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葉夫蓋尼·沃多拉茲金（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三屆俄羅斯最高文學獎項“大書獎”得主，當代俄羅斯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已成為繼佩列文、希施金之后的又一位“俄羅斯首席作家”。其代表作《拉夫爾》（Лавр）于2013年出版，該書榮獲當年“大書獎”第一名和讀者選擇獎第三名、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文學獎”等多個文學獎項，奠定了沃多拉茲金在當代俄羅斯文壇的重要地位。

近期《拉夫爾》中文版由中信·大方出版，這也是這位舉世矚目的當代俄語作家首部被譯介的長篇小說。今天我們分享作者本人關于《拉夫爾》的一篇訪談，讓我們一起走進這本書的創作歷程。

——編者

當我開始寫小說《拉夫爾》時，我想要講一個能做出犧牲的人。不是那種一分鐘熱血就足以做出的偉大的、一次性的犧牲，而是每天、每小時的人生犧牲。我想要用某種其他的東西來對抗當代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成功崇拜。盡管這么說有些道德缺陷，但我確實對教育的可能性存疑：這不是文學事業，也沒有人給我教導的權利。在寫書的同時，我也在學習，我與文學相互造就。文學的目的在于描繪，而讀者將決定她/他是否喜歡這個形象，以及如何對待這個形象。

我意識到放眼望去如今的街道，這樣的英雄即便不是虛構的，也缺乏說服力。于是，我轉而采用一種古老的形式——為這種人物而寫傳記，只不過我是用現代的文學手法來寫這部傳記。最后，他將其定義為非歷史小說。

一部非歷史小說。出版社的傳統是在封面上印上一句宣傳語，簡短地說明該書的具體內容。我被要求想出這樣一句話。這句話是在我與我的編輯葉連娜·舒賓娜的交談中想出來的。在設計封面時，這句口號出現在書名下方——出乎我的意料，它被視為副標題。現在我發現它的字體確實與副標題非常相似，盡管它絕不是副標題。作為標題的一部分，它現在經常被記錄在版權說明中，這是一個錯誤，因為根據版權規則，圖書數據應取自扉頁，而不是封面。

如果我們談論定義的本質，我想與歷史小說拉開距離，是因為歷史小說通常會解決其他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歷史細節的準確性是次要的，盡管我盡量不在這方面犯任何大錯。歷史小說與偵探小說、奇幻小說、愛情小說一樣，屬于所謂的類型文學。它的動機與其說是主人公的性格，不如說是情節——歷史事件、犯罪、時空旅行、通奸等。在《拉夫爾》中，我感興趣的不是歷史，而是萊蒙托夫式的“靈魂的歷史”。將一部小說定義為非歷史小說是向讀者發出的一個信號。建議讀者不要去尋找小說中沒有的東西。

對待歷史的態度主要有兩種。有些人尋找已經灰飛煙滅的東西，而另一些人則尋找現今仍存在的東西。這兩種態度都會帶來引人入勝的發現。在我追尋歷史的過程中，我在不同時期都同時秉持這兩種態度。現在，我更傾向于認為，歷史不過是一個舞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角色。服裝、布景所有這些都是每個特定的時代賦予的，并不取決于特定的人，正如其他演員的表演也不取決于別人一樣。一個人唯一要負責的是他自己的行為，這才是最應該專注的地方。換句話說：世界歷史只是個人歷史的背景。個人的歷史對于一個人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對我自己來說，這部小說完全出乎意料。我意識到要寫一個圣人是多么困難。此外，我從未想過，作為一名作家，我會接近古代俄羅斯的事物，哪怕這只是我的職業。

近三十年來，我一直在與中世紀世界打交道——它與現代世界截然不同。中世紀的世界里有許多美德，但不幸的是，這些美德并不顯而易見：讀者從歷史小說中了解到的古代俄羅斯往往有著墳墓般的、不合時宜的表象。這種文化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而我也成為了它的一部分。所以，當它已經成為歷史時，我還在繼續再現它。如果計算下我活到現在的閱讀量，古俄語文本比現代文本要多。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每天都要讀好幾個小時的古俄語文本。漸漸地，我覺得我對它們的構造有了了解——一種深刻的理解。在我看來，如果把我帶到十五世紀，我一定會成為一名出色的古俄文作家：我知道那時需要怎樣的寫作。但既然沒有人在十五世紀等我，我決定將我的經驗移植到二十一世紀的文學中。

