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09年，鄧一光來到深圳生活。至于為什么選擇深圳，鄧一光說理由很簡單：照顧母親。當時母親因身體原因，需要在空氣濕潤但又陽光充沛的地方生活。深圳的空氣好，日照充足，空氣并不干燥，回南天時，連墻壁都能滲出水來，是比較理想的“療養地”。鄧一光的這次“南下深圳”具有某種偶然性，但現在看來，這一選擇不僅對其個人寫作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對深圳的整個文學生態也是決定性的。

來深圳之后，鄧一光并沒有馬上動筆寫作，他對這個城市是“陌生”的，他在感受，在觀察，在閱讀，在思考。南方的植物、雨水、臺風都是新鮮的，還有漫長的海岸線、眾多的公園、南方的風物、連同濕潤的空氣、燦爛的陽光都向他“砸”過來。經過兩年的沉潛，鄧一光開始擁抱南方，書寫南方，并創作了一系列的深圳故事。

到目前為止，鄧一光已經出版了《深圳在北緯22°27′—22°52′》《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深圳藍》《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坐著坐著天就黑了》《花朵臉》等6部以深圳為主題的中短篇小說集，花城出版社今年還計劃推出他的“深圳故事”系列叢書。鄧一光的深圳寫作具有強烈的“南方性”，南方獨特的地理環境、氣候、森林、河流以及接連不斷的臺風，都在其小說中反復出現。光是將臺風天作為故事背景的小說就不下10部，比如《深圳藍》《臺風停在關外》《風很大》等等，鄧一光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多變、駁雜、神秘的南方文學的書寫空間。

鄧一光的深圳寫作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他往往能透過社會的表象，看到背后的真相，盡管真相可能會帶來刺痛感，但能啟發讀者思考，因此，他的小說具有強烈的批判性。鄧一光不僅關注現實，也關注歷史，關注生活在深圳這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人，關注這些人的掙扎與努力、痛苦與絕望，當然也有成功者的脆弱、失敗者的倔強。我將鄧一光和楊爭光的寫作做過比較，我認為他們的書寫是深圳文學的兩極。楊爭光從來沒有在小說中直接寫到深圳，但他的那些家鄉故事實際上在為深圳“尋根”，為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尋找“隱秘的根”。而鄧一光剛好相反，他旗幟鮮明地書寫深圳，甚至將深圳的眾多地名寫在小說標題里，比如梧桐山、市民中心、北環路、蓮花山、前海、梅林、楊梅坑、歡樂谷、深圳河、世界之窗、中英街、香蜜湖……鄧一光很顯然在繪制深圳人的精神地圖，他試圖為“失去家園的人”找到“深圳身份”，并努力探測深圳人的精神世界。

鄧一光的每一部深圳小說都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別具一格的、充滿無限張力的故事。這種“張力”既來自現實與歷史的糾纏、個體與群體的角逐，也來自過去與未來的撕扯、物質與精神的分離。鄧一光善于書寫深圳的歷史，比如《香蜜湖漏了》講述改革開放之初的深圳開發史，《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開的》講述的是改革開放之前的“大逃港”。鄧一光也善于寫深圳的現實，比如《萬象城不知道錢的命運》講述的是底層打工者的拮據生活，《你可以讓百合生長》講述的是青少年在成長中的困惑與迷茫，《一直走到蓮花山》講述的是大齡剩女的相親故事。2021年，鄧一光在《收獲》發表短篇小說《第一爆》，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為我們講述了又一個不一樣的深圳故事。

這個故事的發生地在蛇口，也即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1979年1月23日，廣東省委批準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7月15日，中國中央、國務院下達文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頭設置“經濟特區”，這一天也是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的日子。從此，每年的8月份，都有本地媒體對深圳歷年的建設成就進行多方位的報道。這仿佛也成了慣例，成為深圳媒體每年的“例牌”。但敏感的鄧一光發現，在歷年的這些報道里面，大都是談榮譽，很少談創傷；大都是談成功，很少談失敗；大都強調集體的力量，很少肯定個體的努力。換句話說，這些報道大都用成功的光環遮蔽了歷史的暗影，用集體的榮耀掩蓋了個體的創傷。鄧一光并不否定歷史，尤其是深圳改革開放的成功史，但他非常警惕這種無節制的歌頌、無底線的吹捧，他在肯定歷史功績的同時，也在正視歷史的“缺憾”，因為，他相信只有更全面地認清歷史，才能更堅定地走向未來。為此，鄧一光在《第一爆》中首先再現了歷史，展現了那個熱火朝天的奮斗年代，肯定了深圳改革開放的光輝歷程，但同時，他又“解構”了歷史，用個體的命運來揭開歷史的創傷。

