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蘇有郎：您1962年大學畢業，畢業后本來是留在大城市當大學助教，可是您三次申請下鄉，甚至把戶口都落在農村，請問您當時是出于什么考慮？

堯山壁：我上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國家抽調大批干部和大學生到農村參加整風整社運動。通過調查研究，發現農村不光是艷陽天，也有風雨雷電，老百姓臉上也不光是簡單的笑容。但當時不少文學作品，小說、詩歌，都比較簡單化、表面化，不能深刻地反映現實生活中農民的命運，所以也不生動、不典型。我想真實地反映農村生活，希望到農村去。回到學校后，又學習了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說得就是好，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畢業時，留校當助教，我連著寫了三次申請到農村，學校不批準。我就給田間寫信請助。田間當時是河北省文聯主席，知道我的創作情況。正好校黨委書記戈華是田間在平山冀西抗戰時的戰友。于是說服了學校，把我改派到邢臺地區。邢臺縣縣長王永淮是全國勞動模范，問我想去哪個部門，我說去縣文化館，文化館可以長期下鄉，接觸農民多。報到第二天，我步行120多里到西部山區石槽大隊，安排我住在全國著名林業模范孫清貴家。房東老太太領我到一個屋，我這個炕喬羽都住過。一口氣住了一個月，我發現農村缺少宣傳材料，回到文化館，辦了一份鉛印小報，起名《好社員》，采、編、印、發行都是我一個人干。

1963年邢臺發大水，一片汪洋，我報名參加抗洪救災。縣委給每人發了一根竹竿，蹚水探路。當時寫了不少街頭詩，在《邢臺日報》和《河北日報》上發表。這一年，我還在《詩刊》《河北文學》等報刊發了一大批作品。我一直在農村待了十年，從1962年一直到1972年。先在邢臺縣，又隨四清工作隊先后到南和、任縣、沙河、臨西下鄉，過年都不回去。在臨西住了五六年，插隊落戶，把戶口落到臨西，天天與農民畫等號。深入農村使我受益匪淺，了解了群眾的思想、語言，改造思想，改了學生腔，確定了我一生的文藝觀，寫出小戲《轟雞》。這使我深切體會到作家必須深入生活。我還參加了當時全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并做了大會發言，發言題目叫《在生活中學步》。

蘇有郎：您早年寫詩，一直寫了二三十年，卓有成就，被稱為古典加民歌這一詩派的代表詩人，后來為什么改行不寫詩了？您對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是如何自我評價的？

堯山壁：我從中學就開始寫詩，比較幼稚。到邢臺農村后，學習田間、張志民等詩的風格，變化很大。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詩概念化、口號化比較突出。因為我上過大學，經過名師指點，受過顧隨、田間、張志民等大師指導，知道詩應該怎么寫。人們對我的詩的評價是：構思新巧，善于比喻。當時的《解放軍文藝》雜志是為數不多的雜志之一，詩歌組組長是李瑛，發我的詩很多。那一時期出版了三部著作，即山區建設三部曲《山水新歌》《渡江曲》《金翅歌》。

我是按照毛主席“新詩要在古典詩詞和民歌基礎上發展”的理論來實踐的。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西風東漸，詩界開始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出現新的形勢下的形式問題，我跟不上形勢了，只有轉移陣地。

蘇有郎：您二十出頭就因小戲《轟雞》一鳴驚人，為什么后來不在這方面用勁兒了？

堯山壁：我從小愛好戲劇，那時農村只有舞臺戲一種藝術，小學時看過很多出戲，中學參加業余劇團，潛移默化學了一些戲劇套路。1965年初，邢臺地區叫我寫個小戲。我想起在北上汪村下鄉時的一個真人真事，一天就寫好了。時任總政文工團團長、劇作家付鐸頗為贊賞。

1966年1月，河北省搞中小戲匯演時，把《轟雞》放在開幕式上演出。后來又參加華北地區匯演，獲得一等獎。這部小戲是我戲劇創作的處女作，也使我出了名，到處有人叫我寫戲，包括上海歌劇院。那時劇本創作“三結合”“三突出”，討論劇本“三堂會審”，沒法寫。戲劇題材可遇不可求，我寫過呂玉蘭，寫過雁翎隊，都沒寫好。寫劇本，是團隊行動、綜合藝術，一個人弄不成。

