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讀者接受、學者研讀與紅色經典的生成——以《大刀記》入選紅色經典為例

《大刀記》于197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出版后，便獲得了當時讀者好評和學者關注。山東人民廣播電臺小說連播欄目推出由薛中銳主播的《大刀記》，也受到了聽眾的關注和喜愛。傍晚時分的小說連播《大刀記》，一時成為許多聽眾的首選節目。這種情形固然與1975年的文學資源相對貧乏有著一定的關系，但不可否認，《大刀記》并不是一部跟風之作，而是一部深潛著作者郭澄清對中國革命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感悟的經典之作。郭澄清之于那個特殊時代的文學史價值和意義到底在哪里？為了搞清楚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對《大刀記》入選紅色經典的道路作一番系統性的梳理，進而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那些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的作家作品打開一扇通向文學經典殿堂的大門。《大刀記》在初版發行后，又不斷地被重印、再版，還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甚至正健步地走在通往“紅色經典”的大道上。那么，《大刀記》入選“紅色經典”的歷史之路是怎樣的？它又為什么會成為“紅色經典”？這由此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歷史啟示？

一

回顧《大刀記》入選“紅色經典”的艱難歷程，不難發現《大刀記》與“紅色經典”之間一直有著某種關聯。根據商務印書館版《現代漢語字典》的界定，“經典”一詞有三個層面的意思：第一是名詞，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第二是泛指各種宗教教義的根本性著作，也是名詞；第三是形容詞，形容著作具有權威性，比如說經典作家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紅色經典”中的“經典”是名詞，在這里屬于第一層意思。1980年代，“紅色經典”被用來指稱“文革”中出現的樣板戲；1990年代以來，被泛化為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2004年，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頒布了《關于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禁止戲說“紅色經典”。在2000年國家的相關通知中，“紅色經典”專指有關革命題材且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也曾經使用過“紅色經典”的概念，特別強調“紅色經典”是中國社會生活中一種獨特的文藝現象，它包含了太多歷史的記憶，也包含著一個民族視為至寶的精神財富，強調“紅色經典”對我們當下文化建設的重要作用[1]。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紅色經典”已經進入大學課堂并成為當下思政課的重要內容和大學文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為改變既有文學教育的格局，讓“紅色經典”走入青年學子的心靈深處起到了良好的鋪墊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1975年長篇小說《大刀記》出版之后，一共發行了400多萬套；根據原著改編的連環畫影響最大，發行了至少564萬本，改編的廣播劇也在全國20多家省級電臺連播。1978年，電影版的《大刀記》上映，在內地放映了30多年，影響了7億人。2015年，57集電視連續劇《大刀記》開始播出。除了影視改編之外，學術界也開始對郭澄清的文學創作及《大刀記》的文本進行深入的研討和解讀，這為《大刀記》的經典化開啟了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空間。

山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75年7月共同出版的《大刀記》，首次印刷了10萬冊。通過這個數據可以看到，這部著作一經問世便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成為讀者追捧的對象。此后，山東、上海、四川、山西、吉林、浙江、福建、黑龍江、廣東、廣西等20多個省的出版社都出版重印了長篇小說《大刀記》。從《大刀記》的版本變遷還可以進一步看到，它的傳播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在以后幾十年的時間里經久不衰，始終深受讀者歡迎。

實際上，《大刀記》最早完成于1971年，并交由出版社印刷了內部征求意見本。但由于“四人幫”的干擾，這一版本一直沒能通過審查。即便是1975年出版的《大刀記》，也對初稿進行了全面的置換和刪節。經過刪改后的《大刀記》開篇有240個頁碼，隱含了郭澄清通過《大刀記》的書寫要傳達的一種文化理念：把《大刀記》這部文學作品當作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與藝術闡釋的史詩來加以建構，不僅要把自己的生活反映出來，還要把自己生活所蘊含的歷史規律也一并呈現出來。

