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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0年代，魯迅的人生流離與精神彷徨是從兄弟失和開始的。少年時代，魯迅經歷過“從小康墜入困頓”。《吶喊》完成后，魯迅離開三代同堂的八道灣十一號，從“吶喊”墜入“彷徨”。

在大宅院居住的最后階段，魯迅寫下的《鴨的喜劇》《兔和貓》《社戲》，都是田園牧歌的小品，小說場景從囚禁狂人的鐵屋子、黑黢黢的尋醫問藥的夜、織布機旁絕望的母親等待的明天和沉悶無聊的酒店與茶館，轉換為溫馨和愜意的都市家庭。

《社戲》中，家鄉鉛一般沉重的天空出現了照耀夜船的光亮，與城市戲園里的鬧嚷和混雜、虛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水鄉社戲舞臺和一起看戲的小伙伴的天真、淳樸和友善。在《吶喊》初版的末篇《不周山》中，魯迅更是用女媧補天的壯志豪情來詮釋文學創作的本質，敘事之筆爆發出令人驚奇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但1923年8月，就在《吶喊》正式出版時，因與周作人的失和，魯迅黯然離開大家庭，從定居和群居到寄居和獨居，再次沉入黑暗和郁憤。

租賃的房屋在西四牌樓南面的磚塔胡同——據說這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元代關漢卿的雜劇里就出現過。俞姓同鄉租住的一個院子中正好有幾間房空出來，便轉租給魯迅夫婦。這里當然不是長居之所，所以，魯迅住下后立即開始找房。

在暫居的幾個月里，魯迅寫作了多篇作品，完成了《嵇康集》的校勘和在講義基礎上補充修訂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編纂。在這里創作的四篇小說《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作為《彷徨》的開首，尤其引人注目。

二

磚塔胡同東口有一座萬松老人塔。萬松老人是金元時期的僧人萬松行秀禪師，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老師。后人為紀念他，修建了磚塔埋葬其靈骨。魯迅上下班都要經過胡同口的塔園。雖然這座塔沒有出現在魯迅的作品中，但《彷徨》的第一篇《祝福》或者就有來自佛塔的觸動。

因為是宗教活動場所，這里每逢節日就特別熱鬧。人們閑下來的時候，自然會思考精神層面的東西，如靈魂、福報之類。就像祥林嫂回溯自己的經歷后，尋到一個捐門檻贖罪的辦法；當這個辦法也行不通的時候，她便向回鄉探親的“我”探問人死后有沒有靈魂。民眾，無論階層高低，無論過得好壞，都不能不也不得不關心這個問題。那時的北京城里有幾千座各類廟宇，雖然不一定能回答問題，至少能給人一些安慰。

魯迅曾描述過自己離開八道灣到磚塔胡同以及購置房屋這一階段的創作：“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生活是孤獨的，事業也沒有了伙伴，不像初登文壇時的“聽將令”而吶喊。因此，以這四篇小說為首的第二本小說集，他就命名為《彷徨》。

“彷徨”是蜿蜒曲折地前行，是流離漂泊，是遲疑不決，是無路可走。

這幾篇作品中都有流離者的形象，一如作者的生存狀態。魯迅曾對親友說過，自己是被日本女人——二弟媳羽太信子——從家里驅逐出來的，因此曾取筆名“宴之敖者”，其心中的怨憤可想而知。

第一篇《祝福》為《彷徨》定了基調。祥林嫂被三綱纏身，被五常禁錮，被三座大山壓垮，被儒道釋吞噬，一生太多苦難，似乎是為驗證佛教的“苦海無邊”，還不如被鎮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娘，尚有有朝一日塔倒獲釋的希望。魯迅寫祥林嫂在年節祝福聲中帶著絕望和迷茫倒斃在雪地上時，會不會聯想到自己也深受漂泊之苦，辛苦輾轉，好不容易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路來、安頓下來，不料家庭瑣事引發的矛盾導致自己在大家庭中的“執事”資格被剝奪而走上流離之途。《祝福》的結尾，似乎松了一口氣：“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其實頗具諷刺意味。

《祝福》寫于1924年2月7日，正值夏歷年節，磚塔胡同東口的萬松老人塔周圍想必滿是祈福的人們，不遠處白塔寺廟會也熙熙攘攘，魯迅不必遙想故鄉，從周邊環境中就能體會到悲苦、歡欣、離奇和荒誕。

祥林嫂一生常在流離中，大多時間沒有自己的家，即便有，也只是家庭的附屬品、可以買賣的商品或可以被隨便清除的贅物。小說中的“我”也好不了多少：“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在“我”暫居的四叔的宅子里，書房壁上掛著朱拓陳摶老祖寫的大“壽”字，松松的卷了放在長桌上的半幅對聯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窗下案頭有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以及《近思錄集注》和《四書襯》之類，至少從靈魂上讓“我”感覺回故鄉如在異鄉，與祥林嫂一樣是無家可歸之人。

