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秦兆陽是一位資深的文學家。1916年出生的秦兆陽很早就投身于解放區的新聞和文藝工作，一生創作了許多小說、散文、兒童文學等作品，出版過文學理論批評的著作。但大時代的運演對個人命運有著不可抗拒的規制，在秦兆陽這里就是性格亦即命運。“從很小的時候起，故鄉的父老們就給我起了個‘板大先生’的綽號。板者，古怪也，遇事愛咬死理和不通常理也。直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仍舊本性難改。”[1]“板大先生”的“封號”與“何直”的自命，彰顯了秦兆陽的性格邏輯，也預示了他的人生遭際。秦兆陽以“何直”之名發表在1956年9月號《人民文學》上的文章《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因為某種“不合時宜”而深累自己，直至1979年平反。我們“熟悉”秦兆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寫作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影響很大的文論。

秦兆陽是小說家、編輯家和文藝理論家。秦兆陽作為《人民文學》曾經的主事者和《當代》十多年的主編，對當代中國文學的影響是顯見的。梳理當代報告文學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在那些沉入時間之海的史料中，十分清晰地寫有“秦兆陽”的名字：秦兆陽是一位報告文學作家、報告文學研究者；更為重要的是他利用主持《人民文學》和《當代》編務的特殊條件，切實地推動了報告文學在特殊時期的發展。此外，他還提議將報告文學列入中國作協全國文學獎的評獎系列，為提升報告文學文體地位的制度性安排作了鋪墊。可以說，在當代中國報告文學發展史上，秦兆陽是一位具有線索性意義的人物。研究秦兆陽與當代報告文學史關聯的課題，不僅可以有效地“活化”報告文學的歷史，而且也可以真實地凸顯他曾經被遮蔽的報告文學史意義。

一

在當代文學史上，秦兆陽不是一位著名的報告文學家，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卻是一位重要的作者。新中國成立初期，新的時代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為報告文學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新題材。其時的熱點題材，一是如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這一類反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事件，另一類是書寫建設成就和新人物等。秦兆陽所寫主要是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農村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新面貌和新人物。“一九五三、五四年，我得到了回到戰爭年代老根據地去生活的機會，看到了經過艱苦斗爭和重大犧牲以后的農村欣欣向榮的和平生活景象，于是從心里‘流’出了十幾篇《農村散記》（這是五十年代出書時用過的書名，現在大部分選進了本書的第三輯）。”[2]秦兆陽這里所說的《農村散記》，初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10月發行，其中多數是小說，屬于報告文學的有《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等篇。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2月出版的由中國作家協會編的《散文特寫選》（1953.9—1955.12）就收錄有這三篇作品。秦兆陽的《王永淮》、柳青的《王家斌》、沙汀的《盧家秀》和田流的《王運升》等作品，都是書寫當時農村先進模范人物的名篇。尤其是秦兆陽的作品在對人物作非虛構而又具有藝術性的呈現方面更顯示出特色。“作者始終把人物（個性化的形象、動作、語言、神情等）放在敘寫的中心，擺脫了以往作品用普泛化的事件帶動人物的舊有模式，所以筆下人物形象相對來說比較豐滿，從而把報告文學的創作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位。”[3]

秦兆陽20世紀50年代的報告文學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解放區書寫的延續。秦兆陽1938年奔赴延安，此后在解放區學習、工作、創作。“1943年秋天，我為了不愿意過無所事事的日子，不愿意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戰爭中處于旁觀的地位，特別是由于聽了火線劇社許多同志講了冀中平原上殘酷斗爭的一些故事而深深激動，就主動要求到斗爭最殘酷的冀中十分區去工作……從此我才比較多地了解了人民，了解了戰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自己，因而決定了我以后幾十年文學工作的道路。”[4]“文學事業，系住你對于生活，對于人民，對于創造，對于藝術的感情。我愿意寫作，為了表達這種感情。”[5]這里，秦兆陽說明了自己創作的“根據地”，并且給出了情系生活和人民的文學價值取向。1949年10月由天下圖書公司出版的《平原上》，收錄秦兆陽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娘》《仇恨》《路》《何花秀》4篇作品，這些作品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背景，反映了人民艱苦卓絕的斗爭生活和他們中作為“民族魂”的英雄形象。作品融合了非虛構與虛構的敘事。《娘》有副標題“‘冀中子弟兵的母親’李杏閣，自述看護傷員的故事”，《仇恨》副標題為“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大掃蕩片斷記”，由題目和內容可見，這樣的“自述”和“斷記”，是具有小說因素的寫實作品，作品的紀實性顯見。將《平原上》所收作品與作者20世紀50年代初所寫的《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等作整體性的閱讀，我們可以發現后來的作品是此前創作的有機演進，兩個時期作品的敘事基點是一致的，只不過是由根據地轉換為新農村；寫作的風格相承，真實，樸實，所寫人物形神兼得，頗具文學的感染力。

