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主席在對法國進行訪問時發表書面講話，講話指出，我很高興對法國進行第三次國事訪問，同法國人民一道慶祝中法建交60周年。作為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國和法國長期以來相互欣賞、相互吸引。60年前，中法兩國突破冷戰藩籬，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60年來，中法關系始終走在中國同西方國家關系前列。中法關系發展不僅給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也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注入了穩定性和正能量。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值此，我們特推出朱曉軍的長篇報告文學《巴黎有片榕樹林——溫州人在法國》（節選）以饗讀者。

——編者

朱曉軍，浙江理工大學非虛構創意寫作中心榮譽主任、教授、一級作家。在《北京文學》《當代》《中國作家》等報刊發表作品近400萬字，出版有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快遞中國》（合著）等長篇非虛構作品20余部。先后榮獲中國短篇報告文學獎、新中國六十年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中國改革開放優秀報告文學獎等獎項。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快遞中國》等作品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部分作品被翻譯為英、日、俄、阿等文字出版。發表于本刊的作品《天使在作戰》榮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快遞中國》榮獲第六屆徐遲報告文學獎。

導讀

1964年1月27日，中法分別發表公告：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法國成為第一個同新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國，這一消息被西方媒體稱為“外交核爆炸”。2024年，中法建交步入甲子之年，值此之際，本刊刊發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朱曉軍創作的《巴黎有片榕樹林——溫州人在法國》獻禮中法友誼。2023年3月，朱曉軍赴浙江著名僑鄉麗岙進行田野調查，先后采訪旅法旅意僑領近百人，包括本篇作品的主人公法國華僑華人會名譽會長林加者、法華工商聯合會名譽會長張達義，他們生在法國，長在中國，身上流淌著中國人與法國人的血液，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再赴法國。本篇揭示了他們作為溫州人的夢想、拼搏與家國情懷。他們的故事是中法友誼的象征。

巴黎有片榕樹林（下）

——溫州人在法國

朱曉軍

2023年，溫州的深秋，一片片紅楓像燃燒的激情。

10月14日下午，近千名西裝革履的先生、衣著靚麗的女士云集在甌海奧體中心。

有人說，有太陽升起來的地方就有溫州人。來自不同太陽升起地方的溫州人“走歸眙眙①”，回到家鄉，諦聽鄉音，體味鄉情。

會場內巨大橘紅色背景墻，左邊是鏤空的“2023世界溫州人大會”中文與英文，中間是頂天立地的“溫”字。

“世界溫州人是溫州的寶貴資源，目前共有245萬溫州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在全國各地經商創業的溫州人達175萬，還有近70萬華僑華人分布在世界130余個國家和地區。”一襲青衣的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僑聯副主席吳晶在致辭中說道。

“世界溫州人傳承激揚‘四千精神’，憑借溫州人特有的膽識、基因、精神和情懷，演繹了創業創新的傳奇，把溫州帶向了世界，也把世界聯到了溫州。”溫州市長張振豐真誠地說。

“過去因為溫州人走出去，走進世界各個角落，我們認為世界是溫州的；下個時期，我們希望溫州人的回歸、溫州的建設，讓世界各地的人都因溫州而來，變溫州為世界的。”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說。

“溫州七山二水一分田，就倒逼你要去闖，所以我們溫州人闖出一條血路來。”王達武②說。

“我在法國30多年，溫州的環境比巴黎還好。”法國華僑華人會副主席、麗岙僑聯主席王云弟說。

“海外溫州人對外是溫州的名片，對內是溝通海外的橋梁，很希望能作出獨特的貢獻。” 意大利普拉托溫州商會會長黃品喨說。

發自內心的話語猶如一波波海浪蕩漾在游子心頭，引發共鳴，不覺間熱淚盈眶。

對于世界，溫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對于中國，溫州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民營經濟先發地；對海外的70萬溫州人來說，溫州是故鄉，是他們的根。一位溫州人說：“根是生命之本、信仰之源，是家國，是鄉愁。有根就有力量，有夢就有遠方。”

近70萬海外溫州人絕大多數是在改革開放后出去的。出國前，他們是“光腳③”的，是草根，或在家務農，或外出務工經商。他們跟出國潮下考托福公派和自費出國留學生形成鮮明對比，學歷近乎零，據溫州白門鄉統計，1979－1988年12月出國人員中，文盲占比11.19%，小學占比38.99%，初中占比41.16%，高中占比8.3%，大學占比0.36%④；十之八九負有債務。社會學家將他們定義為“非精英移民”。

在海外，他們在地下室、出租屋或工廠縫制皮包、腰帶或服裝，一天干十五六個小時，一年到頭見不到幾次陽光。他們走在街頭提心吊膽，唯恐遇到麻煩。

進入21世紀，流布海外的“非精英移民”卻像天空繁星，璀璨耀眼，他們有的成為著名僑領、住在國政要的座上賓，出入于總統府；有的當選為議員、巴黎的副區長；有的成為全國人大海外代表、全國政協海外委員，參加“兩會”和中國重大慶典……

從溫州到法國的巴黎、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直線距離近萬公里，到意大利的羅馬1.4萬公里，從“非精英移民”到移民的精英，從草根到僑領更為遙遠，其間不知有多少不可想象的溝壑和難以攀緣的山巒。究竟是什么讓這群“非精英”把一把爛牌打到極致，蘊含著哪些震撼人心的故事、讓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這些僑領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同一個地方——麗岙。

麗岙地處溫州南部，30年前還是個小鎮，隸屬于瑞安。21世紀鐘聲敲響后，這片生機勃勃的桑葉⑤出現在甌海區東南角。麗岙是浙江著名僑鄉，戶籍人口僅3.8萬，在海外的華僑華人3.3萬， 1.8萬人在法國，1.3萬人在意大利，余下的人像蒲公英飄零在五大洲四大洋的25個國家和地區。

