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加入中國作協的過程很艱難，也很簡單；很漫長，也很突然。雖然很簡單、很突然，卻也印證了一個道理。

且聽我從頭說來。

1968年2月，我出生于河北省成安縣北郎堡村的一個普通農家，弟兄四人，我是老大。由于家里兄弟多，所以十分貧窮。細細回想，在整個童年里，我沒有吃過一個完整的雞蛋和一根完整的黃瓜。

我清楚地記得兩件事。一是1978年夏天，我到一個小伙伴家里玩耍，正趕上吃午飯，看到人家盤子里的涼拌黃瓜，特別羨慕，口水直流。人家真是幸福，而我生在一個吃不到黃瓜的家庭，多么不幸。還有一次，過年時母親為我做了一件軍綠色上衣。我穿上后，歡喜雀躍，仿佛是全世界最光鮮的人。于是，我趾高氣揚、挺胸腆肚地圍繞著村莊炫耀，走了兩三圈。

我的家鄉雖然貧寒，卻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村中有一片上百畝的黃姓宅院，傳說是明末皇室后裔遷移后建造的府第。其格式仿若故宮，其規模恰似山西的喬家大院。新中國成立后，這里就成了鄉政府、學校、糧店、衛生院等辦公用房。我的啟蒙，也是在這里。

父親在村里當會計，是一位較有名望的文化人。但真正給我播下文學種子的，卻是從天津來下鄉的知識青年。有一位名叫從維雄，是著名作家從維熙的堂弟。他與我的父親同歲，兩人便成了朋友。從維雄經常抱著我，講述北京文藝界王蒙、劉紹棠、從維熙等人的稀奇故事。

上小學后，我開始閱讀連環畫。我們村距離縣城12里，有一條柳蔭掩蓋的土路。每個星期日，我都跑到縣城的書店，買幾本書回來。小學三年級，我仿效雁翎隊的故事，用鉛筆在作文本上寫下了一篇56頁的小說，長達1萬多字。這篇處女作雖然幼稚至極，可父親還是表揚了我。倒不是我寫得好，而是因為小說主人公的名字比較成人化。小學生寫作文，人名大都是“小明”“小剛”“小芳”之類，而我為主人公取的名字是“任滿天”“張樂升”等。

夢想的火苗，就這樣悄悄地點燃了。

1979年，我考入縣城初中。這一時期，新時期文學逐漸復蘇。

有一次，父親到安陽市出差，買了一本剛剛創刊的《小說月報》。這是我接觸到的第一本文學刊物。縣城圖書館是我每天的去處，文學書幾乎全借遍了。我至今仍然記得那位圖書管理員的名字——劉淑梅。

對文學的迷戀，耽誤了學業，導致我成績直線下降，排名落后。

越是這樣，我越害怕被提問，害怕老師。于是，我就想著輟學。我再三給父親寫信，向他闡述學校的無聊，請求他把家里閑置的兩間老屋借給我，我向他保證3年實現作家夢。

父親大概是不屑于和我辯解吧，一直沒有理我。

1981年暑假結束時，我做出了一個離奇的決定：出逃！于是，我騎著一輛自行車，沿著小路，向山東方向出走了。臨走時，我偷了父親20元錢，并留下一封信，信上寫了一句話：我不回來了，我要當作家！

當時我才13歲，以為20元就是大款，就可以走遍天下。

出走的目的地也模模糊糊，完全是文學化的理想圖景：泰山、青島，還有大海，海上有仙山，山上有高人，云游山海，尋訪高人。在路上怎么吃住呢？吃飯很便宜，一天5毛錢足夠了；晚上就在野外的棉花或玉米地里，身下鋪一張床單，頭枕著自行車，昏昏沉沉就是一夜。至于以后天冷了怎么辦、沒錢了怎么辦、還有父母尋子的焦急等，統統沒有想過。

此行極兇險。當時正是1983年“嚴打”之前，治安形勢十分嚴峻。

這次山東之行，有兩次生命危險。一次是在濟南火車站，半夜時分，我被一個年輕歹徒持刀威逼，搜身要錢，幸而掙脫；第二次竟然是在程咬金的老家——山東省東阿縣黃河岸邊的一片密林中，一個40多歲的歹徒，把我搶劫一空。