自然，《王永淮》等作品寫作的背景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此其取材、主題、敘事基調等已迥然不同于20世紀40年代的關聯寫作。秦兆陽的寫作聚焦新社會新建設，《鋼都的老英雄——孟泰》《官廳少年》《到佛子嶺去》《王家斌》《在柴達木盆地》《童話的時代》等是其中的代表作。所不同的是，秦兆陽“回到戰爭年代老根據地去生活”進而寫作的這種有意為之的自覺，使其作品的主題表達更有深意。作者依憑切身的體驗，以切實之筆，通過真實人物的具體敘事，描繪出“經過艱苦斗爭和重大犧牲以后的農村欣欣向榮的和平生活景象”，有力地凸顯了“斗爭”和“犧牲”的現實價值，也昭示出新中國新建設的歷史意義。

中國的報告文學具有更鮮明的意識形態特色，這種非虛構的寫作方式，其題材和主題的價值部分地規定了作品意義的生成基礎，但這并不表示報告文學只需要主題正確。“主題正確”只有經由“審美達成”才能實現其最終的價值。因此，經得起歷史沉淀檢驗的報告文學，必然是“報告”與“文學”的有機化合。秦兆陽的報告文學正是這樣，雖然時過境遷七十多年，但我們閱讀《老羊工》這樣的作品，依然能感受到文學滋味流溢其間。他的作品之所以會保有文學的魅力，是因為作者身心融入了寫作的對象，從實際生活中提取人物，又將人物置于生活本身的存在中加以性格化的呈現。作品敘寫老羊工，突出其“老”。“老”關聯著人物的經歷、新舊社會的遭際、放羊獨特的經驗和在新時代所獲得的尊重等。《王永淮》中的人物，“說起他來，一句話：是個好人”。作品突出這位戰爭年代在山里打鬼子戰蔣匪十年、新中國成立后“在縣里當了科長”的主人公，主動要求重回故地建設山區，“年年月月，爬山過嶺，為老百姓辦事”。人物之“好”，“好”在能不忘革命者的本色，甘愿挑起建設者的責任。而對在荒山中創造出“一大片綠得耀眼的、蔥蘢茂密的樹林”的姚良成，則主要通過“咱有手有心，就能”“就憑這兩只老樹根手，一大片荒山又變了色兒啦”等個性化語言，突出人物的業績和精神特質。對這些作品，秦兆陽后來有自評：“既近于散文，又類似小說；或有頭無尾，或似無結構；意在試探著與當時頗為流行的寫法略有不同。”[6]這樣的評價是符合作品實際的。《王永淮》等作品既有別于當時同類的報告文學，敘寫并不依仗新聞性，而更倚重所寫人物獨有特質的故事及其精神，對抒情有所節制，更少虛浮夸飾之語，同時又不復制自己作品，每一篇都能根據對象的不同而設置各自相宜的結構和寫法。“你打聽王永淮嗎？你算打聽對了，我可跟他忒熟。”開篇扣題而來，通過結構性人物“我”的見聞，將“好人”王永淮作了多維度的敘寫。“老羊工馮常福把羊群趕到背陰的地方歇著，自己靠著巖石坐著。夏天正午的陽光在滿山滿谷里閃耀著，照得他的老花眼瞇成了兩道縫兒。”語言簡約而有味，將人物及其環境融合在一起呈現，既畫出了人物形象的模樣，又點出其愛惜公物的用心，在有限的篇幅中達成對人物富有表現力、感染力的真實再現，可謂短篇的精粹。秦兆陽報告文學的寫作經驗，對他成為卓有建樹的報告文學編輯和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基礎意義。

二

編輯是秦兆陽多重人生角色中最具貫穿性和顯示度的一種。我們閱讀《編輯大家秦兆陽》[7]中同時代人、同事或是稍后一輩寫的回憶文章，從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編輯大家”秦兆陽之“大”。他在冀中等游擊區解放區擔任過《黎明報》《前線報》《歌與劇》《華北文藝》的編輯或領導。20世紀50年代擔任《文藝報》的執行編委、《人民文學》的副主編，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1994年擔任《當代》主編。文學編輯，不只是一個具體的工作崗位，有時還會直接生成具有某種文學史意義的存在。有學者認為，“文學編輯可成為文學活動的‘第五要素’”。“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角度看，文學編輯是與作家、作品、世界、讀者一樣重要的要素，有時甚至比其他四要素更為重要，更具有豐富飽滿的價值。”“文學編輯參與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文學出版事業某種意義上可理解成文學編輯的精神史與生命史。”[8]筆者認同這樣的觀點。這里，我們主要以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人民文學》和新時期的《當代》為例，論說編輯秦兆陽對當代報告文學發展的特殊作為和重要影響。

