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段時間我看到一則消息，說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一門課（課程編號1504）后—來—講的是積極心理學——最早只有8個人選修，又有兩個人退了，剩下6個人，第二年就變成400人，第三年變成850人，必須在哈佛大學的大禮堂上課。沙哈爾的這門積極心理學，后來變成跟哈佛大學講公平公正的課齊名的一門課。這說明什么呢?說明哈佛大學生里面焦慮、憂郁的人太多了。我就很好奇，有一段時間猛讀了很多積極心理學、幸福科學、幸福哲學這類的書，讀了一陣子后，覺得有一個題目可以做，就是我們現代文學里講“幸福”主題的這些作家作品，可以理出一條線來。這條線當然是建構出來的，實際上并沒有這么一條線，但是可以把它斷斷續續地連起來，看看中國作家們是怎樣思考這樣一個主題的。這個題目曾經在一些地方講過有—些—至少是在復旦講過，最近我又補充了一些材料、新的思考，正好張莉老師邀請，就來這里“幸福”一下子。從魯迅《幸福的家庭》到劉恒《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國現代文學持續關注和抒寫“幸福”主題，其間的多重變奏與曲折展開，呈現了“幸與不幸”在文學中的復雜辯證——這里只是大概列出這么一條線索，下面我將從比較文學入手，從涅克拉索夫開始，一直講到“小確幸”和“低端幸福”。

一、涅克拉索夫的追問

這個題目是直接從涅克拉索夫那里來的，《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最早是楚圖南的譯本，他是從1917年牛津大學的英文版翻譯過來的。我們很容易看出，英語世界對“幸福”的理解包括兩個要素：光“快樂”還不行，還得有“自由”；反過來也一樣，有了“自由”，你未必“快樂”。這首長詩的歷史背景正是沙皇下令廢除農奴制：農奴解放獲得了“自由”，可是他們“快樂”嗎?英譯本找準了這首長詩的“關鍵概念”。《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是20世紀80年代新譯本的譯法，譯者是飛白，從俄文翻譯的。80年代新的譯本，就譯得特別“中”，跟中國人對幸福的理解非常吻合了，“好日子”，好像有一首歌就是這么唱的。但我覺得英語世界對“幸福”的理解，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參照，“好日子”這種更準確的對譯，有可能把對“幸福”的深刻理解遮蔽了。總之，40年代在楚圖南那個譯本出來以后，涅克拉索夫這首長詩在中國影響很大。

簡單舉個例子來講：邵燕祥當時讀了這個譯本后，模仿它寫了一首長詩，叫作《在中國誰能快樂而自由》，當時沒有發表。20世紀80年代邵燕祥看到新的譯本后，說自己曾經寫過這么一首長詩，放在抽屜里邊，可見涅克拉索夫的這部作品是影響很大的。我們知道，俄羅斯文學的三大主題都是問句，除了涅克拉索夫的“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還有赫爾岑的“誰之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這三大主題對中國現代文學都產生很大影響。比較少被提到的是“誰之罪”，因為它后邊有個很重要的宗教背景，但“誰能過上好日子”和“怎么辦”兩個問題，是影響特別大的。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洗過三年的冷水澡，就是一年到頭都用冷水洗澡，受誰的影響呢?《怎么辦》。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本書里面有個虛無主義者，他為了鍛煉自己的意志，晚上睡釘子床——就是自己弄個木板，在上面釘了很多釘子，還有洗冷水澡。釘子床不能模仿，冷水澡還是可以的。但后來重感冒一回，就把我的“武功”廢了，沒能堅持下去。不像我的導師謝冕老師，冷水澡洗到80歲，現在91歲了不知道還洗不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很大啊。

涅克拉索夫的這首長詩講了7個農民——他們不知道怎么得到了一塊神奇的桌布，一打開這個桌布就有飯吃，所以他們就帶著這塊桌布，去問全俄羅斯各種各樣的人，地主、雇農、囚犯、法官、神父，更重要的，各階層的婦女，問他們幸福不幸福。因為這首長詩是用民歌體寫成的，非常容易上口，涅克拉索夫寫這首詩寫了13年，是他文學成就的高峰。農民們在大地上到處問，詢問的結果是沒有一個人幸福，即使他很有錢、地位很高，也跟底層的人一樣，都不幸福。這首長詩，在文體、在問題意識上，都是俄羅斯文學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我覺得值得思考的是它的農奴制背景，當時正好處于俄羅斯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就是要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所以涅克拉索夫就進一步追問：解放以后你們幸福不幸福?

