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時代印記的角度而言，王瑤先生的文學史著作最明顯的印記是其基本的框架和體例。在基本的框架和體例上，《中古文學史論》和《中國新文學史稿》別無二致，雖然兩部文學史專著論述對象各別，研究者與對象的關系也有別，《中國新文學史稿》是“唐人選唐詩”，《中古文學史論》則是“宋人選唐詩”，但都是從政治社會情形述起，次及社會風貌，最后論述作家作品，并且論述作家作品時側重于主題和文體。在《中古文學史論》的自序中，王瑤先生表示，“我們和前人不同的，是心中并沒有宗散宗駢的先見，因之也就沒有‘衰’與‘不衰’的問題。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時代和社會的原因，而闡發這些史實的關聯，卻正是一個研究文學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職責”，這種意見正是其文學史框架和體例的觀念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瑤先生依循唯物史觀的理解將對文學作品的文體理解和美學判斷都相對客觀化了。不過，在具體的論述中，他似乎察覺到了這種歷史敘述可能帶來的問題，在論述中古作家的門第和文學成色的關系時表示，“我們當然不能依作者的門第品評作品的高下，但作者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卻是依他的門閥和官位而定的；文義之事固不能說毫無關系，但確乎是很微，是間接的。我們雖然不能說名門大族出身的人底詩文一定好，但文學的時代潮流卻的確是由他們領導著的”。由于注意到門閥官位這種社會政治現實與文學潮流的直接關系，王瑤的文學史框架和體例就免不了要論述文學流派以及其與社會政治的關系，而由于注意到“文義之事”與門閥官位關系“很微，是間接的”，他的文學史框架和體例就免不了專章或專節論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這就使得其文學史框架和體例具有辯證性，他也透過歷史的針腳闡發作家作品的獨立價值，而并不專在闡發文學與時代、社會的歷史關聯。

王瑤先生的上述特點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該書第二編“左聯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中，“左聯十年”的命名是具體時代的政治觀念和時代氣氛下的一種特殊表達，只能理解為左聯起主導作用的十年，而不是左聯存續了十年。該編第一章“魯迅領導的方向”也應作相應理解，不是十年間只有魯迅起到了領導方向的作用，而是魯迅的作用被特別強調了。但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在這種明顯露出歷史針腳和時代印記的地方，王瑤先生并不只是在應和新民主主義論的革命史觀，他凸顯魯迅其實意味著凸顯中國新文學史及左翼文學作為文學史的獨立性質。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該編關于文學現象的論述中，王瑤先生大體上采取了主題學式的分類法，尤其是第八章“多樣的小說”，分為“熱情的憧憬”“透視現實”“城市生活的面影”“農村破產的影像”“東北作家群”“歷史小說”六節，沒有一節說明了歸類的理據，卻有意無意地把并非左聯的作家作品都組織進歷史敘述中。這樣一種模糊而曖昧的處理使得文學的品評深隱在歷史的針腳中，而一定時代下的歷史觀與文學史事實之間的錯位也就顯得極為醒目。以其中“城市生活的面影”一節為例，該節論述了老舍、巴金、靳以、沈從文、張天翼、歐陽山、草明、葛琴八位作家，老舍和張天翼的篇幅最多，巴金次之，沈從文略多于靳以，其次是歐陽山和葛琴，草明是論述歐陽山時連帶著述及。在這一組合中，老舍、巴金主要在寫“城市生活的面影”是不錯的，王瑤先生也注意到了沈從文主要在寫湘西，但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顯然不是“農村破產的影像”，而是將其視為在某種程度上也在寫“城市生活的面影”的作家，由此增添了有別于左翼文學的鄉土敘事。王瑤先生強調沈從文“文字自成一種風格”，認為他的才能使他在說故事方面比較成功。這種獨具魅力的文學慧心，使得王瑤先生的文學史研究透過歷史的針腳，留下了作家作品耐人尋味的文學魅力，文學之為文學，到底是與作為科學的歷史研究有所不同的。