麗岙也是中國人均存款最高的地方之一，區區3.8萬人，存款額高達數百億元！

2023年，春風又綠江南岸時，我走進洋溢著歐洲情調，咖吧、銀行、國際快遞像山花開遍街道的麗岙……

第一章

到法蘭西去，到最有錢賺的地方去

一

40年前，麗岙還籍籍無名，3.3萬華僑華人或在種田，或沒出生。不過，麗岙在海外的華僑華人兩位數還是有的。麗岙擁有近百年的僑史。據史料記載，1927年，九位麗岙農民乘坐小船離開家鄉，經溫州到上海，隨后漂洋過海到歐洲，九人中的七人去了法國，兩人去了荷蘭。也許這些人像馬可·波羅似的發現一片新天地，他們賺到了錢，感到在海外討生活比麗岙好得多。

溫州人是不會悶頭自己發財的，他們像家鄉的榕樹，氣根相連，枝干相托，枝葉擴展，獨木成林，能撐起一片綠陰。一棵榕樹可多達四千多氣根，可將種子播撒在周圍，形成一片榕樹林。他們賺到錢后，會像找到蜜源的蜜蜂，第一時間把信息傳遞給親朋好友，約他們過來一起發財，抱團發展。

于是，一撥撥麗岙人沿著先行者足跡抵達法國。到1937年，已有281位麗岙人到了法蘭西。也許在荷蘭賺錢不如法國，也許去荷蘭的人缺乏號召力，至1937年，荷蘭的麗岙人僅能湊夠一個班——10人，在意大利的已達11人。這302個麗岙人，同一性別——男性。

1929年至1937年，被社會學者稱為麗岙的第一次出國潮。

1978年至2008年，被稱為麗岙的第二次出國潮。如果說第一次出國潮是涓涓細流，第二次出國潮則是洶涌澎湃。

1986年冬天，天剛蒙蒙亮，吳時敏就從床上爬起來，套上像從冰冷洪殿河水撈出來的、皺巴巴的高領衫，扯過一件上衣穿上，到院子把蔬菜裝上車，匆匆推出門。

吳時敏是后東村人。后東村是麗岙轄下的一個村。

那年，吳時敏剛成家，他22歲，妻子20歲，還有幾分青澀。他們在“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和親朋好友的祝福聲中走到了一起。妻子也是麗岙人，家在隔壁村，他們打小就認識，但卻稱不上青梅竹馬，隔遠看著對方長大，訂婚前連句話都沒搭過。他們早早就訂了婚，這是麗岙的習俗。

冬日的陽光很慵懶，吳時敏到了市區它才一點點漫上來。吳時敏有著一張娃娃臉，尖的下頦，像個初中生似的。這時他拎著一桿秤，一秤又一秤地忙碌著，他的菜品種較多，有自家種的，有從別家收購的。菜品多生意才好，生意好才有錢賺。吳時敏年紀不大，做生意卻有點兒老到。他十二三歲時就跟著母親到上海倒賣布票、糧票和香煙票。15歲初中畢業，他回家跟老爸種田、擺攤賣菜，盛夏賣冰棍，偶爾有十塊八塊好賺。溫州普通工人月薪也就二三十塊，十塊八塊夠他們花十天八天，吳時敏可以在麗岙中路昂首挺胸走兩步了。

十八九歲時，吳時敏跟盟兄弟劉林春、張朝斌等去了廣東。他在韶關發現商機——三合板，賺了三四萬塊。成家后，他就不再遠行，頂多去福建做點小生意，一年賺幾千塊也就知足了。

這一天，吳時敏有點兒性急，顧不上跟買菜的大媽大嬸討價還價，想早點把菜賣掉，好趕往江心嶼。盟兄弟陳國華的爸爸回來了，這次不僅像以往那樣帶回厚厚一沓“作曲家德彪西⑥”“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⑦”和“科學家居里夫婦⑧”，還要把妻子和孩子帶去法國。國華要跟家人去法國了，十個兄弟當然要聚聚，拍張紀念照。麗岙沒照相館，有兄弟說江心嶼旅游景點有照相的，于是約好大家在那兒見面。

麗岙有結拜十兄弟和十姐妹習俗，男孩女孩十來歲時要結拜兄弟姐妹。結拜后，要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相互幫襯，攜手并進。有這種習俗的地方大多貧困，或相當貧困過。經濟發達地區的孩子不大會有這種愿望，講究個人奮斗。

吳時敏讀小學二年級時，他們結的拜。十兄弟分布于后東、路溪、上勝、梓上、梓河五個自然村，方圓不過千八百米，他們既是鄰居也是同學，彼此父母也都認識。最年長的姓楊，讀小學三年級，1962年生人。劉林春排行老四，是1964年生人；1965年生人有三四位，吳時敏生于冬月，年紀最小，排行老十。結盟酒自然要在老大的家里擺，喝的啤酒，喝多少已不記得。結拜后，每年八月十五要相聚，輪番擺酒，從老二輪到老十，再周而復始。父母都很隨俗，幫忙操辦。

十兄弟中，吳時敏跟陳國華甚密，他們同班，還坐同桌。國華性情內向，文質彬彬，不會像其兄弟動不動就跟人吵架，吵不贏手就上去。陳國華跟書本較勁，題做不出來會急哭。吳時敏他們幾個不會，翻一翻，想一想，晃一晃腦袋也就把做不上來的題晃掉了，不會再想，接下來該玩玩，該吃吃，什么也不耽誤。

小學畢業，他們十兄弟升入同一所中學。初中畢業時，僅有兩人升學，其中一人就是陳國華。吳時敏以8分之差落榜，老師為他惋惜，勸他復讀。

他說：“老師啊，我不是讀書的料，就不讀了。”

吳時敏趕到江心嶼時，其他兄弟差不多都到了。畢業后，各奔東西，見面機會不多。張朝斌跟父親學石匠，劉林春在社隊企業掙了兩年工資，就跟未來岳母去上海倒賣糧票和香煙了。 有做木匠或泥水匠的，也有像吳時敏那樣回家種地的。做石匠、木匠和泥水匠那是憑手藝吃飯，一天有五六塊錢好賺，也還不錯。

