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學者寫作小說并不奇怪，有意味的是黃平近兩年的系列小說寫作，選擇以《千禧年》這一篇“愛情小說”壓軸。當下的純文學作品中，自稱寫“愛情”的近乎絕跡。在這個時代談論愛情，似乎在談論一個過于古老的話題，愛情或是不復存在的崇高神話，或是流于套路的通俗娛樂，或是讓原子化個人不適的神秘羈絆，或是內化著權力結構的規訓機制，或是讓現代人恐懼的本能，或是讓機器人陌生的激情……總之，愛情似乎成為我們躲避而非直面的謎。

在這樣一種時代情境下，《千禧年》來到我們面前。小說開場，公元999年末，上一個千禧年降臨之際，冰天雪地的黃龍府外，宋遼鏖戰正酣，通向死亡的垓下哀歌亟待奏響。已是史書正典的絕境，又有一場更絕的隕石雨落下，死傷無數的戰場上，主將劉建云倚在天外飛石旁，在隕石所打開的時空罅隙里，瞥見千年變幻，宋朝滅亡。他蘸著自己的血，試圖在雪地記下“靖康”。只是個人的書寫太過渺小，字跡頃刻消失，血消失在雪中，一切似乎歸于隕石所代表的洪荒寂滅。但千年之后流星重返，與已經化身為大學校訓石的隕石遙遙呼應。在新的千禧年到來之前，一個也叫劉建云的大學生走過這塊隕石，并且在死于2073年之前不斷地重訪，為了拯救戀人，耗盡一生光陰。圍繞千禧年前后一段校園戀情，劉建云勢要與天斗，與人爭，以理性的力量布下好大一個棋局。小說不斷地懸疑反轉，謎中謎，局中局，請君入甕，逆轉時空。

以理性的方式拯救愛情，小說中這二者的混合形式異常奇妙，這是否意味著要以理性將強烈的非理性力量組織起來，塑造一種可收納歸置的愛情？趙毅衡曾以“新理性”分析作為評論家的作者，不妨借用這一說法，在黃平的小說中，“新情感”其實對應著“新理性”：這是一種反諷者的愛情。這種愛情有其內在的激烈，但又不似我們熟知的古典愛情。作為古典命題的真與不真，自然是一把重要的量尺，不過更有趣的問題，或許是當下寫作愛情的可能與不可能，及至當代人擺置愛情的維度。

由此話轉回來，一個理性主義者是如何做起愛情小說的？這場流星雨并不真的降自天外。我們且把目光投向作者近兩年的系列小說寫作。系列小說突出的特點，就是作者樂于自指、自嘲，也即在人物中間頻繁自我對位與跳躍的反諷之舉。以反諷研究聞名評論界的小說作者，自由理性地探索著每一種可能，但又不陷落其中：《魯迅遺稿》諷喻、入世，他既是小說中感性矜持的孟弧，亦是算計冷酷的王平；《松江異聞錄》奇崛、荒涼，他既是小說中在理性的天真中追尋的邱致理，亦是在野性的蠻荒中沉淪的孫良；《不可能的任務》冷酷、超然，同一個小說人物王平走出《魯迅遺稿》，同時客串起考研面試官王平及考研作品中的反派影佐禎昭。而作者本人，似乎正在出演叛逆的女學生與女刺客葉月。不像《不可能的任務》這樣跳躍迅疾，《英魂陣》《大地之歌》中的作者，負重地沉入抗戰中的東北與上海，沉入作者的家鄉與麗娃河畔。說起來，《不可能的任務》尤為值得注意，這篇以其輕盈清新扛鼎的小說，其實是系列小說中的樞紐之作。前面諸多交叉情節在此匯合后，隱約有新的前景浮現，系列小說開始出現“異己”的人物。除了一位貌似發瘋的機器人，這些“異己”的人物，《不可能的任務》中的葉月，《我，機器人》中的王般若，《千禧年》中的程菁，很巧，都是女性，她們似乎牽引出理性之下某種不可見的對象。漣漪在泛動，作為系列小說最末一篇，在即將合攏的時刻，《千禧年》見證了一個反諷的自我，如何被一個更深層的自我所打敗。就像一個沉靜的小提琴手，驟然拉長了命運的高音。

作者在一次學術訪談中談到，寫作應該“走進曠野，感受真實的洪荒、神秘與殘忍”。這用來評價作者的文學創作，比評價學術創作更為合適。貫穿看來，系列小說的創作，有如一個理性主義者，矜持而禮貌地敲著非理性之門，如《魯迅遺稿》所寓言的，在荒郊野嶺筑起迷宮般的庭墅。曾著述《反諷者說》《自我的蹤跡》等文學評論著作的黃平，決意憑小說形式打造一出反諷戲劇，也期許自我走出一條別開生面的“蹤跡”。