這次死里逃生，讓我第一次真正認識到了自己的幼稚。于是，我乖乖地回到學校，重新拿起課本。

整個中學時期，我對于文學仍是懵懂且自卑的，總感覺自己不是那塊料。于是，就拼命地寫日記。

我寫日記，與別人不同。別人大都簡約，我卻把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悟都用散文的筆調記下來，每天3000至4000字。32開日記本，正反面書寫，正好200頁，密密麻麻，不留空隙。每本10多萬字，每月1本。

就這樣，我在中學時期寫了6年。后來上大學，又寫了4年。總共寫了10年日記，大概上千萬字。

文學的第一要素是語言。這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基本功，猶如一個運動員的童子功。或許，正是在青少年時期這個最關鍵的階段，我有意卻又無意地進行了基本功訓練。看似笨辦法，卻是好辦法。

1985年9月，我考入邯鄲師專英語系。在沁河邊的學步橋旁，向文壇發起了真正的沖鋒。每天寫作，然后到郵局往全國各地投稿。但不久，沉重的退稿便像信鴿一樣，翩翩飛回，又像鎩羽而歸的士兵，垂頭喪氣。我呆呆地坐在學步橋上，心壁落滿蝙蝠，冰冰涼涼，似乎自己就是那位愚笨可笑的壽陵少年。

上百篇投稿，顆粒無收。

1986年春天，我在沁河邊散步，看滿城柳絮飄飛。回到教室之后，我開始寫日記。寫到柳絮如雪、撲面而來時，對生活、愛情的想象就飄飛起來了。通過柳絮，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母親……不知不覺中，一篇自然酣暢的散文就出爐了。我工工整整地抄下來，再次滿懷憧憬地寄了出去。不想幾天之后，信鴿再次返巢。我心有不甘，便手拿稿子，畢恭畢敬地找到本市的一家編輯部，當面請教。但遺憾的是，稿子再一次被槍斃了。我失望至極，回學校的路上，賭氣地把退稿直接寄給了國內最權威的一家散文刊物。

出乎意料的是，僅僅一周后，編輯回信了。我至今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小小的信封，捏在手里，輕飄飄。開始，我的心底本能地涌起一股濃煙迷霧般的懊喪，以為又是退稿信。片刻后，忽然意識到了什么，一團紅烈烈的火光驟然升騰。我小心翼翼地拆開來，里面只有一頁巴掌大小的便箋，手寫著幾行字，大意是稿子收到，文筆不錯，下期刊用，特此通知。

那是一個黃昏。恍然間，我感覺黑壓壓的校園內頓時天地澄明，芬芳四溢。

那是文學的光輝！

我的寫作熱情，在那個夏花爛漫的季節，火一般燃燒起來。接著，我又連續發表了十幾篇作品。

1987年8月，河北省散文創作研討會召開，我被推薦轉入河北大學作家班讀書。1989年9月，我從河北大學畢業后，到《邯鄲日報》社工作。

到報社后，我主要從事新聞寫作。在此后近十年的時間內，我雖然也獲得了中國新聞獎等重大獎項，但心中總有一個作家夢，而這個夢想，似乎離自己越來越遠了，所以時時迷惘，時時痛苦。

這期間，我偶爾也寫一些小散文，并于199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歲》，但總感覺這都是小盆景、小制作、小清新。

1998年，全國掀起學習邯鋼熱潮。這是新舊世紀轉折時期，國有企業在全面困難中面臨著一次深層次的嬗變和改革，也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大事件。

出于新聞敏感和文學夢想，我突然產生了一個沖動念頭，用報告文學把邯鋼經驗和特殊意義記錄下來，傳播出去。由此，我也可以重新回歸文學。

但是，障礙重重。我當時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日報記者。那時邯鋼大門前每天車水馬龍，《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大報記者頻頻出現，新聞報道鋪天蓋地。另外，他們從北京請來3位著名作家，也在寫報告文學。