秦兆陽有兩段時間在《人民文學》任職。一是1949年《人民文學》創刊后擔任編輯部小說組組長。1955年初《文藝報》因事進行改組，他被調任常務編委。二是“1955年冬天我就離開了《文藝報》，到《人民文學》擔任了副主編的職務”[9]。第二段時間很短。“1956年冬，我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在全國文藝界引起了討論。為了準備回答討論中提出的問題，我請假學習哲學，于1957年1月脫離了編輯工作。”[10]正是在有限的主持《人民文學》編務的期間（“當時，《人民文學》的主編嚴文井，由于在1954年3月號的雜志上刊登了路翎的短篇小說《洼地上的“戰役”》，受到了批評，情緒低落，想撂挑子不干了”[11]），秦兆陽以其勇氣和擔當、卓識和創造，進行了一次具有報告文學史意義的文體實驗，開辟出當代中國報告文學創作另一種可能的路徑，提示了報告文學文體另一種重要的價值取向。

文體雖然是一種指向語言表達“功能分區”的形式，但實際上它也負載著意識形態的意義，作為新聞文學的報告文學更是這樣。夏衍《包身工》、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等現代報告文學名篇，取材于現實尖銳的民族沖突和階級矛盾，鮮明地表達了直擊社會黑暗的批判主題，凝結成報告文學的重要文體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社會性質有了根本的改變。在新的社會新的時代，報告文學還要不要、能不能發揮它揭示社會問題的價值，怎樣發揮它的價值，就成為復雜而敏感的問題。無疑，新中國億萬人民翻身得解放，艱苦奮斗重建家園，社會顯示出史無前例的新氣象。對于這種具有巨大歷史性意義的社會進步，文學需要給予熱情的贊美歌頌。這既是現實的規定，同時也是作家內心情感的真實表達。

秦兆陽主持的《人民文學》所進行的短暫的報告文學文體實驗，主要是在時代放歌之外，探索非虛構創作介入現實的可能性。從當時的結果來看，這種探索在時間節點上的選擇并不適宜，因為一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在其時特定的國內外情勢中，需要更多地凝聚奮發圖強的合力和精神。但也正因為這樣，秦兆陽編輯團隊的工作具有了更顯見的“實驗”意義。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里，《人民文學》發表了《在橋梁工地上》《爬在旗桿上的人》《本報內部消息》《辦公廳主任》《馬端的墮落》《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等作品。這些作品被指稱為“特寫”，它得之于蘇聯的文體命名。蘇聯的特寫有兩種類型，即“寫實的特寫”和“研究性的特寫”。“有一種特寫，它的任務是著重提出生活中的問題，概括一定的社會現象，戰斗地幫助人民發現和解決生活中的矛盾與沖突。”這種特寫“叫做深思的特寫，同時也叫做研究性特寫”。“它允許作家有更多的可能去想象、虛構，在形式上是特寫，在內容上基本上與小說差不多。”這種特寫的真實性并不體現為“記錄真人真事”，“那里，問題是生活的真實”。以對社會真實問題的揭示，“直接干預生活”，這是這類特寫的特質和旨歸。[12]很顯然，以上作品中的“辦公廳主任”“馬端”“農莊主席”等，都不是生活中實有其人的人物，文本中的故事也不是實有其事的原真再現，但作品通過人物和故事所反映出的問題卻是重要的真實的現實存在。作者以這樣的形式將問題呈現給讀者，用意在于引起對問題的關注、思考問題產生的原因，以有效地解決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先進和落后、新與舊的斗爭永遠是復雜而尖銳的，因此我們十分就需要‘偵察兵’式的特寫。我們應該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邊的問題，把它們揭示出來，給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擊，以幫助新的事物的勝利。”[13]這一段“編者的話”，明確地反映了《人民文學》倡導“干預生活”特寫的方式和意圖。秦兆陽主導的《人民文學》之所以推出這些介入現實問題存在，一是受到當時蘇聯特寫理論的直接影響，同期稍早蘇聯著名的特寫作家奧維奇金訪問中國，其長篇文章《談特寫》刊發在1955年《文藝報》第7號、第8號合刊，其中“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得到了中國文學界的快速響應。二是與1956年特定的社會思想文化生態有關，其時，黨中央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基本方針，由此激發出文藝界探索文藝表現題材主題以及形式等的興趣和熱情。三是由秦兆陽個人因素所決定。“秦兆陽并非文字工匠，而是思考型編輯。”[14]他的“思考”可直接見之于由其擬定的18條《〈人民文學〉改進計劃要點》，其中有第一條“在文藝思想上，以現實主義為宗旨；但在發表作品上應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現實性和積極意義的好的作品”；第四條“提倡嚴正地正視現實，勇敢地干預生活，以及對藝術的創造性的追求”。[15]“嚴正地正視現實，勇敢地干預生活”，可以說是《人民文學》特寫的“關鍵詞”。由于時代氛圍的陡轉，秦兆陽主導的《人民文學》“干預生活”的特寫很快就宣告停歇，并且受到了嚴厲的批判。