我看見了美好的一天：

俄羅斯沒有一個農奴！

于是我感動得掉下了甜蜜的眼淚

……

“再不要在天真的陶醉中歡呼，”

繆斯悄悄地對我說道。“應該前進了，

人民雖然解放了，但人民難道都幸福？……”

（《哀歌》1874)

很多人其實不愿意被解放，說我這奴隸當得挺舒服的啊。當托爾斯泰要把他的農奴全部釋放的時候，很多人痛哭流涕——本來待在這個農莊里，是由主人養著的。因此在“解放”的后邊，其實還要繼續追求“幸福”，所以英譯本強調：“自由”了、不見得“快樂”。“自由”和“快樂”這兩個關鍵詞，倒轉過來討論也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追問挪過來，去看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思考的話，就會發現，他們是從否定句、從“不幸”開始的。他們討論、研究的主題，就是魯迅說的“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當然，這個“幸福”主題有著若干子題：首先是“誰?”——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幸福，所以要問一個“誰”，也就是“幸福”的主體，是哪一位、什么人、哪一些人?這是“幸福”討論里邊最關鍵的一個主題因子，因為在哲學史、思想史上，當大家知道全體幸福是不可能的時候，就會探討洛克說的“最大多數的人的快樂”。這里邊有一個人數的想象，也涉及公正和公平，他們最常提到的就是那個“火車扳道”的難題：你扳到這邊會軋死好些人，一些跟你不相干的人；扳到那邊呢又會軋死一個胖子，那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么你到底該扳到哪一邊?“誰”是第一個子題，我們可以看到，作品里面討論“幸福”的時候，關于“誰”的這個主題，一直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誰”這個主體身份，跟世襲有關系（貴族、地主等），跟職業也有關系（官吏、神父等）。“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子孫打地洞”，這是世襲，基因決定了你過得幸福不幸福，當然涅克拉索夫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現代社會分工體系變得越來越發達、越來越細以后，談論“幸福”就跟職業的選擇產生越來越密切的聯系。我們客家話里有一句話，叫作“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入錯行”就是職業選擇的問題，你要是入錯行，可能就很不幸。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標準答案，中學生馬克思17歲寫的《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方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歷史把那些為共同目標工作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稱為最偉大的人物，經常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里邊的理念仍然是洛克的“最大多數人的快樂”，馬克思仍然是在德國浪漫主義的延長線上寫他這篇作文。如果我們繼續追問的話，那就是怎樣才能選到“最能為人類謀福利而勞動”的職業?如果怎么都找不到這個職業，又該怎么辦?這是我年輕時候的座右銘，我拿給我的學生看，問他什么樣的職業符合這種崇高的目標，他毫不猶豫地答道：“公務員！”

另一個子主題是實現“幸福”的空間范圍。如果我們回看涅克拉索夫的長詩，里邊就是在俄羅斯的大地上漫游——那么遼闊的土地，這其實就涉及空間上的分配。現實中有一些句子也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比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孔雀東南飛”或“逃離北上廣”之類，都是在關注什么地方能夠找到幸福。

還有時間問題，時間就是維度和長度，指向最終的幸福，也就是終點。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說，“苦干三五年，幸福萬萬年”，“幸福”就在前邊路上拐彎的那個地方。后來我才知道，北大的王瑤先生有一句俏皮話，叫作“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如果把它落實到追求的過程，就是“幸福”不在終點，也不在某一個空間、時間的維度，而是在你追求“幸福”的過程中，這是我們都很熟悉的說法。“過程最重要，別的不重要。”然后還有更嚴峻的問題：“幸福”既然是這樣一個崇高的追求目標，以它的名義就可以無所不為，“以幸福的名義可以干什么”，這是更敏感的一個子題，但我們未必接觸到這一點。跟時間相關的子命題是“快樂”或“幸福感”持續的長度，稍縱即逝的“快樂”之后會不會更深的失落和沮喪，這也是作家們不斷抒寫的命題。

今天不能討論“幸福”主題里的諸多復雜面向，只是回到我們的現當代文學，考察所謂“幸福路線圖”。其實并不存在這樣一個“路線圖”，這只是一種想象，一個建構或虛構，即使有路線，也是一條“虛線”，一個糾纏不清的“線團”。

二、“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

回到我們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里邊，魯迅說他做小說的主題是為“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他是作為一個醫科學生，直接把醫學的隱喻引入到“幸福”主題的討論之中的。這是一種病，把這個病治好了，“幸福”就會來臨，所以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比喻。在魯迅著名的短篇小說《藥》里邊，用來治病的是烈士的鮮血，這跟馬克思的那段話其實有密切的聯系，正所謂“獻身給最大多數人的幸福”。“‘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并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仿佛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獲許多幸福。”（《藥》1919）這段自由間接引語，根本不是老栓的想法，而是敘述者將它放到了老栓身上。魯迅之所以這樣說，顯然是要打碎老栓的幻想。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篇不太被人覺得是討論幸福的重要作品，叫《祝福》——其實標題里邊已經暗示了，雖然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非常悲慘的故事，一再的悲慘、一再的不幸，但是在題目里面用的是“祝福”。當然我們通常理解就是，因為主人公回到魯鎮的時候，正好是這么一個舊歷年底，而且里邊說的那些“祝福”的準備、祭器之類，都跟這個主題有關。但從更高一層著眼，其實在小說的結尾，魯迅提到了“祝福”，也是“幸福”的主題：“我給那些因為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接著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將近時候。我在蒙朧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云，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祝福》1924）這當然是一個諷刺，因為他剛剛講完一個最不幸的故事。魯迅的小說會在前面鋪排很多濃重的哀愁，悲苦的故事，會突然在某個地方，說我一下子釋然了，或者在月光底下走，或者在雪地里邊走，就釋然了——這里是因為爆竹連綿不斷地響了。魯迅就是用這么一個正面的表述，來傳達“幸福”的不可能、“幸福”的幻影。其實這里面帶了某種維度，是后來的作家不討論的，就是“幸福”和“天地”的關系，或者叫“幸福”的靈性維度，在中國叫作“天官賜福”，在基督教傳統里就是最后的“至福”。“幸福”的靈性維度，后來就沒有人再去討論了。