2019年，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由李敬澤、丁帆等國內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組成的評審專家委員會，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篩選出了70部小說，這70部小說又構成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等10家國家權威出版單位聯合推出的“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系列叢書，《大刀記》也在其中。2021年，中國言實出版社為了慶祝建黨100周年，出版了“百年百部紅旗譜”系列叢書，《大刀記》再次入選。同年，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作家出版社承辦的《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出版，共收了60部紅色經典，《大刀記》又成功入選。眾多權威出版社把《大刀記》納入出版計劃，并且作為重點篇目推出，這意味著《大刀記》已經成為被國家、被大眾認可的“紅色經典”。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大刀記》連環畫的傳播。《大刀記》連環畫總共發行了至少564萬本，尤其是在20世紀60、70年代到80年代傳播甚廣。中國文學走進那一代人心中的重要媒介，不是它的原始版本，而是改編的連環畫。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錢振文曾談到，他兒時曾拿到一本《大刀記》連環畫，偷偷地跑到家中房頂上看，就連母親喊吃飯他也裝作聽不見[2]。由此可見，連環畫對當時的兒童產生了多么強烈的影響力，使他們廢寢忘食地沉浸于《大刀記》營造的歷史場景中，可以說，《大刀記》熏陶了他們的內在精神。進入新時期，《大刀記》仍然備受關注。1981年，陳水遠繪作的《大刀記》連環畫由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2009年，河北美術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大刀記》的連環畫。2012年，河北出版傳媒集團與河北美術出版社聯合出版了陳繼榮等繪制的中華紅色教育連環畫《大刀記》。2017年，盧麗華繪制《大刀記》五冊由連環畫出版社出版。這一全新的版本注入了時代的特色，封面上的梁永生意氣風發，顯示著青少年的勃勃生機。這昭示著連環畫在今天仍然富有強大的生命力，《大刀記》仍然備受讀者尤其是新一代的青少年讀者的喜愛。

除了連環畫，影視改編也是一種重要的傳播方式，是中國文學走向民間的重要途徑。大眾熟知的經典作品大都得到了影視化的改編，《大刀記》也不例外。影視改編為《大刀記》走進民間、打造經典贏得了群眾基礎，讓更多人了解到了這部作品。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大刀記》，是邱勛和曲延坤在原著的基礎上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2015年，《大刀記》又一次被影視界關注，由山東衛視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大刀記》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當代讀者對于《大刀記》和郭澄清的特別關注，與2015年的電視劇改編版有很大的關系。這部作品借助屏幕走進了千家萬戶，成為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影視劇尤其是“紅色經典”影視改編熱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的電視劇版《大刀記》被媒體公認為是一部非常接地氣的作品，尤其是在演員造型方面，主演谷智鑫坦言，人物造型就像是從連環畫中走出來一樣，具有十足的鄉土氣息[3]。其形象塑造也更具當下意義，梁永生的鐵漢形象與前期電影有所不同，更切合當下時代對于英雄的呼喚。

除了上述傳播途徑，電臺播講對于文學經典進入千家萬戶也起了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電臺播講的《大刀記》影響了兩代人，當時每晚電臺播放著名播音員薛中銳播講的《大刀記》，便成了聽眾夜晚最豐富的精神食糧。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有一份《長篇小說<大刀記>播講錄音》（兩盤），這份錄音記錄了1975年10月22日到1975年10月23日長篇小說《大刀記》的播講錄音，音軌一個是A7，一個是B8，一共是60分鐘，由L3027號機錄制[4]。這份重要的資料如果能放在郭澄清紀念館里，是極具歷史感和價值意義的，它能夠帶領我們穿越時空，尋找《大刀記》留下的痕跡。