《人民文學》特寫在20世紀50年代的這種“結局”，是其“不合時宜”的時代命定，它并不表示這樣的文體探索毫無價值。歷史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伴隨著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時代大潮的興起，報告文學一方面報告時代發生的巨變，發揮著作為時代文體快捷反映現實的獨特作用；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波瀾壯闊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問題報告文學”直接呼應了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時代主題。作品揭露的問題涉及基層治理、經濟、教育、人才、環境、移民扶貧等廣泛領域。嚴峻問題的呈現，為改革開放的推進提供了現實依據，其對人的精神困境的透視，對現實矛盾的直面，遠得“五四”啟蒙文學的精神，而又直接呼應了20世紀50年代“干預生活”特寫的要義。即使像徐遲《哥德巴赫猜想》、陳祖芬《祖國高于一切》這樣謳歌科學家精神、知識分子愛國精神的作品，其內涵的批判力度也力透紙背。

三

不同于與《人民文學》的短暫相遇，《當代》是秦兆陽文學生命中最重要的驛站。他不僅參與了刊物1979年的創辦，而且長期擔任主編直到1994年去世。秦兆陽見證并參與了新時期中國文學的建設。“在他這位眾望所歸的主編的率領下，《當代》雜志形成了‘嚴肅、深刻、尖銳、厚重’的風格，成為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大型文學期刊之一。”[16]《當代》不僅發表多種體裁的優秀作品，更成為其時中國報告文學的一個高地。“由于《當代》在長時間內不斷大量地組織發表報告文學作品，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報告文學佳作，形成了社會公認的我們刊物的一大特色。在那個時期，每一次全國性報告文學評獎，《當代》獲獎作品總是最多。有人稱《當代》為‘報告文學的重鎮’。”[17]這里所說的“獲獎作品總是最多”可能并不確切，但可以確定的是《當代》為獲獎作品最多的刊物之一。截至1994年，刊發于《當代》、獲得全國性報告文學獎的重要作品有《熱流》《勵精圖治》《命運》《世界大串聯》《強國夢》《中國姑娘》《播魯迅精神之火》《繼母》《希望在燃燒》《萬家憂樂》《黃土地，黑土地》《飛向太空港》《希望工程》等。這些作品或記錄重大的歷史事件，或報告改革開放初期的艱難和呈現出的新面貌，或掃描獨具時代感的社會現象，或謳歌中國脊梁中國創造中國精神，或直面問題進行反思性的敘寫，它們實錄了一個時代富有特質的種種存在。這些作品既是當代中國歷史的另一種書寫方式，同時也構成了新時期中國報告文學史敘事的重要篇章。

秦兆陽時期的《當代》對于報告文學的推動是全方位的。首先是總體設計中將報告文學明確為特色辦刊的優先文體。在秦兆陽看來，《當代》之謂“當代”，充分關注社會的現實存在，作品具有鮮明的“當代性”，是它的題中應有之義。《當代》的“當代性”，在主編秦兆陽這里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要加強現實性。我們名為《當代》，作品就要有當代水平。《命運》就是當代水平。我也寄望于張鍥的報告文學，就是要記錄下時代的精神狀態。光靠小說不行，要報告文學。”[18]這是秦兆陽在1980年8月27日下午《當代》編輯組開會時，對《當代》編輯工作談話要點之一。其中的關鍵詞有三個：“現實性”、“當代水平”和“報告文學”。這里所說的《當代》“現實性”，很明確的就是要發表能體現現實生活特質和主題，凸顯“時代的精神狀態”的優秀作品。秦兆陽以為《當代》的水平就存在于它的“現實性”之中。而要實現《當代》高水平的辦刊目標，秦兆陽有自己的路徑設計。“光靠小說不行，要報告文學。”對于這兩種文體秦兆陽有自己的主張。小說作為主流文體，各家刊物大多重視，事實上在秦兆陽主編期間，《當代》也發表了很多有影響的小說，但僅有小說不只是會造成刊物的同類化，而且在秦兆陽看來也無法達成他所期望的《當代》水平。這從他所列舉的作品可以知道，秦兆陽所說到的《命運》發表在《當代》1979年第2期，記錄的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張鍥的報告文學”是指發表在《當代》1980年第4期的《熱流》，這篇作品的副標題為“河南漫行記”，報告的是中原大地改革初期的各種“熱流”。為什么在主編《當代》期間秦兆陽對報告文學情有獨鐘？這不僅因為報告文學是他人生行旅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未完成的事業”，而且也關乎他的文學價值觀和作為資深編輯家的職責使命。“報告文學要堅持下去。社會、人民關心的我們要滿足，以這個原則去選題。”[19]由這一段簡要的記錄，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秦兆陽力推報告文學的基本邏輯，其邏輯前提是“滿足”“社會、人民的關心”，這種“關心”實際就是讀者的需要，將其作為辦刊的“選題原則”；其邏輯的推衍是在“一個變革時代”，政治性很強的報告文學以其特殊的方式參與介入政治性很強的重大時代生活的議題，這種議題具體到當時的時代語境就是指改革開放、思想解放。而對這樣的時代議題的表達正是報告文學文體的特長，也是讀者“關心”和期待看到的時代書寫。“我們這個時代，從文學的社會功能來講，要大力提倡報告文學。這是一個轉變的時代，許多新的事物在涌現，許多矛盾在起作用，小說、詩歌不可能那么快地來反映這些生活內容，必須同時提倡報告文學，作為文學的一翼，使得文學創作領域更加寬廣，對現實的反映更快，更充分，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20]秦兆陽是從時代的大局、從報告文學的文體特長等來確定《當代》總體性的編輯原則的。此外，力推報告文學也是秦兆陽特色化、差異化辦刊的一種具體的舉措。“對報告文學的取舍標準可以寬一點。有的文藝性強些，有的政論性強些，都可以。《當代》如能在報告文學方面闖出一條路，也會很有特點。”[21]這是秦兆陽1980年2月20日在召集編輯組開會討論用稿安排時對同事提出的建議。這樣的建議在相當長的時期成為《當代》堅持的一條特色發展之路。正是在這里，《當代》闖出了一條路，成為其時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的一個具有醒目顯示度的重鎮。

