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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末，法國出現了旨在啟發幼兒心智的文學作品。作者利用對孩童的觀察和自身的成長經歷，結合當時的人文科學水平，試圖為特定階層培養符合其社會理想和道德標準的后代。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針對孩童的性別、家庭的經濟差異、學習內容和方式進行了更廣泛的探索，尤其重視自覺求知，令其養成對事物的鑒別力。19世紀的文學家秉承前人的教育觀，結合自身性格和實踐，打破階層和性別壁壘，塑造了個性健全的兒童形象，為兒童身心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價值基礎。20世紀，法國通過完善基礎教育體制、公共事業建設和對科學、文化以及藝術的扶持，為孩童提供了平等的教育機會、后期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機制和自我完善的社會條件，實現了三百多年來蘊含在法國文學作品里幾代人的設想和期待。

1、費內隆的教育計劃

法國第一部旨在教育兒童的文學作品是1695年由神學家、詩人費內隆創作的《忒勒瑪科斯歷險記》。1689年，作家被路易十四任命為其孫、勃艮第公爵路易的家庭教師后，便著手為時年七歲的“小太子”量身打造這本雜糅了文化與歷史常識、探險故事、社會風俗差異和政治制度討論的作品。故事以倒敘的形式，描繪了忒勒瑪科斯遇見曾與其父親密共處的仙子卡呂普索，并向其講述在家庭教師門托爾的陪伴下，去國漂泊數年間的見聞。書中的主人公和小路易出身相似，是古希臘詩人荷馬創作的《奧德賽》史詩里伊薩卡國王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的獨子。只是，和費內隆養尊處優、與長途旅行無緣的學生不同，書里的王子遭遇過風暴和海難，曾幫助其他國王抵御野蠻人的入侵，還被敵國的艦隊俘虜。他既在綠洲里牧過羊，也體驗過階下囚的生活，被禁足于海邊的塔樓里。他到過當時文明興盛但民情制度不盡相同的皮洛斯、斯巴達、腓尼基和塞浦路斯，足跡甚至遠至貿易興旺的推羅城和埃及。

費內隆試圖影響未來君主對藝術、政治、社會等多領域的看法。書中忒勒瑪科斯的家庭教師門托爾曾是奧德修斯的好友，因受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吩咐才伴隨學生遠行，其目的正是鍛煉未來的君主。在故事的結尾，王子將他的老師看作忠誠的朋友，而非下級。可以說，門托爾就是費內隆的理想化身，而“門托爾”一詞也成為后世助力藝術或教育事業之人的代稱。同樣，書中師生針對別國見聞展開的大段對話，實際上表達了費內隆對太陽王借“君權神授”名義獨斷專行的不滿。他將絕對的皇權比作一根樹枝，握他的人深知過則易折的道理，卻因貪戀權力又顧忌后果而不敢放手。作者還認為君主只是法律的捍衛者，需要“犧牲自己的休息與自由，來保全公眾的大自由和幸福”。可以說這部“兒童讀物”實則是諫書，寄托著作家維護公共利益的政治期待。

在費內隆生活的年代，科學有序的教兒計劃似乎是貴族的專利。費內隆還曾受博維里埃公爵夫婦所托，為其家中的八個女孩著成《論女孩教育》一書。這本法國第一部論述女性教育的作品在飲食、運動、學習模仿、道德作風培養等方面給出了建議。作者認為家長對形成兩性意識前的孩童應一視同仁，需先強壯其體魄，提升對環境的感知力，不必過早進行知識文化教育。成人尤其要端正自身言行，不僅需在日常生活中充當孩子的楷模，也應避免因言語和外貌的主觀喜好對孩子有所暗示，令孩子養成自戀自夸的習慣，并注意不在其形成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前，過多表達對他人的論斷。由于上流社會的輕浮舉止，作者也認為應該開展女子基礎教育，因為她們將是“操持未來國之棟梁家業的主人，教育下一代的母親”。他建議女孩應早了解鄉間收獲的意義和城市里手工藝品的制作工序，對財產實際價值具備一定的概念。而鑒于女子更為感性，易受“全部的熱情，又或是突如其來的厭惡”驅使，費內隆認為家長應加以引導，使其具備“對事不對人”的判斷力；尤其需要注意女孩的成長小圈子。作者另外還著重表達了母親的陪伴對女孩的影響，認為她們可以讀短文、講歷史故事、玩開發智力的游戲，“她若不在母親跟前覺得無聊，就不會想往沒那么有德有益的圈子里逃”。