在《故鄉》中，魯迅最后一次“肉薄”故里。《祝福》是魯迅北遷后第一次“《故鄉》式”精神返鄉，作品中情緒悲苦和世事殘酷的程度比《故鄉》更重。從這個意義上說，《彷徨》不僅是《吶喊》的延續，而且還是強化，說魯迅“從吶喊到彷徨”是思想落伍、精神頹唐，是皮面表象之論。魯迅文學的核心創造力和經典價值，即對故鄉的描繪，也即所謂“鄉土文學”或“回鄉文學”，如果沒有經歷“彷徨”階段，沒有1924年的《祝福》《在酒樓上》及1925年的《孤獨者》等，其意蘊深厚、情緒濃烈程度就大為欠缺。

三

《肥皂》中的主人公、道學思想濃重的舊式知識分子四銘，在公共事務和對外應酬中侃侃而談，但在家庭生活中卻露出馬腳，被搶白，被厭惡，被敬而遠之，一家之主竟也暫時處于精神流離狀態了。四銘是魯迅在磚塔胡同創作的四篇小說中唯一被魯迅完全否定的被逐者。“肥皂”引起的性暗示，在社會上或可作為調笑的談資，但在飯桌上引爆了情緒炸彈——“婦道人家”當著孩子們斥罵四銘：“你們男人不是罵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就是稱贊十八九歲的女討飯：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簡直是不要臉！”于是，四銘“覺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燭，踱出院子去。他來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雞和小雞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來，他立即放輕腳步，并且走遠些。……他很有些悲傷，似乎也像孝女一樣，成了‘無告之民’，孤苦零丁了。”“來回的踱”，就是“彷徨”的白話譯文。

《在酒樓上》中的“我”回到家鄉，“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里”。“竟”字可以說是魯迅自己的設想之詞，他今后回鄉，自然也是如此，因為祖宅早已賣掉。“我”為逃避客中的無聊，到一石居酒樓，雪中眺望樓下廢園，看見傲雪的紅梅，雖然一時神清氣爽，卻仍不免發一通感慨：“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干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么關系了。”呂緯甫南北輾轉，半生經歷無非在兜圈子，他自感滑稽，對著杯盤碗碟打了一個奇妙的比方：“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坐在對面的“我”的回應，是自己“大約也不外乎繞點小圈子罷。”小說作者亦然，行走而且吶喊，辛苦輾轉，又回到彷徨狀態。小說內外，同是天涯流離人，結局是各自回到孤獨中去：“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里。”

《幸福的家庭》題目反諷意味十足。顯然，這個三口之家是租房居住的所謂“北漂”，收入不高，日常為柴米油鹽算計。在物質生活層面，魯迅雖然比作品中那位寫手要好過得多，但流離的狀態相似，而且與自己在八道灣的生活相比，有所下降。回故鄉既十分尷尬，在都市的生活也很窘迫。在磚塔胡同，魯迅不但要打理家庭內外事務，而且還要繼續找房。于是魯迅安排準備創作優美作品的主人公被妻子買劈柴——魯迅居住的磚塔胡同離劈柴（現為辟才）胡同很近——的討價還價聲打斷，終于，負有養家糊口重任的寫手在稿紙上算出總數：“五吊八！”文學創作稿紙充當了家用賬簿，自是很諷刺的事。

四

這四篇作品都塑造了在生活中失敗的流離者形象，不同程度上折射了魯迅的生存狀態。當苦難或煩惱堆積如山，人被壓得喘不過氣時，會進入失語或自言自語狀態，輕的像呂緯甫的講述故事，重的如祥林嫂精神恍惚的絮叨。《幸福的家庭》中那位不能得到幸福生活，便是連最低限度的安靜環境也得不到的寫手，其實也已經進入“祥林嫂式講述”狀態：在一張綠格紙上“毫不遲疑，但又自暴自棄似”寫下題目《幸福的家庭》后，筆就停滯不動了，因為不知道將作品背景設在哪里。北京江蘇浙江福建四川廣東山東河南上海天津云南貴州，都不合適。主人公自言自語的構思過程戳破了“幸福家庭”的虛幻泡沫。

魯迅自己在遭受了流離的苦楚時，會有怨憤，卻不能向外人道，實在不得已，就借助小說宣泄出來，反諷的表達當然也是宣泄方式之一。

在精神的回鄉途中，魯迅將家庭的往事記述下來，是在回味過往。呂緯甫在酒樓上向“我”講述兩件十分痛切的往事，一是想見那個身體孱弱、被人恐嚇而早死的姑娘而不得，一是為自己早夭的弟弟遷墳，都融入了魯迅本人的經歷。

魯迅在《彷徨》首篇《祝福》一開頭，就托出他沉吟思考的人生根本問題，即祥林嫂所探尋的“人死后有沒有靈魂”。更可怕的是，祥林嫂的命運和“我”的支支吾吾的回答表明，人們都可能在沒有弄清楚根本問題之前死去。這種恐懼折磨著發問和被問的人們，折磨著自言自語的人們，包括暫居磚塔胡同、處在人生彷徨期的魯迅。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