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故事是個奇境，它可能會讓你的生活充斥懷疑、臆想與紊亂，非常危險，希望你慎重考慮”，讀完《艾葉綠》，首先浮想、印刻在我腦中的就是這句話。一方面，它是杜嶠作為寫作者禮貌而又驕傲的提醒，如小說中的人物“鄭箏”所言的“作為創造者的自信”，并不是所有小說都夠格冠上“奇境”二字，那是《百年孤獨》譯者范曄向拉美文學爆炸四主將之一科塔薩爾致敬時獻上的至高詞匯“奇境”，只有最為獨一無二的異質性作家才能當此殊榮；另一方面，“奇境”正昭示了《艾葉綠》乃至杜嶠寫作風格的典型特征，恰如科塔薩爾追求營造在日常的“白晝法則”之外迥異的黑夜法則，杜嶠這篇小說中圍繞苦尋而不得的“艾葉綠”印石也搭建起一座偏離庸常生活的奇景花園，在這里印石就是人之為人真正的靈性本質，一旦打翻木箱，待諸石散落一地，化作液體或失盡異質，人也就瘋癲癡傻或回歸庸碌。而再進一步，這句話所處的語境——小說中敘述者“我”所講述的故事，也向我們揭示了這篇小說的敘事嵌套模式，一種屬于元小說的“奇境”游戲。在《艾葉綠》中，“故事”不僅只作為小說敘事的情節存在，它還廣泛地滲透進人物的生活中，換句話說，在杜嶠的這篇小說中存在著兩種“故事”：虛構“故事”與現實“故事”。被“艾葉綠”這一故事核緊緊吸攏的關于王白、王蔬和嚴先生的往事只是小說中敘述者“我”未完成寫作的小說，但是正是這個虛構的“故事”以及“鄭箏”對故事近乎博爾赫斯式的補完才促使了現實“故事”的進一步延續——“我”與“鄭箏”的愛情故事。而更為驚喜的是，在杜嶠的筆下，當兩種故事并軌，現實與虛構的界限就變得模糊，“可能世界”侵入“真實世界”，如“我”小說中獻身艾葉綠的瘋老頭王蔬成為尋常公園里隨處可見的散步老人，我們不禁要像夢醒時分在枕邊發現一支柯勒律治之花般詢問，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杜嶠毫無疑問幾有堂吉訶德挑戰風車的勇氣，用虛構，用他創造的世界、奇境來將現代我們所生存的本就不再穩固、搖搖欲墜的現實徹底顛覆。

讓我們回到小說本身，情節主線沿著“我”與“鄭箏”的在漫游者列車相親到相愛的脈絡展開，從“我”創作的關于印人王蔬、嚴先生、王白尋找印石中極品而不可得的“艾葉綠”起筆，到轉換視角，緊貼著“鄭箏”的第三人稱限制敘事刻寫現實結局，《艾葉綠》看似是線性敘事，或是虛構雜糅真實的某種程度上的循環敘事，但事實上，卻可將“艾葉綠”看作是文本的中心，是一切繁茂無窮枝枝蔓蔓言詞的最初的子宮，是星系中的熠熠真陽。在描寫“艾葉綠”的時候，杜嶠總是不吝筆墨，用古典式的賦筆鋪陳，用道語禪喝為讀者推演這神秘物眾妙之門的一角：

其青者，初看如清秋雪日俱凈，空山天色。近觀墨云鱗鱗，皴染蒼然，風雨射空，寒氣迥薄，孤峰沉冥。唯其綠者，名為艾綠，品為第一，然殊無文字可記。

無數個夜晚我想象那是怎樣一種綠，像融冰下的春水還是秋旻下的莽原，像以曼陀羅花為食的最邪惡冶艷的蛇的毒液，還是像貝阿特麗彩瞳孔中星辰之一粒。但同時我深知，它是傳說之色，是本源之色，是彩虹神也無法命令的在真實與傳說的邊境跳躍的精靈。我們凡人即使見到也要裝作眼拙，一旦呼出它的名字，便會陽壽殆盡，即刻暴死。