蘇有郎：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寫了《理發的悲喜劇》，這是您的散文處女作，也是您散文創作的名篇。那時您已人到中年。這么好的題材，為何沒有早點兒寫出來？

堯山壁：從搞寫作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父親母親一輩人應該寫。好多人說，可以寫成長篇小說和劇本，容易成名。寫小說、劇本需要虛構，添油加醋，需要愛情啊等各種情節。我覺得母親很偉大，不愿意虛構，這是其一；第二，覺得自己思想和藝術認識還不成熟，怕把題材寫砸了，再寫就寫不好了。母親的事跡本身就挺感人，常年在心中縈繞。我寫《理發的悲喜劇》時，正在廊坊師院辦作家班，主要工作在晚上和傍晚，白天時間較富余。開始寫我母親，寫了好幾天，一邊寫一邊流淚，稿紙都洇濕了好幾張。四十多歲，思想成熟了，認識清楚了，母親的偉大，不僅僅是對我的愛，更是對村民、對大眾的一種博愛。我們村里小孩大人都找母親看病、接生，離不開她。經過寫詩、寫劇本，自己的藝術修養進步了，可以寫了，流著淚一氣呵成。寄給《人民文學》后，很快就發表了。接著又寫出《母親的河》寄給《中國作家》，也很快發表。這兩篇作品被選進中專和高中課本。臧克家專門給我寫了一封信給予鼓勵，說寫得好。此后，我又以母親為題材寫了《一架織布機》《老棗樹》等十多篇。

蘇有郎：您在散文創作勢頭正盛時，卻突然做起行政事務工作，費盡心力創建了作家班、河北文學院等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占用了您大量寶貴的創作時間。這段時間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是怎么做的？

堯山壁：那是1982年，時任河北省作協主席李滿天突然找我，讓我主持作協工作，任常務副主席，我說是捉大頭。李滿天說不是捉大頭，是抓“壯丁”。那時作家們都不愿意從事行政工作，梁斌放棄天津市副市長不當，李滿天放棄湖北省文化廳廳長不當，來當專業作家。八十年代講文憑、講學歷，省作協搞創作的只有我有文憑。李滿天說，你不干誰干。我是沒上套，往后捎，上了套，不用揚鞭自奮蹄。做了好幾個月的調查，發現河北作家整體文化水平低。還有，河北作家只熟悉農村，不熟悉城市。青年作者隊伍軍心不穩，有的在準備考大學，有的在考函授。我想來想去，便想到與大學聯合辦作家班。辦成這事是很不容易的，要有招生指標。聽人說有成人高考指標，我就找有關領導愣磨來一個班的成人高考指標。弄這個指標可謂費盡周折，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難盡，我在《作家班》里有所敘述。作家班，為全國首創，共招收了170名作家，后來大都成為河北文學的中堅力量。作家班改變了很多寫作者的命運。

三十五歲以上的作者，我們成立了河北文學院，對作家進行集中學習，請兩年創作假，脫離崗位，專心創作，成長起一大批作家，像王立新、韓冬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蘇有郎：您的創作形成了獨特的語言風格，樸素、幽默、生動，雅俗共賞，您怎么理解雅與俗的關系？

堯山壁：我一生遇到兩位大師。十六歲在邢臺上高中時就認識了趙樹理，是大俗。上大學時碰到顧隨，是大雅。我一生都在雅與俗之間東張西望、左顧右盼。工作時有幸遇到了喬羽。喬羽給我講，要寓文于野，寓雅于俗。后來發現，汪曾祺也是這個路子。

蘇有郎：您有一雙穿四十八碼鞋的大腳，這雙大腳是怎么形成的，走了多少路？

堯山壁：我母親年輕時裹小腳，后來放開了，人稱解放腳。到我這個年代，就全放開了。我四五歲時，就光著腳丫子跑垅溝。上初中時離家二十五里，一個星期往返一次；上高中時離家九十華里，一個月來回跑一次，都是步行，無形中鍛煉了一雙好腿腳。參加工作后，又整天上山下鄉，河北省所有縣和比較大的村鎮都去過。還去過沙漠、沼澤、大山、草地。八十歲爬上了天河山，七十多歲的人攆不上我。在中國，除了西藏以外，所有的省份我都去過。創作講究閱歷，走的地方多了，見識多了，碰見人多了，就走到了生活深處。同時也鍛煉了自己的腳力和思想。