2、伏爾泰的實用教育與盧梭的平民教育

費內隆對母親這一家庭角色的關注也影響了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761年，伏爾泰以對話的形式創作了短文《一個女孩的教育》。主人公索夫羅妮面對與自己兩情相悅的男子時，并未選擇沉溺于激情，而是在認真分析雙方的性格后，認為二人并不合適。她慶幸自己沒有進修道院接受閉塞的神學教育，在孤寂中度過懵懂的青春期，最終將圍欄外隨便哪位求娶的男子看作身心的“解放者”。這份清醒來自母親的教導——她沒有把孩子視作“打扮一下，呈給他人觀賞，之后再關起來的洋娃娃”，而是視作會思考的人。和費內隆一樣，伏爾泰也堅持不應該助長女孩在才智上的好勝心，而需重視道德情操的培養，但他認為兒童都需接受適當的藝術熏陶，啟發心智，并宣揚優秀戲劇作品對人格的塑造作用：“悲劇帶我領略我崇高的靈魂，喜劇則令我舉止得宜。”同時，他也認為平民女孩需要接受實用型教育，以便從事與性別合宜的勞動，自食其力。

與費內隆和伏爾泰不同，盧梭認為父親才是幼兒教育的主體。因而，在《愛彌兒》這部共計五卷的育兒專著里，作家將前四卷都用來闡述對男孩的培養理念，認為男孩生來即承擔著教育后代的義務：“他欠人類的，他欠社會的，他欠國家的。任何能夠償還這三重債務而沒有償還的人都是有罪的。”而母親則應專注于對女孩的陪伴，因為她無需家庭教師。他的小說《新愛洛伊絲》也反證了該觀點，描摹了朱莉與家庭男教師圣普樂愛而不得又無法忍受對丈夫精神上的不忠，最終因溺水染病身亡的悲劇。盧梭認為家庭教師缺乏社會關系依托，思想易受熱門思潮影響且生活閑散，不是幼兒積極的榜樣，而對理想女性的定義則是：“有品位不一定有學識，具備判斷力卻不必經歷”，如同愛彌兒的良配是正直單純、并未受過系統文化教育的蘇菲。盧梭覺得女孩需要明辨是非，且保持一定的好奇心，甚至認為丈夫應負責對其進行思想文化培養：“她不給丈夫當教授，而是做他的弟子”。他點明只有如此，男女雙方才會把為家庭盡義務當作樂趣。

作家將陶冶女孩情操的任務交給母親，而對其才智的開發則依靠丈夫，其初衷并非認同男女在智力和權利上的不平等。他在《愛彌兒》中認為，依照當時社會現狀，女子在經濟上需依靠男子，而對娛樂的依賴和因文學作品而起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將可能產生令家庭不堪承受的花銷。而在他所處的時代，上至國王路易十五的對外征戰和決策，下至掌握國家秘密信息的沙龍社交圈，常受貴族女性一己好惡左右。在《懺悔錄》里，他描述過文人們借講“俏皮話”的能力而獲得掌握權勢的女性垂青，而他需贍養妻子一家，抄譜的辛勞所得付不起貴族夫人們奴仆的小費，雇不起最低檔的馬車。盧梭所提出的女子教育旨在通過改變她們對物質和權力的需求與向往，實現平民家庭自給自足的理想，反抗上層階級的經濟控制和思想壓迫。同樣，他認同費內隆的觀點，認為對一切科學知識的汲取都應該建立在兒童已具備成熟判斷力的基礎上。與伏爾泰相反，他結合自身當學徒的經歷，認為平民教育以學習手藝為目的動機不純，且導致階級固化。對幼兒的培養應符合其天性，并給予其平等的人生選擇。他批評成人過早讓孩子成為學徒，剝奪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滿足自己的功利心。在《愛彌兒》的引言里，盧梭對讀者寄語：不要只在孩子身上找尋成人的影子，而遺忘自己也是曾經的孩童。