我很幸運，因為我的個人經歷與當前的文學產生了共鳴。我使用了許多古老的俄羅斯技法，這些技法在幾十年前看來似乎很具異國情調，并會遭到文學界的排斥。但現在，它們已經開始發揮自己的作用——現代文化已經通過后現代主義

為它們做好了準備。文學現在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觸及了那些曾經是中世紀詩學基礎的東西。但我是站在中世紀的角度來看待它們的。

甚至別爾嘉耶夫也提出過“新中世紀”的思想。九十年前，他寫了一部關于人類生活中的“白晝時代”和“黑夜時代”的著作。白晝時代（例如古代）是明亮的，充滿活力，閃閃發光。而黑夜時代則是內心活動，重溫白日印象和夢想的時代。他認為，中世紀是一個黑夜時代，在那個時代，人不是向外而是向內的，是向著自己或向上帝的。別爾嘉耶夫看到這樣的跡象：輝煌燦爛、奮起直追的新時代將被一個高度內向化的時代所取代。

我不是哲學家，沒有能力從整體上討論這個問題，但如果我們轉向語言的生命力這個問題，就會發現一些驚人的東西。中世紀的特點是：缺乏作者的概念；對文本有一種超審美的感知；文本結構碎片化；以及缺乏因果關系和界限。我們在最新的文學作品中也看到了這一切。我們看到了羅蘭·巴特

宣稱的“作者已死”——后現代主義的文本中，我們看到了文體和文本間的借用，就像中世紀一樣，當時借用的不僅僅是思想或描述，還有文本本身。新時代——這一點極為重要——正在戰勝集體意識；這是一個個性化日益增長的時代。現在，集體意識正以大量顯性和隱性的形式回歸文學。作為一名文學學者，我（不僅僅是我）記錄了中世紀詩學的大規模回歸。新時代發展起來的一切——肖像畫、風景畫、藝術、心理學——正在成為現代文學中不必要的中世紀元素。它不再需要表達，而可以含蓄地暗示。互聯網再次摧毀了古騰堡曾經確立的文本界限，也摧毀了專業文學與非專業文學之間的界限。在今天對非虛構作品的關注中，除了中世紀文學所呈現的“事實”外，還有什么能吸引人們？

大約有六個月的時間，我一直在思考小說《拉夫爾》的風格。或者說，是在六個月的等待后，我慢慢開始意識到，我已經找到了必要的寫作風格。風格是小說的主角之一。它既與歷史小說無關，也與民族志研究無關。它并不意味著以一種錯誤的、虔誠的形式提供幫助。我夢想是寫出一部從時間、社會等不同層面展現俄語之美的作品，最終證明時間的存在。

在我的小說中，主人公以四個不同的名字過著四種生活。我們在時間中觀察一個人的同時，在時間和空間之外看一個人。有人告訴我，圣彼得堡的一位學生用“深時之所”一詞來形容《拉夫爾》的這種效果。《拉夫爾》試圖取消時間和空間，或者說，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時間理解為永恒的一部分，那么一切都可以通過精神工作來實現。中世紀的人生活在永恒之中。他的生命之所以更長，是因為他的生命被切分：在我們的理解中，沒有時間，沒有時鐘。時間由太陽決定。空間的處理方式也與現在不同。到達耶路撒冷是一項壯舉——真正的壯舉。但同時人們也明白，沒有必要在空間中移動。他們想在海的另一邊實現的目標也可以在這里實現。總的來說，中世紀的人并沒有高估時間：在缺乏進步觀念的情況下，人們對時間的進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人們認為，人不會變得更好，因為技術進步不會帶來精神和思想的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個人的歷史似乎比人類的歷史更重要：國家不會進步，而人卻會進步。

我之所以回到過去很可能是因為當時有描述 “好人”的傳統（V.O.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的傳統，但今天這種傳統不知何故已經消失了。這并不意味著現在沒有“好人”，只是越來越難以描述他們。正面英雄是整個新時代文學中普遍令人頭疼的問題。中世紀的文學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也許是因為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換句話說，我為“正面的人物形象”選擇了一個合適的歷史和文學環境。當然，還有其他方法和現代素材，但要寫好公爵梅詩金，就必先知道自己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