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46年11月，到臺灣大學任教不久的臺靜農應學校人事部門要求，寫了一份自己的教書簡歷。“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年七月”項下，他記的是“廈門大學教授”，后綴阿拉伯數字“2”，表示任職年限為兩年。1948年2月，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又寫了一份教書簡歷，其中也有一條：“二十四年度至二十六年度任廈門大學教授”。[1]這個記載并不確切。臺靜農在私立廈門大學只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在國立山東大學教書一年，他的簡歷徑直把山大的任教年限并入了廈大名下。

臺靜農作如此記錄的原因，尚無妥善的解釋。[2]新披露的檔案材料，提供了值得注意的信息。1938年6月30日，為專門以上教員登記事，臺靜農致信國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開列了自己近年的供職經歷：二十五年度，任廈門大學文學院國文系教授；二十六年請假一年，受聘于山東大學文理學院；二十七年度，廈大改國立，回任國文系教授，因戰事而未實際到任。[3]這一記述應是可信的。一來，信中所陳是近兩三年間的事情，臺靜農不太可能誤記；而且，登記又是為了資格審查，他也沒有造假的動機。那么，從1936和1938年度兩度就聘廈大的角度看，山大的教書生涯只是發生在“請假一年”的時間里，故大可以略過不提。

但由此自然產生的問題是，為什么是山大？臺靜農在這一年假期中選擇山大，有何考慮？又作何表現？這些問題，學界尚未進行仔細的審視。[4]本文結合相關原始材料及臺氏佚文，分析其任職山大前后的諸多側面，力圖揭示這一年的經歷在他生命史中的重要意義。

一 從廈門到青島

臺靜農1935年到廈門大學供職，得益于胡適的舉薦。[5]事實上，他一開始的教書生涯，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求學時結下的人事因緣息息相關。[6]“初入杏壇”，任教于私立中法大學，就是得到了國學門的導師劉半農的汲引[7]；兩年后轉入新成立的輔仁大學，則源于另一位導師陳垣的禮聘[8]；1933年再改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講師，同事中沈兼士更是國學門主任，文教大老。由此角度觀察，廈門大學之于臺靜農，好像無非在師長的關照之下所更換的又一所供職機關而已。

但廈門之行還是很不一樣。1934年7月，臺靜農因左翼傾向而第三次被捕入獄[9]，解送南京，關押至半年之久，方經營救而釋放。這次牢獄之災對臺靜農身心損害不小，出獄后他曾臥病一時，《金陵病院書感》留有“難平孤憤唯馀淚，休向人間喚奈何”之句[10]。所幸人雖然“離開了半年”，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卻不曾把他掃地出門，居然“還給留下四點鐘”，連旁觀者魯迅都驚嘆“不可謂非中國少見的好學校”。但更讓魯迅意外的是，臺靜農卻“因講師之不同，而不再往教”，“未免太迂”。[11]

臺靜農為什么放棄女子文理學院的教職，他自己沒有做過陳述，不便猜測。后人能夠看到的事實是，魯迅的擔憂一語成讖——如果失去了這次機會，“要找一碗飯，卻怕未必有這么快”。[12]情況甚至還要更糟糕一些：他不僅在北方謀職遇阻[13]，上海亦未覓得容身之所[14]。個中原因，與其“政治嫌疑”肯定不無關系。

1930年代廈門大學校園鳥瞰

或許基于自己很不愉快的任職經驗，魯迅對臺靜農的廈門之行也并不看好。應聘前，他就致信后者稱：“廈門亦非好地方，即成，亦未必能久居也。”[15]應聘成功后，他又說：“廈門不但地方不佳，經費也未必有，但既已答應，亦無法，姑且去試試罷。容容尚可，倘仍餓肚子，亦冤也。”[16]不過，在當時的局面下，臺靜農個人能夠選擇的機會其實已經相當有限。

自1922年9月考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旁聽生以來，十余年間，臺靜農的求學、文學活動和工作主要都是在北京（北平）展開，可謂置身于新文化和新式教育的中心場域。他應該未曾料到，一經奔赴廈門，他再也沒有能夠回到當時的文教中心。

盡管內心深處充滿苦澀與失落[17]，可表面上看，在廈大一年，遠離了黨派斗爭漩渦的臺靜農至少沒有再遭遇政治上的波瀾。學校甚至通過他疏通關系，打算聘胡適為校長，這無疑意味著對他的看重。[18]果然，1936年夏，他收到了下一年度的教授職位聘書[19]，不過這次，他卻選擇請假一年。