但是魯迅，尤其是他青年時期的一些思想里邊，特別重視“向上之民”的那種祈求。與此相關，我們比較熟悉的物質層面的“不幸”，對于魯迅而言，作為一個致力于思想改造、改造國民性的作家，他最關心的還是靈魂的“不幸”。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胡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么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著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藥》1919)

這是非常經典的一段，在小栓“服藥”的同時，用對話來帶出這么一個命題——“阿義可憐”，人們不明白：為什么這“賤骨頭”自己被打了，還要說打他的獄卒可憐?這其實也是魯迅自己作為啟蒙者的處境，這個我們也比較能夠理解，近來對啟蒙的反思有挺多，我昨天才刷到一篇文章，好像是說魯迅比孔乙己還要悲哀，其實魯迅早就預見到了“到底誰可憐”的問題。康大叔“冷笑著說”后邊，魯迅突然插進一個停頓——“聽著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來。”然后，花白胡子才恍然大悟地說“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還有一點很重要，魯迅在最后插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魯迅本來是對青年抱有希望的，“救救孩子”，但他在《吶喊》里經常帶出來的是，花白胡子這樣的中年人當然已經沒救了，年輕人、孩子們其實也是沒希望的。最典型的場景，就是《長明燈》里那幫小孩對吉光屯的“瘋子”叫殺，還有《野草》里的孩子對老女人喊“殺！”——其實最悲哀的場景就是這些小孩跟在后邊喊打喊殺。這是二十多歲的靈魂的“不幸”。

但我們還可以反過來，看看那些正面講“幸福”的篇章，就是“阿Q生命中的幸福瞬間”。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我讀到一位魯迅研究的重要學者寫的一篇論文，叫《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我就把它借過來。“六個瞬間”其實是在探討阿Q革命的可能性，里邊提出來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叫作“向下超越”，“超越”通常都是向上去超，如何向下超，不太懂。但我注意的是在阿Q生命中的某些瞬間，他感到自己是幸福的。這里涉及一個關于“幸福”的重要論斷，就是認為“幸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幸福感”，這對阿Q來說真是至理名言。在阿Q身上，“幸福”并不存在，但是他有“幸福感”、有若干個“幸福瞬間”，其中一個就是“飄飄然”：“那是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鏜鏜的報到村里來，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于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時幾個旁聽人倒也肅然的有些起敬了。”（《阿Q正傳》1921）當然攀比趙太爺這樣一個“幸福瞬間”，很快就消失了——“你那里配姓趙！”另一個幸福的瞬間——“‘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為滿足那些賞鑒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擰，才放手。他這一戰，早忘卻了王胡，也忘卻了假洋鬼子，似乎對于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響了之后更輕松，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我們知道，《阿Q正傳》的前半段是阿Q被人家欺負，后半段他開始欺負別人，所以他就去扭住小尼姑的面頰，給今天的一切“晦氣”報仇，這里講的仍是“飄飄然”。“飄飄然”這種形容是不得了的，這當然是一種“幸福”的感受。當然，魯迅把這種“幸福感”安排在辛亥革命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中，馬上帶出非常沉重、深刻的意義：“‘造反了！造反了！‘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見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興的走而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六月里喝雪水”是很奢侈的事情，因為那時候沒有冰箱，要想在六月里喝到雪水，必須有錢。有錢人家挖一個很深的地窖，在寒冬臘月把江上的厚冰塊鑿下來、囤到地窖里，才能喝到六月的雪水。所以這是超乎阿Q處境的一種感覺、一種享受。小說里還出現了“音樂”：“得得，鏘鏘，得，鏘令鏘！我手執鋼鞭將你打……”這是一個“嘚嘚、鏘鏘”的鑼鼓點，我們很容易想象到，這類配樂的產生，往往是為了烘托幸福感。而阿Q最后一個“幸福瞬間”，完全是一個諷刺的畫面：“阿Q要畫圓圈了，那手捏著筆卻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并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阿Q努力要畫圓，最終畫成一個“瓜子”模樣，這到底是不是“幸福瞬間”?魯迅著力要把“拿筆”作為阿Q生命中最后一個努力——前面只是說“阿Q真能做”，但阿Q沒有做過超出舂米這類日常操作之外的這樣一件事情。是拿筆啊，阿Q此前從來沒有拿過筆，但拿筆是用來畫押的，畫了這么一個圓，這其實也是對應了魯迅這節的小標題，叫作“大團圓”。團圓是什么?團圓就是幸福，“從此過上了幸福和快樂生活”，就是“大團圓”。魯迅的厲害之處就在于他用一系列“幸福瞬間”來鋪排不幸，來勾勒不幸的靈魂。