二

《大刀記》這部作品從誕生到當下已有近50年了，讀者所能接觸到的文學作品也越來越多，許多曾經紅極一時的文學作品經過歷史的風吹雨打，早已難覓其蹤跡了。但《大刀記》似乎并沒有被人們所遺忘，相反，它的文學價值和意義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郭澄清研究的發展歷程，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歷史時期[5]。第一個歷史時期主要集中在1960年代。這個時期，郭澄清作為青年作家登上文壇，相繼創作出了一批有影響的短篇小說。因此，該時期有關郭澄清的研究，便集中于他的短篇小說創作方面。第二個歷史時期是1970年代，以他的《大刀記》發表為契機，各種報刊發表了許多相關的文章。第三個歷史時期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通過對郭澄清“在歷史的縫隙中發現詩與美”的重新闡釋，人們對“郭澄清現象”進行了重新解讀。于學術界而言，一個作家要成為經典作家，一部作品要成為經典作品，離不開有關學術會議的專題討論，離不開讀者的閱讀與學術界的研讀。

2006年，《大刀記》迎來了它沉寂多年之后的重要轉折點，也是它開啟經典化之路的關鍵節點——郭澄清文學創作全國研討會于他的家鄉山東德州召開。此次會議集中研討了以《大刀記》為主的郭澄清的小說創作，會議由時任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的吳義勤主持。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有全國黨建研究會顧問、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張炯，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朱德發，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孟繁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程光煒，以及中宣部文藝處梁鴻鷹、《文藝報》編輯劉颋、山東師范大學李宗剛等，共計40多名專家學者。劉颋發表了題為《熱情描寫農村新人 弘揚正確價值觀——郭澄清文學創作研討會召開》[6]的消息。此后，《文藝報》刊發了張炯的《郭澄清創作的成就和特色》[7]，并用一個整版發表了一組評論郭澄清其人其文的文章，具體包括雷達的《一位不能遺忘的好作家》、陳曉明的《革命敘事中的人倫價值建構》、孟繁華的《重新評價紅色歷史的書寫》、梁鴻鷹的《郭澄清的啟示》、李宗剛的《郭澄清的史詩性追求》[8]。這些學者的參會對于《大刀記》以及郭澄清文學創作的經典化、對于人們重新關注《大刀記》和郭澄清，起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2019年，山東師范大學召開了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標志著郭澄清文學史地位的確立，是《大刀記》經典化道路上的里程碑。會議的主題是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相關討論不僅涵蓋了郭澄清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貢獻，還隱含了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同時也界定了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

學術研究對于《大刀記》的經典化起到了關鍵作用。2006年，朱德發的《按照“美的規律”構建小說藝術王國》發表于《山東社會科學》第4期，該文深刻闡釋了郭澄清短篇小說的美學價值，對其建立在鄉村之上的藝術王國予以高度肯定[9]。2007年，《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又刊發了《對<大刀記>兩個版本的對比性解讀》一文，挖掘了《大刀記》的文學史意義和價值[10]。同時，張全景在2006年郭澄清文學創作研討會上的講話被《德州日報》刊發[11]。這意味著《大刀記》的歷史價值、政治意義已得到曾經參加過中國革命的老同志的充分肯定。

《郭澄清短篇小說選》的出版為《大刀記》的經典化提供了全方位的文學支撐，也對《大刀記》的經典化起到了助力作用。吳義勤為這部小說撰寫了一篇序，其中對于郭澄清短篇小說創作美學的內在意蘊進行了深入闡釋，對郭澄清短篇小說走向學術界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12]。2006年的德州會議，也推進了這一研究。2008年，《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刊發了朱德發和李鈞合作撰寫的《重新解讀被當代文學史書寫遺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現象論》，通過前期的個案解讀，深入文學史的層面，強化了郭澄清應該作為一種現象被記錄在中國當代文學史里這一觀點[13]。2009年，李宗剛的論文《對<大刀記>從小說到電影的再解讀》對于《大刀記》從小說到影視的改編有了進一步的思考，認為電影的改編保持了原作所蘊含的歷史發展的合力[14]。

