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納博科夫

1966年，文學聲望如日中天的納博科夫接受《巴黎評論》名記赫伯特·戈爾德（Herbert Gold）專訪。后者提問“哪本書能使您留名后世?”不出意料，答案是《洛麗塔》——以及“《葉甫蓋尼·奧涅金》評注”。

《奧涅金》英譯本皇皇四巨冊出版于1964年，其中詩作部分僅占第一冊約四分之三篇幅，其余為洋洋灑灑近千頁的評注。1940年初，納博科夫和好友埃德蒙·威爾遜聯手完成普希金詩劇《莫扎特和薩列里》英譯后，曾計劃翻譯更多俄國文學作品，可惜未能如愿。1948年8月，納博科夫再度提議二人合作翻譯《奧涅金》，未獲首肯，只得單槍匹馬奮戰，前后耗時約十四年。譯文出版后，面對到訪的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未來的沖擊》[Future Shock]一書作者），納博科夫不無自豪地展示他的勞動成果：“它們就在那里：三個十六英寸長的匣子，里面裝著大約五千張帶注釋的索引卡”——可見大作家用力之勤。值得一提的是，威爾遜婉拒納博科夫合譯的提議后，又苦口婆心地開導他不必在這一項目上花費太多時間，而應當“專注于小說創作”。

這不是兩位文學友人第一次產生分歧。事實上，從弗洛伊德到列寧，從《包法利夫人》到《日瓦戈醫生》，他們在思想觀念和文學趣味方面差異顯著，有時幾乎陷于劍拔弩張的對立狀態，然而這絲毫也不影響他們的友誼——奠定二人友誼的定海神針，正是俄國文豪普希金。

普希金是威爾遜最喜愛的俄羅斯作家，威爾遜學習俄語據說主要是為了閱讀普希金的作品。早在1936年，威爾遜便在《新共和》（New Republic）發表評論文章《向普希金致敬》，其中有《奧涅金》翻譯片段（納博科夫拜讀文章后，贊嘆威爾遜是“首位不采用抑揚格韻體翻譯奧涅金詩節的英譯者”）。鑒于當時美國讀者對俄羅斯作家（包括普希金、果戈理這樣的大作家）知之甚少，威爾遜致信《新共和》文學編輯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宣告普希金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與濟慈和但丁并列，高于其他所有人（例如，他比簡·奧斯丁“更具活力”）。與此同時，威爾遜指出，普希金的作品之所以在俄羅斯范圍以外迄今未受廣泛贊賞，乃是因為它“特別難以翻譯”。

對市面流通的譯本進行一番研讀后，納博科夫也得出類似結論。“這幾部譯作的質量堪憂……它們有幾分普希金的影子，但僅此而已：真正的普希金還在別處。”其中最令納博科夫反感的是同為流亡作家的沃爾特·阿恩特（Walter Arndt）的版本。1963年，阿恩特捷足先登，推出《奧涅金》韻體譯本，在學界頗受贊譽。納博科夫隨后在創刊不久的《紐約書評》上發表“銳評”，毫不留情地批評這位剛剛獲得博林根翻譯獎（Bollingen Prize）的“冷酷無情且不負責任的意譯者”，抨擊其“荒謬的韻律、滑稽的押韻、蹩腳的陳詞濫調和差強人意的英語”。文章氣勢如虹——之前被眾人追捧的阿恩特譯本（“出神入化”），此時已被批駁得體無完膚，但這也帶來一個新的問題：納博科夫必須拿出一部重量級的“壓卷之作”，才能完勝對手而不被啪啪打臉。

盡管納博科夫自信滿滿，然而《奧涅金》評注本的差評卻不期而至，且多來自他所熟悉的斯拉夫文學圈。斯坦福大學教授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斷言，納博科夫的版本“與其說是一個英語譯本（translation），不如說是一個‘納博科夫語’的轉寫本（transposition）”。相比而言，著名文學評論家愛德華·布朗（Edward J. Brown）在《斯拉夫評論》（Slavic Review）中的評論更毫不留情：“《奧涅金》的這個譯本出自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一個文人之手，但品質低劣……（他）全盤摒除了詩意，而這樣做的根據，只不過是一條淺薄又蹩腳的翻譯‘理論’。”哈佛大學教授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對譯文優劣之處進行全面評判后得出結論：“被納博科夫如此輕易且不屑地犧牲的優雅、清晰和悅耳，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普希金的。……我十分痛心，納博科夫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他為了追求獨特性無所不用其極，卻很不幸地被一系列因素弄得面目全非：他不惜一切代價貼近原文的強烈愿望、讓人費解的理論體系、永遠不可能履行的承諾、惡意的掉書袋行為、不受約束的情感，以及，最后一條，他毫無節制的自我中心。”