學者小說常常調用的“歷史”，作為“蹤跡”的載體，承擔了這出戲劇的關鍵角色——它是小說夢境的現實鏡像，又是現實夢境的小說鏡像。因此作者始終辯證采取一種引用和創造的歷史態度，虛虛實實之間，令小說妙趣橫生而不乏復雜，貌似真實的歷史，亦如一場夢境。回顧《千禧年》之前的小說篇章時，我們往往看到一個騰挪自如、睥睨人物的棋手式的作者形象：《魯迅遺稿》以“偽造”虛設夢境，《松江異聞錄》以“并置”逼近夢境，《不可能的任務》以不可終的槍聲擊潰夢境。無人規定《不可能的任務》中的影佐禎昭必須合乎史實地死于病患，來自大夏大學考研現場的子彈如此冷冽，既擊中影佐禎昭，也層層穿透了包含追名逐利的王平教授在內，影佐禎昭的無數分身。而這些分身，理性徹骨，亦如子彈冰冷。

“縱橫捭闔，冷心為上”，敘述之手在理性中建構夢境，又不斷以理性瓦解夢境。值得警惕，作者做了夢境的主人，小說難免有成為木偶戲的風險。系列小說中，《松江異聞錄》創作時間最早。典型的大衛·米切爾式的剪輯風格，使三個并置的小說碎片由有限的互文通向無限的暗示，幽冥恐怖的克蘇魯故事向現實寓言鋪開。它喚醒的是人心底無名的恐懼和惡意。很自然地，《魯迅遺稿》將鏡頭由上海廢墟的洪荒深海，移向西安密林的廢棄別墅。作者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學者對微觀史料的敏感與整合，既激活塵埃中的現實碎片，如日記、筆記、回憶錄種種，又在現實與虛構之間勾連耦合，將隱動于二者內部的戲劇性通過懸疑銜接在一起。一個理性主義者在此付出了綰合碎片的努力，倒是印證了最好的懸疑作者，應是用心發現和連接的博物雜家。但《魯迅遺稿》較于《松江異聞錄》或許矯枉過正，敘述對人、物、事往往一詠三嘆，旨在將一切或真或假的依據和設定，統統籠在主線之內。這樣嚴絲合縫的特點一直延續到《大地之歌》《英魂陣》，閑筆寥寥，無半點枝蔓，利落的動作好似華麗的機械切割線，情節幾次靈活反轉，但走筆造物顯得過于緊湊甚至緊繃。

就此來說，這些作品所面向的非理性，還只是思辨層面上的非理性。小說敘事在表面上交織著典雅的巴洛克紋飾，掩蓋著深處的非理性裂痕。如《魯迅遺稿》這篇絕佳的反諷小說中的一處細節：

“你們看那束光，一會亮起來，一會暗下去，但就是不走。”

“是啊，這有什么奇怪？”

“我在想，魯迅在西安的二十天，有個地方，為什么魯迅先生離開了又去，離開了再去，反復去了幾次？”

主人公孟弧這一自我啟發看似非同尋常，細究起來仍是訓練的結果。評論家孟弧對“靈感”的依賴，是一種可預測的機械化習慣，最終作為一個獨特的破綻，被同樣是評論家的王平所利用。孟弧還是受困于理性的迷局，在虛空中苦苦連綴碎片：面對三個拆解后拼貼的魯迅風的片段，過度闡釋和自我暗示，驅動無數沉默的史料在誤讀中相互指認，連成一個子虛烏有的國寶秘密，一個充滿反諷的邏輯閉環。最理性的大學教授，演繹著理性的荒誕。小說結尾那道陰魂不散的“白光”，化用了魯迅先生作品的著名意象，指向知識分子不可理喻的人性幽暗。

無獨有偶，春風得意的王平，在幾年后繼續充當《我，機器人》的主人公。《我，機器人》寫理性到極致，機器有無限逼近人類自我的潛力；反過來，靈性的自我，也有無限趨近機器的一面。王平作為隱藏的主角，在小說結尾以一篇高度理性化的人文主義論文出場，卻以一個名利炙熱的項目號劃上句點。他的“運行方式”并不比穿梭于四大名著追問真實的機器人，更像一個“人”。正是機器人的不滿，機器人意欲沖出文本的游蕩和自戕，催促作者尋找夢境織網的突破口。

作為轉折，《不可能的任務》中的女學生扣動無限子彈的扳機，連綿不絕的超現實主義槍聲適時響起，這正是《千禧年》最初的閃現。時空秩序伴隨千年一遇的流星雨短暫開裂，釋放出奔涌的情感，敘述之手化為情人溫柔的手，從隕石的裂縫中伸出，將小說中人“牢牢吸附”。黃平這個“新理性”的精神世界，到此迎來破局之路。“新理性”內在有“反諷”這一意識強力，驅使自我不停變形跳躍。是不是來到這樣一個時刻：將自我所歷經的無數時空——在進取中不斷遺失的無數生活——貫穿起來的時刻？

