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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新研究員的新作《群眾文化視閾下中國電視認同研究》，近期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群眾文化為研究視角，聚焦我國電視認同問題，在闡釋群眾文化內涵、外延、歷史脈絡和時代意義的基礎上，用比較方法來分析人民群眾在電視創作與接受活動中的功能定位、角色嬗變和發展現狀。筆者認為該書呈現出三個珍貴特質：本土化、體系化、情懷化。

本土化。這不僅是本書的題目——《群眾文化視閾下中國電視認同研究》撲面而來的本土化質感，更重要的是縱觀整個研究，全書充滿了作者面朝中國、面朝國情、面朝本土、面朝鄉土的研究立場、觀點、理念和思維。

例如在第一章第二節中，作者在論述新中國群眾文化的發展歷程時是詳盡而全面的，展現了對本土化議題的熟悉度與概括力。作者將這一歷程分為四個時期：孕育形成期（1921—1948年）、探索成長期（1949—1977年）、成熟進步期（1978—2012年）、全面發展期（2013年至今），并從歷時角度分析指出新中國群眾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孕育形成，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探索成長，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成熟進步。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群眾文化獲得全面發展。作者通過大量史料和相關材料的梳理，認真總結和描摹了不同歷史階段群眾文化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以及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困難，豐富而生動地描繪了每個階段獨特的中國群眾文化活動和現象，讓讀者感知到一個不斷克服困境、多元繁榮、生機勃勃的中國特色群眾文化景觀。

如果說上面的內容體現了作者對中國群眾文化發展脈絡的熟悉，那么第三章則體現了作者對于中國電視發展史的熟悉。關于中國電視發展歷程的節次，在書中有30頁的體量，可以稱作一部中國電視發展史的微觀小史。在這個部分的撰寫過程中，作者特別注重電視史每個階段的發展與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互動關系，試圖梳理和總結二者之間的深度聯系，通過這樣的方式所得出的結論顯然是具有相當合理性的，其本土化的理念和方法也可見一斑。

體系化。本書還展現了較明顯的體系化狀態，這首先從本書的目錄中就能夠看得出來。本書的主體章節第二、三、四章的框架非常整齊，分別探討了“電視認同主體”“電視認同客體”“電視認同機制”三大內容，而且遵循了由“電視認同主體”到“電視認同客體”最后抽離出“電視認同機制”的清晰脈絡。

體系化特點還反映在該書研究框架思路圖中。“電視需求與認同”研究是本書的主體，而作者將“電視需求與認同”有效拆分為“到位效果”與“錯位效果”，繼而作者又將他們拆分為“認同性需求”“普通性需求”“失位性需求”“錯位性需求”四個維度，繼而作者又由“強認同”“認同”“弱認同”“不認同”的認同狀態，導出“追隨者”“伴隨者”“偽裝者”“反對者”的接受狀態，框架整齊，體系清晰。

同時，作者談論群眾文化及其主要特征時，指出我國群眾文化歷史源遠流長、每個時期都有其輝煌成就的同時，較為詳盡地從原始社會時期的群眾文化，到古代社會時期的群眾文化，到近代歷史時期的群眾文化，到中央蘇區的群眾文化，一直闡釋到新中國群眾文化的時代內涵。

同樣難能可貴的是書中專門用一節體系化分析了互聯網時代電視認同的審美轉向。例如，作者談到認同主體在電視創作傳播過程中的審美轉向時，認為互聯網時代認同主體的角色分工：（1）正在從由自由性到專業性，再到跨界開放的轉移過程中；（2）傳播載體也在迭代升級，由人的延伸到技術依賴，再到人的回歸進展。作者在談論認同主體在電視接受過程中的審美轉向時，也將這一問題拆解為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審美心理由遵從到盲從，再到隨從的變化；二是審美體驗方式由虛靜坐觀到主動參與，再到沉浸式體驗的變化。

情懷化。作者不是把這本書當做一個冷冰冰的學術研究對象和成果，而是融入了自己真切的情懷。筆者特別關注到該書序中寫到，每次周建新老師回到老家，看到山里農村群眾文化發展相當落后的狀態，尤其是看到我們的電視節目對農村農民錯位的供給狀態（供需不相稱），他常常會感到憂心忡忡。這種感受、態度和觀點，既是這本著作濃濃的問題意識的來源，更讓作者在研究和撰寫過程中充滿能量。發現問題，探討問題，并且用能力和情懷去深度而有效地改變困境，這或許是一個人文社科學者骨子里應有的某種精神追求。

作者的情懷還體現在全書撰寫中貫穿著對于社會、實踐、價值觀的觀照，以及上升為服務國家戰略的目光和情懷。本書無論是對于群眾文化的梳理，還是對群眾文化與中國電視認同之間的互動關系把握，抑或是提出電視認同效能提升的路徑，均展現著作者思考鄉村振興、服務國家戰略的站位和情懷。

從某種程度上說，人文社科研究，既要能夠深入到研究對象之中，進行具有高度理論化、思辨化的探析，盡量能夠得出有普遍性闡釋力的結論，讓研究因為其學理性的品級而穿越歲月，甚至流傳后人。但同時，人文社科研究也不應放棄對于當下、對于國家、對于時代、對于社會的思考，特別是對于亟待解決的大問題更應該有勇氣和責任去積極觸及，深挖內容、找出邏輯、給出對策。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人文社科學者都應該有讓這個時代、讓這個國家不斷變好的情懷和責任。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現代傳播》編輯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