3、喬治·桑的道德教育

喬治·桑真正理解了這位被她視作“我的可憐的、神圣的導師”對教育的看法，她在183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莫普拉》中寫道：“人生來帶著或多或少的激情，在社會中又因利用它的能力產生分別。但教育可以也應該為所有人與事找到出路，最重要的，是為每個人找到適合他的培養方式。”1842年起，在以連載形式發表的長篇小說《康素愛蘿》里，喬治·桑塑造了出生于社會最底層且充滿藝術激情的女孩形象。她不知其生父，母親是流浪到威尼斯的外來者，以乞討和賣藝為生。孩提時，康素愛蘿因為嗓音優美，獲得了著名作曲家波爾波拉的關注，入選了其執導的教堂唱詩團。對歌唱的癡迷讓她活得“幸福、純潔、隱秘”，甚至不在意幼時丑陋的容貌。波爾波拉教導她謙遜、本分、摒棄嫉妒之心，如同父親一樣照顧她，而母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忘讓康素愛蘿發誓永遠自尊自愛。因此當女主人公初次亮相威尼斯劇院便藝驚四座，她的“智慧和善良通過一種愉悅的形式展現了出來”，即便生活腐化的威尼斯貴族們費盡心思博其青睞，即便競爭對手想盡辦法刺激打壓，她依舊只在意唱功是否日臻完美。康素愛蘿打扮成男孩孤身遠行時，露宿野外也不自傷自憐，甚至還能憑借歌喉結交好友、抵付食宿費用，而聽見她歌唱的人無論是普魯士國王、伯爵，還是音樂家海頓，都感受到其嗓音喚醒的是“人類最美好的感情”，更欽佩她以才華獲得了相對的經濟獨立和人身自由。喬治·桑筆下的女主人公就是對盧梭筆下的孩童如何自然、自發地領略知識最好的注解。

同樣，喬治·桑也通過塑造和女主人公一同長大的安佐萊托，表現自私與攀比如何毀掉了向往善意和美的男孩。當安佐萊托發現自己稍下功夫，便能通過取巧和英俊外表獲得關注，就不肯鉆研樂譜。在他眼里，藝術家之間唯一的關系即彼此擠占資源，因為獲得他人認可才是其存在的意義，而不受關注的“真空”意味著“穿透靈魂的死亡”。與其將男孩日漸扭曲的人格看成其對藝術生涯的誤解，不如歸因于道德教育的缺失。道德教育不僅來源于孩提時的耳濡目染，更應該貫穿整個人生，因為每個面對誘惑的成人，都是需要自我匡正的孩童。

大仲馬的好友，加斯帕爾·德·謝維爾在他1878年創作的散文集《鄉村野趣》里，也對由費內隆提出的先感知再求知的教育觀表示贊同。他強調戶外活動能夠擴展兒童對自然科學的認識，只有強健的體魄才能讓大腦保持吸取知識應有的清醒和活力，而被困在講臺前的孩子只會“日漸蒼白細弱”。針對男孩的體育教育，作者結合自身經歷提出了具體建議，認為他們從8歲至12歲起，可以嘗試游泳和集體運動，并酌情學習騎術，而長到12歲，就可以學劍術。和盧梭一樣，他也將兒童看作天真善良的代名詞。在作者眼里，孩子應當遵從善意的本心，尊重并理解其生存環境，而這善意本質上又是對他人愛的教育。

4、雨果的教育平等

1848年二月革命后，雨果當選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保守派議員。同年，他于國民議會發表講話，反對國家以財政緊張的名義削減科學、文藝和教育預算，因為真正負責任的大國應該以消除民眾的無知為己任，喚醒他們對“思考、美、公平和事實”的渴望，用以消減人們對物質過度的需求。政府只有通過大范圍開設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教育文化設施，讓其有“思考、學習、獨處、完善自身”之地，個體才有機會走出蒙昧，實現自洽，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1872年6月2日，雨果在寫給法國世俗教育機構負責人特雷布瓦的信里，還提到家庭教育和公民教育缺一不可。他贊同社會主義政治家路易·布朗提出的國家必須取消階級和性別壁壘、承擔起兒童教育義務的主張，還尤其鼓勵打破修道院限制身心自由的陳規陋習，創設針對學齡女孩的世俗學校。“家教訓練素養，公民教育則推崇科學，孩子成人后，兩束光芒將合二為一。”