不難看出，盡管語氣輕重不同，但各家評論的焦點卻高度一致，即納博科夫臭名昭著的“直譯”論。納博科夫本人曾坦言，他“在直譯的圣壇上，甘愿獻祭一切”——包括但不限于“文字之典雅、音韻之和諧、表意之清晰、品味之高尚”，當然，與此同時，他仍須“兼顧現代慣用的語法及文法”。正如他日后在訪談中所言，他“故意把普希金字字珠璣的詩行譯成索然無味的譯本，覺得若是學生們把他的譯本當成蹩腳的對照譯本的話，那真是他最大的回報”。很顯然，如果說文筆不暢是水平問題（畢竟英語并非他的母語），刻意為之就顯得頗有些無厘頭了。如此一來，連納博科夫的好友擁躉也被迫臨陣倒戈。日后納博科夫文學檔案整理者、傳記作家布賴恩·博伊德（Brian Boyd）直言《奧涅金》譯文“不僅缺乏韻律之美，而且平淡無味，生硬尷尬”，難免有唐突普希金之嫌。另一位好友、文學史家格列布·斯特魯夫（Gleb Struve）也責怪納博科夫“使用了罕見、生僻又怪異的、非普希金（unPushkinian）風格的詞匯”——正如翻譯家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后來所說：納博科夫“讓普希金聽上去像一個拼字游戲愛好者（Scrabble buff）”。總之，無論納博科夫如何自辯，評論家一致認為他的離“金”叛道，結果不僅毀了大文豪普希金，也毀了他自己的文學聲譽。用著名詩人羅伯特·洛厄爾（Robert Lowell）的話說，純粹是一種“惡搞（spoof）”。

普希金基于十四行詩創制的“奧涅金詩節”極富節奏感和音樂性，一唱三嘆，往復回環，令人嘆為觀止，帶給讀者極大的精神愉悅，但它同時也令模仿者望而卻步，更令翻譯家大傷腦筋。然而對于納博科夫這樣的文學“魔術師”而言，這確乎也算不上什么難題。1938年，納博科夫在俄語小說《天資》末尾引用了一段“被視為完美的奧涅金詩行”。1963年，納博科夫又親手將這部小說翻譯為英文，以合轍押韻、同樣“完美的奧涅金詩行”作結。評論家對他英語能力不足的推斷，實際上并不成立——他在康奈爾以一口標準的倫敦腔（他本科畢業于劍橋）講授歐洲名家小說（從奧斯丁到卡夫卡），口若懸河，傾倒眾生；他的康奈爾同事M.H.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盛贊他是一位“魅力難以抵擋的演講家”；威爾遜曾評價他的非母語文學創作世間“罕覓其匹”（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同為貴族出身的流亡作家約瑟夫·康拉德）；納博科夫在收入《俄羅斯文學講稿》的“翻譯的藝術”一文中也頗為自矜：“我的英語比起我的俄語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其區別就好比一幢半獨立式的別墅之于一所世襲的莊園”——可見，氣韻流動的英語格律詩文于他而言，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理由很簡單，在納博科夫看來，普希金的韻律太過高明，可遇而不可求，因此“用韻律翻譯奧涅金絕無可能”——在他看來，之前數位《奧涅金》譯者不惜一切代價試圖保留韻腳，反而扭曲了原文。1955年，他在發表于《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的文章“翻譯問題：英文版奧涅金”（“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中斷言，市面上那些朗朗上口的、“可讀性強”的譯文都是垃圾，它們“與其說是對古代杰作的嘲諷，不如說是對商業詩化的嘲諷”。究其原因，是上述譯者的翻譯方法存在根本缺陷。納博科夫本人倡導的翻譯方法包括三類：（一）意譯：基于原作的自由發揮，因為形式上的需要、讀者的習慣和譯者的知識水平而有所刪減和增補；（二）詞法（或句法）翻譯：翻譯詞語的基本含義（及其順序）；（三）直譯：在另一種語言聯想和句法允許的范圍內，準確再現原文的語境含義——納博科夫對最后一種青睞有加，“只有直譯，”納博科夫堅稱，“才是真正的翻譯”。在這一策略指導下，納博科夫聲稱要將《奧涅金》翻譯成“絕對的字面意義，沒有閹割，沒有填充”，并且“要有大量腳注，腳注像摩天大樓一樣延伸到這一頁或那一頁的頂部”——日后在論戰中，威爾遜將這種直譯法斥為納博科夫的“教條主義傾向”。