在中國知網搜索郭澄清的名字，可以看到較多相關研究的論文。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75年發表在《山東師院學報》上的《偉大抗日戰爭的一曲凱歌》[15]。除《郭澄清短篇小說選》外，《郭澄清研究資料》[16]的出版，對于《大刀記》的經典化也提供了歷史性的支撐。這部研究資料，是第一部郭澄清研究資料。我們知道，出版獨立的作家研究資料在作家作品的經典化過程中有著無可取代的作用。作家研究資料可以全面詳細地收錄有關作家作品的研究資料，可以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提供直接系統的資料，為研究者把握作家作品研究提供學術史的坐標。《郭澄清研究資料》便較好地為我們提供了進行郭澄清研究的參考資料，為推動郭澄清研究的深入發揮了積極推動作用。我們想要了解、研究《大刀記》和郭澄清，自然也可以直接通過這本書把握前期的研究成果，從而可以進一步推進《大刀記》的研究。李宗剛提到過，在這本書的編纂過程中，郭澄清的兒子郭洪志功不可沒。郭洪志特別注重對郭澄清相關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從目錄便可以看出，這本書的資料整理是相對完整的，也為此后相關的一些文學材料提供了參考。除此之外，黃愷書、高艷國編著的《風雨大刀魂：郭澄清評傳》[17]，也為《大刀記》的經典化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紀念館作為展現作家成長的重要物質場所，在作家作品的經典化過程中也同樣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郭澄清紀念館便為《大刀記》的經典化提供了物質層面的支撐。人的精神是可以代代傳承的，但是物質的存在往往是轉瞬即逝。為此，寧津縣高度重視郭澄清文學遺產的整理，并將其發揚光大，在郭澄清的故鄉建立了郭澄清紀念館。這個紀念館在物質層面保存了郭澄清從事文學創作的一些歷史鏡頭，從而為我們走進《大刀記》作好了物質鋪墊。通過這個紀念館，讀者能夠了解到郭澄清是在怎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從事文學創作的。

三

《大刀記》在改革開放之初有一段時間是非常沉寂的，并沒有得到讀者青睞和學者研讀，在相關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也很少看到有關郭澄清以及《大刀記》的片段。然而，在進入新世紀以后，《大刀記》為什么會沖破歷史長河堅冰的壓抑入選“紅色經典”，成為與那些已經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赫然存在的文學經典并肩的重要文學作品呢？對這一問題，我們應該從三個層面加以解讀。

其一，郭澄清所具有的人格魅力賦予了《大刀記》以紅色基因，由此奠定了《大刀記》入選紅色經典的內在根基。郭澄清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獻給了文學，從事文學創作就如同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一生都高揚自我主體性，也做到了生命不息、創作不止。這種精神超越種族、超越國家、超越時空，具有永恒的人類性的價值和意義。一個作家從事創作，能夠完全沉浸于其中，這說明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脫離了低級生活趣味的人，說明他在文學創作中找到了人生的意義，找到了人生的趣味。這樣的人才能夠真正沉潛于文學世界，創作出經典作品。即使在千佛山醫院干部保健病房，郭澄清也依然堅持寫作，并出版了抗日戰爭題材小說《決斗》。這種把文學視為生命的精神正是其人格的寫照。郭澄清從1952年開始創作，1970年開始專業創作，完成《大刀記》后的1976年，就患上了腦血栓，半身癱瘓。此時，他的年齡也就只有40多歲。作家寫作一旦進入某種境界，常常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時間長了，血管自然就形成了堵塞。而《大刀記》共有100多萬字，難以想象，這是多么漫長又艱難的壯舉。他在患病之后給賀敬之寫過一封信，因腦血栓帶來的半身不遂讓他的字跡都有些難以辨認，寫作對他而言已經非常不便。而年輕時，風華正茂的郭澄清的字頗有神韻，有一種力道在其中。為了文學，郭澄清如同一支蠟燭一樣點燃了他的生命，不斷地燃燒著。一代代偉大的作家，都是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自我內在的困難，進而達到了至高的純粹的境界。