對于年逾七旬的雨果來說，家中幼兒更像是一面反射光芒的鏡子。兒子查爾斯去世后，雨果便成了孫女讓娜和孫子喬治的監護人。在出版于1877年的詩集《做祖父的藝術》里，讓娜咿呀學語，仿佛回應大自然之聲：“咆哮的大海，鏗鏘的樹林、云、花朵、鳥巢、蒼穹”，雨果雖無法參透其含義，卻承認其中自有廣闊天地。在《喬治和讓娜》一詩中，年邁的詩人不知如何與孫子相處，自認堪比“十足的笨蛋”，要將兩個嬰兒“一個引為向導，另一個當做光明”，但當他凝視這“曙光”和“星辰”的化身，便找到了為人做事的大方向：“在我心中，欲望、計劃、超越或合乎情理的事/一切，都沐浴在溫柔的光芒中/塵埃落定了，從此我只是愛幻想的天真漢。”他堅定了用其文字和影響力為推進文化和教育作貢獻的信念，而這信念不靠籌謀算計，只憑愛來推動。孩子們不僅是無邪的化身，也是希望，是此輩人的動力所在，所以他寫道：“我們被邪惡誘惑，受命運推動/蹣跚學步的孩子是最好的支撐。”

兒童自然的言行反襯成人的慣性思維，提醒雨果要以身作則。《讓娜被罰不吃飯》一詩講述了祖父和晚輩互動的小故事。調皮的孫女被雨果罰去小黑屋反思，不許吃面包，但沒過多久祖父就心軟偷送果醬。為了說服自己該恩威分明，詩人把家庭小事上升到社會危機，認為對犯錯的孩子嬉皮笑臉就如同出爾反爾的政府，必然無以建制立威。可理智輸給了柔情，他最后還是向孫女道歉，并依照公平原則自愿受同等處罰。于是，讓娜恩威并施地說：“那我就來給你送果醬吧。”

長輩可以成為孩子言行的參照，培養其道德和責任感，但最終只有依靠公民教育，才能掃除無知。值得慶幸的是，雨果教育平等的理想被一步步實現了。1936年，法國人民陣線領導人萊昂·布魯姆被任命為法國總理，人民陣線成員、時年32歲的讓·扎伊成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教育部長。從1936年到1939年，讓·扎伊確立了小中高三個教育等級，提出國家層面統一的教育日程表，將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期限延長至14歲；還提出在學校開設專業指導課程和跨專業教學，為學生提供遠足、話劇社團等業余活動和體育課程。

“誰見平民百姓子，飛黃騰達為大使？”讓·扎伊曾如此感嘆貴族、資產階級和平民階層之間世代懸殊的地位。也正是他最早提出設立公立的國家行政學院，由國家培養政府這一龐大機構的官員。他還認可了手工業者學徒的地位，創立了保證和完善科研人員研究成果的國家機構。在藝術領域，他開創了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整合各省的歌劇院，創立戛納電影節。他設立了高級別的委員會，利用國家資金對教育的撥款來改善大學生的生活。

從費內隆為“小太子”量身定做兒童讀物，到讓·扎伊提倡有序的全民教育，以公平為基礎選拔人才，法國在為孩童建立和推廣科學、平等教育機會的道路上走了三百余年。它囊括了啟蒙思想家打破性別和階級封鎖的嘗試，包含了文學家的大膽設想，實踐了思想家對未來曙光的殷殷寄托，才走到了今日人們觸手可及的書本中。也許，這就是當初雨果拒絕國家削減造福民眾的科學和文化開支，堅持倡導教育公平的深意。

（作者：舒湛，系武漢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