四面楚歌之際，納博科夫向威爾遜求援（雖然明知《洛麗塔》爆紅后，這位昔日的文學導師對他“不無嫉妒”），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威爾遜對譯本全盤否定，其殺傷力遠超上述反對派之和。一段持續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的文學情誼，由此也戛然而止。

威爾遜對《奧涅金》譯本第一印象不佳。正如他對《紐約書評》編輯芭芭拉·愛潑斯坦（Barbara Epstein）所說：“僅僅隨意翻看一下，我就能預料到，沃洛佳（納博科夫昵稱）的譯文，和阿恩特的譯文一樣會招致反對。他的語言平淡無味，句式稀奇古怪，甚至詞不達意。而且他對俄語的認識也存在偏差。”在仔細閱讀全書后，威爾遜進一步證實他的直覺無誤。于是，他決定在《紐約書評》刊發長篇書評，就翻譯策略和文藝美學等問題，與納博科夫進行商榷。

與之前的評論家聚焦于譯文的語言風格不同，威爾遜盡管也指出詩文部分翻譯不夠準確之處（并存在少數英文詞匯“誤用”的現象），但他的矛頭卻直指納博科夫最自鳴得意的“評注”部分，認為這部規模宏大、略帶戲仿（parodic）色彩的評注有些“過火”，說明譯者本人“對（普希金）寫作的質感和韻律以及語言技巧的敏感度把握不足”。眾所周知，普希金文風以簡潔明快著稱，而納博科夫無處不在的評注卻“截斷”了流暢的敘事——比如原作中提及“浪漫主義”和“決斗”，譯著則在評注中不遺余力講解夏多布里昂、斯塔爾夫人以來歐洲大陸文學風尚的變遷，并以歷史學家錙銖必較的嚴謹筆觸還原普希金本人的決斗場面。普希金以“許許多多的日子”（奧涅金和塔吉雅娜相識）已經逝去為全詩作結，納博科夫則在評注中精確地考證出日子總長“三千零七十一天（1823年5月9日-1831年10月5日）”。其最極端的事例，是長篇累牘地展開“總狀綠絨蒿（racemosa）的瘋狂教程”（在威爾遜看來，該詞在原著中不過是一個湊韻的名詞），“這就是我們所認識的納博科夫，”威爾遜不無激憤地寫道，“令人厭煩的納博科夫，其過度堆砌（overaccumulation）造成閱讀疲勞。”

威爾遜將《奧涅金》定義為“拜倫唐璜式詩體小說”，并堅信“就敘述的速度、重點和簡潔而言，沒有任何詩人能夠超越普希金，甚至包括但丁”，因此力主“按照原來的格律和韻律方案”來翻譯——換言之，即參照英語十四行詩的韻步進行處理。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威爾遜承認，如果跳過冗長的部分，納博科夫譯本“讀起來非常愜意，也能從中看出譯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若干文學點評“不乏洞見”，但這位當紅小說家把文學杰作視為“一種類似于法貝熱（Fabergé）復活節彩蛋或其他精致的小玩意”輕率地加以處理，其態度極不端正。在評論的末尾，威爾遜再次對納博科夫脫胎換骨式（déraciné）的翻譯風格提出質疑：“一方面，他寫的東西并不總是真正的英語。另一方面，他有時也暴露出……對俄語不太熟悉。”或許正是最后的“定評”，讓心高氣傲的納博科夫怒不可遏——他立即致信《紐約書評》編輯，要求對方預留版面，他將要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威爾遜發起反擊。

對于創刊不足兩年，且致力于與《紐約時報書評周刊》等老牌強勢媒體一爭高下的《紐約書評》編輯團隊而言，這真是求之不得的喜訊。事實上，在接下來的數年間，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展開了“二十世紀美國文壇最著名的一場論戰”——英國的《旁觀者》雜志也煽風點火，宣稱“這是自F.R.利維斯給予C.P.斯諾致命的打擊之后最為血腥的文學爭論”——吸引眼球無數，而作為主戰場的《紐約書評》也借此一戰成名，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文學圈的地位和聲望。