郭澄清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在黨的培養下完成了人生的自我轉化與提升。黨的培養也為他創作《大刀記》提供了生活基礎和政治基礎。郭澄清在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擔任過小學教師，還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曾擔任過《寧津日報》總編輯；后來他是山東省文化局創作辦公室主任，還是中國作家協會山東分會的副主席。郭澄清走過的一生，就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應該走過的一生。在成為山東文化界的領導之后，山東省委分給了他一套房子，這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常珍貴的。但是，郭澄清堅決放棄組織分配的房屋，回到他的鄉村舞臺繼續從事創作。杜甫慨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郭澄清卻得“廣廈”而拒之，他身上有古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為了寫作，他放棄了優渥的待遇，住在草屋，哪怕是挨餓、受凍，也甘之如飴，而這正是衡量一名共產黨員的最重要標準。郭澄清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還是在一眾優秀的共產黨員中能夠繼續脫穎而出有所成就的佼佼者。

郭澄清把自己和這個時代的人民融為一體，成為時代、人民的代言人，這為他從事文學創作提供了強有力的人生支點。郭澄清在農村寫作時，常深入民間進行調研。他與老百姓促膝長談，傾聽老百姓真實的聲音，真正地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從而完成對于歷史內在規律的正確把握。通過尚啟元2022年創作的《郭大刀》[18]，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了解郭澄清創作《大刀記》時的歷史場景。這部報告文學似的作品，對于郭澄清融入農村、融入農民生活的過程作了文學式的書寫。

其二，郭澄清在從事短篇小說創作的過程中逐漸掌握文學創作的規律，從而為創作出《大刀記》并為其后來入選紅色經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郭澄清親身經歷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協程，這固然為其創作《大刀記》積累了豐厚的生活素材，但把豐厚的生活素材轉化為一部藝術上乘的文學巨制，還需要豐富的文學創作實踐作支撐。郭澄清從當初從事革命時搞文字工作到走上短篇小說創作之路的經歷，錘煉了他駕馭文學作品的能力。郭澄清把鮮活的時代賦予的創作激情及時地轉化為短篇小說，并在短篇小說創作上獲得了批評界的關注。他創作的《社迷》《社迷傳》《黑掌柜》等受到廣泛的好評，《黑掌柜》甚至被復旦大學出版的《文學寫作》[19]當作范文。2019年，《黑掌柜》又被孟繁華主編的《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短篇小說卷》第2卷收錄。沒有經典作品支撐的作家不可能成為經典作家，《黑掌柜》便是郭澄清在短篇小說創作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早在1962年，閻綱便撰文評論《黑掌柜》，該文指出：“關于《黑掌柜》的藝術表現方面，需要談及的不少，這里只想說說它在故事安排上如何結構矛盾這一點。”[20]閻綱分析了《黑掌柜》在故事安排上如何結構矛盾，道出了郭澄清在駕馭復雜的社會矛盾時所顯示出來的藝術功力，這在某種程度上為《大刀記》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作了很好的演練。正因為在短篇小說創作方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郭澄清于1965年11月應邀參加了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團中央、文化部召開的“全國青年作家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郭澄清與李準、浩然、胡萬春、王汶石、茹志鵑等7人作為特邀代表參會，并受到大會的表彰。這一全國性的表彰自然增加了郭澄清文學創作上的雄心壯志，為他向長篇小說這塊相對陌生的領地挺進起到了助力作用。

《大刀記》這一紅色經典的某些文化品格承載的主體主要在于塑造了梁永生這一成功的人物形象上。梁永生起初從尋找反抗道路，最終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對于革命的認同與皈依。梁永生要想報個人的家仇，必須要實現一個身份的轉換。在成為八路軍后，回到村莊的梁永生便有了新的社會位置，他不再是這個村莊里邊的普通農民，而是這一個區的區長。八路軍屬于共產黨領導的部隊，這樣的一支部隊自然和農民天然地融合在一起，中國共產黨更是因為代表了這一群體的利益才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民間找尋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動因是在既定的社會秩序的失范下對公平與合理原則的絕望，他們希冀通過一個能夠代表被邊緣化了的“窮人”的愿望與要求的組織或個人來實現自我訴求。從這樣的意義上來加以審視，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刀記》是對民間既有訴求和理想的一次成功銜接。由此，他們從自我樸素的理想和信念出發，執著地追尋著一種“大同”社會理想成為了基本訴求。

