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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軍機處輔佐皇帝治國理政，是行政總匯，號稱政府。軍機處辦事既講究快捷，又強調保密。故歷朝皇帝三令五申，嚴禁軍機處人員向外私通信件，泄露機密。一八八四年，晚清名臣閻敬銘一出任軍機大臣，就在家書中說，“自入政府，更不與外官通信”，“軍機例不通外信”。協助軍機大臣的軍機章京亦然。他們如與外官私通信息，一旦東窗事發，也多被嚴厲處分。

盡管制度和法律上懸為厲禁，但在清代中后期，軍機處人員與外官私通信件卻很普遍。這大概因為雙方互有強烈需求。簡言之，外官要依靠軍機處的獨家密信，以探知“朝中意旨”，故不惜千方百計以“鉤致之”。軍機處人員則很需要外官的“陋規”和人脈等資源，故不惜鋌而走險，“頂風作案”。當然，為了慎密起見，也為了降低風險，軍機處的秘密來信非但不署真名，亦不署常用字號，而多用彼此知悉、外人不曉的齋號、暗號，且齋號、暗號時有變化；信件內容則往往隱語滿篇，甚至需要使用特殊的套格才能閱讀出來。故他人即使截獲密信，也不易索解。

在當年主要靠書信傳遞消息的時候，這類密信必定數量頗大，但由于有意燒毀（“閱后付丙”）和客觀散失等原因，現在留存下來的相當有限，故十分珍貴。其中最有名的當屬一九一三年連載于《東方雜志》第九卷第一至二期的“熱河密札”。因為這是了解一八六一年辛酉政變，亦即慈禧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推翻肅順、載垣、端華等贊襄政務八大臣的絕佳資料，故甫一面世，就吸引了眾多讀者的熱切關注。人們紛紛投入大量精力，探幽索隱，希望破解其中的謎團。時至今日，經過高勞、夏孫桐、章士釗、黃濬、瞿兌之、邵循正、俞炳坤、祁龍威等幾代學者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才基本搞清了收信人均為軍機章京朱學勤，而發信人除一人外，其他幾位曹毓瑛、方鼎銳和許庚身都是時任軍機章京。密札中的諸多隱語、暗號，也大體破解。

許庚身

在“熱河密札”之外，朱學勤還保留了京內外官員寫給他的大量親筆密信。同時，朱學勤寫給其兒女親家、曾任上海道臺的應寶時的親筆密信也有幸存世。上述密信后來都珍藏于上海圖書館，近年來已被學者陸續整理出來，連載在《歷史文獻》中，最近更是全部彩印出版。這引起晚清史學者的高度重視，紛紛引用解讀，推進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李文杰：《辨色視朝：晚清的朝會、文書與政治決策》《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韓策：《江督易主與晚清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此外，近年來私人收藏家手中的書札珍品影印出版也蔚然成風，不僅推動了學術研究，也讓更多讀者一飽眼福。其中就有來自軍機處的密信。

李雋、吳剛兩位先生主編的《楓下清芬：篤齋藏兩罍軒往來尺牘》（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彩印版），正是這樣的例子。其中第四十六號信為某人致兩罍軒主人吳云（浙江歸安人，號平齋、愉庭、兩罍軒主人、二百蘭亭齋主人、退樓主人等，曾任蘇州知府）親筆密信一通，書法頗具特色，內容相當有趣，末署“弟時術謹叩，九月廿五日申刻”。編者將“時術”視為佚名，是該書中僅有的兩通“佚名”書札之一。最早撰文解讀此信的當為艾俊川先生。他在《讀書》二〇二〇年第九期曾發表《兩罍軒往來尺牘中的一個謎》一文（最近亦收入艾俊川著《E考據故事集：從清初到民國》，中華書局二〇二三年版），已經考出此信作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九月二十五日。美中不足的是，艾先生推論“時術”其人是新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的溫葆深，不無小誤。他是這樣推論的：“第四十六號信作于‘九月廿五日’。信中說：‘弟于月初幸晉一階，好在無公事無值日，于拙懶之性最為相宜。日來肩背疼痛，退直后即杜門養靜。’據知作者是須進宮入直的高官，并在九月初職務剛剛變動。”“復檢《清實錄》，同治十年九月上旬，有數位京官職務調動：甲午即初七日，以詹事府少詹事何廷謙為詹事；乙未即初八日，調禮部左侍郎溫葆深為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兵部左侍郎黃倬為禮部左侍郎，禮部右侍郎胡瑞瀾為兵部左侍郎，以內閣學士徐桐為禮部右侍郎。給吳云寫信的人，應在這個名單之中。”

