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新浙派”讓我們想起正活躍在文壇的一批浙江作家的名字，他們構成了浙江文學天空群星燦爛的美麗景觀。我們有理由將他們統稱為“文學新浙派”，并且從他們身上發現一系列新的東西。但我從他們的背后還發現了另外一串浙江作家的名字：魯迅、茅盾、郁達夫、徐志摩、戴望舒、周作人、梁實秋、夏丏尊、豐子愷、穆旦、俞平伯等等（排名沒有講究，純粹是記憶中接連跳出來的名字）。這些作家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他們足以支撐起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岸和輝煌。因為這些名字的加入，“文學新浙派”便從一個扁平的概念變得厚重起來。

我們必須從時間維度來觀察“文學新浙派”，因為浙江這個地方積淀了太深厚的現代文學傳統，客觀地說，浙江的當代作家要想擺脫這一傳統的羈絆并非易事，他們有形或無形地受到這一傳統的影響，即使他們刻意地創新，我們也能從中發現傳統的影子。這似乎是浙江的包袱，但只要看看自新時期以來浙江文學的發展實績，就得服氣地承認，傳統對浙江的當代作家們來說不是包袱而是財富，他們無愧于現代文學史上的浙江前輩們，他們在前輩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突破，也就是說，傳統恰巧成為了“文學新浙派”的一大優勢。

浙江的文學前輩是聳立的一座座高峰，被譽為“半壁江山在浙江”，應該說這并不是一種歷史的偶然。有人曾撰文論證了浙江特有的地理環境和人文氛圍適宜文人性格的培養，認為浙江物產富庶，人們才有了感物傷事的閑情逸致，培育起崇尚文化的社會心理。另一方面，浙江是近代以來各種新思想、新勢力演進、交鋒的集散地，激發了浙江人的憂患意識，這些因素就是適宜生長文學的沃土，而且產出的還是或柔或剛的不同品種。改革開放將浙江的富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而思想解放的氛圍更為濃郁。同樣的山水、同樣的富庶、同樣的人文，在這樣的背景下，浙江的文學自現代文學誕生以來，一以貫之延續下來，基本沒有產生阻隔、中斷、轉折、變異等現象，因此，我們考察如今的“文學新浙派”，就能看到他們與傳統和前輩之間一脈相承的關系。我以為，有三條線索是非常突出的。這三條線索分別是：最具思想力度的現實主義，最有政治情懷的現實主義，最有傷感現實的浪漫主義。

一

最具思想力度的現實主義，其源頭以魯迅為代表。魯迅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偉大之處不在于他的敘述，而在于他對現實和歷史的洞若觀火的深刻見解和批判性，因此他的現實主義也是最具思想內涵和思想力度的。現實主義的第一要義是要客觀真實地再現社會現實，人們討論現實主義時多半強調了客觀和真實，而忽略了“再現”這個詞的含義，所謂再現就包含著對現實的認識和對其意義的闡釋。意義闡釋得越深刻，現實主義文學的力量才越強大。意義闡釋取決于作家的思想認知。這也是魯迅的現實主義文學遠遠超越其他作家的關鍵之處。我們稱贊“魯迅風”，這不僅是指魯迅犀利的風格和不屈的風骨，也是指其文學作品所蘊含的思想深度。“魯迅風”始終在浙江大地上流行。比如，余華、艾偉、吳玄在對現實和歷史的批判的基礎上追求思想的深刻性，雖然他們各自的視角不同，但他們的批判力度是與“魯迅”風相通的。

余華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破冰者的主力之一，余華以自己的視角斷然選擇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為自己的樣板，是因為他明顯感受到當時普遍流行的所謂現實主義文學的僵化和死板，他的先鋒性來自他對現實的叛逆。此后他寫出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人們以為余華自我否定了先鋒文學，其實余華的先鋒精神并沒有改變。余華創作變化的邏輯其實是這樣的：為了尋找到能夠真正表達自己思想和經驗的途徑，他先以學習模仿西方現代派作為突破口，從而奠定了自己的敘述方式，他才可能從容自信地講述他所認識和理解的現實了。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這些寫實性很強的作品中，余華更在意的是思想力度，他在談到《活著》的創作動機時就說：“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了道德判斷的真理。”而《活著》最有震撼力的創新性便是余華對于現實的不一樣的意義闡釋。他從西方現代派的嶄新形式中感覺到了一種叛逆的曙光，他迎著曙光走過去，曙光的溫度逐漸喚醒了他內心的經驗，從而生長出先鋒的意識。他以先鋒的意識去觀照現實世界，便開始走向內容，走向生活。余華此后的創作依舊在尋求變化，他從生活轉向思想，在思想深度上下功夫，無論是《兄弟》還是《第七天》，都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去觸摸哲學、宗教、精神追問。

