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聽聞詩人朱慶和在地震局上班。如果他預報今晚可能地震，那么大家盡可能不要裸睡——地震來臨之時，需要加速奔命，跑到空曠地帶。地震常常能夠原生態搬運日常生活，被地震夷為平地的村落，和動遷后的村莊不同，它們作為廢墟很難老去。因為，日常生活還在一種悲愴的姿勢中保持雕塑般的斷片。從地震之夜跑到街頭的人們，雖衣不蔽體，卻攜帶居室。像本雅明筆下的閑逛者那樣，是空間屬性的：在瞬間被救贖，并擁有一條公私不明的拱廊街。

具有口語親和力的詩人，詩中普遍能留存空間詩學的向度。比如朱慶和《松枝》一詩，尋找晏駕墩的人，尋找亡友葬身之地；“他”向一位裝飾家居的孩子問路，并得到了松枝清香的救贖。問路，是急促的時間變慢的時刻，因為一次深源的地質變動，時間中的迷失轉化為對日常生活空間的享用。這種深層的地震感，來源于頗富禪機的無形棒喝，其中的機趣當然耐人尋味，但只算朱慶和詩質的次要部分。竊以為，朱慶和詩的特別之處在于，他借這些情感和認知的驚變，唱出了當代日常生活的頌歌。

朱慶和的詩，忠實引述生活。他每一首詩，必有一些情感悸動不易察覺，深在日常生活的地心。因為這種情感悸動，他筆下的鄉村經驗不是被驅趕到一個例外狀態，而是繼續流淌出能夠實現為個體語態的日常描繪，只是輕微變更了引述后的鄉村質感：從事件轉向情感，從傳說轉向寓言，從現實轉向宿命。

在最嚴厲的私人領域控制期，居室曾經被殺死過。家室外翻，成為集體生活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純客觀的非組織原則下的運作，被積壓在某些無法抵達的人性的街角。這些擠兌的公共性的冗余部分，以其無意義的本質，在歷史時間之外長時間無所事事——人們通常稱它們為“家常”而一語帶過。家常沒有成為風俗之前，是日常生活世界里具有語言張力的汪洋大海。

朱慶和寫詩如敘家常：很親切的口吻，讀來感覺是日常生活的直接引語。其中包含他詩語的兩重地方性——齊魯大地的民間生活，和南京的一個知名語言部落“他們”。直接引語，是一種厚道、忠誠于地方性的語言行為（或結果）。選擇直接引語，讓渡轉述權，在忠實的引述中閃現來自生活第三方的客觀態度，躲避公共話語的強大慣性。比如，《舊時的習慣》在土匪的恐懼中進行懷舊的著色，對歷史話語中的主題作了卸載，引述者作為歷史主體的可能大大降低了。《年少時，我們一起去爬山》中，傳說在少年身上進行了多義的書寫，最終的印痕并不是歷史學的部分。朱慶和的詩寫家鄉，對方志有一種本能的懷疑。這種歷史疏離的態度，在他詩中榨出了日常的果汁。

家常是非歷史屬性的。如果把“聊家常”作為一種話語姿勢分析，說話者在引述中施行的干預就是話題剪輯。朱慶和發現了家常作為日常生活的微弱事件性，并按照名詞的中心詞性狀完成他的剪輯。詩人的語言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剪輯語言。《龍與蚯蚓》中，傳說、現實和宿命全部以直接引語說出，剪輯者對語態銜接點的捕捉很巧妙，既對直接引語的日常語態作了保護，又衍生了引述語態。

為了不驚動對鄉村事件的轉述，尤其是保持事件中“引語”部分作為語言風味的完好，朱慶和聲調很低。就民間的語言共同體而言，民間傳說有別于集體語言，一定限度上保留私語特征。朱慶和珍愛鄉間引語，有很顯明的維護它私語地位的意識。珍愛鄉間直接引語的根系，挪動時盡量保證它的鮮活；同時，引述的語態也以引語的語態為情感根基，這樣構成引語語態與轉述者語態的依存關系。小心翼翼揣摩引語的搬運之道，從不傷筋動骨，卻完成了從口語到詩語的挪移。直接引語之愛，是他的詩最珍貴的語言意識。朱慶和身處一個公共語的詩性耗費殆盡的時代，作為詩人，面臨某種類似于策蘭的語言危機。在過去的至少一個世紀里，個體言說如果最終不匯入合唱，其聲音存留的必要性很少有人從語言和美學上考量。將對詩語的尋求納入到共同語的否認之地，從而邀請一個“個體”出來，確實是一個很新穎的起點，包含新詩文體的確立的一線曙光。