“第一爆”是指蛇口開山第一炮，它是一個標志性的歷史時刻，一直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曾有一張廣為流傳的“開山炮”照片，出現在各大新聞媒體、紀錄片宣傳中。鄧一光用文學的語言描述了“第一爆”的場景：“九點整，大地震了一下……只見寂靜的虎崖山活像一頭猛然醒來的巨獸，騰身站起，掀起數道粗大的土石柱，土石柱快速上升，分出不同顏色，有白色、淡綠色、青灰色、粉色、紅色和褐色，土石柱四周濺開大朵浪花，把巨獸高高推舉到天空中，好像巨獸個頭太高，得不斷往起站，要站直了沒個止境。”巨獸在這里具有象征意義，沉睡已久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號角中醒來！

為何“第一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這還得從蛇口工業區開始說起。1978年10月，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在《關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中，提出要在臨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業區，興建蛇口港，以解決香港招商局當時無港口可用的問題。1979年1月31日，國務院下文，劃撥了2.14平方千米（約300畝）的工業用地交由香港招商局開發使用，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正式獲批。要在蛇口建設蛇口港并不容易，深圳灣是一個淺水灣，水深不足3米，清挖灘涂后，如果建600米的碼頭，需要填土40多萬方，按照當時的價格，如果從外面運土石方，需要600多萬元，價格昂貴。為解決土石方問題，蛇口工業局決定炸山，就地取材，這就是“開山炮”的緣起。

小說開頭，鄒不三和“我”爭論時所站立的虎崖山就是“開山炮”的位置，位于微波山和龜山之間。當時承建炸山填海任務的是交通部四航局，派來了七八十輛車，但施工緩慢，嚴重影響了工程進度。原來承包方是國有的，沿襲了“大鍋飯”方式，大搞平均主義，工作效率低下。為了調動工人的工作積極性，也為了保證能按期完成工程，局里最后決定采取超額超產獎勵政策，每天定額55車指標，工人每天完成55車定額，每車獎勵2分錢，超出55車，每車獎勵4分錢。這就是著名的“4分錢”的故事，你可以在任何一本講述蛇口改革開放歷史的書籍中找到相關的介紹。《第一爆》也有對這一獎勵政策的直接描寫：“每天每組定額五十五車，每車獎勵兩分錢，超額每車獎四分。大伙兒的干勁一下子提起來，工程進展神速，頭一個月下來，進度超了幾倍，數老胡那組最猛，最多一天拉了一百三十一車，得獎四塊一毛四分，當月拿了一百零六塊八毛獎金，成了大新聞。”超額超產獎勵辦法打破了平均主義，提高了工作效率，是一次成功的“蛇口實踐課”，它提倡公平與效率，注重時間觀念，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一口號的最好例證。從此，蛇口效率、蛇口模式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經驗被推廣，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從這個方面來說，蛇口工業區作為改革的“試管”是成功的。鄧一光在小說中也借主人公之口肯定了工業區的成績：“現在我知道蛇口工業區的意義了，它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它讓這個世界變得不一樣了，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鄧一光再現了改革開放之初蛇口工業區創業的艱難步履，也再現了“第一爆”之下驚心動魄的改革故事，盡管這些“改革”在現在看來很尋常，但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卻是石破天驚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并沒有可以借鑒的成功經驗，蛇口工業區以探索者的姿態，引領了中國的改革之風，它所推崇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也成為影響深遠的口號，深深地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

但如果小說僅僅是再現歷史，歌頌歷史的偉業，那么小說就容易淪為歷史的傳聲器，掉進歷史的溫柔陷阱。鄧一光一方面再現了“第一爆”的歷史時刻，但同時也有反思和存疑。他回望來時路，追問這段歷史，發現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聲音是可怕的，如果這種聲音恰恰是贊美，那就更可怕。記得有一次閑聊時，他問我最近在讀什么書。我說我正在重讀魯迅的文章，并將魯迅說得近乎完美。鄧老師聽完之后，卻表達了質疑，他說，當每個人都說魯迅好的時候，我們得停下來反思，這里面會不會有什么問題？鄧一光并不是否定魯迅，他多次細讀過魯迅的作品，也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魯迅的敬意，但他覺得每個人都說好的這個現象不太正常。當時，我還和鄧一光據理力爭，后來仔細一想，覺得鄧一光說得很有道理。文學批評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態度。同理，書寫歷史也不能只有一種模式，一種腔調。于是，關于大家耳熟能詳的“第一爆”，鄧一光就給我們講述了一個不一樣的故事。

