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捕風人》以一位發跡于深圳的金融富商章鶴云為主人公，以公司CFO、一位女性旁觀者的視角講述富商個人、公司及國內外金融環境的發展演變，并通過對相關具體而微的商業行為的描寫，記錄十年間主人公的浮沉，展現主人公所代表企業家群體及所處行業在大時代大環境大趨勢中的機遇、抉擇及困境。

作品中的章，是中國互聯網金融一代民營資本大鱷的代言和寫照。他們所代表的財富神話和金錢敘事，構成我們時代20年的主題，并撩撥激蕩著國人的神經。從而這部作品以這樣的一位企業家的身邊人的角度，生動記錄這個企業家的行蹤，真實刻畫這個企業家的形象，絲絲入扣摹寫這個企業家的心理活動，就生動刻畫出他們群體具有代表性的真實的生活圖景、精神狀態和心靈世界，使得這部作品成為試圖把握當代中國的稀缺文本。

同樣精彩的是，作品中的“我”，作為一位見多識廣、國際化的職業經理人，又以其清醒和獨立，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包括經濟大勢判斷和行業形勢判斷，對人對事的倫理判斷和道德判斷。這樣一來，作品一方面客觀記錄展現章在公司全球擴張展現出的運籌帷幄說一不二，以及將美色盡收入囊中的巔峰體驗，對章的刻畫不虛美不隱惡力求客觀真實；更讓人記憶深刻的，是作者筆下的女子們也即章傾力打造的紅粉軍團中與章過從甚密者的女性形象。

作品寫出來少見的抒情性和與筆下人物的共情性。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言允文，是一個深情者，有情有義者。她的情義，體現在對老板的忠誠和理性，一切都為了成全老板；她的深情，體現在她對于老板身邊紅粉知己的欣賞、體恤、理解和祝福。她是一位內心柔軟者，善良者，無分別心者，有慈悲心者——這紅塵中的大戲，如斯在她面前上演，并部分地以她作為樞紐。因為有了這樣一種情懷，才有了這個作品整體呈現的一種感性風格，而不是商戰風格，這個關于企業家的故事，才真正脫離了想當然的通俗趣味，而稱其為一部“當代性”小說。

此外，這部作品還是一部教科書級別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生動示現，也是中國式企業家皇帝化人格的任性霸道的鮮活示范（縱使他們怎樣飚外語、居洋宅、吃洋餐、交洋友、收購海外業務、擁有國際市場，兒女也一色海外教育，貌似很西化很國際范，但都走不出他們童年、出身、傳統、文化），從而這部作品的價值，首先不在于其所呈現的突出的現代感、時尚性、稀缺性、奇觀性，更在于其所真正見證、參與、引領過的現代商業和企業經營的某種過程，作品里包含了作者從業的甘苦、時代的留影、青春的喟嘆、家國的共振，從而這個作品就有了不可復制性、不可替代性、真正意義上因題材內容而來的陌生感，以及因觀念認知而來的世界性。

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也許我們并不能輕易將其歸類為是巴爾扎克式的，還是阿瑟黑利式的，通俗性的，還是文學性的，都是，又都不是。作者有她的創作上的風格的識別性，有她執拗的文學上的堅持——以其語言確實不一般。比喻的使用，很是高明，與眾不同。也幸虧有了沈蘭因這個人物故事，這篇小說才成其為小說。否則就缺少了穩定性，只憑前面的買買買和后面的賣賣賣，格局只會傾斜。如此美好的形象留給這樣一個人，也體現了作品的不忍，不忍這樣一個曾經的資本大佬顏面無存全是不堪，而還讓他的人性投射到一個女性身上，留下了點亮光。王爾德《雷丁監獄之歌》，也成了一個評價這個作品本意的一把鑰匙，作者為何要借這本書“皆殺所愛”來為他們的關系收場呢？“不懼怕毀滅”者，當就是沈蘭因了。她的所作所為飛蛾撲火并毅然消失以減章之負累，未嘗不是一種自毀般的“愛”和“情”或者說性格命運。

快到結尾的時候，作品借第一人稱敘述者口吻評論道，“回想那日一起在地下室看大片白色飛鳥伸展羽翼，我仿佛看見章置身于北方凜冽的寒風中，他的故鄉，那個在地圖上已經難尋蹤跡的旗，遙遙地向他發出召喚，令他在歷遍萬鄉之后終于能沉默著向那里眺望。那片并不富庶的土地，是否可以再次幫他認清自己？事實上，他從未離開過那里，他的言行，他的舉止，他看待事物的方式，都滲透出那里的氣息。他的世界，是從那里開始。”

寫得好極了。他的出身決定了他的格局、夢想、道路和命運。他終歸不屬于這個現代社會。這就是所謂的命嗎？命或者說命運，為欲望所拘牽，而約束欲望的，唯有“懼”也。如此好運的這一代企業家，好運被他們視作理所當然的好命，怎么可能會輕易有“懼”呢？他們是無所畏懼的一代。他們是“站在風口上，豬也能飛上天的一代”。無所畏懼不知戒懼敬畏的章，作為大時代“捕風者”中的佼佼者，終于未成御風而行的勝利者，而是成為大時代風消云散的墜落者、殉葬者。

同樣是在作品結尾時候，言允文又寫道，“再次踏入這里，依然是熟悉的裝潢，熟悉的陳設，正對門口的巨型花樽仍插擺最應季鮮花，仿佛昭示一切都可恒久明艷。空氣中仍彌散再熟悉不過的香氛味道，然而，我心內兀自翻涌酸楚，不過數月，卻已物是人非。恍如隔世，恍如隔世。”

作品的抒情性正是如此。這終章更像是抒發感悟，人生的感悟。悟到了什么？人生如夢，世事無常，而且，因果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