口語是一種很顯著的語體態度。篤信雅化書面語的人，可能很難接受口語實驗會有真切的詩的結果。隨著語言意識的增強，人們逐漸改變了這個偏見，詩評家對韓東、楊黎等詩人詩作的重新評價，顯示出一種務實的接納態度。確實，在詩人作為語言個位的自覺來臨之前，討論語體是高效談及詩語的策略。《蛇為媒》中“出門子”作為方言，對于沒有魯南生活經歷的人，其語義生僻，理解甚至需要訴諸注釋。這一引語的必要性在于，作為日常生活取樣，保留了地方德行的圓滿。方言在口語中保持活性，并作為微弱的事件支持鄉村傳奇，引述人的情感始終處于客觀風情的無名狀態。

引述情態的扭轉使地震發生，語義在主題學的向度上迷路而轉向暗地里的情緒。《我的家鄉盛產鉆石》幾乎在動用寓言的力量使這場地震發生，不過它觸發的，乃是異鄉人的恐懼。一個古老的異鄉淘金者的故事，一次傳奇與日常之間的對話，將“姐姐”所深處的日常生活的神性顯示出來，但引述的語調是向下行進的。朱慶和詩語中的日常生活地震是給外鄉人閱讀的某種情感地形——或者說，地震也在他離鄉之后發生了。

這就是鄉愁的來歷。朱慶和詩中的二龍山往事既非歷史，亦非現實，它是在想象中建構的桃花源。作為離鄉者，詩人能發現《二龍山水泥廠》“我哥”的生命姿勢，但對命運并不考究，他觀照往事，也有近乎貪婪的體驗沖動，籠罩著首肯存在的神秘氣息。往事施加于朱慶和的當下震驚，使他并不命名情感和事物，而是繪就一張感覺主義的地圖。

是的，注定屬于科爾班筆下的那種感知史對象，也在朱慶和筆下源源不斷地出現。《山那邊的窮親戚》中，真正撬動情感的巨石在日常中滾動的，是在大年夜的徹夜奔走之后，迎面升起的太陽。朱慶和從日常出走，走到最遠的地方是一只具有命運的迷幻色彩的陀螺。《你乘坐火車嫁去遠方》罕見的虛無主義蠶食事件和事實，瞎眼的鄉村在發展的磨盤上依靠生存姿勢的空轉短暫贏得視覺感。《石頭》《醉酒的先生》延伸了這種極具cult電影風格的黑色喜劇，足以讓人在鄉村田園祭的黃昏惶然四顧。

朱慶和的地震沒有巨大的美學烈度。可以看出，他止步于技術和情感的燈打開之前，在鄉村再度扁平化之前就收攏日常生活，結束了一場地震及其情感的幻術。這種內斂的北方語感造就了朱慶和，使他可以和一位羅馬尼亞詩人伊昂·艾·博普稱兄道弟。博普的幻術是向日常生活致敬的，他筆下很多關于離鄉和返鄉的故事，都成為巨大的日常生活的口袋，足以裝下鄉間傳奇和生死。朱慶和也是，但缺少了一些宗教感賦予的更加沉寂的氣息。博普的巫術和朱慶和的幻術有一些有趣的可比之處。兩位詩人對于詩題的態度都有些潦草，但日常生活的流動都呈現出致密感，鄉村在情感覆蓋之下的諸多秘密，正是一顆日常生活的漿果的秘密。

日常生活是當代漢語詩歌語言僅有的取水地嗎？朱慶和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在一首叫作《洪水般的愛情》的詩中，描述了一個神異的奔逃景象。在洪水的噬咬中，“我”拉著心愛的姑娘逃命，舍棄了不該舍棄的一切：父母，財產。北大山由此成為一片道德的洼地。這也使一直為新詩尋找象征主義可能的我感到興奮無比：在身后的一片汪洋中，如果“我”最后推翻了愛情，一種象征主義的嘉年華就有可能上演。就像阿克瑟爾將愛情和金錢一起放棄了，阿克瑟爾不再有任何鄉愁。

朱慶和不是這樣，他是家鄉的游子，急于剝開這枚洪水般的漿果，并甘之若飴。鄉黨朱慶和沒有和象征主義者走進終極意義上的城市，但是，還是應該向朱慶和道謝。因為，他和“他們”同仁確實從城中村整理出了一種貨真價實的空間詩學的語言遺跡，更重要的，是索取了一種短暫逃離公共語所施與個體的語言永罰的體認，并將它們一股腦兒帶給了漢語新詩的21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