直接討論幸福的是魯迅的這部短篇小說——1924年寫的《幸福的家庭》。這篇小說直接在標題里安排了“幸福”主題，非常直白。“幸福的家庭”，一看這個標題，我們就會想起托爾斯泰的那句“幸福的家庭都是千篇一律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會兒我們會講到，魯迅的這個標題，是模仿到他的一名學生。因為他學生應征寫了一篇關于“理想的伴侶”的諷刺性短篇小說，魯迅覺得這種寫法好玩，就跟著寫了一篇《幸福的家庭》。在我看來——以我的后見之明，我覺得它是一部“元小說”“后設小說”，因為它是討論寫小說的小說。小說中的作家一開始就在構想安放“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空間問題：

他的筆立刻停滯了；他仰了頭，兩眼瞪著房頂，正在安排那安置這“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他想：“北京？不行，死氣沉沉，連空氣也是死的。假如在這家庭的周圍筑一道高墻，難道空氣也就隔斷了么？簡直不行！江蘇浙江天天防要開仗；福建更無須說。四川，廣東？都正在打。山東河南之類？——阿阿，要綁票的，倘使綁去一個，那就成為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貴；……假如在外國，笑話。云南貴州不知道怎樣，但交通也太不便……。”（《幸福的家庭》1924)

在中國，“幸福的家庭”無處安放的：北京有沙塵暴，不行；江蘇、浙江天天要防開戰，福建更不用說；那段時間四川、廣東都正在打，軍閥混戰；山東、河南鬧土匪，要綁票——我們知道姚雪垠在河南被綁去了，是真的被土匪綁去了，那是姚雪垠生命中一次非常重要的體驗，后來他寫土匪寫得非常成功——“倘使綁去一個，那就成為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租界上房租貴，他也考慮到了。最后的解決方法就是用一個英文字母——A地，這意味著所謂“幸福的家庭”，空間上沒法落實。所以魯迅一開始就是在用諷刺的筆墨，來諷刺這個標題。馬上我們就能看到，這篇小說其實是《傷逝》的預演，魯迅是先寫了這篇，然后再把它發展成《傷逝》的。這里邊有一些相似、相通的情節：《傷逝》里的油雞、黃狗阿隨，這些都在《幸福的家庭》里預演（冬儲白菜和劈柴）。《幸福的家庭》結尾有一個回溯性的生命中某個幸福時刻，讓我們想起《傷逝》里求愛的那個鏡頭，尤其是這兩段，幾乎完全一樣：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把那些發抖的聲音放在腦后，抱她進房，摩著她的頭，說，“我的好孩子。”于是放下她，拖開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兩膝的中間，擎起手來道，“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遠遠的對著手掌舔了兩舔，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才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的掛著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為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著眼淚對他看。他惘然的坐著，仿佛有些醉了。

（《幸福的家庭》1924)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豈但現在，那時的事后便已模胡，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同居以后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化作無可追蹤的夢影。我只記得那時以前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度，排列過措辭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絕以后的情形。可是臨時似乎都無用，在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后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記憶上卻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遺，至今還如暗室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著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傷逝》1925)

兩篇小說都寫到，某一個幸福瞬間，只存在于一個稍縱即逝的記憶里頭，這種表述在后來一直出現。我們對比一下，這就知道《幸福的家庭》是《傷逝》的“排練”。我們也知道，這是魯迅對許欽文的一個模仿——老師模仿學生的寫作，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概是第一例。