其三，《大刀記》之所以入選紅色經典，還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國革命發生的內在淵源。在中國20世紀的歷史長河中，任何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無法回避的一個基本事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在中國共產黨從一個處于邊緣的政黨走向中心的執政黨的過程中，隱含著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會在短短的30來年時間里神奇地完成了從邊緣向中心的躍進？這一基本問題不僅受到歷史學家的追問，也為那些在文學敘事中追求史詩性文化品格的作家所關注。針對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領導革命走向成功這一問題，《大刀記》以文學的形式作出了解答。郭澄清在創作《大刀記》時，努力地把自己的藝術觸角清醒而冷峻地指向了歷史的發展規律：在一個社會的秩序和法度失范時，以大刀為代表的暴力式符號就會成為人們訴求自己愿望的唯一實現方式，從而成為對既有的社會秩序進行解構的主要力量[21]。

《大刀記》把中國發生革命的內在緣由用文學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從而使其具有了紅色基因。歷史所有的要素共同作用形成一種合力，揭示了中國在那樣一個歷史時期必然發生革命的歷史規律，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走向成功的內在規律，它蘊含著“紅色經典”內在精神。中國歷史上有過無數次農民起義，但是大都悄無聲息，或者是被鎮壓，或者是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新的歷史時代的到來，則改變了舊的歷史的發展軌跡。中國在1921年誕生了一個新的政黨，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能夠逐漸發展壯大，其中必有它的內在規律。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在短短的30來年里，就推翻蔣介石領導的政權，基本完成了大陸的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之所以極具生命力，是因為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把革命的內在訴求和民間訴求合二為一，是民間力量與政黨力量的交融整合，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民間力量和政黨力量的交融整合，標示出了歷史的結果正是諸多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個結果恰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本點。回望歷史，當年沂蒙山區的老百姓有一件新衣也給八路軍、有一點糧食也給八路軍，正是因為黨代表他們的利益，老百姓自然有感恩之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社會自然就會呈現出新的面目。

《大刀記》為我們展示的是一幅民間個體在實現自我欲望的過程中逐漸對中國共產黨產生認同和向往的歷史畫卷。這也從另一個向度上標示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不僅來自政黨本身的努力，而且還來自民間的訴求。當秩序失范后的社會無法滿足個人對正義和公平的追求目標時，人們一般都是通過依恃其他政治勢力或集團勢力的方式來實現自我的目標。這恰是梁永生從個人家庭的復仇走向社會解放道路的內在根本。

《大刀記》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度表現還在于，它把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走上成功的道路置于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形象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進入農村、并由此在既有的社會秩序中發展壯大的道路。在國共合作之前，工農紅軍一直是國民黨“圍剿”的對象。在國共合作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接受了改編，成為中國革命軍第八路軍。這一番號的改變，一下子使得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進入農村具有了合法性和權威性。像梁永生作為八路軍的代表進入農村后，地主“聞風喪膽”，這恰是八路軍在改編后獲得了合法性和權威性的表征。這種情形在國共合作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進入農村，打亂了農村既有的政治、社會、文化秩序，重構了以共產黨為核心領導力量的社會新秩序。這便為八路軍在農村開辟根據地并擴大人民武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然，也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充分的鋪墊。當然，在國共合作之前，國民黨在這些鄉村雖占據主導地位，卻僅獲得地主等少數人的支持，沒有獲得農民的認同與支持。這便在另一個維度上說明了人心的向背才是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決定性力量。“八路軍”在以后的指稱中，固然有中國國民革命軍系列下的序號含義，但在人們的潛意識中，恐怕已經很少有人把八路軍和中國國民革命軍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了。從這樣的維度來看，郭澄清在此凸顯了八路軍的政治符號功能和意義，自然就有其獨到的文學價值和意義了。然而，郭澄清的這一文學書寫在既有的文學解讀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凸顯。

