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2年，一首名為《我來人間一趟》的歌曲，唱出了現實與理想間的悖論：

一路上跌跌撞撞受過不少傷

再回首半生已過猶如夢一場

我望著天空愈發地迷茫

不知道未來究竟在何方

一輩子匆匆忙忙虛度著時光

所謂的詩與遠方還只是奢望

我隨著人潮四處在漂蕩

心中的話卻不知和誰講

我來人間一趟本想光芒萬丈

誰知世人模樣只為碎銀幾兩。

我來人間一趟

這首歌唱出了人生的無奈，在直擊人心的同時，帶來無盡的人生感喟。

宇澄的長篇小說《三十三歲的決心》，開篇即揭示出“90后”京漂女孩王慧敏為“碎銀幾兩”陷于繁雜工作的日常。在三八婦女節這天，她不僅沒有得到早下班的小小福利，反而成為“背鍋俠”，既要消除不當營銷引發的輿情，又被取消了獎金。盡管無辜和委屈，但她卻不敢表達反對意見。多年職場生活早已讓她百煉成鋼，她放棄了幻想，“成熟理性”地衡定自我：

“

干不成什么大事，更不奢望成為什么大人物。拿著稅后剛過萬的月薪，只干自己分內的活，不搶活兒也不推活兒，既不對項目的熱搜熱度血壓上升，也不對撲街的寥寥互動數據緊張。每個月最踏實的瞬間就是工資入賬的通知短信……勤懇謹慎地打一份工，就已經用盡了畢生力氣。

”在生存的需求下，王慧敏將自我嵌入資本發展的鏈條中，在無可避免的同質化和秩序化過程中，屬靈的自由和主情的浪漫成為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念想。比如她少年時曾癡迷乒乓球，然而父親認為這項運動無用，在他的阻止下，王慧敏只能放棄愛好。憑借心無旁騖的苦讀，她得到了研究生的學歷，并在夢想中的大都市北京謀得一份工作。然而，京城米貴，居之不易。工作多年的她，依然是無房、無車、無伴侶、無理想、無人際關系的“五無”青年。站在33歲的人生節點上，王慧敏在“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疲于奔命中，散發出老氣橫秋的暮氣。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王慧敏害怕被資本市場淘汰出局，在巨大的恐懼和不安中，戰戰兢兢而又謹小慎微地活著。作者通過對王慧敏現實生活和精神困境的揭示，誠實客觀地描述出一代人倦怠的生活態度與方式。這種態度與方式的形成，并不能簡單歸結為她們的性情稟賦，而是更多來自社會的規訓，其中暗含著對社會結構性壓迫的怨念和反抗。

雷蒙·威廉斯認為，“情感結構”具有時代性，是人們對置身其中的生存環境、時代氛圍、社會風俗等做出的反應和由此形成的共同感知與相似經驗。王慧敏并非個例，可謂我們時代職場打工人的典型代表。與職場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明哲保身相較，她在親情、友情和愛情中也保持著疏離謹慎的態度。王慧敏的父親愚昧自私，滿腦子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對女兒唯有指責和冷漠，在王慧敏中考那年，他與母親離婚并重新組建家庭，將全部的父愛投注到兒子身上；王慧敏的母親雖然關愛女兒，但卻以自己的理念認知和掌控著女兒的生活，她將婚姻破碎的原因歸結為女兒的性別，以怨婦心態吐槽前夫的種種行徑。母親并未真正理解女兒，更不認可女兒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以自認為正確的說教干預女兒的人生。原生家庭的破碎與父愛的缺失，造成了持久而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王慧敏的隱忍、清冷和小心翼翼，無聲地確證著缺愛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所具有的人格特質。作者借由小說這一另類的探測器，指出了中國式家庭中的父母在情感與教育方面的偏狹和局限。百年前，魯迅曾滿懷憂慮地提出“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命題，百年后，魯迅所批判的父權制和陳腐思想依然頑強地存在。嚴格說來，我們的很多父母是不合格的，甚至成為子女成長道路上的異己力量——最初的傷害和最深的創痛均來源于父母，致使后輩的人生充滿磨難，再也無力肯定一種信賴、朗健和積極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慧敏的成長道路上，她敏銳地感受到了家庭和社會對女性的性別壓迫，女性作為“第二性”，始終處于被壓制、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地位。男權文化依然如幽靈般蟄伏在人們的頭腦中，即使是現代的知識女性，也無法掙脫“幽靈”的羅網。宇澄以細膩而冷峻的語言述說了王慧敏、劉亞男、程林雪子、汪梅、陳子薇等女性被男權文化擠壓或異化的事實。為保住工作，王慧敏曾長時間忍受部門主管張暢的性騷擾；職場女強人劉亞男雖然工作能力出眾，卻因女性身份，在職位晉升中敗北，無奈之下跳槽到別處；劉亞男的媽媽踐守“男寶至上”的理念，雖然兒子對她厭煩和不理睬，卻并不影響她對兒子的喜愛和珍重；陳子薇致力于金錢的爭奪和占有，她以美貌為籌碼，試圖嫁入資本新貴之家，但她的男友喜新厭舊、另尋新歡，無情拋棄了不再年輕的陳子薇。無疑，陳子薇是一個精致的利己者，也是一個擅長“雌競”的蒙昧者，更是一個可悲可嘆的受害者。

《三十三歲的決心》以細節化和譜系化的女性受難史，揭示出當下社會性別不平等的現實。從家庭到職場，從鄉村到都市，從現實到精神，女性時時處處遭受著差別化的對待，更糟糕的是，部分女性因長期浸潤在這種環境中，反而習以為常，甚或成為其代理人。小說中的沈董是一位熱愛乒乓球的優雅女性，她對同樣喜歡乒乓球的王慧敏表現出和藹可親的態度。但當王慧敏勇敢揭發張暢對女性的騷擾時，沈董的態度是默然和敷衍的，甚至不無警示意味地提醒王慧敏，要以公司大局為重。公司形象與金錢資本才是沈董關注的重心，與之相較，普通員工遭受的凌辱和傷害，只是微乎其微的小事。作者以女性的身份認知和生活體悟，探究現代社會精神文明的滯后，當一切以如此集中而驚心的方式呈現出來時，我們才會發現“司空見慣”背后的種種錯謬與不公。

但是，在停滯不動的堅硬現實下，沖決與改變的力量也在蓄積。宇澄通過程林雪子、艾瑞克這些坦蕩、率真、拒絕被同質化和冷漠化的“00后”青年群體，證明了現狀可以改變的希望。正是有感于年輕一代的勇毅和正直，王慧敏開始敞開心扉，將自我納入到這個青年群體中，并將之作為心靈休憩的歸屬之地。在這個小小的共同體中，她們手挽手、肩并肩，循著自由和誠實的道路前行。哪怕前路漫漫，哪怕失業抑郁，依然驕傲地拒絕規訓和異化。小說結尾，王慧敏與一條拉布拉多犬奔跑在雪中的北京，作為機械化工業生產中的一只小小甲蟲，她終于“破土而出”，喻示著個體的覺醒與新生?！敖^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小說在對青年的信任和對未來的瞻望中，尋回了屬于人的詩性正義。

（作者系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甌江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