“魯迅風”表現在艾偉創作中的便是對世界充滿了懷疑，我曾稱他為一名溫情的懷疑主義者。因為懷疑，自然始終葆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艾偉小說的閃光點。艾偉的批判性是立體的，他不僅對社會上的不良之風予以針砭、對文化特別是對現代文明充滿憂慮，而且，他對人性的黑暗面更是有著持久的批判激情。但是，艾偉的批判不是零碎的、片斷的，他的所有批判都緣于他對歷史和社會的整體判斷。可以說，艾偉的批判具有一種歷史和社會的整體性。他認為，他們這一代作家（即“60后”）經歷了兩個年代，他稱一個是革命的年代，一個是經濟的年代。這兩個年代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的，一個是禁欲的，一個是縱欲的；一個是嚴肅的，一個是戲謔的；一個有所謂的信仰，一個是精神世界完全的破敗，這兩個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同，但它們背后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產物。他將自己置身于這兩個年代的轉換之中，因此便建立起了“雙向批判的目光”。艾偉的批判向度，基本上是通過對人性的探詢，去追責歷史和社會。艾偉在探詢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時，從來不把人心當成一座孤島來對待，哪怕一個人的內心有多封閉，他也要找出這個封閉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秘密接頭點。我以為艾偉應該是相信古人所說的“性本善”的，他在小說中不乏寫到人物作惡，但他一定要寫出是一種什么樣的外在力量將人物推向了“惡”。正是這樣一種理念，讓艾偉始終保持著溫情和體恤之心。他既然強調是外在力量將人物推向了“惡”，那么就應該追究歷史和社會的罪責，如果一味強調讓個人來贖罪就顯得不公正了。

吳玄所塑造的陌生人形象何開來是一個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文學典型，不知他寫《陌生人》時是不是有意要學習魯迅，但我明顯感到，他塑造陌生人何開來的路子與魯迅塑造阿Q的路子非常相似。魯迅通過阿Q這一形象表達了他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阿Q形象因而具有廣泛的共鳴性，不僅體現為中國國民的劣根性，也體現為人類的劣根性，因此阿Q典型的共鳴性超越了時空。吳玄則是從思考當代世界的存在困境入手，才有了何開來這樣一個充滿無聊感的形象。無聊是吳玄對當今世界的一種概括，它比較準確地抓住了當下社會的本質特征，因此何開來這個人物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共鳴性，他是當下中國式的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精神表現，或許我們特別是我們中的年輕人，多多少少都能夠從何開來身上找到一絲自己的影子。難得的是，吳玄是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姿態來塑造陌生人形象的，他以自察、自嘲的方式來探詢人類存在困境這樣一個哲學性的、歷史性的問題。他通過陌生人的視角對現實進行了犀利批判，同時他也將后現代思想者的職責授予陌生人何開來，哪怕他只能坐在馬桶上思想，這也不妨礙他“上半身思考形而上難題”。

二

最有政治情懷的現實主義，是作家社會擔當的一種最直接的表現，是中國儒家文化精粹的傳承，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最密切的關系，當文學作為思想啟蒙的武器時，作家的政治情懷就顯得格外重要。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利奧塔認為，敘事的功能就是要給知識提供合法性，任何一種文學敘事無不是在為某種政治實踐提供合法性的證明，它包含著作家的政治情懷。但利奧塔同時又認為，必須對所有的“元敘事”去合法性。顯然，利奧塔強調了作家的政治情懷不能依附于任何一種“元敘事”，而是要有自己獨立的立場和思想，要在“去合法性”的過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五四”新文學的革命性首先就體現在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元敘事”進行徹底的否定，并建立起新文學的“元敘事”，茅盾作為新文學的領軍人物，其強烈的政治情懷不僅表現在他的文學主題始終圍繞著革命而展開，而且他也親身投入到革命大潮之中。有政治情懷的作家關注國家和民族命運，關注民生民情，有著憂國憂民的博大胸懷，傾情于宏大敘事。當然，有政治情懷的作家也要時刻保持對“元敘事”的警惕，否則就容易陷入“元敘事”之中而喪失獨立性。浙江當代作家既能像前輩作家那樣有著濃郁的政治情懷，又能以批判的眼光面對“元敘事”，在去合法性的過程中建立新的合法性，使政治情懷與文學的精神價值相融相洽。比如麥家、哲貴的創作，在不同時期其政治情懷就有不同的內涵。