這是十兄弟結拜后的第一次合影，都很當回事兒，有幾位兄弟還理了發，吹了風，做了發型，劉林春和兩位兄弟穿著西服，沒系領帶，不知是沒想系，還是沒好意思。有的兄弟穿著時尚獵裝，精神抖擻。陳國華和另一位兄弟穿的是軍裝。軍裝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服裝，80年代進入尾聲，在大城市變成打工者的工作服。穿著最邋遢的是吳時敏，上衣缺兩個扣子，前襟像被鵜鶘踩過一腳，有一大塊污漬從右襟蔓延到左上兜。對鏡頭的一剎那，吳時敏、劉林春、陳國華微微笑一下，其他人滿臉嚴肅。

相照完了，回到村里，他們坐在樹下。那是一棵有三百多年樹齡的老榕樹，枝繁葉茂。樹旁有座小橋，走過小橋右拐不遠就是國華的家。想到國華馬上就走了，兄弟們都戀戀難舍，有一句沒一句、東一句西一句地聊著。

“阿華，你到法國后，不要把我們兄弟忘記了。”

叮囑的話已像車輪不知滾了多少遍，國華也答應了多少遍，好像怎么說都不厭。那表達的不是話的意思，是濃厚的兄弟情義。

兄弟們都羨慕國華，他到法國可以像他老爸似的狠狠賺上幾年后，回來時就會腰纏萬貫了。到那時麗岙的兄弟跟他沒法比了，這就像賽跑，人家跑道好，已接近終點了，你還沒跑出多遠。

在吳時敏的記憶中，國華的爸爸回來過幾次。一次，聽說國華的爸爸回來，他們還特意跑去看。見國華的爸爸腳穿皮鞋，身著西服，還系著領帶，個子還像出國前那么矮，體魄也沒健壯，底氣卻足了許多。國華家的老房子矮趴趴、黑乎乎的，堂屋擺放的電視機像顆明珠，讓其蓬蓽生輝。

國華告訴吳時敏他們：“爸爸還帶回6000法郎。”

“法郎？什么是法郎？”

國華說，法郎可換外匯券，外匯券可以在友誼商店買原裝進口日立、索尼、松下和東芝牌電視機，也可以買上海的鳳凰、永久牌自行車，以及中華和鳳凰牌香煙。那年代，這些都是極其緊俏的商品，尋常人家有錢也買不到。

“哇，法郎這么值錢？”

想到國華爸爸賺的是法郎，他的形象在吳時敏他們心目中陡然高大起來。

國華的爸爸過去是采購員，那是麗岙最吃香的職業，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國華讀初中時，爸爸放棄這一讓人眼熱的職業，去了法國。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當選總統后大赦⑨，他拿到居留證，申請家庭團聚移民⑩獲得法國政府批準。

從70年代末到1980年，對麗岙來說震動頻繁，有震感的消息不斷傳出：某某出國了，某某某一家人出國了！震波像上漲的河水沖擊著幾十個自然村的古老河床。有時，一波沒過，一波又起，人心像棵樹，在這一波波的沖擊下活動了、搖晃了，出國欲望與日俱增。

國華這一波不同尋常，震中在九位兄弟心里，三四年都過不去。過去聽說誰誰誰出國了，那不過像顆流星從頭頂劃過，還沒來得及感覺就消失了。國華不然，這事兒發生在兄弟之中，想讓它過去都不行，下次聚會國華的座位就空在那里。

這意味著啥？不是他們挖空心思想出國，而是出國像幽靈追逐他們。想想也是，有些事兒伸伸手就夠著了，有些事踮踮腳夠不著，跳起來也許就夠著了。出國這種大事一輩子有幾次，干嗎不跳起來夠一下呢？夠著是運氣，夠不著也夠過了，不后悔。

九兄弟有了一個夢想，加快步伐出國，跟上國華。

二

改革開放，國門大開，旅居海外十幾年、幾十年的老華僑陸續回來。

任巖松攜法國夫人回來了。他小時家境貧寒，12歲喪父，到磨坊打工，趕牛磨面。任巖松18歲那年娶親，次年有女。三年之后，娶親欠的20塊銀圓還沒還上。有人在法蘭西發了財，回鄉買田置地，過上好日子。1933年，21歲的任巖松借了450塊銀圓，和同鄉坐著小船離開麗岙任宅村，到上海后，乘坐輪船到了法國馬賽。

彼時的馬賽，正處于全球性經濟大衰退的尾聲。任巖松他們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又沒技能，只得靠提籃小賣為生。任巖松飽嘗辛酸地漂泊五年，攢下點兒錢，跟同鄉在巴黎12區開一爿小店，賣絲巾、領帶、皮包。遇到法國姑娘茜夢南后，他們在巴黎3區開辦絲巾批發店和絲巾廠，自產自銷。在63歲那年，任巖松進入房地產領域，成為浙江旅法華僑中的富翁。

這是任巖松第三次回國。第一次是1966年，他應國務院僑辦邀請，回國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慶祝活動，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第二次是1972年，正值“文革”，任巖松要捐資建設家鄉，遭到拒絕，最后只得悄悄為任宅村購置一臺拖拉機，為麗岙鄉衛生院購置一臺X光機。

1981年，任巖松應中國駐法大使邀請參加華僑華人招待會，會上播放了紀錄片《南僑陳嘉庚》。陳嘉庚1891年前往新加坡經商。1913年，他捐資籌建了集美小學、集美中學、集美大學和廈門大學。

任巖松看完紀錄片，沉思許久后說：“我沒有文化，在國外處處碰到困難，過去我們國家貧窮，華僑在國外被洋人看不起。為了家鄉，為了下一代，我雖不能和陳嘉庚比，但我要在麗岙辦一所中學。”他知道麗岙教育落后，打算捐資42萬元建所中學。

1984年，任巖松中學在麗岙芙蓉山麓、楮溪澗畔落成，建筑面積2650平方米，是一所完全中學，有初中，也有高中。接著，任巖松又捐資20萬元，作為這所中學的獎學金和教育基金。