“艾葉綠”因而近乎卡爾維諾所引古代傳奇中那一枚鑲著寶石的魔力指環，無論誰戴上它，就能引得諸他為其所魅瘋狂，它具有的一定不是現實生活中輕易能感知到的庸常事物或情感，應該說它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魔幻之物，那種魔力既是虛幻，同時又擁有真實的某些特征，就如同“游戲”一般（文學乃至一切幻想的本質因素之一）。它就是故事中的引力之源，圍繞著它建筑的重力場得以將情節走向，人物命運，文本的風格、結構乃至敘事節奏、敘事時間徹底進行異質化的更新。沒有“艾葉綠”，王蔬、王白的命運說不定就會發生改變，那正是“鄭箏”所敘述構想的一種結局，回歸平常；而沒有“艾葉綠”，“鄭箏”就不會續寫關于“我”的故事的三種結局，可以料想的是“我”不會因此迷戀上她，感情將再無后續；沒有“艾葉綠”，“我”在公園遇到瘋老頭的現實也要被完全改寫。一切都是“艾葉綠”的選擇，“艾葉綠”突破了文本，突破了想象，“艾葉綠”即是命運，即是因果，總而言之，是屬于古典時代人心中的魅。也許，這是屬于杜嶠對于現代社會的感思與反撥，如本雅明所言機械復制時代靈韻消散，或是福柯“人之死’,我們不再擁有主體，我們只是世界的一顆螺絲釘，在這個全盤祛魅的時代，光驅散了陰影，鋼鐵湮沒了自然，技術瓦解了藝術，現實步步緊逼，我們的生活被切割，被原子化，如德勒茲所言生命成為靜滯凝錮堅硬的克分子線，假如理性全盤占據我們的心靈是一件好事嗎？這個便利、光明、溫暖、看似堅固的現代性社會是否讓我們真正完全掌握了自己生活呢？杜嶠的回答不可抑制地偏向拒絕與否定的一側，我們仍然需要夢，我們仍然需要游戲、幻想、文學，我們仍然需要魅，那正是屬于新千禧一代人的生活感受經驗，如他所言：攝像機對瞬間的褻瀆，正如標本之于蝴蝶……更是在時代的授意下，永恒對于瞬間的鎮壓，確定性對不確定性的吞噬。我不知道新的大廈會不會從廢墟上隆隆建起，世界會不會重新變得整一，變得毫無破綻、白玉無瑕。但無論如何，我想說的是：我們擁有小說。小說更有耐心、更具彈性、更不可捉摸。我期望小說成為這個世界的破綻、變數、轉機。即使不是整個世界，至少是個人的世界。因此，“艾葉綠”不僅是小說文本的魔力之源，同時也是杜嶠寫作的信念，是他的文學操守，也是他對于自己和現代人的一種精神撫慰，所以小說中才會如此說道：

你知道，生活中有太多乖蹇之時，幾乎吊詭疲憊到無法用語言表達，這時候就需要故事來安撫，無論是對于讀的人還是寫的人。你就是為寫故事而生的。

這一點在杜嶠的許多小說中都能見到，《詩人之于花瓣》中“牡丹花瓣”或“花瓣”的喻象一定程度上接近“艾葉綠”：那是詩人的靈性所在，也是永恒之所和穿梭時間的罅隙；《驚鹿記》中圍繞一串念珠勾連起兩個時空（這正是科塔薩爾常用和擅長的寫作法，借助某一“喻象”，不同時間毫不知情的兩者也存在冥冥中的關聯）；《十萬嬉皮》中普希金黑溪決斗竟死于茹科夫斯基對兩句詩的篡改，“在這嚴寒的世代，我曾歌頌過自由”，這句詩沖破禁錮它的厚重的鐵門乃至超越一切時間和空間，真正成為最為自由的純金鑄成的詩句，再沒有一個人可以完整寫下或捕捉到它。連同“艾葉綠”，這些或奇異或精巧的喻象共同組成杜嶠作品宇宙中的無數顆恒星，除了牽引故事，照亮人的幽微心靈外，還揭露出杜嶠創作的另一特征，即小說中原有的“敘述者”同“寫作者”之間潛藏的對話表演，尤其在《艾葉綠》中，我們常常能注意到，當“敘述者”在滔滔不絕地講述時，既像是在向小說中的人物對話，又像是在同名為杜嶠的創作者對話，這是一種帶有自省自詢風格的寫作，如：“你知道，藏匿與欺騙是每個寫作者的近乎天賦的本能……但我相信，小說之于作者的療愈之一，即是：保留想保留的特質，創造未得到的世界。”這一點既與杜嶠總會設置小說主人公為作家、說唱歌手、詩人等帶有創作者性質的職業相關，也與杜嶠同時作為創造奇境世界的造物主和堅持第一人稱寫作的身份二元分立后的共鳴相關。

最后，關于《艾葉綠》，杜嶠曾說它涉及一個更為宏大的世界觀：印人，在印人的世界里，語言被壓縮削減至除必要之詞再無他物，人們通過印章來對話、貿易、生活……那正是杜嶠如今寫作所想要抵達的邊界，一躍至整個現實之外，再造新寰宇，從此層面上說，也就能意識到小說的巴洛克式“褶子”風格，德勒茲曾將“褶子”這種巴洛克建筑單元看作是世界的隱喻，既將隱秘的部分無限地折疊進去，又向我們呈現好似無窮無盡的潛在空間。杜嶠也將“印人”這個尤其異質的奇境世界藏匿在小說中，只通過“艾葉綠”這一窗口向我們顯露一二，不同于靜止式的冰山，他的小說永恒地狂舞著，“颯爽，鮮潔，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