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在現代文學史上，作家與作家、流派與流派之間經常出現或大或小的爭論。從“文學革命”開始，新舊文學之爭、“海派”與“京派”之爭、“兩個口號”之爭、“魯迅風”論爭、關于“寫作與批評問題”的論爭等大大小小的幾十次爭論使現代文學呈現異彩紛呈的景象，也能使我們更加全面梳理作家個人的思想軌跡和現代文學發展的脈絡。

下面提及的兩位小說家及他們之間的文學之爭，在現代文學史上并沒有引起多大矚目，涉及的也不是文學發展史上關鍵的總體性論爭，但是可以窺見新文學作家內部對文學理念與創作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認識。

二

蘆焚后來主要用的筆名是師陀，本名王長簡。1932年1月，他首次使用“蘆焚”筆名，在丁玲主編的《北斗》雜志上發表短篇小說《請愿正篇》。從1932年發表作品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在《文學》《文學月刊》《文學季刊》等刊物和《大公報·文藝》《申報·自由談》等報紙副刊上，他發表了一批以鄉土文學為主、藝術風格較為獨特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出版了小說集《谷》《里門拾記》《落日光》和散文集《黃花苔》。

巴人是王任叔最常用的筆名，另有屈軼、趙冷等多個筆名，1922年10月加入文學研究會。巴人是以詩集《情詩》登上文壇的，但文學創作最有成就的是小說和雜文。從1922年8月發表第一篇小說《母親》開始，到1926年6月，他發表了16篇小說，其中《疲憊者》《殉》等小說被茅盾收入《小說月報》雜志編輯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他被魯迅稱為“左翼短篇小說家”，以鄉土小說站立文壇。從1926年至1940年，他出版了多部鄉土小說集，如《監獄》《破屋》《殉》等。此外，他還創作了許多諷刺小說，有《證章》《姜尚公老爺列傳》《阿貴流浪記》等。

兩位小說家的文字論爭是這樣開始的。1937年8月1日，《文學》雜志第九卷第二期出版，上面刊登了署名王任叔的《評〈谷〉及其他》。王任叔認為：“蘆焚先生曾一度徘徊過人生的鬧市，也看到過若干時代的風貌，聽過悲泣與哀號，碰過陰險與狡詐，在他淺灰色的衣衫上，也留下過小小的血跡。這里是《谷》《金子》《鳥》《頭》《雨落篇》。”但“他生就一副潔癖”，“他要找片靈魂的安寧土，向渺茫的去處長征；他在這征程中，又時時碰到那些勞役的牛羊和受傷的兔子，他無意的瞧著，心里略有感動；也就無意的寫下。但又震懾于原始的自然力，將素樸的懷念與現實的低微的酸楚，釀成了自醉的美酒，自己吮飲著。”“徘徊過人生的鬧市”“聽過悲泣與哀號”的蘆焚，寫了那么多的優秀小說，居然遠離社會，漠視人生。他的作品描寫的居然是遙遠的時代。這是王任叔的總體印象：“使人沉醉了——我忘卻了我所處的艱苦的時代。”這種創作與巴人對鄉土作品的認識有極大地差異，于是乎才有了上面的話語。

在接下來的文字里，王任叔繼續批評蘆焚的“獲獎大作”。“詩意將時代的風貌模糊了。”“將時代一一變成化石，任他跌翻著過去，他與時代無關，時代更不能影響他，出去時是那么一顆感傷的心，回來時卻還是一顆感傷的心。十年挨過了如此，二十年挨過了也還如此。”“作者把時代的界限，劃在太過古舊的年月上，把社會的機構，設想的太過單純了。”

那么，蘆焚作品里究竟承載著怎樣的內容呢？

“在這社會里充塞得滿滿的，是山與水，云霞與陽光，繁星與明月，花草和蟲鳴；人只同蟲鳥平分一個位子；不，有時還要渺小，渺小得如一個不可分割的微菌，而人類能力的薄弱，卻連一粒微菌都不如。”這還是王任叔的說法，“我們的作者，是詩人，是名士，較多的是想象；唯自然地色彩，能點綴他想象的美麗。”

王任叔還認為“人物飄出了現實的世界，歸結到良心的苛責。若說這人物是真的，那也是‘詩的’，且屬于老遠的年代。”這樣的評論，還是沒離開社會時代的意義。“沉溺于想象的巡禮，熱愛著原始的反抗，有他純樸可愛的心，卻大意地拋撇了時代——時代如同一顆渾圓的珠，任意在手里玩弄，任意拋了出去——沒有階級的仇恨，只有冷眼不著邊際的嗤笑。……”