任巖松還捐資54萬元，在溫州大學建了一幢1726平方米的禮堂。

為解決麗岙任宅村、楊宅村、葉宅村和茶堂村的百姓吃水難題，任巖松捐資100多萬元建了一座水廠。

這一系列壯舉讓著名演員、作家黃宗英感動不已，寫下“情似甌江水，心比巖上松”的題詞，落款為“瑞安娒黃宗英”。

麗岙河頭村的林昌橫回來了，他是1957年去的法國。1962年，聽說家鄉遭災，他買了8000斤大米送給家鄉父老鄉親。改革開放后，林昌橫為家鄉捐資修路，建米廠、自來水廠、影劇院，為學校建教學樓，為村里建醫務室，還在溫州投資辦企業。

林永迪從法國回來了，在家鄉河頭村又建一幢很別致的小洋樓。這幢樓堪稱豪宅，有五大間，臥室鋪著實木地板，衛生間墻面貼著比牙還白的瓷磚，地面鋪著馬賽克，還有一個抽水馬桶，這些刷新麗岙鄉下農民的認知。

林永迪的兒子林加者也攜妻女回來，這位當年吃不飽、餓得瘦瘦弱弱的“半勞力”，不僅長高十多厘米，還帶回18箱禮物和一摞摞的鈔票。他把帶回來的東西全部分給了鄉親。見家鄉瑞安縣連個像樣的旅館也沒有，他出資87萬法郎，聯合幾位旅法華僑籌建了建筑面積11000余平方米的瑞安縣華僑飯店11，還捐資50萬法郎在麗岙華僑中學建了一幢建筑面積1430平方米的“林加者教學樓”。

旅法的麗岙人在家鄉捐建12所小學，讓所有學校搬出了祠堂和寺廟。

任巖松、林昌橫、林加者們既讓麗岙人感佩，也讓他們羨慕。“這些華僑太有錢了！”“他們怎么能賺那么些錢？”華僑的每一筆捐款對麗岙農民來說都是天文數字，不要說這輩子，兒孫幾代也賺不到。有人說，法國遍地黃金，隨便到馬路走兩圈，回來脫下鞋磕打磕打就能掉下金粒。

“人家風光，皮膚特別白，而我們是農村的，（皮膚是）太陽曬的。我們買布料和衣服還要布票，他們從外國回來，毛料一人分一匹，起碼分你夠做一件衣服或者一條褲子的，不很親近的人也能分到。當時，我們只有羨慕的份。我分到過一條圍巾，綠色的、三角形的，像網布一樣，帶蕾絲的，圍在脖子上，一條條蕾絲垂下來，特別洋氣。”采訪時，一位僑領的妻子說。

“那些有錢的回到村里，哇，這個排場，他們分這個糖，那個時候我們在家里硬邦邦的糖都沒得吃，他們分的糖是軟的，這么好吃。像我們這種年紀，也不僅僅是我啊，就是整個麗岙的氛圍是這樣，就是說大家都想著要出國，要改善這個生活條件。” 阿坦12說。

對阿坦影響最大的肯定不是那幾塊糖，而是任巖松。

1984年，任巖松中學落成，作為學校名譽校長的任巖松專程從法國趕來剪彩，那年他已72歲高齡。阿坦是這所中學首屆初中生，目睹了典禮的全過程。

“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坐在臺下，那個時候我們全鎮都沒有鮮花的，很窮么。挨家挨戶從那些剛結婚的新娘花瓶里取來塑料花，我們拿到手里，熱烈歡迎任老爺爺。那個時候小轎車瑞安都沒幾輛的嘛，路上很少見到。任老爺爺從小轎車上下來，包括領導，包括親朋好友都前呼后擁。我一看啊，我也要去法國賺錢，讀書達不到這種待遇。

“任老爺爺字都不認識，普通話也不會講，就講了幾句麗岙話，叮囑我們要認真讀書，學好知識。后來好像是瑞安教育局局長、還是溫州市教育局局長替他致辭。那個時候我們很羨慕他，可能不止我一個人，麗岙很多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見到這一場面，心里頭都會埋下這樣一顆種子：我也要出國賺錢，想向任老爺爺學習。”

劉若進最敬佩的人也在法國，他不是別人，是自己的伯伯。劉若進是穗豐村人，穗豐村不在麗岙，在仙巖，兩鎮毗鄰，過去麗岙的孩子去仙巖讀初中，學校設在仙巖寺。講究家庭成分時，劉若進的爺爺是富農，富農的后代是富農子弟，富農子弟的后代也是富農子弟。劉若進從小就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

解放前，伯伯不僅有錢，有家米廠，還當過保長。土改時，農民盼望“芝麻開花節節高”、日子越過越富裕時，他盼的是活下來，畢竟命只有一條嘛。外邊稍有風吹草動，他就躲在家里瑟瑟發抖。米廠公私合營了，他當了廠長，還是膽突突的。運動急風暴雨似的來了一場又一場，在運動高潮時，他們一家人幾乎都被抓了進去，站在臺上挨斗。

從小，父親就叮囑劉若進：“你是富農子弟，只能低頭做人。”長大后，他個子挺高，有點兒駝背。他開玩笑說，小時候低頭做人太認真了。

“改革開放后，他和孩子去了法國。他的孩子在國外賺很多錢，回家鄉投資。他的一生很了不起，想想我就有點兒想流淚。”

法國華僑很有錢。這不僅在麗岙，在仙巖、茶堂，甚至在溫州的所有鄉下形成了共識。溫州人不是那種滿足于溫飽、小富即安的，他們想做財富海洋的弄潮兒、沖浪人。麗岙的最大商機就是到法國去，到歐洲去，到能賺到大錢的地方去。哪怕不能像任巖松、林昌橫那樣成為旅法華僑中的富翁，像林永迪那樣回來建幾幢小洋樓也好，像從小在河頭村吃不飽飯、挨繼母打罵的林加者那樣，從法國帶回厚厚一沓鈔票、18箱禮物、幾捆蚊帳布回來分給鄉親，也榮耀啊。

