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迪特·博希邁爾（Prof. Dr. Dr.h.c. Dieter Borchmeyer）是海德堡大學榮休教授、巴伐利亞藝術學院院士、2017年歌德“金色勛章”獲得者。他是一位極具跨學科視野的國際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十八到二十世紀的德語文學及音樂戲劇。博希邁爾著有數十本關于歌德、席勒、莫扎特、瓦格納、尼采和托馬斯·曼的專著。2018年秋，他應邀在上海與北京的高校及研究院開展系列講座，從文學、音樂與思想史的角度談論德語音樂與文學中的“德意志性”。該講座集的中文版《什么是德意志音樂》于202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今秋，博希邁爾教授將再次來到中國，結合他2022年底的新書《托馬斯·曼：作品與時代》，講述對世界文學產生影響的幾部德語小說，尤其是今年迎來二百五十周年誕辰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與一百周年誕辰的《魔山》。

德國文學耗時良久，才在歐洲文學圈內獲得了足以比肩英法意西文學的地位。然而，最先將德國文學提升至世界文學高度的作家，在其文學生涯之初卻是匿名的。他創作的悲劇《鐵手騎士葛茲》和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分別于1773年和1774年匿名出版。不過不久后，他的名字便婦孺皆知了。二百五十年前，歌德的《維特》讓德語文學登上歐洲長篇小說的舞臺，只不過華麗登場后旋即就是遺憾退場。在隨后的一段時間中，歐洲的大眾讀者依然很難親近德語長篇小說，即使是歌德后來的兩部《威廉·邁斯特》小說和《親合力》。整整一百五十年后，才出現了另一部德語長篇小說，重新在世界范圍內捕獲了眾多讀者：這就是托馬斯·曼的《魔山》。今秋，這部小說將迎來它的一百周年誕辰。

神秘的原型

和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唐璜或浮士德一樣，維特也誕生于當時的文學環境，又逐漸發展出獨特的生命力，成為某種神秘的原型。堂吉訶德以古朽的騎士道為名，代表著對枯燥無味的現實的反抗；哈姆雷特代表著多愁善感、躊躇不定的無法行動派；唐璜代表著擁有感官天賦的風流倜儻的情圣；浮士德則代表著對認知的極端追求及對其的最終超越。維特，這位因無法實現愛情而選擇輕生的青年，在與周遭世界的抵抗中敗下陣來，成為感情充沛的空想家原型。

維特或許是文學史上絕無僅有之例：一個純虛構人物，被到處提及、引用，因而如此直接地繼續活在，甚至也繼續死在文學世界中。歌德將自己和他人的好幾段生平經歷揉雜在一起，改造出了這個虛構的故事。

故事范本是三個在感傷主義時期尤其典型的三角戀關系：首先是歌德對夏洛特·布夫（Charlotte Buff）的愛戀，當時她已是韋茨拉爾的公使館秘書克里斯蒂安·凱斯特納（Christian Kestner）的未婚妻；其次是歌德后來對馬克西米利安娜·封·拉羅什（Maximiliane von La Roche）的愛戀，她就是著名的浪漫主義作家貝蒂娜·布倫塔諾（Bettina Brentano）及克萊門斯·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的母親；最后是歌德在韋茨拉爾認識的法學工作者卡爾·威廉·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他因失敗的戀情而自殺身亡。

歌德在《詩與真》第十三卷中詳細闡述了《維特》引起轟動的背景，他特別描繪了那些描繪夜晚教堂墓地的英語詩歌，如何推動了彼時憂郁的時代氣息，并結合德國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說明青年人很難獲得創作活動的空間。歌德總結說，這本小書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為它恰逢其時。就仿佛只需用一根小小的草芯點火，就可以投擲出威力最巨大的炮彈。《維特》在公眾間引起的爆炸性反響如此強烈，正因為青年人的世界早已岌岌可危。它所帶來的沖擊力如此巨大，正因為每個青年人都滿懷激進的呼求、難以滿足的豪情和高傲的痛苦，全部一觸即發”。

當《維特》受到狂飆突進運動倡導者的熱忱歡迎時，它卻遭到啟蒙主義陣營的普遍拒絕。對于萊辛以及啟蒙運動后期的其他代表人物而言，這是一段令他們郁悶的體驗，感傷主義所興起的感覺崇拜，竟然可以像在歌德的小說中那樣如此徹底地擺脫理性的控制，而啟蒙主義的作品作為憂郁、厭世和空想的反對者，則越來越受到威脅。

萊辛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科萊（Friedrich Nicolai）在1775年創作了一部針對《維特》的反轉小說《少年維特之喜悅》。小說中夸夸其談的理性主義，將維特的痛苦當作純粹的疑病癥僅僅用食療法去“消除”，這一切都激怒了歌德。由此，他于1775年創作諷刺文《關于少年維特之喜悅的逸事》，戲仿了尼科萊小說中的一些場景，此外還寫了一首名為“尼科萊在維特墓邊”的諷刺詩。在詩中，歌德讓一個影射尼科萊的“美好精神”在維特的墓上解便，并隨即這樣評價維特之死：“善良的人就這樣隕落了！/如果他能和我一樣拉屎，/根本就不會死！”

維特的陰影伴隨了歌德一生，甚至也跟著他來到意大利。歌德在第二首《羅馬哀歌》的初稿中寫道：“倘若維特是兄弟，我已將他謀害，/他悲傷的復仇之魂如此緊隨著我。”