秦兆陽是一個務實的主編，他不僅提出辦刊的重要思想，擬定編輯的基本原則，而且也善于將思想和原則落到實處。“報告文學不好抓，要注重事實的準確。平時看報，要隨時注意有哪個問題可以抓。《勵精圖治》就是這樣抓出來的。要經常有三四個人在外面跑，抓稿子。以后不要臨時湊。”[22]秦兆陽知道有價值的報告文學不會自己找上門來，因此他要求編輯通過不同的途徑去發現好的題材，尋找具有寫作能力的作家。他自己以身作則，以例示范，張鍥《熱流》的題材就是秦兆陽不經意間發現的：“這個報告文學的組稿線索是兆陽同志從報紙上發現的。他讀到一條關于中共河南省委緊抓改革的報道，覺得從一個省的范圍來反映當前的改革潮流，這是一個大題目，應該抓住。”編輯部的同事立即落實，“覺得正在北京的安徽作者張鍥比較合適，當即跑到張鍥住地約他去鄭州采寫，并給了他一個‘本刊特約記者’的名義，便于他進行采訪”[23]。對于一些題材和主題比較好的重點作品，秦兆陽親自把關操刀修改，使作品達成比較高的完成度。中國女排是中國精神的代表，女排精神成為時代精神標志之一。這是中國女排的創造，同時與《當代》通過報告文學的方式及時傳播也深有關系。1981年在中國女排第一次奪得世界冠軍之前，《當代》編輯部基于對女排題材重大價值的敏感，就約請在國家體委工作的魯光寫作。收到魯光的《中國姑娘》后，秦兆陽親自審讀，認為作品“缺乏從弱到強、從敗到勝的順序發展的章法，并通過這種事實規律來寫出中國人的志氣，來寫出人物特點，以取得逐步高昂的感人力量。全篇結構散漫，枝葉繁多而瑣碎，篇幅拉得太長，平均使用筆墨，處處都是重點，反而使得總的脈絡不鮮明，變成素材的堆砌，文字也較差”[24]。但秦兆陽又很靈活通達：“考慮到這個題材內容很好，同意發表。他動手從頭至尾做了不少的刪改，又把‘編者按’作了較大的修改，突出地提出：‘倘若我們各條戰線上的人們都能像這樣為了祖國的榮譽、尊嚴和富強而貢獻自己的一切，那么，社會主義祖國騰飛之日還會遠嗎？’”[25]由這一個案，我們看到了一篇優秀報告文學作品是如何煉成的過程，其中凝結著主編秦兆陽的許多心血。《中國姑娘》在1981年第5期的《當代》如期刊出，隨即中國女排也“如約”榮獲首次世界冠軍，一時女排冠軍熱掀動《中國姑娘》熱，匯成強勁的愛國主義熱潮。