因為文學立場的不同，文學創作立足點的差異，審美認知與審美價值的喜好，王任叔的評價或許有一定的偏見。但是結合1937年8月前后的社會情形，王任叔的評價確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其實，在王任叔的文章發表之前，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06.01）上刊登了李健吾的《讀〈里門拾記〉》（署名“劉西渭”），文中指出：“詩意是他的第一個特征”、“諷刺是蘆焚先生的第二個特征”。“詩是他的衣飾，諷刺是他的皮肉。而人類的同情者，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作為“京派”批評家的李健吾指出了蘆焚筆下的鄉村世界是“一灘灘的大小坑，里面烏爛一團的不是泥，不是水，而是血，肉，無數苦男苦女的汗淚”，“這是活脫脫的現實，那樣真實”。這種著眼于現實社會與人生思考的評論，當年的蘆焚看來也不滿意。在同年8月6日的《〈野鳥集〉前言》中，蘆焚說：“近來有一位批評家，忽然注意我，說是我的小說的特質之一是諷刺了。對于這種看法，我不大明白，那大概是因為其中帶的有刺罷。然而這種看法，我以為也只是一種看法，不能作定論的，因為我并不善于諷刺，也不特別喜歡，只是有時的確忍耐不住。”接著又說：“我不清楚中國的批評家怎樣，中國的批評家的胃口，的確是很窄的，一看見自己不順眼的東西就覺得不舒服，因為有刺，教訓也就跟著來了，說是以后能夠心平氣和為好。”“雖然并不特別喜歡諷刺，然而也惹出麻煩來了。”“話雖如此，我的小說可依舊寫的不好……從生活中既沒有新的發現，說到思想，也沒有獨創的見解……也并非存心要揖讓謙遜，實際是對于自己的手藝，從來就不覺得有什么地方能夠滿意起來”。這種自謙文字，即使只是發一下牢騷，表達一下自己的文學觀，也是蘆焚心底的有意之語。蘆焚所說的“一位批評家”就是李健吾。

另外，在王任叔發表《評〈谷〉及其他》的同一天，《文學雜志》第一卷第四期上刊登了朱光潛的《〈谷〉和〈落日光〉》（署名“孟實”）。朱文指出：“每個作者都有他自己的一條路”。“他的理想敵不過冷酷無情的事實，于是他的同情轉為忿恨與諷刺。他并不是一位善于諷刺者，他離不開那股鄉下人的老實本分。”

可以看到的是，蘆焚之文與李健吾的評論相差兩個月之久。

三

在 《〈江湖集〉編后記》（1938.07.25）中，蘆焚故意提到巴人。“將稿子編完之后，自己覺得已無話可說，并不覺得’已經對得起讀者’，能如曾發過《告親友書》的小說家兼批評家的王任叔先生似的自豪，而且連要寫這后記的心思也沒有了。”這時，距離巴人的評論文章已經近一年，蘆焚還是記憶猶新。

1947年7月24日，蘆焚在寫作《致“蘆焚”先生們》時提到，“我要改筆名的第一個原因是蘆焚兩個字怪，我則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人，兩面拉在一塊不合適。”“蘆焚”二字是英語“ruffian”（暴徒）的音譯，蘆焚先生覺得這“兩個字怪”，改名為“師陀”無妨，這并不是主要原因。還是在《致“蘆焚”先生們》中，蘆焚說：“從民國二十年起，至去年為止，十五年間我曾用蘆焚二字作為筆名，寫了不少壞稿子，老朋友們至今還這樣稱呼我。”但是各地有一些人冒用“蘆焚”之名發表了一些“壞稿子”，“到底是漢奸的‘蘆焚’，抗戰的‘蘆焚’，或ⅩⅩ的‘蘆焚’”，不得而知。“十二月八號以后，我曾將這塊招牌收起”。在《 〈 蘆焚散文選集 〉 序言》（1980.05.20）中，師陀說：“改用現在的筆名主要原因是有幾個人曾冒用‘蘆焚’這個筆名發表文章”。甚至“有人冒充蘆焚，在某地火車站——可能就是上海火車站，勾引上一個青年婦女，并蹂躪了她。”“我無從斷定這個流氓‘蘆焚’是漢奸的‘蘆焚’，還是‘可能是’特務的‘蘆焚’，或者是另外的‘蘆焚’，因為當時的社會是很復雜的。”原來，這才是蘆焚改名的最重要的原因。

至于說巴人的批評也是改名的原因，蘆焚確實有點借“改”發揮了。王任叔并沒有把蘆焚歸入“某‘派’某‘派’”，也沒有“不把人當人”，只是指出蘆焚與沈從文先生的文風很相似。

“我有時，卻還在這里見到我們的沈從文先生，然而，少一點單純和素樸，多一份穩重和老成。”“我們的作者，在這里，正同沈從文先生一樣，這般地處理他筆下的人物。”“然而，我們卻仍舊不能不嘆息！ 是沈從文先生的手臂，長在作者的身上了。”

這種把蘆焚看成沈從文翻版的說法，李健吾在《讀〈里門拾記〉》里也說過。

“這一點共同的命運，這種永生的人類的同情，把《南行記》、《湘行散記》和《里門拾記》挽在一起，證明我們的作家有一個相同的光榮起點：無論遠在云南，鄙在湘西，或者在破了產的內地。”

