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9年10月17日，我隨江西省林業生態文化建設管理中心謝瓊女士前往都昌縣，深入鄱陽湖區，調查候鳥保護情況。晚間，我委托接待方請詩人周玲一起用餐，以了解地方文化。周玲把散文作家李冬鳳也請來了。我們因此相識。

2019年秋冬，我為寫《鳥的盟約》一書，常去鄱陽湖考察冬季候鳥遷徙、習性、棲息地、生存現狀等，在鄱陽、余干、進賢、南昌等湖區縣作田野調查，對湖區地貌、地域文化、生活形態等有了較深入的了解。這段經歷，給了我閱讀《鄱陽湖北岸》裨益——李冬鳳的散章間流布著人間氣息：平原地帶偶爾起伏有致的蔥郁丘陵，春日湖畔的無際青鵝色，候鳥南來北往的生命輪回，溫暖而窮窘的鄉人勞作生活，月亮映照的波詭之湖。

江西的名山大川，既孕育了鄱陽湖，又延綿了文脈。江西詩派曾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名稱的詩文派別。當下的江西是散文大省、強省，散文作家眾多，有自己完整的梯隊，作品獨居氣象，引起文學界高度關注，被稱之為“江西散文現象”。著名評論家古耜在《呼喚作為流派的江西散文》一文中這樣論述江西散文：在新世紀散文創作的宏觀格局中，江西是毋庸置疑的散文大省與強省。不過，同國內其他散文大省和強省相比，江西散文的“大”與“強”，主要不是表現為擁有多少風標鶴立、聲名遠播的散文名家巨匠，而是展示了一種魏紫姚黃、各擅勝場的整體陣容，一種鳧趨雀躍、各見精神的團隊風采。直言之，江西散文是以均衡協調而又生機勃發的綜合實力，彰顯了自身的個性與優勢，進而居于國內散文創作的領先地位。

毋庸置疑的是，九江為江西散文貢獻了不可忽視的力量：詹谷豐、詹文格、劉偉林等等。李冬鳳是九江陣列中重要一員。她居于九江一隅——都昌。

都昌位于鄱陽湖西北之濱，地貌以平原和丘陵為主，自古是糧倉之地、漁獲之鄉。鄉人耕作、張網，是一種傳襲千古的生活常態。他們熱烈、細膩、堅韌、寬厚。他們個性張揚，逞兇斗狠。他們溫情脈脈，千纏百繞。李冬鳳以溫情、柔曼的筆觸，書寫他們的生命狀態，書寫他們的內心柔軟部分。細讀之下，給人突然的動容，給人懷抱之感。

一個人的童年生活，深刻影響了一個作家的寫作（想象力、思維方式、取材、結構方式等等）。李冬鳳生于斯，長于斯，她的敘述對象也大多來自于斯。她寫鶴舍、蓮花塘，寫蓼子花、候鳥，寫鄱陽湖的云彩、馬影湖的春色等等。帕斯捷爾納克曾這樣坦言：藝術，總被兩種東西占據著。一方面，堅持不懈地探索死亡；另一方面，始終如一地以此創造生命。李冬鳳的散文很少談論或深入書寫死亡，但她確實創造了生命。她生活過的地方，她遇見過的溫暖之人，她行走過的難忘之地，她以墨水為之塑形，并使之有了呼吸、溫度、氣息。這就是紙上的重生?；蛟S，這也是一個作家熱衷于書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有關李冬鳳散文的閱讀中，我發現她熱衷于書寫人事物像，努力在現實生活的鏡像中找到自己情感的拼接。這是一種地方風物志式的寫作。

風物志式的寫作，其實是我們古代經典筆記的重要寫作方法之一，也是古代經典小說主要表現方法之一。我們所讀到的《齊民要術》《天工開物》《夢溪筆談》《茶經》《水經注》《菜根譚》《閑情偶寄》《小窗幽記》《圍爐夜話》，甚至《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均可歸類為風物志。趙士禎所著《神器譜》系列，即為器物風物志。在《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聊齋志異》等經典著作中，假如沒有風物的飽滿體現，都將黯然失色，也不再成為經典。風物是風景和物品，是精神氣象，是地方特產，是山川形勝。志是古老的敘事文體之一種，記人載事，可敘可議。風物志具有了民史、地域史、風俗學、地方宗教流變史、區域建筑學、民情飲食、地方服飾、地方藥學等雜糅的文化史學價值。風物志式的寫作，一般篇幅精短、內容豐富、主題明確。也因此，風物志式的寫作成為散文寫作的源頭之一。當代名家趙樹理、汪曾祺、賈平凹等，尤為擅長，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篇章。

李冬鳳情真意切，飲水思源，寫下《鶴舍古村紀事》《蓮花塘敘事》《遍地生長》《又見蓼花紅》《春來馬影湖》《喜樹》等篇什，都是令我稱道的。

作為寫作同人和朋友，我希冀于李冬鳳還可以開掘得更深更細一些，把地域特色體現得更淋漓盡致一些，在取材、選材、視角、切口等方面，還可以更獨特一些。與其說是希冀，不如說是一種苛求。其實，我可以換個說法——作為從事寫作多年的李冬鳳，可以寫得更職業化一些：寫作心態的職業化，寫作姿態的職業化，寫作方法的職業化。職業化的姿態寫作，有利于自己寫作的思考，有利于對文本的探索，有利于開闊自己的視野。對于業余寫作者而言，以職業化姿態寫作，無疑是一次寫作革命。

寫作本身就是革命：突破自己，突破別人。業余寫作源于情趣，職業寫作源于使命。完成使命，需要野心。

我已多年沒有去過都昌了。候鳥不更人間事，冬來春往。我想起2019年初秋都昌茶館之夜，與眾友人茶敘，頓覺溫暖。無論人生有多悲苦，都無比美好。

（作者單位：上饒日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