許欽文應征而寫的小說《理想的配偶》，涉及當時這樣一個背景：在1923年的這幾個月里，人們都在討論“理想的配偶”“愛情的定則”這些青年們關心的問題，這里邊有什么樣的思想背景?就是五四落潮、這些人從巴金的“家”里頭沖出來以后，碰到了無數非常現實的問題，他們的焦慮、憂郁，體現在當時的雜志、報紙收到的無數封青年來信中，這些雜志、報紙也登載了這些青年來信。當時思想界正好有一場及時的“科學和人生觀”論戰，這些都是為了從根本上去討論所謂“理想”、所謂“幸福”這類問題。這是一場非常關鍵的論戰，里邊有本很重要的雜志——瞿秋白和惲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它有一個“信箱”，從1923—1926年這三年多的時間里，幾乎每一封寄來的信都回復。這本雜志主要是討論和提供給青年們一些全新的概念，如群、組織、政黨、信仰、主義等。王汎森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題目叫作《煩悶的本質是什么》。他在這篇文章中認為，當年其實是實現了一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當時的人們提出這樣一套邏輯：“發現社會規律→不可抗拒的規律→人生的意義在于順應這一規律→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做出貢獻。從這四步邏輯可以看出從人生觀到所發現的歷史規律，到革命行動的密切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發現了社會規律，而且這個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人生的意義就在于順應這個規律，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做出貢獻——這讓我們馬上想起了青年馬克思的作文。當然，這是抽象出來的這么一個回答，其實里邊有許多很具體的問題，比如戀愛——大量的戀愛上的問題，還有更具體的問題，比如考學、考學以后沒錢買作業本怎么辦，等等。瞿秋白和惲代英這兩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細細回答了這些問題，但最后都歸納到一個本質性的規律，在空間上可以歸結為一個詞，“到××去”，那時候叫“到黃埔去”。到黃埔去讀軍校，你就解決了職業的問題，又解決了上學的問題，還解決了事業的問題。當然，你會發現這個地名后來不斷地變化：“到武漢去”“到延安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總之都有一個空間的安排，在那里你能找到人生的意義，實現“幸福”。因為它是用社會發展規律解答人生觀的問題，所以叫作用“主義”解決“問題”。“問題”和“主義”是胡適提出來的、兩個很關鍵的詞，我們把它們借來討論“幸福”這個主題。

到后來就是投入“群”的洪流，巴金寫《家》《春》《秋》，其實后邊還準備寫一部《群》，只是他沒有接著寫。但是茅盾的中篇小說——《幻滅》《動搖》《追求》，后邊都有一個怎樣投入“群”的洪流里頭去的問題。丁玲的創作生涯，很多人都討論過，等她從《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這樣一些個人苦悶里邊沖出來后，就出現了《水》中沒有名字、面目模糊的一群。更能讓我們了解這樣一個“群”的投入的，是我們都很熟悉的作品——楊沫的《青春之歌》。從北大的書呆子余永澤，一直到后來的盧嘉川、江華，戀人的轉換象征著社會規律的發展。“投入（engagement）”是積極心理學里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指一種全身心投入某種活動的精神狀態（astateofcompleteimmersioninan activity），具體來講就是一個“幸福”的瞬間，你能夠忘我投入活動當中。斯諾的《西行漫記》記載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去采訪那些紅軍將領，發現他們先前講童年的事情時，講得特別仔細、有很多生動的細節，等到他們當了紅軍以后，就聽不到這些了。他們只能回憶起在什么地方打過一場仗、打贏了或者打敗了，再也沒有那些細節，個人的生命體驗全部消失了。這就是“投入”產生的一個直接效果。

三、憶苦思甜

好，我們一跳，跳到下一個年代。寫農業合作化，其實是要呈現一條共同富裕的道路，農村合作化嘛，個人致富那是行不通的。柳青的立意比一般寫合作化運動高明，在于寫出一種“活法”。《創業史》里梁生寶跟他爸爭論說，“你那樣不是好的活法”，小說最后的結果就是要呈現它：“終于，有人認出來了——這是梁生寶他爸嘛！梁三老漢在莊稼人們談論燈塔農業社和社主任梁生寶的時候，他想起了他爹和他兩輩子創業的歷史。實在說：那不算創業史！那是勞苦史、饑餓史和恥辱史！……土改后，梁三老漢曾經夢想過，未來的富裕中農梁生寶他爹要穿一套嶄新棉衣上黃堡街上，暖和暖和，體面體面的！夢想的世界破碎了，現實的世界像終南山一般擺在眼前——燈塔農業社主任梁生寶他爹，穿上一套嶄新的棉衣，在黃堡街上暖和而又體面！”（柳青《創業史》）梁三老漢曾經夢想過，要像富裕中農那樣穿一套嶄新的棉衣“暖暖和和，體面體面”，現在他是“燈塔農業社主任梁生寶他爹”了，“暖和而又體面”。夢中的身份和現實中的身份，大不同啊，這是“活法”的不同。柳青寫《創業史》時，他心里頭覺得最理想的還是互助組，到了后來的初級社，它的生產和分配機制已經出現問題。柳青后來為什么沒有接著往下寫，跟他的這種理解是有關系的。但柳青比較聰明，不像趙樹理，趙樹理怎么想就怎么說。

暖和而又體面的日子，會不會也是一個稍縱即逝的“幸福瞬間”。當我們碰到“問題”，“主義”又不太靈的時候，我年輕時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憶苦思甜”。這個機制非常有意思，按說我們通常認為“幸福”的瞬間，像剛才講的那樣，是存在于你的記憶里的，“憶苦思甜”則是把這個程序倒過來，通過調動你記憶里邊的苦難，來看清楚你現在的“幸福”狀態。這種把“幸福”和“記憶”關聯起來的操作，是非常突出而且規模很大的，從而形成了一種“憶苦思甜”的機制。

