，這自然就促成了他的文學研究具有了史的意識。從既有的文學史書寫實踐來看，李宗剛參與了魏建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新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編寫工作，該教材在“新編”上下了很大功夫，為此，他們遵循去蕪存菁的原則，“‘去掉框架，留下本真’，即去掉已有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所設計的外在的‘框架’，只專注于當今大專院校普遍開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必然涉及的內容”[14]，這一點在李宗剛撰寫的第一、二章中有所體現。李宗剛分別對晚清文學改良和清末民初時期的言情小說進行了專章論述，這是對以往文學史中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內容的凸現。這一文學史寫作實踐對李宗剛確立自我的文學史觀有一定的作用，在此后從事研究時，晚清文學往往會成為他審視中國現當代文學現象的一個重要坐標，他的學術研究也更加具有歷史厚重感和縱深感。

李宗剛的文學史觀不僅重視時間維度，而且還重視被忽視的某些空間維度，并由此提出建構一個可以整合港澳臺文學在內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朱德發曾經倡導過“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概念，并組織相關學者撰寫了《現代中國文學通鑒》（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他提出的這一概念在空間上也涵蓋了臺港澳文學。但是，如何把臺港澳文學納入現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框架中，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文學史體系，還有許多理論問題需要探討。李宗剛認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理應以現代中國為文學演變的空間維度，對大陸文學、臺灣文學進行系統闡釋，這需要我們站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以‘九二共識’為基點，強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文學的完整不容分割，大陸文學和臺灣文學同屬一個中國文學。”[15]

這就是說，李宗剛對現代中國文學史的認識開始逸出了既有的文學史疆域，試圖站在歷史高度重新審視大陸和臺灣的文學發展史，并由此提出了新的文學史書寫愿景。

近年來，李宗剛循著已經梳理清晰的研究脈絡繼續探索，以求真的精神和懷疑的眼光重審文學現象，由此對于文學史規律有了新的認識。如《孫犁與莫言：從認同走向疏離》一文發掘出孫犁與莫言之間潛在的關聯，揭示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代際更替在歷史嬗變中悄然展開的方式[16]；《文本的生產與文學經典的誕生——基于〈阿Q正傳〉文本生產過程的歷史考察》從魯迅的生活史入手，還原了《晨報》副刊編輯孫伏園通過催稿等方式影響《阿Q正傳》文本生產的過程以及“邊寫邊發”的現代報刊連載方式和由此帶來的“反響—回應”模式[17]，為解讀文學經典的生成提供了一個新視角；《魯迅與胡適“和而不同”的現代文化闡釋》在文學史的視野中重審魯迅與胡適的關系，聚焦于“和而不同”這一文化現象背后，魯迅與胡適作為覺醒了的“真的人”在確立了現代文化理念之后獲得的“主體性”，由此發掘出五四新文學在其后的繼承與發展規律[18]；《教育的多元性與當代作家文學創作的復雜性——以柳青創作的〈創業史〉為例》關注到在現代教育發展的過程中，廣大的鄉村被夾在現代教育與傳統教育之間，柳青作為從農村走出來的作家，其個性解放意識呈現出復雜的態勢，而這直接反映了現代教育的多元性特征，也導致了柳青的作品既有對五四新文學傳統中個性解放主題的深層皈依，又有傳統教育制導下的個性壓抑，由此闡釋出《創業史》的多重文學史價值和意義[19]。這些研究，都體現著李宗剛突破既有文學史敘述框架的“拓荒”意識。

四、結語

李宗剛自覺傳承著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重史料、崇學理與尊個性”的學術傳統，他的一系列學術成果不僅是其個人學術成長的堅實印記，也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學術發展史中的一個音符，既反映出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研究領域百花齊放的盛況，也體現了學科建設與學科傳統對文學研究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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