此外，秦兆陽還注意培養優秀的報告文學作者。他的培養既立足嚴格要求，指出作品的不足不留情面，但又能尊重作者，以誠相待，幫助作者完善作品。程樹榛就是一個例證。作為報告文學作家的程樹榛是經由《當代》這一平臺走上這一文體的寫作之路的。《當代》編輯組的朱盛昌從《工人日報》上看到反映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械廠廠長宮本言改革事跡的報道，“我覺得這是報告文學的好題材，符合鄧小平在四次文代會上祝詞的精神，塑造四化創業者形象。我在電話中向兆陽同志報告了這個想法，他表示同意”[26]。程樹榛寫出《勵精圖治》初稿后，秦兆陽仔細審讀，他對題目并不滿意，建議“將程樹榛寫宮本言的報告文學《勵精圖治》改題為《闖將》”，“程樹榛不同意他的報告文學改題《闖將》，秦同意維持原題《勵精圖治》”[27]。這里體現了一位資深編輯家對年輕作者的尊重。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秦兆陽親自約見作者，面對面地提出作品的修改建議。“秦兆陽同志親切地接待了我，并親自沏了一杯茶放在我的面前，簡單地敘了寒暄之后，談話便切入正題：關于報告文學《勵精圖治》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他一章一節地加以剖析，耐心細致地指出必須修改和補充的地方。看得出他是經過認真思索的。”[28]經過作者認真的修改，《勵精圖治》刊發在1980年第2期的《當代》，成為新時期改革文學的重要代表作品，獲得第一屆（1977—1980）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由此，程樹榛結緣報告文學，成為新時期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

四

秦兆陽作為文藝理論家，其主要的理論貢獻是由他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對于現實主義的再認識》奠定的。這是一篇長篇論文，其論題十分明確：“我想以文學的現實主義問題為中心，來談一談教條主義對于我們的束縛。”[29]在秦兆陽看來，其時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教條主義的理解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理解；二是對為政治服務的教條主義理解；三是對于世界觀與創作觀的教條主義理解”[30]。對此，秦兆陽對這些教條主義的具體表現、問題癥結和怎樣克服它們的束縛作了既具有理論性又具有現實針對性的系統論述。可以說，這篇文章中所闡述的基本觀點和作者理論思維的特點，成為文藝理論家秦兆陽的要素，其中的要義和他的報告文學（特寫）研究關聯相通。

秦兆陽研究報告文學（特寫）的文章不多，作系統論述的文字則更少。但其理論貢獻是顯見的。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同期稍早發表的《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是秦兆陽言談特寫的重要文論。這兩篇文章寫作的背景是一樣的，其基本話題是論述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其中的現實主義論，指向文學的整體，強調的是回到生活本身的“廣闊”，拒絕教條主義的偏狹。而特寫談，聚焦的則是這一文體的“真實性”。在他關于“現實主義”和“真實性”的具體論述中，真實反映時代、直接介入現實等是核心主題。這些言說直接的思想資源是奧維奇金的《談特寫》。“特寫，是文學的一種戰斗體裁”，“特寫是一種很寬闊的自由的形式”，“有一種特寫，它的任務是著重提出生活中的問題，概括一定的社會現象，戰斗地幫助人民發現和解決生活中的矛盾與沖突”，文學應當“直接干預生活”[31]。秦兆陽基本接受了奧維奇金的這些觀點，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有直接或間接的反映。秦兆陽以“何直”之名寫作的《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是國內最早論述特寫的論文。他的文章一段時間引發了文學界對這一文體的討論。[32]討論中有的是學術性的探討，也有的是生成于特殊文化生態中的非學術批判。其中學術性探討的話題在中斷了二三十年后，成為新時期報告文學文體再研究的重要課題。這從某種角度上說明《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一文所具有的文體理論研究意義。