郭澄清創作的《大刀記》能夠入選紅色經典，既與郭澄清自身的革命本色有著密切關系，又與這部作品富有自我的史詩品格有關，還與這部作品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層表現有關。在《大刀記》這部能夠超越時空的文學作品中，郭澄清通過對歷史規律的把握，進一步強化了歷史的結果正是諸多合力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凸顯了來自社會底層最廣大普通個人的翻身渴望與中國共產黨的政黨主張的同頻共振，深刻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歷史存在的合法性為其開辟了通向未來的發展之路。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大刀記》為我們形象地展現了民間欲望和政黨主張是怎樣有機疊加并最終融合在一起的，以及這種疊加又是怎樣穿透社會現實堅冰的限制而得以在合法性的基礎上獲得發展壯大。在此情形下，《大刀記》入選紅色經典便具有了邏輯上的某種必然性。

四

我們可以忘記歷史，但是不能把歷史的發展規律也拋至一邊，而應該將其與現實相對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刀記》入選“紅色經典”也帶給我們一些歷史啟示。

首先，作家要創作出偉大的文學作品，需要有為文學而獻身的精神，需要有超越物欲和公民訴求的高遠的人生境界。郭澄清在創作《大刀記》時抗拒了種種功利性的誘惑，進入了這種高遠的人生境界，這是他能創作出“紅色經典”的內在根據。割舍掉城市優越的生活，回到農村，在嚴酷的環境中進行文學創作，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而郭澄清做到了。他的心境遠離城市的喧囂，與魯西北的泥土緊緊連在一起。作家和農民這兩種身份在他身上合二為一，才能使他沉潛于文學中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擾，一心一意從事他的文學創作，才能夠讓他的文學創作最大限度地滲透他的文學創新性的思維。

其次，作家要創作出偉大的作品，需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和政治信仰，需要有統領自我創作的思想體系。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而作家的創作也不可能脫離時代的烙印；文學創作的歸處是伸展到時代中去，而作家亦是時代的組成部分。對于作家的創作來說，人民性是至關重要的，作家與人民的關系應是血濃于水。因此，作家需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政治信仰，同時還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即他需要對于這一時代的政治、社會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和接受。郭澄清的黨性原則就確保了他創作的《大刀記》有鮮明的紅色基因，使得這部作品有鮮明的政治色彩，為它成為“紅色經典”奠定了堅定的基石。郭澄清在解放前參加了革命，有著隨時準備為革命而獻身的覺悟。擁有這樣一腔熱血和這樣一種偉大的革命的情操，如何不能成為一個精神純粹的人？

再次，要創作出偉大的作品，需要深潛于民間、深入到人民火熱的生活中去，需要在洞察歷史發展規律中獲得創作的支撐點，并且由此建構自我的文學世界。郭澄清生于鄉土，又在功成名就時毅然選擇回歸鄉土，自始至終與農民同呼吸、共命運。他對于家鄉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刻的洞察和把握，對于農民的情感和思想有著全面而深入的感知，因此才能夠真正地在生活中洞察歷史、發現問題，進而寫出既有其獨到性、又能夠讓讀者產生共鳴的文本來。《大刀記》第一次出版后，在當時掀起了一陣閱讀風潮。大家之所以爭相閱讀《大刀記》，是因為《大刀記》所書寫的是他們熟悉的生活，讀者們能在這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郭澄清用民間術語的方式來呈現歷史的規律，濃縮了歷代人們的經驗，也成為這個時代的總結。所以，《大刀記》才能夠為人民所接受，能夠入選并成長為經典。歷史的車輪已經來到21世紀的當下，假如再過100年，人們要了解中國在20世紀30、40年代那場抗日戰爭歷史的時候，還要讀《大刀記》。通過《大刀記》我們能夠再次走入歷史的河流，進而挖掘到那個時代不同的政治力量怎樣交鋒、中國人民又是如何在共產黨的引領下、在歷史合力的主導下建立起新中國。