時術（許庚身）致退樓主人（吳云）函

又《楓下清芬：篤齋藏兩罍軒往來尺牘》所收第六十二號信為吳云致吳大澂函，寫于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主要談的是為吳云之子吳承潞運作補缺事。內中吳云有言：“一切有足下與時術、皞翁推挽，究無不妥。”艾俊川先生認為：“吳云稱其為時術皞翁，可知時術影射的應是姓氏。”“那么，誰的姓氏與時術有關呢？還真有一位，就是調任戶部右侍郎的溫葆深。作為常用詞，溫習有反復學習之義，與時術的時時學習近似，自可用來影射關聯。”“‘時術’對應姓氏，‘皞翁’對應的就是字號”，因為“皞”與“明”同義，“而溫葆深恰好字‘明叔’，大概不完全是個巧合。”此外，艾先生還從吳云與溫葆深的深厚淵源等方面，推測吳云是可以讓溫葆深暗助他辦理私密事務的。

艾俊川先生的推論有兩處漏洞：其一，姑不論溫葆深由禮部左侍郎轉調平級的戶部右侍郎，未必會自稱“幸晉一階”，更重要的是，同治十年九月初“幸晉一階”的京官，顯然并不限于《清實錄》所記數人。九月初三日，時任鴻臚寺少卿的軍機章京許庚身就升任內閣侍讀學士（許恪儒整理：《許庚身日記》，同治十年九月初三日，收入張劍、鄭園整理：《晚清軍機大臣日記五種》下冊，中華書局二〇一九年版；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十年九月初四日，江蘇廣陵書社二〇〇四年版）。內閣侍讀學士是“閑職”，與信中所云“無公事無值日”恰好符合。相反，溫葆深調任的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系屬要缺，顯然難言“無公事無值日”。同時，作者自稱“退直后即杜門養靜”，也與輪流值班的軍機章京的身份相符。此外，許庚身的手跡并不稀見，此信的筆跡正同。

許庚身手跡

其二，艾俊川先生將“時術皞翁”連讀，指為一人，稱“時術”對應姓氏，“皞翁”對應字號。這是有所誤會。其實，“時術”和“蛾術”都是許庚身的別號，許氏后人許恪儒先生在整理許庚身的《春明日記》時業已注明（收入《晚清文獻七種》，齊魯書社二〇一四年版）。目前可見的許庚身致外官的密信，有的也署名“蛾術”。“蛾術”和“時術”的出處，都來自《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皞翁”則指時任京官的蘇州人顧肇熙（字皞民）。從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許庚身、顧肇熙和吳大澂都在京城幫助吳承潞謀補江蘇太倉直隸州知州的實缺。但此事實系破格，故吏部多有駁詰。而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和江蘇巡撫張之萬則數次頂奏（信中所謂“頂禮之文”）。這種破格補缺的運作，也反映了晚清咸同以降督撫權重的背景下，朝廷和督撫的復雜較量。因此，還可結合曾國藩、吳大澂的相關資料，就軍機章京許庚身（時術）致吳云的密信稍作疏論。

吳承潞，字廣庵，號慎思主人，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舉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進士。他早前曾捐納直隸州知州，故考中進士后以原班分發江蘇差委，深受兩江總督曾國藩器重，屢獲保舉，先后署理過蘇州府長洲縣知縣和太倉直隸州知州。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八七一年初），曾國藩和江蘇巡撫張之萬奏請吳承潞補授太倉直隸州知州，認為人地相宜，與海疆要缺大有好處。然而，吏部議奏稱，吳承潞應歸于籌餉試用班內，試看期滿甄別后，方準奏請補缺。且吳承潞是初任試用、未經得缺之員，應該先補題缺，現在遽行請補太倉直隸州這樣的調缺，核與定章不符。四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和張之萬趕緊奏請為吳承潞補行甄別，奉旨吏部知道。接著，曾、張二位于六月十三日“頂奏”，稱吳承潞洵堪勝任，“雖調缺請補與例稍有未符，惟人地實在相需”，故仍請吳承潞補授太倉直隸州知州（《曾國藩全集》第十八冊，“奏議”，岳麓書社二〇一二年版）。

除了獲得封疆大吏的切實保奏外，吳氏父子也通過京官好友許庚身、吳大澂和顧肇熙在京師活動，既走下層路線，打點吏部書吏；也走上層路線，向軍機大臣和吏部高官請托。彼時浙江同鄉朱鳳標（桐軒）以大學士管理吏部，最支持吳承潞。軍機大臣文祥（博川）是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但吳氏父子尚無直接聯系，而另一軍機大臣寶鋆（佩蘅）則是吳氏父子的熟人。所以，吳大澂在密信中說：“若得蘅老（寶鋆）于博相（文祥）處一提，尤為結實。”（陸德富、張曉川整理：《吳大澂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