八九十年代，麗岙人熱衷于聊法國、意大利、荷蘭，就像城里人在上世紀末聊股票、21世紀初聊貸款、2016年聊房地產似的，如數家珍，頭頭是道。每天掛在嘴邊的是怎么出去，出去找誰，走哪條線路，以及誰誰誰在法國或歐洲有什么關系，誰誰誰要出去了，誰誰誰馬上就要出去了，誰誰誰已經出去了，誰誰誰已到了法國或意大利、荷蘭，誰誰誰在法國或意大利拿到合法居留，又誰誰誰辦了衣工廠或皮件廠，賺了很多錢……

三

陳國華出國后，剩下兄弟九人，誰最先動身呢？自然是張朝斌了，不，肯定是張朝斌，必須是張朝斌。張朝斌家跟任巖松是親戚，他叔叔1982年在任巖松幫助下去了法國。

張朝斌的奶奶是任巖松的堂妹。你說，他有這么個舅公，去法國還不容易？他父親兄弟六個，那個叔叔出去不久，又有三個叔叔出去，留下的只有張朝斌的父親和他的伯伯。

張朝斌果然先八個兄弟一步出去了。

“條條大道通羅馬。”每人去羅馬的目的、期待和想法不同，選擇也有所不同。

路溪村王云弟也在張羅出國，這也許讓人感到有點兒不可思議。王云弟是見過世面、賺過大錢的，生活比周圍人好得不是一星半點，那是太多了。1984年，王云弟同后來成為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老板南下廣州，做電器生意，1986年一年就賺了幾十萬元。王云弟用賺來的錢在村里戳起一幢很氣派的小樓，也是十里八村最高的小樓，當時可稱為地標。他若在廣州繼續做下去，沒準能像那位上市公司老總進入溫州、浙江，乃至中國富豪榜。

王云弟說：“我看見鄉賢從國外回來特別威風，衣服的面料哎喲特別好看。他們一回來，那些香煙啊糖啊，以前哪里有糖啊，我們去他家里給我們兩粒，哎喲高興得不得了，所以我說一定要出國，為什么呢？出國后什么都有，那個年代是計劃經濟，什么都是要票的，糧票啊、自行車票啊、縫紉機票啊，對華僑有優惠政策，什么票都不要啊。我們就是賺得錢再多，也買不到啊。”

想和說、說和做看似挨得很近，有時相距萬里，還可能南轅北轍，壓根兒不是一回事兒。想的肯定多于說的，說的多于做的，對有些人來說，想想是美好的，很受用的，受用過了也就算了，是不說的；有些人像吹牛似的說過就拉倒了，不會做的。有些事兒不過想想而已，有時想勁還沒過，又被什么推動一下，那就不一樣了。許多事兒都是這樣促成的。

當時計劃生育抓得很嚴，兩個夫妻一個孩，多生不僅要罰款，還會有一系列懲罰。溫州人重男輕女思想又不是一般的嚴重，生一個女孩怎么辦？

“哎喲，有兒子沒孫子也沒用啊。”王云弟的老爸說。

這等于戶口本傳到兒子那兒就傳不下去了。王云弟的妻子第一胎偏偏生個女兒。老爸哪里接受得了？還得生啊，砸鍋賣鐵也得生個兒子。

王云弟的妻子是下呈村人，兩村相距三五里，兩家父母在傳宗接代上達成了共識。

王云弟和妻子十幾歲訂的婚。他們不認識，他們的父母認識。那時，麗岙鄉下很窮，十幾歲的男孩訂不上婚，會被人笑話。笑話他們父母沒本事，沒正事兒。父母哪怕死了多少年，老輩人提起來那也還是個笑話。被人笑話一輩子，死了不僅留下一個墳墓，還留下個笑話，那不是窩囊到墳墓里去了嗎？

“哎，你的小孩給我兒子當媳婦可以嗎？”

“好的，可以啊。”

兩家父母一搭話，這婚就訂下了。

王云弟有了一個女兒，再生就得偷生，否則還沒生就會被計生干部發現，懷孕七八個月也得做流產。正趕上那年王云弟去廣州做電器生意，順理成章地把妻子領走了。妻子在那邊生了第二胎，結果還是個女兒。

任務沒完成，只有再接再厲，又生了三胎，這次生了個兒子，心滿意足了。

王云弟說：“生小孩子一年一個，1984年、1985年、1986年。”

孩子有了，戶口怎么辦，孩子養在哪兒？老二被罰了款，老三不敢抱回村，寄養在親戚家里。可寄養在別人家里不放心啊，再說人家那邊也在抓計劃生育，抓超生啊，抓著也要處罰啊。

在麗岙，為躲避計劃生育而出國的絕不在少數，有的國內沒超生，到國外生。

戴國榮在國內生一個女兒，到國外生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比王云弟年長4歲。他說，他那時計劃生育還沒那么嚴，頭胎生女孩還可以生二胎。可是，他二胎三胎都是女兒，要在國內怎么能抱上兒子呢？

上世紀80年代初，戴國榮妻子的兄弟姐妹就出國了，那就像一群雁，有幾只飛走了就都跟著飛，妻子的親友也紛紛出去了。開始時，戴國榮沒太在意，那些人都是農民，沒有正式工作。戴國榮出生在革命家庭，爺爺1937年入黨，父親1948年入黨。爺爺當過鄉長，爸爸當過區委副書記、公社書記，媽媽也有工作。戴國榮初中畢業后進一家集體所有制企業，從鉗工干到技術員，妻子是國營13單位員工，在那個年代是很讓人羨慕的。

聽說親戚到法國后每月掙錢比戴國榮一年還多，有的買了汽車，有的辦了工廠。

“錢這么好賺？”戴國榮有點坐不住了。論文化，論學識，論能力，哪點兒比他們差？

“我去的話，肯定會超過他們！”他信心十足地說。

那就去吧，夫妻一拍即合，“我們也出去，賺一大筆錢就回來。”