最后，作家要創造出這個偉大的作品，需要在接納東西古今文學營養的基礎上，找到屬于自我的文學表達形式，由此構建起獨具個人特色的文學世界。閱讀《大刀記》，讀者會強烈地感受到郭澄清深受中國傳統優秀小說的影響，使得《大刀記》在建構過程中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回顧中國現當代的文學史，小說的書寫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對于西方文學的接受也更為廣泛，但是縱觀那些生命力不強的作品，不難發現他們沒有把文學創作的根基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外來文化要想適應我們的文化，就必須要和我們的文化對接起來。在當時的研討會上，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被很多新潮批評家嚴厲批評，認為其中的現實主義創作已經過時且沒有市場，但路遙依然堅定地相信自己的作品始終植根于現實。而根植于現實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為了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親自到礦山去，深入民間體驗真正的生活，從生活泥土中提煉出文學的精華。因此時過境遷，對于《平凡的世界》的評價也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平凡的世界》成為人們競相閱讀的作品，路遙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中國改革開放先鋒在作家中只有兩名代表：一個是寫農村題材的作家路遙，一個是寫城市題材的作家蔣子龍。路遙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在于他的文學創作始終植根于中國的大地，他的文學作品既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又建構出自己獨有的文學特色。時間能夠證明路遙的文字中富有那股生命力，因為這些文字植根于生活的土壤，深深扎根到人民中去、到時代中去，成為這個時代變遷的折射角。與《平凡的世界》相似，《大刀記》這部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就在于他把“中國的農民為什么走向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為什么能夠成功”這兩個方面有機地統一起來。即使進入新世紀，我們依然可以從那些鏗鏘的文字中真切感受到，黨和人民在那個艱難的年代是如何團結一心，為中國廣袤的大地帶來勝利的曙光！

總的說來，讀者的廣泛接受是一部經典生成的群眾性基礎，學者的深入研讀是一部經典生成的重要推手。惟有在讀者的廣泛接受和學者的深入研讀的基礎上，一部文學作才能開啟其經典化之路。《大刀記》入選紅色經典系列便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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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于郭澄清研究的歷史分期問題，可以參閱筆者在編選《郭澄清研究資料》時撰寫的前言，詳見李宗剛編：《郭澄清研究資料》，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前言。

[6]劉颋：《熱情描寫農村新人 弘揚正確價值觀——郭澄清文學創作研討會召開》，《文藝報》2006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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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這一組文章詳見《文藝報》200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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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宗剛：《對〈大刀記〉兩個版本的對比性解讀》，《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11]張全景：《在郭澄清文學創作研討會上的講話》，《德州日報》200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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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鈞、朱德發：《重新解讀被當代文學史書寫遺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現象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14]李宗剛：《對〈大刀記〉從小說到電影的再解讀》，《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15]齊鑄文：《偉大抗日戰爭的一曲凱歌——評郭澄清同志的長篇小說〈大刀記〉》，《山東師院(社會科學版)》1975年第5期。

[16]李宗剛編：《郭澄清研究資料》，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

[17]高艷國、黃書愷：《風雨大刀魂：郭澄清評傳》，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4年。

[18]尚啟元：《郭大刀》，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21年。

[19]胡裕樹主編：《文學寫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20]閻綱：《〈黑掌柜〉為什么好？》，《大公報》1962年12月15日。

[21]關于《大刀記》所承載的中國革命發展規律的論述，可以參見李宗剛：《對〈大刀記〉兩個版本的對比性解讀》，《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