事實上，即便在《中古文學史論》和《中國新文學史稿》的框架和體例下，王瑤先生在縫密歷史針腳的同時，也發揮了他對于作家作品的體貼，展現了文學之慧心。例如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他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讀者歡迎與否的角度來論述巴金小說的價值，認為巴金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不很健全”，“但就在讀者中所發生的影響說，仍是有積極的啟發作用的”。這種論調在1957年寫的《論巴金的小說》中延續下來，王瑤先生仍然強調巴金小說的社會影響大、讀者多，客觀上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精神”，但同時也頗多體貼之語，見出其文學之慧心。例如王瑤先生認為《新生》以“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之類的表達獨立成篇，“對于革命者犧牲的積極意義就多少突出了一些”，而“作者也用生活本身，即情節開展的邏輯性來事實上對于那種單純獻身的觀點做出了一些批判”，這就對《新生》的形式和巴金的用心頗有體貼。又如王瑤先生在依著巴金自己的小說寫“性格”說分析“愛情三部曲”時表示：“就小說的動人程度和藝術成就來看，我以為在‘愛情三部曲’中以《雨》為最好；不簡陋，不枝蔓，雖然充滿了一種霪雨式的陰郁凄涼的情調，但讀來是會感到真實和動人的。”這就頗見出文學之慧心，既有作品優劣之品評，又對敘述形式和小說情調有獨到的把握。而且，那種從反面說出來的話，即“雖然充滿了一種霪雨式的陰郁凄涼的情調”，其實直指小說《雨》的核心，暗示了王瑤先生對文學的浸潤之深。洵可謂非浸潤日久，不足以養成其文學慧心也。

最好的例子也許是王瑤先生對魯迅的研究。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王瑤先生主要勾勒魯迅文學的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認為“魯迅從他的創作開始起，就是以戰斗姿態出現的：他一面揭發著社會丑惡的一面，一面也表現了他的改革愿望和戰斗熱情。在這二者的統一上，不只他作品的藝術水平高出了當時的作家，就在思想性的強度上也遠遠地走在了當時的前面。當作文化革命的旗幟，三十年來多少進步的作家都是追蹤著他的足跡前進的”。這種看法應和著新民主主義論的革命史觀，“藝術水平”近乎“思想性”的附庸，似乎不值得專門論述。但王瑤先生顯然清楚自己的文學史論述受制于具體的框架和體例，此后在《魯迅對于中國文學遺產的態度和他所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論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的關系》《論〈野草〉》《〈故事新編〉散論》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名文中留下了一個文學史大家對于作家作品獨到的體貼和會心。除了學界早有揄揚的一些關節，如王瑤先生發現《孤獨者》中的魏連殳與魏晉人物阮籍、嵇康的行跡和精神關聯，發現《故事新編》的“油滑”與二丑藝術的關聯，王瑤對《儒林外史》和魯迅小說之關系的理解，也是發人深省，足見其文學慧心的。在《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一文中，王瑤先生談到魯迅推崇《儒林外史》的原因包括“士林”風習的深切體會、諷刺藝術的熱愛及小說形式結構的接近三個方面，其中關于小說形式結構的分析尤為精到。他認為魯迅技巧圓熟的小說《肥皂》《離婚》與《儒林外史》一樣是“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而“《阿Q正傳》《孤獨者》等首尾畢具，人物性格隨著情節的發展而展開的作品中，那種以突出的生活插曲來互相連接的寫法也不是傳奇體或演義體的，而更接近于《儒林外史》的方法”，這種觀察可謂頗具慧心。而更為重要的是，王瑤先生表示：“魯迅小說的形式結構，因為它是短篇，并受了外國近代短篇小說的影響，因此在向民族傳統去探索時，就更容易受到《儒林外史》的影響了。”這就堪稱神來之筆了，魯迅小說形式自身的歷史不僅聯系著“外國近代短篇小說的影響”，而且聯系著《儒林外史》標識的民族傳統；在中西交匯處，魯迅小說獲得了其自身的歷史。這是真正的文學史研究，一切歷史的針腳，不管是隱是顯，都不那么重要了。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