我們開“憶苦思甜”的會，經常唱一首歌，《聽媽媽講拿過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蓮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風吹來一陣陣快樂的歌聲，我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那時候媽媽沒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兩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熱的田野里，媽媽卻吃著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風雪狼一樣嚎叫；媽媽卻穿著破爛的單衣裳；她去給地主縫一件狐皮長袍，又冷又餓跌倒在雪地上；經過了多少苦難的歲月；媽媽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高高的谷堆，大豐收啊。我們知道“講過去的事情”應該是奶奶或姥姥，不可能是媽媽。晚風中月光下媽媽還在洗洗涮涮、縫縫補補，或者哄弟弟妹妹睡覺。可是像長媽媽那樣的老人，榕樹下只會講美女蛇或長毛故事，不能充當“憶苦思甜”的敘述者。

20世紀60年代的《艷陽天》、1970年的《金光大道》，還有沈西蒙《霓虹燈下的哨兵》（1962）、叢深《千萬不要忘記》（1962）等作品，里邊大部分內容都是按這種“憶苦思甜”的機制來操作的。年輕的一代身在福中不知福，老貧農、老工人開始“講那過去的事情”。最震撼的當然是重溫犧牲的父母的遺書（陳耘、徐啟賢《年青的一代》，1963）。通過對比來顯出你當下的“幸福”狀態，這里邊有一種激勵的機制。一種記憶的倫理，一種道德的規訓體制。

四、活著，僅僅是活著

那么，我們馬上跳到“新時期”——又是一個青年們碰到人生觀問題的關鍵時期。而這個時候，以前所提供的那些“科學”已經不靈了。“潘曉討論”，最近有很多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做“潘曉討論”的題目。它的起因同樣是一封讀者來信——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題目叫作《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內關于人生觀的大討論。到這一年（1980）年底，《中國青年》雜志社收到6萬多封讀者來信，數量非常可觀。但是很可惜，這6萬多封的讀者來信，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學或者人類學的處理，就全部被大卡車運到造紙廠廢掉了。這是多么寶貴的材料，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青年的人生觀、思想狀態，可惜這6萬封信就這樣消失了。編輯也沒能像當年的瞿秋白、惲代英這些第一代共產黨人那樣，去認真地回答這些讀者來信，只是請了一位社科院搞哲學的權威學者寫篇文章，就總結了這樣一場討論。比較有意思的是，“潘曉”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讀哲學的男生和一個女工，他們的兩封信被拼到了一起。后來討論鬧大以后，大家想看看真人，《中國青年》雜志社就麻煩了，因為真人并不存在，雜志社只好把女工請出來代表“潘曉”，據說那個男生很失落，就去考武漢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了。

信中引起爭論的，是這樣一段話：“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么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看得出來，這里邊仍然是惲代英他們當時提出來的“規律”的問題，但是潘曉把這個“規律”改造成他自己的理解，因為他前面訴苦說，自己這十年里面經歷的那些苦得不到理解，而且想不通到底是為什么會這樣，就提出“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這是當時爭議最大的一句話。我就把前面兩個關鍵詞調轉過來，把它叫作“問題”沖撞“主義”。當時的青年們沒法再像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通過投入一個“群”來解決問題，因為這些人在“群”里已經無所適從。這時候我們討論人生觀的問題，可以就一本最暢銷的小說來談，就是余華的《活著》。《活著》一次又一次奪去徐富貴曾經擁有的種種：父母、財富、友情、妻兒。這其實是寫小說的大忌——把所有的災難，一次又一次地堆到某一個人身上，你看著可能奇怪，覺得這是一種很冒險的寫法，怎么能把所有的不幸都堆到一個人身上呢?小說寫得非常好。里邊一些關于“死”“活”和“意義”的思考，其實就藏在這不幸的連續性、不幸的堆積里，可以歸結為20世紀80年代我們很熟悉的那句俏皮話——“中國人活著都不怕，還害怕死嗎?”“死需要功德圓滿，死需要很多很多疲倦和很多很多絕望。但活著不用。在被世界剝的什么都沒有的時候，就不會去想死了，因為僅僅活著很純粹的，什么意義都沒有。”（《活著》）《道德經》里的那句話被篡改了：民不畏死，何懼乎活著?這里，“活著”變成一個抽象的存在，生存的所有意義都被剝掉了。不要談“幸福”和“不幸”，因為這些都是浮云。“活著，原本就是為了活著而活著，為了能更好地繼續活著，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虛妄都是浮云。企圖探究活著的意義注定只能成為一個笑話。人只是一種存在，它與天地萬物一樣并無意義。”“人只是一種存在”，好像說得很哲學、很高深，但這里邊突然冒出來一句話，叫“與天地萬物一樣并無意義”，這讓我們想起魯迅《祝福》里的“天地”。天地萬物都沒有意義，那么人的存在也沒有意義，僅僅是活著。從什么時候起，“幸福”的靈性維度消失了呢?