他們激情澎湃，辦了護照，辦了簽證。

麗岙出國潮中又多了兩個積極踴躍分子。

中國銀行麗岙辦事處主任陳時達和妻子的心也被那一波又一波的出國潮撼動了。

陳時達是姜宅村人。他爺爺和兩個表兄跟任巖松是同一年到的法國，是不是同條船走的，不得而知。后來，爺爺的弟弟、妹夫也過去了。爺爺的弟弟又把姻親帶了過去，當時他們有七個親戚在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姜宅村有10人回國，9人沒回來，多數在法國。爺爺用法國賺的錢建房置地，土改時差點兒被劃為地主富農，幸虧兒孫多，分分家也就分成了富裕中農。

陳時達想，爺爺在法國待9年，賺那么多的錢，自己去的話也會賺很多錢回來。陳時達的鄰居有位老華僑，當年沒錢買船票，沒跟爺爺一起回國。后來，他回來建了七間房子，給村里買了一臺設備，捐了1萬塊錢，還兩次捐資修路，說不上在法國賺了多少錢。

陳時達在麗岙當過鄉鎮干部，在中國銀行麗岙辦事處又當了主任，接觸麗岙、白門、梓岙的華僑很多。他們從國外回來愛找他聊天，在波濤滾滾的出國潮中，陳時達一家也萌生了出國的念頭。

麗岙的“60后”，最早去法國的不是陳國華，而是黃學銘。1980年，讀初三的黃學銘輟學去了法國，年僅16歲。陳國華出國時，黃學銘已買了第二輛車——寶馬。

第二章

哥們兒姐們兒去法國

一

1980年，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一位國字臉、戴眼鏡的中年男人拎著行李，把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送到安檢口。

黃品松眼圈驀然紅了，或許離情別緒涌上心頭，或許滿心的牽掛與擔憂，兒子還是個孩子，孤身一人去法國闖蕩，他這個老爸怎放得下心？

這是16歲的黃學銘第一次坐飛機。一個月來，他的熱切期待就像心里有架飛機一遍遍騰空而起。可是，真要離開祖國，離開像山似的父親，眼淚抑制不住在眼眶打著轉。或許害怕了，心像被一根線懸起來，悠悠蕩蕩，越來越高。他持有的是P國旅游簽證，到巴黎萬一出不了機場，怎么辦？要不要去P國，到P國去找誰？異國他鄉，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人家說什么聽不懂，自己說什么人家也不明白，怎么辦？

兒子低頭不語，不敢看父親，或許怕讓父親看到他的淚水；父親急急忙忙地說著那些不知說了多少遍的話，像考試前老師的叮囑。

一兩個月前，得知自己能去法國，黃學銘高興得差點兒跳起來。他是白門中學初三的學生。同學們聽說黃學銘要去法國，無不羨慕得要死。上世紀80年代初，麗岙鄉下孩子的前途十分渺茫，高考是根獨木橋的話，他們面對的就是像鋼絲、通過概率極低的那根。考大學的希望就像沒擰緊的自來水龍頭，不知隔多久才落下一滴。你對它不抱希望，又沒有別的指望；你對它抱有希望，天曉得水滴什么時候落下，會不會落到你的頭上。

相比之下，僑鄉人還是幸運的，海外的親戚發出邀請，辦理了探親簽證就可以出去。不過，“朋友有遠近”，有的能得到邀請，有的得不到邀請；國情有不同，有的國家好簽，有的國家難簽，有的國家就不給你簽。

80年代，不是拼爹年代。不過，“眼界決定境界，格局決定結局”。老子的眼界、境界和格局往往決定兒女的命運。黃品松是中國銀行瑞安支行行長，這是黃學銘的同學不好攀比的，他們的父親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就是蹲在街頭擺攤賣菜，也可能賣點兒小商品什么的。

黃品松可不是一般的行長，在瑞安、溫州僑界是很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黃品松是麗岙葉宅村人，姑夫是浙江僑界知名人士——楊巖生。楊巖生旅法22年，1958年回國，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市僑聯主席、麗岙鎮首屆僑聯主席。黃品松是溫州華僑中學首屆學生，他的同學、校友有的是華僑，有的是華僑子弟，有從法國、意大利、荷蘭回來的，還有德國回來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同學沒少把父母或其他親人從海外寄的餅干、糖果和面條帶給黃品松吃。

黃品松讀過高中，讀的還是名校，當年不出意外，他考上重點大學應該沒什么懸念。他就讀的溫州市第四中學創辦于1925年，是省一級重點高中，著名版畫家林夫、全國新聞泰斗趙超構、中科院院士張超然、中國原子彈之父南延宗，還有作家葉永烈等都是這所學校畢業的。

黃品松不僅學習成績優異，還是團支部委員和班主席，也就是班長。他是有遠大抱負和追求的。可是，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到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黃品松升入高中那年遭遇“三年自然災害”，讀到高二下學期時，國家號召家在農村的學生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大學夢瞬間破滅，他回到家鄉麗岙葉宅當了農民。

聽說葉宅村有位溫州四中的高才生回村了，麗岙公社、稅務局和中小學紛紛找上門來，爭著要黃品松。他都謝絕了。他有一個姐姐和四個妹妹，作為父母唯一的兒子，要讓全家人不挨餓。他開墾了一片又一片山地，種了一片又一片地瓜，讓一家人填飽了肚子。后來，在麗岙信用社主任四顧茅廬和父親的勸說下，黃品松才走出那片地瓜地。

1965年，黃品松在麗岙信用社工作。麗岙是僑鄉，五六十年代已有幾批老華僑葉落歸根，他們的退休金都是外匯。中國外匯匱乏，一個小小鄉鎮信用社居然有外匯存儲，這可不得了了，震驚浙江金融系統。省金融系統工作大會上，黃品松介紹完經驗后，一位領導上臺抱著他的肩膀，號召全省金融系統到麗岙信用社參觀取經。