后來，我費盡周折，找到河北省委宣傳部，再三表態不要贊助，只是憑能力寫一本報告文學精品，為河北爭光。

幾次三番之后，他們終于答應了，但邯鋼的態度仍是不太配合，不安排采訪。我只能自己去找基層工人、退休老干部。每天騎著自行車，在邯鄲城里轉，走街串戶，到家里拜訪。

然而創作，仍是超越想象的艱難。我出身農村，對工業知識絲毫不懂，而經濟理論，對我來說更是枯燥。但我別無選擇，只能硬生生地去研究、去攻讀。

當時用的是臺式電腦，有輻射。整整一年，除了采訪，我每天十幾個小時盯著屏幕看，眼睛就近視了，眼睛周圍長出密密麻麻的肉贅，像微型海參。我去看醫生，醫生說是面部皮膚和神經太疲憊，再加上電腦輻射所致。剛開始，肉贅痛痛的，幾天后，癢癢的，能搓掉。就這樣，肉贅一邊長，我一邊搓。

除夕晚上，我在煉鋼爐旁和工人們一起吃餃子。那一天晚上，突然發生了一次事故，鋼水大噴。我下意識地急忙往遠處跑，可一滴熾熱的鋼花還是濺在了我左手的無名指上。我本能地用另一只手去抓，頓時手上血肉模糊。至今，我手指上還留有白花花的疤痕。

也正是這一次事故，把我與工人之間的情感一下子打通了。

長篇報告文學《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出版后，在全國引起反響。

很快，我十分意外地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原冶金工業部部長李東冶邀請我寫寶鋼。寶鋼上馬以來，有關作品不下百部。老部長已經80多歲了，希望看到一本真正能對得起寶鋼歷史的書。

我到寶鋼采訪，有關部門也不是十分配合，因為寶鋼有自己的文聯，有專業作家，而我只是一個外來的無名小子。我在冷眼中用雙腳踏遍了寶鋼廠區和生活區，采訪了上百位老干部、老工人，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歷史。

可喜可幸的是，在北京，我受到了全面配合和支持。在原冶金部的幫助下，我走訪了上百位老干部，找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寶山》問世后，再次引起關注。李炳銀、曾鎮南、張陵、賀紹俊等老師都寫了評論，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雜志等處發表。中國作協原副主席陳建功評價說，這部作品既凝聚了作家對現實生活素材的辛勤采擷，也貫注了作家對歷史、人生、民族命運的深刻思考。不僅再現了寶鋼驚天動地的創業經歷，而且把鋼鐵與人類、鋼鐵與國家、鋼鐵與政治、鋼鐵與工業以及與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內在關系描寫得酣暢淋漓！

隨著《寶山》被關注，我也參加了多種會議、多種評獎。我走到哪里，大都能聽到掌聲。

此時的我，其實仍是嚴重不自信的，甚至感覺這一切都是虛幻的。

的確，我與各位評論家都沒有見過面。但看到他們扎扎實實的評論，又覺得人家說的也許是真的。可只有我知道，我連一個市級作協會員也不是啊。之前，由于自卑，我從來沒有申請過。

我不敢說出真相，在面對記者采訪和填寫作者簡介時，就打馬虎眼。

在一次會議上，我又見到了建功老師。

建功老師驚奇地說：“你還不是中國作協會員嗎？”

我說：“還不是。”

建功老師怔了一下，說：“你趕緊填表吧，爭取最近一批加入。”

我的確不懂事，便冒昧地問他：“您可以做我的介紹人嗎？”

建功老師又怔了一下，點點頭，答應了。

后來，我才知道，建功老師當時是主管中國作協創作研究業務的副主席，對于作家的評定，他是最有權威的發言人。

就這樣，建功老師做了我的入會介紹人。

可是，我并不是市、省作協會員啊。于是，我向建功老師匯報了這個“隱患”。

建功老師再次怔了一下。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要不，我就先加入省作協，明后年再申請加入中國作協吧。”我說。

建功老師說：“倒是沒有這個硬性規定，有好作品也可以直接加入中國作協。作家，還是要看作品。不過，你可以請省作協推薦一下。”

就這樣，2003年，我跨過市作協和省作協兩個臺階，直接加入了中國作協。

感謝中國作協，破格錄取了我。

這也充分說明，作家最終還是要靠作品說話。

中國作協的大門，始終向作品敞開，向作家敞開。而我的敲門磚，就是兩塊小小的“鋼磚”。

在這一點上，中國作協，的確值得點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