的確，維特之魂尾隨歌德直至耄耋之年。魏岡特書店在《維特》首印五十周年之際出版紀念版，歌德以一首《致維特》開篇：“又一次，你潸然淚下的影子/將你展現在日光之下。”后來，歌德將這首詩與《瑪麗恩巴德哀歌》，即古稀之年的他與少女烏利克·馮·萊韋措夫（Ulrike von Levetzow）最終分手后，在內心震撼中寫下的詩歌，還有一首《和解》一起歸為《激情三部曲》。歌德將維特與自己的悲劇性愛情體驗聯系起來，言下之意便是，直至遲暮之年，維特始終觸及他個人本質的隱匿面。

托馬斯·曼在1941年關于《維特》的論文結尾處，以諷刺性的偽裝方式引入了自己的小說《綠蒂在魏瑪》，小說虛構了歌德昔日的戀人綠蒂在1816年重回魏瑪之旅。托馬斯·曼稱“這本感傷的小書令人黯然傷神、支離破碎”，這讓當時的世界“在字面意義上沉醉于死的歡愉”。至此，我們已非常靠近托馬斯·曼的著名概念“對死的共情”，這也構成了《魔山》的一個基本主題。

具有救贖性的創造天賦

托馬斯·曼洞察到，《維特》展現了世界在大革命前的脆弱性，它是一場“對僵死的舊文化根基的顛覆”，預示著“法國大革命將帶來的災難與新氣象”。顯然，維特并未從受限于舊世界束縛的痛苦中得出任何政治的或美學的結論，他既不是革命家，也不是藝術家。這就讓他最終止步于“致死的疾病”，我們在此引用克爾凱郭爾名作的標題，而它也是維特在8月12日的信中引自《約翰福音》11章4節的表述。

維特“就是青年歌德自己，只是不具備大自然所贈予他的創造天賦”，托馬斯·曼如是說。換句話說，維特只是個業余文藝愛好者，如果套用歌德和席勒在后來的合作中發展出的概念。依舊引述托馬斯·曼的評論：“想要描繪一個陷落到死亡中的人物，一個詩人只需描繪他自己就行了，除了略過關于創造性天賦的部分。這一部分對詩人來說是基石與支柱，吸引他繼續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維特選擇輕生，正因為他不是一個詩人！

《維特》與《魔山》之間似乎隔著整整一個世界。終其一生，托馬斯·曼都追溯著歌德的腳印（這是沿用他自己的表述），但他并未跟隨歌德革命性的書信體小說《維特》，而是以其嚴肅性和諷刺性，繼承了《威廉·邁斯特的學習生涯》之后的成長小說傳統。后來被稱為“成長小說”（或作“教養小說”）的這條特殊的德國路徑，正是由此開始的。這是德國文學獨辟的蹊徑，它一直與歐洲主流的社會小說擦肩而過，從未在德語圈之外贏得很高的關注。直至托馬斯·曼的《魔山》，成長小說才被帶入世界文學的領域，并與社會小說結合起來。

《魔山》與《維特》一樣，也是一部誕生于時代轉折點的小說。小說中肺病療養院那個死的世界，折射著敘事者想招魂的社會性世界，但隨著世界大戰的“驚雷”“撼動寰宇的地基”，這樣的世界也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魔山》講述的究竟是成長的故事，還是沉淪的故事？這一爭論持續影響著《魔山》的接受史。持前一種觀點的人認為，小說第六章“雪”這一節體現了作品的思想精髓，并在主人公漢斯·卡斯托爾普的以下宣告中達至巔峰：“為了善與愛的緣故，人不應讓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而持后一種觀點的人則強調，主人公漢斯隨即就忘記了這一原則，重新淪入對死的癡迷中，直至悲慘的尾聲。然而，這一觀點只在表面上成立。小說第七章《妙樂盈耳》一節的最后，漢斯對舒伯特聲樂套曲《冬之旅》中的《菩提樹》一曲發表的論述，徹底應和了他在《雪》的夢境后作出的宣告，《菩提樹》恰恰是“浪漫主義的死之歌”。漢斯在那段內心獨白中說，“若有人在自我超越的過程中耗盡生命，最終死去，他的唇齒間將傾吐出愛的新詞，只是如今他還不知如何去講述”，他也會從這首歌、從對死亡的共情中獲取真正的智慧。

敘述者告訴我們，這段話就是漢斯·卡斯托爾普臨終一刻的預表，在現代武器裝備競賽的戰場上，他再一次哼唱起“死亡的魔歌”，炮彈在他耳邊呼嘯而過。面向毀滅性武器的歌唱，是抵抗死亡的歌唱，因著未來之名，即使歌者自己并不確定是否還能經歷未來。

以幽默為良方

在《魔山》中，“對死亡的共情”讓位于“服侍生命的決心”，這是托馬斯·曼反復強調的。從這一點來看，德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兩部長篇小說以對題的方式遙相呼應：《魔山》是一本反《維特》小說。“雖然這部小說涉及死亡，事實上卻是一本‘善待生命’的書，”托馬斯·曼在1925年11月21日致羅伯特·法爾西（Robert Faesi）的信中這樣堅稱，“這是它內在的屬性，并在外部表現為幽默。”

幽默是抵抗糾纏著維特的“致死的疾病”最強有效的良方。歌德悲劇性的書信小說離這樣的幽默還很遙遠。而且《維特》缺少敘事者，但歌德在《威廉·邁斯特》中就讓敘事者支配起幽默，擔當起對事物進行反諷的角色。邁斯特追求的“塔社”遵循著這樣的基本信條：“勿忘生活”。《魔山》也順著同樣的軌跡發展。這是一條善待生命的幽默的軌跡，正是幽默，在這部原本注定被“勿忘終有一死”掌控的小說里，為死的世界設定了限制。

（本文原載《蘇黎世報》2024年5月4日“文學與藝術”版面，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翻譯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