秦兆陽的《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其題目彰顯了有關“真實性”的論題，但又不限于淺表的一般意義上真實性，而是從真實性的系統關聯中，揭示真實性種種復雜的存在。檢視秦兆陽關于報告文學（特寫）的論說文字，其中涉及的話題較多，但最能體現出研究價值的是他的真實論。“對報告文學真實性的問題我是考慮比較多的。”[33]這是一個他長時間思考的重要課題，起于20世紀50年代達于新時期。在文學理論中，真實性的問題具有不同的指涉和意涵，客觀真實和藝術真實是一種總體性的基本表述，而在特寫（報告文學）中，通常認為，非虛構的客觀真實性是其文體屬性的規定。但這里的客觀真實性不只是一種可以意會的形而上的“道”，還是一種需要付諸于具體的創作實踐的“術”，具有復雜性。因此，如何理解、把握和達成這樣的真實性，文學界一直存有歧見。秦兆陽對特寫（報告文學）真實性的理解是開放的，即承認在客觀真實之外，可以有虛構的存在。“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滿足于真人真事真名真姓的一般化的特寫。我們不應該反對對于真人真事作適當的有益于真實性的加工。”“我們也應該大力提倡那種用文學的概括手法寫成的，并非真名真姓的特寫。”[34]這一段表述反映了《從特寫的真實性談起》的基本觀點。很顯然，秦兆陽接受了我們在前面引述的奧維奇金“兩種特寫”的觀點。秦兆陽認同奧維奇金介紹并解釋的蘇聯“寫實特寫”和“虛構特寫”之說，認為對這兩種特寫中的真實性應有不同的考量。秦兆陽在20世紀50年代對特寫真實性的這種理解，到了80年代也未曾異變，還是“二分法”。“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報告文學都是寫真人真事的”，“既然是真的名字、真的地點、真的事情，那就不能摻假”；“另外，我們是否還可以提倡這樣一種報告文學，它根據一些事實，但它不用真名真姓、真地點，它又不像小說有完整的結構，它又不像散文那樣不大注意人物刻畫和故事情節，而及時反映當前某一種值得關心的情況”。“這種東西似乎也應提倡。如果可以提倡這樣一種報告文學，那么報告文學的路就更寬了。”[35]由此可見，秦兆陽對特寫（報告文學）真實性的基本理解是基于不同的情況而持相應的尺度，要點是對真人真事寫作中的“真實性”和本于事實而又不拘泥于事實“真實性”應予區別對待。當然，這種認可特寫（報告文學）允許虛構的說法，在文學界頗多爭議，同時，這也不是秦兆陽原創的觀點，因此，并不具有更多的文體理論意義。