后來，黃品松被調到中國人民銀行瑞安支行任僑匯儲蓄科科長。僑匯儲蓄科的儲戶是華僑或僑眷，黃品松親自給儲戶送匯款通知書，送匯款，送華僑券，挨家挨戶地跑。瑞安縣西北部有兩個山區，一是湖嶺，與青田、文成兩縣接壤，極為偏僻，越是窮鄉僻壤僑眷越多；二是楓嶺，貧窮落后，居住分散。楓嶺在1932年就有山民到意大利、法國、荷蘭、日本討生活。山區不通公路，黃品松就步行，到湖嶺得走4個小時，到楓嶺得走5個小時。山道彎彎，坎坷崎嶇，黃品松卻堅持把匯款、華僑券送到華僑和僑眷手里。兩個山區的華僑和僑眷漸漸都認識了黃品松，有的還跟他成了朋友。再后來，黃品松覺得人手不夠，靠自己跑不過來，就在全縣各鄉鎮以及下邊的村子聘請僑匯聯絡員。他每年召開兩次全縣僑匯聯絡員會議，請他們吃頓飯，聯絡聯絡感情，激發他們的積極性。這辦法很管用，尤其在80年代。

瑞安陶山有位旅日老華僑患了肝癌，帶著在日本生的女兒回到瑞安。他在日本賺很多錢，想給他的三兒一女每人建一幢三層樓房。回來后，他的病情惡化，住進溫州第一人民醫院。溫州的幾家銀行聽說老華僑隨身帶很多日元，紛紛過去做工作，勸他在他們的銀行兌換。

黃品松也去醫院看望老華僑，對他說：“你把外匯帶回來對國家有貢獻，對溫州有貢獻，對我們瑞安也有貢獻。你是瑞安人，如果你的外幣在瑞安銀行匯兌了，外匯留成就給了瑞安，我們可以用來建設瑞安。”

在黃品松堅持不懈的努力下，老華僑在瑞安中國人民銀行匯兌10萬多元人民幣。他的三兒一女數了一上午僑匯券，哎呀，高興得不得了。那是1978年，10萬元錢是一筆大錢，相當于現在千萬元。

黃品松擢升中國人民銀行瑞安支行行長時才40歲，是系統中年輕的行長。

一個月前，黃品松領著兒子黃學銘去了北京。這時黃學銘才真切地體會到什么叫遙遠，什么叫千里迢迢。80年代，浙江的交通落后，他們父子在溫州上了長途汽車，破舊的客車像老牛拉磨似的在盤山道上顛簸著，繞來繞去，沒完沒了。旅客睡了一覺又一覺，醒來喊一嗓子：“師傅，快了吧？”

“早呢。”

終于到了金華，換乘綠皮火車去杭州，杭州到北京還是綠皮火車，“咣當咣當”一會兒一站，一站一停，人都坐暈了，北京還沒到。離巴黎還有多遠？初中學過地理，算起來不難，十分之一多點兒。

“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這是那一代孩子打小就唱的歌，從幼兒園唱到小學，接著又唱到中學。“北京，我來了！”北京跟麗岙是兩個世界，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黃學銘開心極了，東玩玩，西玩玩，北京可太好了，滿眼新奇，看到的大都是從小沒見過的。

黃品松從北京又跑回杭州，先前為兒子申請的旅游目的地是法國，到了北京才知道簽法國旅游簽證幾乎就沒有可能。他又回到杭州改為P國。

父親幫黃學銘辦好P國旅游簽證，兒子發現了父親人脈和能量，感到父親很了不起。

“你到法國要乖乖地讀書，無論怎樣都要學好法語。”父親最后跟兒子說。

這句話，黃學銘銘記在心，一輩子都沒忘。他意識到自己要獨立了，心里五味雜陳，不知是對父親的不舍，還是對旅途的不安，抑或是對那個陌生國度的憂懼？

二

黃學銘要去法國，父親黃品松為什么要給他辦P國的簽證？

采訪時，黃品松講述了來龍去脈。我又查閱大量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家審批歸僑、僑眷的出國控制比較嚴格，因此出國人數不是很多。從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間，全國范圍內共批準公民因私出國21萬人次，平均每年0.7萬人次14”。據《溫州華僑史》記載：“1950－1978年，經批準，以合法途徑出國的人員中，文成縣有462人，瑞安市麗岙鎮有209人，永嘉縣七都鄉有928人。”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出臺了一系列僑務政策，放寬了對公民的出入境限制。1978年，國務院批準執行《關于放寬和改進歸僑、僑眷出境審批的意見》，規定凡申請理由正當，前往國家允許入境均可予以批準15。

辦下護照，沒有簽證，還是出不去。

有人發現去法國旅游簽證很難簽，歐洲其他國家或非洲等國家相對容易，可以辦第三國的旅游簽證，訂購從北京到巴黎、巴黎到第三國的機票。中國飛往巴黎的航班每周一班，到巴黎后，如有兩三天候機時間，就可以出巴黎機場了。

麗岙下呈村一位鄭姓農民和青田一位慕姓農民，從北京飛到巴黎后，沒有飛往旅游目的地，順利走出巴黎夏爾·戴高樂機場。他們的叔叔、姑姑、舅舅或堂兄堂弟旅法多年，幫他們找份在餐館刷盤子、在衣工廠縫衣服，或在皮件廠縫制皮包的活兒不難。

鄭姓農民成功后，把這一線路告訴親朋好友，親朋好友的親朋好友。北京國際機場飛往巴黎的登機口出現一撥撥說著溫州話的農民，有的小學沒畢業，有的不識字，不要說法語、意大利語、荷蘭語，連中國普通話也不會說。他們像大海中的鯡魚一撥又一撥地游弋進法國、意大利、荷蘭等國家。

我想，黃品松在僑界的朋友多如牛毛，哪怕有人打個噴嚏，他也會很快知道。有人持其他國家的旅游簽證去了法國，他怎么能不知道？何況還有一名麗岙人。黃品松聰明過人，有遠見卓識，也很務實，肯定會意識到這是一個特別難得的機會。機會猶如門縫，不可能永遠開著，說不上哪陣風吹來就關上。