還要提到一部我覺得特別精彩的中篇小說——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北京市民里邊，這家人的生活可以說苦極了，苦到什么程度?父親因為鍋爐爆炸、工傷死掉，母親帶著四個小孩，最后四妹四民又得了白血病死掉。大民結婚的時候沒有房子，在四合院里邊蓋了一個結婚的小房子，但院子里有一棵樹不能砍，只好圍著樹蓋房子，樹就長在他們的婚床旁邊。這都是一些“不幸”，但全靠張大民的貧嘴把它化解，非常俏皮——我讀這篇中篇小說，學到了很多北京話。在小說的結尾，一家人帶著小孩去香山看紅葉，這時母親已經失智、老年癡呆了，只會嘟囔著一句話“鍋爐”，非常悲慘：

母親用清晰的聲音說道——鍋爐！張大民恍惚看到父親和四民在云影里若隱若現，老的問日子好過嗎？小的問孩子可愛的孩子幸福嗎？待要端詳卻又飄然不見了。日子好過極了！孩子幸福極了！有我在，有我頂天立地的張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張小樹雀躍著在林火中引路，紅葉如一片血海。張大民背起白發蒼蒼的母親，由李云芳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攙護著，緩緩向山下走去。母親朝著迷茫的遠方再一次重復了兩個字——鍋爐！

他們消失在幸福的生活之中了。

（劉恒《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張大民看到父親和四妹四民在云里若隱若現，問他“日子好過嗎?”回答是：“日子好過極了！孩子幸福極了！有我在，有我頂天立地的張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最后一家人緩緩走下山，母親又重復了那句“鍋爐”。最后一句話，“他們消失在幸福的生活之中了”，我覺得讀起來特別傷心，又非常沉重，“他們消失在幸福的生活之中了”。好日子啊。我勸大家有機會再把它改編成的連續劇看一遍，是非常好的一部作品。但它引起了一場爭論——有讀者說，你這“幸福生活”是不是反諷啊?結果分成兩派，一派說這是真“幸福”，他們就是幸福的；一派說這里的“幸福”是在反諷，明明說的是“不幸”。最后記者說，咱們還是問劉恒吧。劉恒很圓滑，他不說我寫的是“不幸”，而是說自己傾向于把它作為“幸福生活的本義”來看：

劉恒：我自己倒更接近于把它作為一種幸福生活的本義來看。因為我覺得幸福生活不僅指物質生活，很大程度上顯示的是一種主觀的力量，是精神上的幸福生活。一個人想要在物質上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時，一種好的精神狀態和很強的精神力量就成為幸福生活的重要支柱。……

記者：作品中有沒有貫穿小說的一句話？

劉恒：要是找這樣一句話，就是小說結尾兒子問張大民什么是幸福和活著的意義時，他說，“有人槍斃你，沒轍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沒人槍斃你，你就活著，好好活著。”我覺得這是能把一個人的心靈從泥潭里拉出來的話。

劉恒說，幸福生活不是物質生活，而是“一種主觀的力量，是精神上的幸福生活”，就是我們所說的“幸福感”。其實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所謂“幸福”并不存在，但是有“幸福感”。怎么產生“幸福感”呢?貧嘴唄，用俏皮話來化解這些“不幸”，就“幸福”極了——強調“幸福”作為一種精神狀態、精神力量。但后來就圖窮匕見了，記者問得針鋒相對、很直接：“有沒有貫穿小說的一句話?”劉恒說結尾的時候有這么一段話，兒子問張大民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活著的意義的時候，張大民的這句回答特別貧嘴：“有人槍斃你，沒轍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沒人槍斃你，你就活著，好好活著。”——怎么講到槍斃那里去了呢?劉恒說，“這是能把一個人的心靈從泥潭里拉出來的話”，這其實是一種升華，從“不幸”的狀態中升華到一個很強的、好的精神狀態里頭去。

五、“小確幸”