《我，機器人》關于心靈有無的困惑，意味深長地在《千禧年》結尾回響：“心臟和心靈不一樣。”或許，作者已意識到遺失的是什么。遺失緊接著尋找。但照理性主義者的習慣，他仍先做個實驗，在小說中舉辦一場辯論賽，看看雙方誰能勝出。DM公司和劉建云之間遍布疑云的交易，只是小說外層的一個懸疑入口。真正的情節，是歷經滄桑的劉建云通過“Deepmind技術”，召喚記憶深處的曾經（小說中的“程菁”）。

《千禧年》之前的小說，似乎夢境皆由作者主宰。但在這里，理性的鋒芒被收斂起來，如劉建云所言“清醒地訪問夢境”。訪問是一個柔情的動作，清醒則意味著審視和摹畫。由此帶來的小說中的印象化描寫，前所未有地接近感官；又因是遙望，必然遍布細節和囈語：“多么年輕的一張臉啊”……我們仿佛聽到雙重的聲音，一個來自人物，一個來自作者。這是一種不自覺的“出離”，沒有比“出離”更能證明情感的蹤跡。

這是一場屬于理性主義者的流星雨。這場情感強烈的戲劇，源自理性盡頭的救贖：重新愛上一個具體的人，是否將使自己更像一個具體的人？誠如小說中的辯論賽決賽主題：愛情是有價的，還是無價的？程菁可視為劉建云假想的理想自我，就如小說可視為劉建云的一場夢，程菁永遠扮演著正方：“愛不是成全自我，愛是放下自我。”然而正方戰勝了自我，卻沒有戰勝反方。這不算遺憾，從程菁的角度，她的論辯邏輯已然閉合。在作者筆下，程菁略帶古典色彩，過于認真地出演自己的角色。可惜，這不能說服一個理性的反諷者，沒有什么“純粹”是反諷所不能消解的。反諷者接受某種純粹存在，但在反諷者眼中，純粹必然轉瞬即逝，就像本雅明所說的靈韻。隕石打開的時空裂縫終會閉合，流星雨僅僅是千年來臨一次的短暫時刻。“寫下什么，就消失什么，就像海水淹沒沙灘”，似乎是一代人已然自覺的命運。小說結尾，垂死之年的劉建云翻開被隱藏起來的那頁日記，向“曾經”投去遙望的目光。理性的寫作者如此感傷，意識到命中注定遠離本真。唯獨翻尋個人記憶的片刻，他放下了以戲仿進入歷史情境的偏執，既嚴肅地保持了距離，又在這種距離之間迷失。

研究“80后文學”而登上文壇的“80后”評論家，吊詭地以自己的小說，細膩地為一代人畫像。《千禧年》是一代人的怕與愛，是他們反諷地清掃歷史、理性地塑造自我后，午夜夢回的思緒，內心不安的低語。“我，機器人”的時代，豈非求仁得仁？在千禧年迎來成年禮的當今中堅，是否感受到一代人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虛空？反諷所釋放出的理性，終究是一種可怕的力量。無論是對于小說中的人物種種，還是對于黃平及他所懷念的“80后”一代人。

“人終將為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擾一生”，小說結尾處的劉建云，背靠時空的裂縫，疲憊地回顧著一生的激情和惶惑，一路看似逍遙的鼓盆高歌：“他并不恐懼，而是釋然，迎接即將到來的酣睡，結束這一生的不安。”最后的最后，除了非理性最后的堡壘愛情，或許沒有什么值得留存于永恒一夢。正如《我，機器人》戲仿四大名著，唯獨愛情“破題”：“仙子這一滴淚，讓《石頭記》這一程序，真而不真，假而不假。”程序中的淚滴，如同今日文學中的愛情。為年少之物而困擾（《千禧年》中的對應物象是胸口的吊墜），反證一代人歷盡反諷的焚燒，依然有殘存的少年心。正如作者在創作談中所言：“在一個充斥著各種各樣表格的時代，激情多么可貴，我們燃燒過，但終究殘存著沒有被燒完的部分。”這也許是文學深處真正的驅動，驅動著《魯迅遺稿》中在秦嶺深處別墅門口矜持的敲門者，走到《千禧年》，來至神秘粗糲的隕石前，在戀人的胸口刻字，對抗宿命般的遺忘。無需千年，上古的裂縫會再次開啟，流星雨如萬千銀星垂落，如同巨獸低沉的咆哮，在理性的深淵中隆隆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