蘆焚之所以如此發表心中的怨憤，是想澄清自己與“京派”無任何關系，作自己的文章，不讓他人去說。但是，在“京派”與“海派”的論爭中，蘆焚陷身其中，大作《“京派”與“海派”》刊登在1934年2月10日的《大公報》上。文中有一句，“據歷次的經驗，這筆戰開不了的，因為絕沒有人自居’海派’。自稱‘京派’的也許有人。”即使有小說被收入到林徽因編輯的《大公報小說選》，蘆焚真不想和什么“京派”有關聯，難怪對李健吾、王任叔多次聲明。

從海外返回國內的巴人應該讀了蘆焚的《致“蘆焚”先生們》這篇文章，在1949年9月2日“識于北京”的《〈文學初步〉再版后記》中，他說了說“寫作這一小冊子時的工作環境”，并說：“我在《文學讀本》（由《常識以下》修改補充而來）上曾批評過那時抗日文藝之逃逸階級立場，……上海文藝界是比較更注意繼承魯迅的革命文藝的傳統，所以在其反漢奸的斗爭中，同時也和國民黨‘民族至上’主義文學展開了斗爭。我自己著實也被后來終于做特務漢奸作家的張ⅩⅩ、周ⅩⅩ狠狠地刺了不少槍，更還有蘆焚其人，大搖大擺向我括了不少次耳光。我是默默地受下，不很公開回嘴的。……不過，那時上海之為孤島也明矣。”“默默地受下”的巴人，當時是“魯迅風”雜文的堅決捍衛者。

時隔十二年之久，又經歷了海外的波折與磨難，巴人提及的必定是深記于心的。不過，這是巴人文字中最后一次提到蘆焚。在以“師陀”為筆名撰寫的《〈蘆焚散文選集〉序言》（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蘆焚散文選集》）一文中說：“我改用現在的筆名……其中有涉及王任叔同志的部分，因為是次要的，非原則的，他本人又……遭到迫害，對于他的死，我很惋惜，也很同情，所以全部刪去了。”從這幾句話中可見，年青的蘆焚改名提及王任叔的部分真有意氣之爭的嫌疑。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師陀也看淡了名利得失，看清了是非美丑，才有了這些誠懇的流露。

四

師陀曾說：“在文學上我反對遵從任何流派（我所以要說出來，因為這大概是我說這種話的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我認為一個人如果從事文學工作，他的人物不在能否增長完成一種流派或方法，而是利用各種方法完成自己，或者說達成寫作目的。……我自知是一個淺薄人，不配談什么文學。很久以前我知道有浪漫派，寫實派，古典派……這些派別使我越想越不懂——古典派要制造方面包，寫實派要制造圓的，象征派要制造加香料的，未來派要制造放了胡椒的，在他們的時候，除了方法還有一種思想，但是他們的方法在我們這時候有什么意思？ 如果單單是一種方法，我們要它何用，文學并不是小玩藝，我們這時候是要應用一切適合我們的，一如過去一切時代的前人。”（《〈馬蘭〉成書后錄》，《文藝雜志》1943年3月15日）這是師陀的肺腑之言。他的確是從來都沒想到融入任何流派的，即使他寫過《“京派”與“海派”》，他還是認為他是“自我派”的。

1980年6月5日，應香港劉以鬯先生的邀約，師陀寫了《〈噩夢集〉序言》，這篇文章距《〈蘆焚散文選集〉序言》補充稿僅僅半月，是為《噩夢集》（1980年9月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一書出版而寫的。在此文中，師陀先生又一次提及改名的原因時就沒有提及王任叔的批評文字，反而像是在反思自己的文學創作。“我從1931年開始學習寫作，至今學習50年，自認是魯迅所說的‘空頭文學家’，文壇上的混混。50年中寫的東西，寫的時候自己是滿意的，等一變成鉛字，就只見毛病百出，無一是處。過去有個口頭禪，叫做‘文章是自己的好’什么的。……我是恰好相反，‘文章是人家的好’。或者以為我故作矯飾，我認為人貴在誠實，作家更應該如此。”后來他又說“我沒有自己的風格。很想建立自己的風格，摸索了五十年，直到今天不曾摸索出來。”（《〈蘆焚散文選集〉序言》）

隔著近半個世紀的時光往回看，1937年的文學爭論又算得了什么。“貴在誠實”的師陀說出了“誠實”的話。即使是被巴人稱為“最完美的一篇杰作”的《牧歌》，師陀說：“說它是象征主義的可能勉強，說它是浪漫主義的也許比較恰當，其實它倒是現實主義的，至少它反映了當時的現實。”（《〈噩夢集〉序言》）“《牧歌》采用了浪漫派手法，但總的來說，它們是現實主義的，同情被壓迫者和革命者。”（《師陀談自己的生平與創作》1982.05.24）這與巴人《評論〈谷〉及其他》的出發點完全一致。作家要立足于現實，才能記住并理解“一件作品的好壞決定于它反映的那個社會的深度”（《談〈結婚〉的寫作過程》）。這成為了蘆焚與巴人的共同認識。

兩位年輕小說家的文字論爭，折射出那個時代作家之間文學理念的不同。如果巴人能夠活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師陀老人“誠實”的文字，會有怎樣更為“誠實”的話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