兩位文學友人爭論的首個焦點問題是：普希金是否掌握英文？根據威爾遜的考證，普希金筆記本中摘引了若干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拜倫等人的詩文段落；普希金關于《奧賽羅》的部分論述直接源自柯勒律治《燕談錄》（Table Talk）；《奧涅金》全篇包括題記和腳注在內，提及拜倫其人其作凡十余處；再加上普希金對《恰爾德·哈羅德游記》不著痕跡的“化用”，因此，完全有理由論斷這位俄國大詩人能夠熟練閱讀和理解英文。與之相反，納博科夫秉持一貫的教條主義原則，堅稱普希金不懂英語，只“閱讀過拜倫詩作法語譯本”，并辯稱“普希金的圖書館里的確有許多英文書籍，但他實際上看不懂”。緊接著，納博科夫調轉槍口，對威爾遜的歷史研究法提出質疑：“俄國的學究們認為普希金是亞歷山大一世時期社會和歷史現象的典型代表，唉，這種將個別天才的獨特構想泛化和庸俗化的傾向在美國也有追隨者”——此處暗諷威爾遜早年對托洛茨基盲目崇拜。

直譯法是雙方爭論的第二個焦點。納博科夫引用普希金著名論述為自家張目：“普希金曾將譯者比作在文明驛站換乘的快馬。而我所能想到的最大嘉獎，就是學生們能把我的作品當作一匹馬駒。”——即通過直譯的譯本將讀者“引向原著本身（而非譯者）”。此外，納博科夫還援引普希金對夏多布里昂《失樂園》法譯本的評價：“這位最重要的法國作家，逐字逐句翻譯彌爾頓，并宣稱，逐行對譯可能是他的藝術巔峰。”對于納博科夫的引證和辯解，同樣精通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的威爾遜以更為確鑿的例證給予反駁：1830年，普希金著手翻譯英國詩人巴里·康沃爾（Barry Cornwall）的抒情詩。為達成自己“再創作”的目的，這位大文豪對翻譯材料進行了“深度”加工處理（原作仿佛只是一幅草圖，而他的譯作才是成品）——其目的并非忠實原作，而是追求藝術效果。可見，或許僅是口頭宣稱，然而事實上，普希金并不贊成直譯。

再次，至于為何選擇“評注”這一散文化的形式傳達普希金的詩意，納博科夫認為這是出于天才的“創意”——他借用普希金未竟之作《葉澤爾斯基》（Ezerskii，1832）中的詩句，“為什么年輕的苔絲德夢娜/深深地愛著她那個黑人，/猶如明月愛夜晚的幽冥？/只因為不管風兒、鷹鷲/或少女的心都無規律可循。/自豪吧；詩人，你也是這樣，/你寫詩并不按什么規定/”（馮春譯），強調天才的表達方式不受任何拘束。對此威爾遜駁斥，納博科夫宣稱他的翻譯原則是“迎合原作”（“servile path”），而他恰恰選擇了描寫無拘無束詩歌天才的詩節，足以說明“他的靈感無法與普希金相匹配”，這本身未嘗不是一種絕妙的諷刺。不僅于此，以威爾遜對其人德行的了解，慣于惡作劇的納博科夫極有可能以這樣一種另類的方式“為未來的評論家挖坑”——他曾編排出一位子虛烏有的十九世紀小說家的生平，戲弄哈佛同事哈里·萊文（Harry Levin）教授——而威爾遜本人也不止一次落入他設置的陷阱。

數個回合交鋒之后，論戰由學術爭論升級為相互抖露隱私的人身攻擊，盡管吃瓜群眾一片喝彩——連威爾遜的第三任妻子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也饒有興致（她從筆戰中了解到若干威爾遜從未向她坦白的糗事），鼓勵丈夫“繼續作戰”，但明眼人深知，這場愈演愈烈的論戰已淪為一場鬧劇。最終，經過雙方共同的友人以賽亞·伯林（以及詩人奧登）出面調停，論戰告一段落，但二人的友誼顯然再也無法回到過去。