蘇有郎：您被人稱為“辛勤園丁”“長跑健將”，創作達七十年之久。退休后，您創作更是呈現噴涌狀態，在數量和質量上，您是如何兼顧的？

堯山壁：我是1965年26歲時就當上了省里專業作家的，實際上一天都沒當過，后來發生“文化大革命”，接著又搞行政，當了十年編輯，并沒有享受過這個待遇。所以一到退休年齡，就趕緊申請退休了，成了“專業作家”。退休后，寫了許多題材，重點寫了“紅、綠河北”。“紅河北”，即歷史題材，抗日戰爭，這緣于父親的因素。我從北端蔚縣，步行走到南端涉縣，歷時五十多天，走遍了八百里太行山，寫出《慷慨悲歌的熱土》。關于“綠色河北”，1985年就寫出了一萬多字關于塞罕壩的報告文學，發表在《長城》和《中國作家》上。后來我先后組織一百多位作家深入采訪河北環保工作，出了《綠色暢想曲》。2017年，我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綠色奇跡塞罕壩》，先后獲得第三屆孫犁文學獎、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后出版了英文版，參加了倫敦圖書博覽會。

還有一本《百姓舊事》，寫河北的風土人情，旨在把文章的文學價值上升到史學價值，用春秋筆法，寫到歷史的深處、社會的痛點。這本書在社會上影響比較大，被評為河北省最美圖書。邵燕祥說：“你這寫的是民間歷史。”

退休后，基本每年出一本本版書，《百姓舊事》《流失的歲月》《不滅的星辰》等。《不滅的星辰》主要反映老一輩作家、藝術家的人生，傳播革命文藝的經驗，留下珍貴史料。

蘇有郎：有人說，在中國文學界您是最講文藝倫理學的作家，用很大的精力寫老一輩藝術家的人生。您是如何看待文學傳承的？

堯山壁：這個問題我要說。我成長過程中碰到許多老作家，除了顧隨、田間、李滿天等老師，還有很多老前輩對我影響很大。我在1960年寫了一組愛情詩，當時是禁區，報刊不能發，田間在抽屜里一直壓了三年才發出來。臧克家總共給我寫過七十多封信，對我的作品給予批點。郭小川一封給我的信中寫了五千字，就像老師批改小學生作業一樣進行指點。我受到許多老藝術家的恩情。受惠于前，施惠于后，這是我成立作家班，為無名作家寫評論的根源。退休后，我就想把這些老藝術家的事跡寫出來，流傳于后世，宣傳好的文藝傳統。文學界是需要尊師重道的，我受老前輩的恩惠，然后傳下去，這是應該的，是一個社會需要推崇的。

蘇有郎：您一生喜歡戲劇，請問戲劇理論對您的文學創作有什么影響？

堯山壁：我從戲里學了很多構思技巧和語言功夫。田漢說，戲劇的結構講究的是龍頭豹尾豬肚。這個理論對我影響很深。開頭要醒目，吸引人。說透了就是起承轉合。我寫散文、詩歌、報告文學結構都注意這點，自覺不自覺遵循這個理論。戲劇界有位被稱為“通天教主”的王瑤卿，他寫劇本有個秘訣：想想人兒，想想事兒，提提味兒，琢磨琢磨俏頭兒，安安玩意兒。就是典型環境、典型人物，塑造人物，要通過事件。“提提味兒”，就是提高精神境界、提高意境；“琢磨琢磨俏頭兒”，就是俏皮話兒，就是語言，就是抖包袱，就像說相聲；“安安玩意兒”，就是翎子功、翅子功。寫文章時，我自覺不自覺地把這一套貫穿到里面，形成了習慣。

作者簡介：

堯山壁，本名秦桃彬，1939年生于隆堯南汪店。1962年從河北大學中文系畢業。1965年任河北省文聯專業作家，1986年任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出版詩歌、散文、文藝理論著作56部，《堯山壁文存》8卷。曾獲冰心散文獎、孫犁文學獎、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華北文藝理論一等獎等。有《母親的河》《陶醉壺口》《理發的悲喜劇》等入選語文課本。

蘇有郎，《邢臺日報》文藝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人民日報》《中國作家》《文藝報》等發表作品多篇。采寫和編輯的報告文學曾獲中國新聞獎、孫犁文學獎、河北文藝振興獎。著有《國樹》《鐵血后衛董振堂》《蘇有郎紀實散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