有了這些頗為嚴密的內外“部署”之后，他們滿以為可以特旨補授，不料仍是交吏部議奏。

此前吏部侍郎胡肇智（字季臨，安徽績溪人）由吏部司官出身，年資甚深，例案精熟，平日主張嚴格“照章辦事”，故反對吳承潞破格補缺最力。此時胡肇智剛剛去世。七月二十七日，吳云（退樓）致吳大澂（恒軒主人）密函有云：“頂禮之文切實至此，尚不能邀特發，可謂其難其慎矣。......安國（用胡安國代指胡智肇）以刻而不永其年，繼之者或猶揣摩風氣，秉筆時專從吹索處講求，則事不可知矣。計刻下早已揭曉，一切有足下與時術（許庚身）、皞翁（顧肇熙）推挽，究無不妥，無須鰓鰓過慮也。”不過，盡管有許庚身、吳大澂和顧肇熙多方“推挽”，但吳云擔憂的情況還是發生了—吏部再次否決了曾國藩和張之萬的奏請。而兩宮太后和軍機大臣最終也依照吏部的意見做了決定。于是就有了九月二十五日，許庚身向吳云透露內情的密信，以下試著對此做一分析。

時術（許庚身）致退樓主人（吳云）函

首先，吳云再次獲悉不利結果后，似曾寫信向許庚身抱怨過軍機大臣寶鋆不夠關切，出力有限。而許庚身則告知吳云一項重要秘辛：“此時樞堂（軍機大臣）一守成規，不肯出奇立異，且遇事每每避嫌。蓋乾綱獨攬，為日匪遙，袞袞諸公，皆有戒心，非佩翁（寶鋆）之不關切也。”意謂同治皇帝親政之日不遠，軍機大臣“皆有戒心”，遇事一守成規，甚且刻意避嫌。因為自嘉道以來，“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帝乾綱獨攬之后，均會改組軍機處。重者如嘉慶皇帝掌權后，和珅被逮問處死；其次如咸豐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嚴辭罷斥；輕者也如道光皇帝上臺后，托津以細故被黜。因此，了解軍機處內情的許庚身的這一“現身說法”，不僅可以窺知寶鋆等軍機大臣在此事中的態度，實可作為理解同治親政前后軍機處高層行為的重要參照。

其次，許庚身將曾國藩和張之萬的頂奏失敗，歸因于他們錯誤地堅持讓例應補授題缺的吳承潞補授調缺。這也是前任吏部侍郎殷兆鏞的“專業解釋”。殷氏當時在蘇州老家營葬，與吳云多有過從（《殷譜經侍郎自訂年譜》，同治十年條）。許庚身于是慫恿吳云運動曾國藩和張之萬，希望進行第三次頂奏。他說：“頂禮之文不驗，誠如譜老（殷兆鏞）所言，誤引題缺為調，尚欠周妥。成事不說，不知三次頂禮一節，做得到否？京兆（張之萬）移節八閩，能于未行以前，與南豐（曾國藩）議定此事方妙。譜老曾佐銓部（吏部），故能言之鑿鑿如此。隔行如隔山，俗諺誠不誣也。”此外，不久前湖北漢黃道的補缺事宜，也被吏部議駁。但湖廣總督李瀚章頂奏之后，終獲成功。許庚身也透露了此中內情：“緣二次交議時，適李制軍（李瀚章）到京，于政府前為之揄揚耳。”看來此等補缺事雖有例案規定，但實際多有活動余地。督撫在京親自游說，結果究竟不同。

再次，兩次頂奏不成，曾國藩仍不甘示弱。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七二年初），他在給即將離任的張之萬的信中說：“吳廣庵太倉一缺，亦擬日內頂奏。折稿尚未辦就，幸先已商定，或俟拜發后再行咨達。”（《曾國藩全集》第三十一冊，“書信”）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和張之萬的第三次頂奏發出，仍請吳承潞補授太倉直隸州知州，后來終獲允準（《曾國藩全集》第十八冊，“奏議”）。

有意思的是，在這次奏折中，曾國藩擬請在江蘇太倉、海州、通州三個直隸州中，酌改一個直隸州為題缺，以便酌補類似吳承潞這種“人地相宜”但與例案不符的能員。這項提議隨后也經議準。吳大澂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三月初六日向吳承潞通報了這個消息：“改缺一節，已經議準，以海州為題調缺。”只是不幸的是，兩江總督曾國藩已經看不到這個結果，他在一個多月前的二月初四日（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已在南京溘然長逝了。

最后，晚清以來的信札手跡存量甚大，近年來披露出來的也越來越多，廣受學界、收藏界和眾多讀者的歡迎。但其中的密信解讀頗為不易，像“熱河密札”這類軍機處的秘密來信尤其不易解讀。前輩學者在工具書有限，更無網絡數據庫幫助的情況下努力多年，可謂甘苦備嘗。在今日數字人文的時代，經由“E考據”，密信解讀的難度已比以前降低很多。如果我們繼續加強典章制度、人事關系和時人習慣等方面的積累，保持多聞闕疑，慎之又慎的態度，相信晚清以來的大量密信，不僅能夠切實推動學術研究，也能給感興趣的人們帶來許多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