麥家少年時代經歷過政治帶給家庭的霉運，以及他后來成為一名隱秘部隊的軍人，既使他的政治情懷深藏不露，又使他更關注政治背后的玄機，他以破解密碼的方式去講述人的復雜性。人性的善惡，人的情感，人的命運，這些都是作家關注的對象，麥家認為我們從現實中所看到的這一切其實只是它們發出的各種密碼，作者的責任就是要破解這些密碼，而他的小說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不斷地破譯人——這個最玄幻的密碼，因此他的小說直擊人心和人性，探詢人心和人性是如何在社會現實的復雜干擾下發生變異的。比如《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一個智力非凡的天才，面對最棘手的難題都有著堅韌的意志，但他無法解決生活中最簡單的事情。一個普通小偷一次最拙劣的偷竊行為，就導致了容金珍的精神徹底崩潰。在麥家的眼里，容金珍也許就是一個沒有上鎖的黑密，因此他雖然智力非凡、意志堅定、目標明確，但他的精神并沒有“上鎖”，從本質上說是脆弱的。容金珍的悲劇在于，當他把全部智力投入到抽象的數字世界時，他就對具象的現實世界懵懂無知。從這個角度說，麥家的政治情懷具有鮮明的人民立場。這一點在《人生海海》中表現得更為突出。這部小說麥家依然發揮他密碼思維的優勢，他讓故事圍繞上校身上的諸多謎團緩緩展開。上校有著傳奇般的經歷，堪稱亂世中的英雄，他能夠在絕境中出生入死，化險為夷，但他回到村莊后作為一個普通村民，卻難以解開與村民們的人生糾葛，難以融入普通人的社會，上校的命運悲劇折射出時代和社會的巨大變遷。

哲貴的政治情懷接續了民間江湖。哲貴開始寫作時，他家鄉的民營企業正辦得如火如荼，他的同齡人都創業成功，發財致富了，他不羨慕別人的財富，但他覺得有必要研究研究這一新的社會現象，于是他就駐守在信河街上，書寫那些忙碌的商人和企業家。這時候，他需要對一個強大的“元敘事”去合法性。關于這一點，孟繁華的一段話作了精準概括，他說，哲貴“改寫了一個司空見慣耳熟能詳的社會觀念以及文學本質化書寫的傳統。這就是對商人‘為富不仁’‘無商不奸’‘商人重利輕別離’‘唯利是圖’‘錢權交易’‘錢色交易’等一成不變的成見的改寫。在哲貴之前，對商人那種本質化的觀念預設已經被普遍接受。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凡與商人有關的形象大多不怎么樣……商人形象的不堪和最后的悲慘結局，幾乎是文學作品一以貫之的‘譜系’關系。”哲貴敢于對這一強大的“元敘事”去合法性，這應該是緣于他就生活在信河街，對這里發生的事情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更難得的是，當他書寫信河街的商人和企業家時，改寫了以往商人形象的固定模式，但同時他又沒有因此就陷入到經濟的“元敘事”中。經濟的“元敘事”把商人描繪成當代英雄，但哲貴并沒有朝著這一方向去改寫，他對所有的“元敘事”都保持著警惕。他看到了商人們在財富欲望和道德底線之間掙扎時的本相，寫出一個作為“人”的商人來。就像《金屬心》所寓意的那樣，富人霍科因為心臟病置換了一個金屬心，其實他在無情的商場上早已變得又冷又硬了，但他在乒乓球教練蓋麗麗真誠善良的感召下，慢慢覺得自己的金屬心“有了一絲溫度”。哲貴還寫過一篇《歸途》，主人公是一名年輕的富二代葉一杰，他沒有物質生活之虞，可以更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懵懂瞎闖中他被國際時裝設計師艾迪·斯里曼所吸引，他便以艾迪·斯里曼為榜樣，在服裝設計上大獲成功，就在大家期待他在美國把自己的事業做大時，他選擇了回國，因為他要做出真正屬于自己的服裝品牌。艾迪·斯里曼作為可以照亮世界的“一束光”，讓他崇拜，但是他必須找到自己的“光”在哪里。這篇小說表達了哲貴對中國企業家們的誠懇期待。同時，我也從哲貴的小說中讀解出一種容納民間江湖、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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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詳見《江南》2024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