轉眼就來到了21世紀，我發現這時候突然冒出來一個很重要的詞，叫“小確幸”——它出自村上春樹的一部隨筆集，叫作《蘭格漢斯島的午后》。林少華把它翻譯過來的時候，利用了漢語的壓縮能力：本來叫作“小而確鑿的幸福”，就變成了“小確幸”，朗朗上口。之后滿世界、網上都是“小確幸”，有各種漫畫，甚至有網劇，還有繪本小冊子。村上春樹的原文很有意思：“1.買回剛剛出爐的香噴噴的面包，站在廚房里一邊用刀切片一邊抓食面包的一角；2.清晨跳進一個人也沒有、一道波紋也沒有的游泳池腳蹬池壁那一瞬間的感觸；3.一邊聽勃拉姆斯的室內樂一邊凝視秋日午后的陽光在白色的紙糊拉窗上描繪樹葉的影子；4.冬夜里，一只大貓靜悄悄懶洋洋鉆進自己的被窩；5.得以結交正適合穿高領毛衣的女友；6.在鰻魚餐館等鰻魚端來時間里獨自喝著啤酒看雜志；7.聞剛買回來的‘布魯斯兄弟’棉質襯衫的氣味和體味它的手感；8.手拿剛印好的自己的書靜靜注視；9.目睹地鐵小賣店里性格開朗而干勁十足的售貨阿婆。”（村上春樹《蘭格漢斯島的午后》）買回剛出爐的香噴噴的面包，還沒切完、先吃一口，很精彩。早上一個人跳下游泳池，腳蹬池壁有個瞬間的感觸。第三條是一個很長的句子，音樂，還有“秋日午后的陽光在白色的紙糊拉窗上描繪樹葉的影子”，完全是一個視覺形象。第五條很有意思，為什么是高領毛衣?不懂。“在鰻魚餐館等鰻魚端來時間里獨自喝著啤酒看雜志”，鰻魚現在據說很貴，而且整的時間很久。聞剛買回來棉織襯衫的氣味，體會它的手感——其實最早提出“小確幸”，是因為村上春樹喜歡買某一個牌子的男性內褲，然后把它們像手帕一樣疊起來，整齊地擺在抽屜里邊。“手拿剛印好的自己的書靜靜注視”，這個我好像也經歷過。“性格開朗而干勁十足的售貨阿婆”——這個是真的，日本的店里面有些阿婆真是非常干凈利落，你看著就覺得很舒服。這是村上春樹最早的表述。結果一些好事之徒就去問林少華，林少華也不得不回答說，我也有“小確幸”啊：“以上課演講為例，1.如自己的某一句話如石子投入湖水一般使學生臉上現出釋然的表情；2.如演講當中臺下前排正中有一位面容清秀而文靜的女性不時盯住自己；3.如講完簽名時有個男孩拿出一本不是我譯的村上而是我自己寫的書要我為他的女友寫一句祝你生日快樂……”也是長句子。村上春樹有一句話，叫作“沒有小確幸的人生，不過是干巴巴的沙漠罷了”，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呢?我們知道日本所謂的“低欲望社會”——由于20年不發展、停滯的局面，宏大目標全部消失了，形成了這樣一個“低欲望社會”，所以講求“小而確鑿的幸福”。在臺灣“小確幸”這個詞可能更火，我在那里碰到過一些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他們沒有什么想要干的。以前臺灣的那些口號，像“愛拼才會贏”，要的是拼勁，還有“上上上，上臺北，去去去，去美國”，而現在他們的升學率是106%，每一個縣都有兩三所大學，他們叫“躺著都能上大學”，是一種沒有任何“卷”的狀況。畢業以后干什么呢?因為他們的上一輩很辛苦，打下了很好的底子，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用再去跟人家“卷”，最好的理想就是開一間民宿，或者開一個咖啡館、做烘焙，就在本地。很吊詭的是，在內地一方面是非常“卷”，“卷”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又喊“佛系”、喊“躺平”，兩者同時出現。我們也真的變成“低欲望社會”了嗎?好像也不一定，欲望強烈得很，但同時又說我現在是“佛系”青年，我現在要“躺平”、不跟你們“卷”。“小確幸”在漫畫中也有表現，這是國內的插畫家畫的：“發現口袋有零錢”“給自己做個煎蛋”“躺在沙發玩手機”，畫了一系列，都很好玩，都是“小而確鑿的幸福”。

“小確幸”的文體就是羅列清單，比如剛才村上春樹列的九條。意大利的小說家艾柯寫過一本書，叫作《無限的清單》，他講古希臘人寫荷馬的戰船上的桅桿、釘、繩子之類，就是一件一件羅列出的“無限的清單”。我想，其實中國的“無限的清單”就是漢賦，是賦體，比如寫《海賦》，就是把所有水字旁的字都給羅列到一篇賦里去。現代人只有木心寫過《上海賦》——真的是賦體：“從前的上海人大半不用早餐（中午才起床），小半都在外面吃或買回去吃。……粢飯、生煎包子、蟹殼黃、麻球、鍋貼、擂沙圓、桂花酒釀圓子、羌餅、蔥油餅、麥芽塌餅、雙釀團、刺毛肉團、瓜葉青團、四色甜咸湯團、油豆腐線粉、百葉包線粉、肉嵌油面筋線粉、牛肉湯、牛百葉湯、原汁肉骨頭雞鴨血湯、大餛飩、小餛飩、油煎餛飩、麻辣冷餛飩、湯面、炒面、拌面、涼面、過橋排骨面、火肉粽、豆沙粽、赤豆粽、百果糕、條頭糕、水晶糕、黃松糕、胡桃糕、粢飯糕、扁豆糕、綠豆糕、重陽糕、或炸或炒或湯沃的水磨年糕，還有象形的梅花、定勝、馬桶、如意、腰子等糕，還有壽桃、元寶，以及老虎腳爪……”（木心《上海賦》）我覺得《上海賦》是木心所有散文里最好的一篇，連陳村都佩服得一塌糊涂。羅列“無限的清單”帶出的效果是，它非常瑣碎，但是又非常切實，有一種堆積的修辭效果。小而確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