半個多世紀后回顧這一場翻譯論爭，撇開其背后關涉的意識形態之爭及家庭瑣屑引發的私人恩怨，有兩點似乎為當事人及圍觀者所忽略。一是口口聲聲痛恨蘇俄政權的納博科夫（其父遭政治暗殺）對故土和母語的眷念之情。根據納博科夫的鄉先賢、俄羅斯著名文學評論家巴蒂烏什科夫（F. D. Batiushkov，1857-1920）的翻譯理論，翻譯家選擇何種翻譯方式，以及翻譯是否忠實原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目標語言文化和源語言文化的優劣程度。換言之，處于優勢地位的文化傾向于按照自己的審美標準改編“劣勢”文化的文本，而“劣勢”文化則會盲目地盡可能多地復制“優勢”源文化文本的特征。盡管納博科夫一向宣稱“熱愛美國”（與身為紐約知識分子領袖的“恨國黨”威爾遜恰成鮮明對比），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俄羅斯主義（Russianism）情結依然濃厚。照他的看法，俄語是一種私人化的象征性語言，是非同尋常的“傳遞性情感語言”（zaum），將這樣一種富含情感傳遞的詩性語言翻譯成日常用語無疑是“背叛之舉”，結果難免“墮入虛假與庸俗之境”。納博科夫固執地認為，俄羅斯語言及文化高人一等，因此，處于低位的英語應當盡力向其靠攏，而非相反。此后無論飽受何種抨擊，納博科夫也不改初衷，正說明他堅守的是一種純粹的文化自信。

此外，雙方辯論中充斥語言學甚至植物學細枝末節的深入探討，但博學多聞的威爾遜似乎從未意識到納博科夫所從事的并非他所聲稱的文學翻譯（篇幅不及全書十分之一），而是地地道道的學術翻譯（scholarly translation）。例如，作為蝴蝶專家的納博科夫注意到，在《奧涅金》第三章中，“事件的劇烈流動構成了一個結構最為和諧的實體，（與蝴蝶一樣）具有流線型（streamlined）的身體和對稱的（symmetrical）翅膀”。如同納博科夫日后在《固執己見》（Strong Opinions，1973）一書中坦承的那樣，他將所有本應應用于翻譯的語言藝術都傾注在他對這部詩體小說的學術評論中，而自己的翻譯之所以顯得“拙劣、笨重且盲目地忠實原文”，是因為他預期的是康奈爾大學英文系師生這樣的讀者，而非文學門外漢。因此，無論是書中觸處皆在的雙關語和各式文字游戲，還是精思附會、絲絲入扣的學術考據，他自信總不難覓得知音。一般來說，學術翻譯著重關注源語言文本的思想和文化價值，其服務對象并非普通讀者，而是專業人士或具有專業素養的讀者——換言之，其翻譯目的并不在于普及，而在于研究。納博科夫巨著定價一百五十美元，本身也說明了其品位和趣旨。或許，正如曾嘗試翻譯《奧涅金》的英國小說家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所說，納博科夫“這四卷本代表了學術的完美……本身就接近于偉大的藝術”。納博科夫早年在“翻譯的藝術”一文中以謙遜的態度聲稱：“我一向對于自己的譯本并不滿意，但是我的研究得出的幾項規則也許能讓其他作者受益。”可惜，這類袒露作者心聲的肺腑之言并未引起威爾遜的屬意。

平心而論，當這場論戰發動之時，評論家威爾遜與小說家納博科夫均已步入遲暮之年，因此難免患上李爾王式的“老年癥”，變得愈發偏執與暴躁。一如漢娜·阿倫特對瑪麗·麥卡錫所言，威爾遜一生爭強好勝，無時無刻不想“證明自己的聰明才智”——威爾遜本人在名作《愛國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中將這種下意識“傷害他人的沖動”歸結為“知識分子的傲慢和潛意識的優越感”，但實際上卻“是脆弱的自尊心在作祟”。同樣，成名以后的納博科夫也逐漸忘卻當年威爾遜對他的提攜之恩，頤指氣使，睚眥必報，由此背負薄情寡義之惡名。1974年5月，當威爾遜遺孀收集整理雙方往來書信時（中譯本定名《親愛的邦尼，親愛的沃洛佳：納博科夫-威爾遜通信集1940-1971》），納博科夫回首往昔，為這一場意氣之爭深感痛心疾首。他在臨終前寫道：“重溫屬于我們那個光輝歲月的信件往來，我的痛楚不言而喻。”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