在筆者看來，秦兆陽特寫（報告文學）真實論的核心價值，主要體現在對真人真事寫作中“真實性”的具體解析。在這一維度中，秦兆陽是非虛構真實性的維護者。“特寫如果是寫的真人真事，真名真姓，則它的內容必須是符合于真的情況。”[36]“事情的真實，是報告文學站不站得住的一個根本的條件。”[37]但秦兆陽沒有停留在對真實性作簡單認定這一層面，他充分注意到這種真實性內在所具有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并作出了相應的提示。“須知寫出完完全全的——或者說，寫出讀者所需要的最大限度的真實，并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要了解一件事情的經過，是比較容易的；要了解做事情的人，卻比較困難。要了解做了什么，怎樣做的，比較容易；要了解怎樣的人做的，卻比較難。”“讀者需要知道事，卻更需要知道人。”[38]這里秦兆陽給出了真實性達成的重點難點，這是一種只有獲得過真切寫作體驗的作家或是懂得這一文體寫作之道的編輯，才會說出的及物得“體”之言。秦兆陽兩者兼而有之，所以他的言說更切實際。秦兆陽深知真實性之于報告文學的意義，強調“達到真實”的“困難”。他的意指并不是要放棄報告文學的真實，而是要讓人明白真實來之不易：唯有知難而為，深入采訪，由事及人，由表及里，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對象的本真。秦兆陽對于真實性不作概念式的浮泛之論，而是將其置于實踐的環節中加以具體的指說。“所謂真實，一般地講，主要是指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結果如何；或者發生了什么事，怎么發生的，結果如何。”這是基礎層次上的真實，要求呈現出的是物理性的事實的真實。“人們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發生這樣的事？”這涉及內在的核心層次上的真實。在秦兆陽看來，要獲得這一層次上的真實最具難度。“一個人的內心，一種精神狀態的東西，是不容易說清楚的”，要“挖到心靈深處，把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刻畫出來，卻有一定的困難”[39]。盡管這是獲得作品真實性的難點，但卻也是它的關鍵所在，因而是作者最應該用心用力的著力點。以上兩個層次的言說，秦兆陽是從寫作對象這一端考慮的。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從寫作客體與主體關系共構的角度思考真實性的問題。“報告文學往往是，由作者去訪問一個對象。這就發生作者主觀對客觀的認識上是否準且深的問題。主觀的思想感情和客觀的事實是不是能夠融為一體？是不是完全符合客觀？是不是能夠深入到客觀事物的肌理中去？”[40]在這里，秦兆陽揭示了在報告文學寫作中極其重要但往往被人忽視的真實性有效轉換的問題，即客觀真實的人與事的存在，只有經由作者準確的認知和敘事，才能成為具有完整意義上的真實性。“真實到什么程度，一方面是決定于作者對那個事實了解得如何，另一方面也決定于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他運用文學手法的能力。”[41]秦兆陽這一句結論性的表述，真實地指出了報告文學（特寫）真實性達成的要素，從中我們可得許多有益的啟示。此外，秦兆陽在研究寫實作品真實性問題時，并不只是就真實性論真實性。一般認為，真實性關聯著報告文學的“報告”，而在秦兆陽這里真實性也直接影響到“文學”。“報告文學必須真實，達到真實有三難：一是了解事實，二是發掘底蘊，三是深入靈魂。這第三點可以說是難中之難。只有在攻克了這三道難關以后，才有可能達到剖析深刻、形象生動和文筆感人。”[42]“剖析深刻、形象生動和文筆感人”等，是秦兆陽看取報告文學之謂文學的要素，而這些要素獲得的前提是作品充分的真實性，尤其是深入人物靈魂所得的精神之真。這樣的表述既得之于秦兆陽的經驗，也來自他卓然的學識。秦兆陽關于報告文學（特寫）真實性具體而系統的論述，幫助我們打開了認識理解這一核心理論問題的視域和思路。這是他為報告文學文體研究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秦兆陽與中國當代報告文學的關聯，除了體現在其創作、主編刊物和理論研究等諸多方面之外，還有一點也具有文體史的意義，這就是秦兆陽對報告文學進入國家文學評獎機制的建議，直接促成報告文學列入全國文學獎的評獎系列，有效提升了報告文學的文體地位。報告文學是一種基于近代新聞事業而衍生出的文體。在新時期之前文體沒有定名，作品常常歸類于散文或新聞通訊之中。新時期的報告文學以它獨特的方式記錄并介入重大的歷史進程，在文壇內外產生重大的影響，成為當時中國文學的主潮之一，由此也獲得自身獨立的文體地位。1983年主持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工作的張光年熱情洋溢地指出:“我熱烈祝賀我們的報告文學近兩年來獲得豐碩的成果！”“由于我國報告文學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幾年來，報告文學這一生動活潑的文學品種，已由附庸蔚為大國。”[43]報告文學文體地位的確立和創作成就的確認，一方面來自報告文學作家所取得的突出的創作實績，另一方面也直接受惠于文學評獎機制的激勵。我國國家層面上正式的文學評獎始于新時期初年。1978年中國作家協會組織舉辦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1年4月決定成立茅盾文學獎。在1981年中國作協的評獎安排中，原來只有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詩歌，報告文學是臨時動議，經研究后補入的。“1981年三項評獎的設置，報告文學是最大的受益者。評獎客觀上提升了報告文學的位置，將其納入主流文學的組成部分。”[44]將報告文學列入評獎系列的動議者正是秦兆陽。當時，秦兆陽是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當代》主編。張光年在《文壇回春紀事》的有關日記中，清晰地記錄了報告文學獎動議、決定、評獎和頒獎的全過程。1981年3月29日日記：“秦兆陽在電話中建議中篇小說評獎與報告文學評獎同時舉行，使評獎結果增加昂揚氣息，我表示同意，請他在明天評獎會上提出供商討。”[45]這里記寫了秦兆陽的建議和張光年自己的態度。3月31日的內部溝通：“下午3時，應邀參加中篇評獎會，聽了吳強、韋君宜同志發言后，我談了對評獎工作的希望與建議，表示贊成秦兆陽同志提出的與報告文學同時舉行或同時公布的意見，請大家考慮。”[46]到4月7日上午召開黨組辦公會擴大會，“討論舉辦報告文學評獎問題。我對此作了說明，提出幾個問題，經過討論，大家同意由《文藝報》《人民文學》兩家合辦，提出設以馮牧為首的評委會，以閻綱、周明等組成工作組，及早形成一個備選名單，征求各地編輯部意見，希望能在5月中、下旬完成任務，請劍青召開第一次工作組會”[47]。黨組決定舉辦報告文學評獎后，隨即就啟動具體的評獎程序。5月18日上午，“劉劍青迎我去新僑飯店六樓開報告文學評獎會，馮牧主持討論，定下了三十篇獲獎篇目”[48]。劉劍青當時是《人民文學》主持工作的副主編，主編由張光年兼任。5月25日的日記張光年特地備注了“三項評獎發獎大會”。短篇小說獎的頒獎會議已于3月23日召開，這里“三項評獎發獎”是指中篇小說、詩歌和報告文學。“早餐后去京西賓館禮堂，9時許開會，馮牧主持會議。宣布開會后，由我致開幕詞。”“今天大會開得好，大家都高興。”[49]筆者沒有讀到秦兆陽自己有關動議舉行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評獎的文字，倒是他《當代》同事朱盛昌1985年1月6日的日記有記錄：“開了一天年終總結會。秦兆陽、屠岸、張伯海均參加。”秦兆陽說：“從全國局勢看，有我們這么個刊物還是好，有人唱花旦，沒有個正旦也不行。《苦戀》事情發生后，張光年睡不著覺，我出個主意，搞報告文學評獎，就好多了，平衡了局面。”[50]這里的記錄與張光年日記所記的內容相一致。正因為由于秦兆陽的建議和作協領導的重視，才使報告文學和小說等主流文學樣式獲得了同樣的制度“待遇”。也因為有了這個基礎，使報告文學后來能夠順理成章地進入魯迅文學獎七大門類評獎的制度安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