確切地說，鄧一光引入了創傷書寫。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寫道：“如果在很短暫的時期內，某個經驗使心靈受到極其高度的刺激，致其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去適應，從而使其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紛擾，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小說的主人公叫老胡（胡蓮生），他和鄒不三、“我”組成一個小車隊，他擔任隊長。老胡多才多藝，寫得一手好字，還會畫畫、辦墻報，深受大家的喜愛。但他來蛇口之前曾受到嚴重的心理創傷。當初他在部隊服役時，家里給他訂了一門親，對象是鄉里小學的代課老師，說好一提干就成家，沒想到提干的命令剛下達，對象就跟一位鄉中學老師跑了。飽受打擊的老胡在第二年就申請轉業，來到蛇口參加工業區的建設。如果說老胡來蛇口之前的心理創傷僅僅是個人遭遇的體現，那么他在工業區的遭遇則屬于“二次創傷”。鄧一光成功地將“二次創傷”與時代結合起來，表達了歷史的傷痛，而這種傷痛直指“大逃港”。

據陳秉安在《大逃港》一書中記載，自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這30年間，一共有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1962、1972和1979年，從深圳逃到香港的內地居民總人數不下百萬。香港有很多名人都是通過大逃港的方式離開大陸的，比如倪匡、羅文等，但還有很多無名的逃港者命喪邊界線。鄧一光一直關注著這段歷史，他也在多篇小說中寫到大逃港，最有名的是《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開的》。鄧一光通過梧桐山的茂盛花朵襯托出逃往香港的慘劇，那些逃港者越過路障，沖破鐵絲網，一次次地突圍，他們被踐踏、被海浪沖走、被子彈打中，有些人在逃港中丟了性命。

《第一爆》巧妙地將大逃港的悲慘歷史嵌入改革開放的光輝歲月中，讓人們勿忘歷史，保持一份清醒。老胡因為在蛇口工業區的優秀表現，獲得了一次提拔的機會，幸運之門仿佛已經向他打開，很多同事也都非常羨慕他，認為他馬上就可以飛黃騰達了，但他在深圳灣海邊遇到大逃港的幸存者盤妹乃之后，命運又一次被無情地改寫。盤妹乃來自粵北山區，帶著弟弟一起加入了1979年的“逃港大軍”，他們希望游過深圳灣，去香港尋找機會。但在泅渡深圳灣時，弟弟不幸遇難，盤妹乃為了找到弟弟的尸體，不斷地在海邊出沒。老胡被盤妹乃的悲慘遭遇所打動，義無反顧地參與到尋找尸體的行動中。當10月4日“第一爆”要開始時，因擔心炸掉的石塊將海灘掩埋，再也無法尋找到“弟弟”，盤妹乃在海灘邊瘋狂地挖掘泥沙，老胡也竭盡所能地給予援手。盡管老胡并沒有進入警戒區，但因為違反了紀律，老胡被停了職，接受邊防部門的調查。

因此，在《第一爆》中，在成功爆破的一瞬間，不僅有歡呼，也有嘆息；不僅有榮光，也有傷痛。老胡的個體命運就這樣以無比悲愴的方式和大時代產生了聯系。據相關資料記載，1979年5月6日的“大逃港”，是改革開放之前最后一次“逃港潮”，有7萬多群眾撲向深圳邊境線，伺機越境，而成功外逃者只有大約3萬人。有人說這一次的“大逃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計，它以一種慘痛的方式召喚改革，渴望新生。盡管老胡直接參與了改革開放的歷史——“第一爆”，但他并沒有享受到改革的紅利，而是在牽涉到“大逃港”時，接受了調查，至于他后來的命運如何，鄧一光并沒有給出答案，但我們還是能深深地感受到老胡的創傷。于是，當我們透過個體（老胡）的創傷來重新審視“第一爆”時，我們就獲得了嶄新的視角，多了一種思考，多了一份理性。正視歷史，不僅僅是正視歷史的榮光，而且還要正視歷史的不幸。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走得更穩，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