黃品松讓初中沒畢業的兒子輟學出國，不想讓兒子圓自己的大學夢嗎？

1977年恢復高考，黃品松已離開四中16年，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僑匯儲蓄科科長、邱松妹的丈夫、四個孩子的父親，中學時代的大學夢像一片云飄遠了，回不來了。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讓孩子好好讀書，考上大學，這也是千千萬萬家在農村的父親的夢想。

“我家里呢還很困難，有11口人，我父親退休金才35塊，我那時候當行長也才有58塊錢。家里的生活呢還是很困難，就這樣呢，我就下決心叫兒子出國。這是我的唯一遺憾啊，為了減輕家庭負擔，減輕我的負擔，我沒有給我的兒子女兒讀很多書， 14歲、15歲、16歲就讓他們去做工，讓他們在法國做那些臟活、累活、苦活。我到現在呢都很內疚啊。后來，我對我的兒子說，要給孩子讀書。我的孫子孫女都讀了大學，有的還碩士畢業啊。”采訪時，黃品松說。

黃品松不能走，倒不是舍不得行長的職位，而是他走了，有許多事兒就沒法運作。那么，讓誰出去呢？他有四個孩子：兩個兒子，兩個女兒。黃學銘是唯一的選擇。

“我是在麗岙讀的書，剛讀書時還是‘文革’，受‘我們是中國人，為啥學英文’的影響，總跟老師對著干。在五年級之前，我的成績還不錯。那時升初中是不用考的，讀初二時要考了，我的學習成績是好的，非常驕傲，可是麗岙中學考高中，一個都沒考上瑞安中學，只有讀塘下高中（塘下中學教學質量不好），我看不上，我爸爸就把我轉到了白門中學。白門中學的學生成績都非常好，我跟不上。我爸爸在讀書上對我要求很嚴格，當時那種參考書，我們老師買不到，我爸爸聽說了，就從杭州買過來叫我學。我卻沒有看，給了老師。現在想起來后悔極了，小時沒聽我爸爸的話，沒有好好讀書。”采訪時，黃學銘說。

看來不是黃品松不給黃學銘讀書，即便讓兒子讀下去也沒有希望考上重點高中——瑞安中學。考不上瑞安中學，就沒希望考大學了。我想，他肯定失望過、痛苦過、無奈過，最后想，與其讓黃學銘讀下去還不如出國闖一闖，也許闖出一片新天地。

飛機在巴黎夏爾·戴高樂機場平穩降落。黃學銘下了飛機，隨人流往外走，還沒出機場就見到前來接機的舅公，那顆懸空十來個小時的心終于回落了、歸位了。舅公是他母親的舅舅，旅法許多年了，在巴黎機場可以像外交官似的自由往來。黃學銘跟著舅公若無其事地出了機場。

持旅游簽證出去的麗岙人很多，數不勝數。張朝斌是持荷蘭的旅游簽證出去的，在法國也有一個舅公——任巖松。他飛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在法國的叔叔趕過去，把他接到巴黎。幾天后，另一位親戚也跑了一趟阿姆斯特丹，把張朝斌的妻子接到巴黎。

戴國榮夫婦跟張朝斌一樣持的是第三國的旅游簽證去的法國。這么敘述有點兒不妥，戴國榮早張朝斌三年，應該說張朝斌夫婦跟戴國榮一樣。1985年，戴國榮的連襟16通過比利時的親戚幫他辦理了旅游簽證。7月，戴國榮和幾位麗岙人，從杭州飛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戴國榮先在這個“沼澤上的住所17”旅游兩天，那里有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眼里的世界上最美的廣場——布魯塞爾大廣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寫下《共產黨宣言》；那里還有眾所周知的“撒尿小男孩”——小于廉的雕像。

連襟開車跨越塞納河，穿越一片片可以望到天際線的田野，把戴國榮接到巴黎。10月，連襟又開車到阿姆斯特丹接回戴國榮的妻子和女兒。

王云弟和妻子比張朝斌早一年到的法國。在這些人中，王云弟最有經濟實力，不用借貸就能掏出20萬塊。錢多可選的線路就多，遭的罪就少，他們徑直飛到了巴黎。

在我采訪的那撥人中，陳時達是最晚出去的。

“我太太沒有文化，不認識字，（在法國）發展得也不好，一個人在外面辛苦，親戚就叫我出去。”陳時達說。

麗岙的第二次出國潮與第一次最大的不同是，女人的出國熱情遠遠高于男人。她們很灑脫，不僅想得到，說得到，還做得到。許多家庭都是妻子先出去的，也可以說是妻子把家帶出去。陳時達的妻子1990年去的法國。

陳時達出國前，他們夫妻算過一筆經濟賬。溫州人很有經濟頭腦，最擅長算賬，不論多么復雜的問題，算算賬就一清二楚了。妻子說，她在法國縫衣服每月賺4000法郎，一年的收入是48000法郎。陳時達當主任，年收入還沒有妻子半個月賺得多。

賬算清了，她腰板硬了，掌握了話語權，說一句祈使句：“你要出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男人，賺的還不到老婆的4.8%，難免英雄氣短。陳時達要出國，不但要掙錢，也要爭回大丈夫的面子。

與眾不同的是陳時達臨行擺了七桌酒席，跟朋友、跟麗岙告別。這是極為少見的，絕大多數人是“悄悄地我走了”，除親友之外誰都不告訴。陳時達不同，他人生的前40年都是體面的，初中畢業后當過生產隊長、鄉委副書記，走也要體面。明知“黃鶴一去不復返”，不可能再回來任職了，他還按組織程序跟行里請半年假，理由是去法國探親，看望妻子。行長說，你是黨員，你的黨籍怎么辦？陳時達又跑到瑞安市委組織部辦理了出國保留黨籍的手續。

“我是1993年1月份出去的。我朋友的太太姓陳，和我同姓，他就把我當作他的舅子，辦的是去荷蘭的旅游簽證。我從北京坐飛機直接到德國。那個時候沒有直接到荷蘭的航班，到德國轉機到荷蘭，在荷蘭再坐火車到的巴黎。”采訪時，陳時達說。

后來，旅游簽證那條路行不通了。

……

（節選，全文見《北京文學》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