因為就聘時得到了胡適的關照，職位出現變動時，出于禮貌，他也應對師長有所交代。在致胡適的信中，他解釋了自己離開廈門的直接原因：首先是“身受濕熱甚重，常為疾病所苦”，另外是學校動蕩，人事輪替。[20]這兩點當然都是事實，無可置疑。而尤其耐人尋味的是，他特意宕開一筆寫道：“往年生在北平任事，于南方情形，實為隔膜，近年以來，據所知者與北平較之，相差誠遠。如學校當局，除對外敷衍政府功令外，對內惟希望學生與教員相安無事而已；至于如何提倡研究空氣，如何與學生及教員研究上之方便，均非所問。”[21]字里行間，流露出對北平的懷念。此時，即便在人事糾紛中仍獲續聘，而山大提供的只是一個專任講師的職位，青島也不是北平，兩相權衡，畢竟還是離開南方而往北走更值得他加以考慮。

同一封信里，臺靜農說“適有友人在山大，遂來此充一專任講師”[22]。這位“友人”是誰，尚不清楚。只知道在他這次工作變動中發揮作用的，還有一位“莊公”。一直對臺靜農關愛有加的陳垣，于弟子到青島后不久，去信提到“前晤莊公，知臺從有到青機會，即極力慫恿玉成其事”，并勉勵他“勿作吾京兆之想”。“莊公”大概率是臺靜農的莫逆之交莊尚嚴。但他為何有“玉成其事”的能力和渠道？暫不可考。倒是信里的開解之詞很有意味。推想起來，一定是臺靜農對山大的位置流露出猶豫不決之意（這種態度極可能是通過那位“莊公”表達出來的），所以陳垣諄諄告誡他“人情復雜，似不必介意”，“待遇之多寡，更不足計較”，“仍望努力”。[23]師長的這些善意，弟子當然非常感激，表示“謹當永佩勿忘”。[24]

就這樣，一方面對南方的氣候和學院風氣并不適應，另一方面又難以重返舊京，回到文教中心，山東大學成為臺靜農的一項“權宜之計”。

山大“職教員錄”中臺靜農的相關信息（國立山東大學編：《國立山東大學二十五年度一覽》，國立山東大學，1936年）[作者提供]

二 與新文學有關的教學和課外活動

臺靜農在廈門大學是教授，在山大做“專任講師”，顯然頗有屈就的味道。[25]陳垣信中的“人情復雜”之說，或許就涉及這種“待遇”問題。遠在上海、病勢已深的魯迅也耳聞臺靜農在青島“又受人氣”，很是感慨。[26]總之，在山大任教的開端階段，臺靜農遇到了一些坎坷。但陳垣的勸慰也在產生作用，開學一周后，臺靜農已經感到青島“秋高氣爽，遠非南海濱熱濕可比”，而山大的學生也“尚沉靜，似無囂張之氣”。[27]這表明，他大致度過了最初的心理磨合期。

從與其有一脈相承關系的國立青島大學的成立算起，此時的山東大學不過短短6年的辦學時光。經歷了由青島大學改名的風波，又疊遭幾次學潮，學校算是暫時獲得了一段難得的安定。據臺靜農觀察，“此校無文學院，僅有國文、英文兩系，全校學生四百余人，國文系學生六十余人”[28]，規模不大。

臺靜農1936-1937學年所授課程，《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記為詩經、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等，其實不甚準確。

據原始材料，他承擔的必修課有四門：論理文甲及習作B、論理文甲及習作C、中國文學史、經書攻讀（詩經）；選修課也有一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其中，論理文甲及習作B、C的授課對象分別是“理一”和“工一”，即理學院一年級和工學院一年級，可視為今之“公共課”；中國文學史、經書攻讀（詩經）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授課對象則分別是中國文學系的二、三、四年級，屬于“專業課”。以上各門課程的學程設計都是一年。[29]1936-1937學年第一學期的期末考試安排顯示，三門“專業課”的修習學生數是27人、5人、16人。[30]

《本校廿五年度各系學程一覽》，《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65期，1936年10月19日

這里尤其值得著重指出來的，是臺靜農在山大開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選修課，課上有16名學生——這一點，似乎學界此前尚無人提及。史闕有間，這門選修課的授課內容，已經無法確知。但選課情況倒是不妨推敲一二。

細究起來，這門課的16人不都是四年級學生，中有5名低年級生。[31]要知道，1937年山東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畢業生，一共是24人[32]，也就是說，這門課接納了近半數的四年級生，以及部分低年級的選修者。

再看看中國文學系其他老師的選修課：欒調甫的一門名學，各年級均可選修，有5位學生，一門經學史，二三年級選修，有2位學生；顏實甫的一門哲學概論，二三年級選修，有3位學生，一門西洋哲學史，三四年級選修，有5位學生；聞在宥的古文字學，三年級選修，有3位學生；姜忠奎的儒學研究，四年級選修，有12位學生。很清楚，臺靜農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課，吸引力還是很大的。應該是新文學作家這一身份給這位山大“新人”帶來了某種“光環”。

作為老師工作的一部分，臺靜農也承擔了中國文學系畢業生論文的指導。他名下的4位學生及其論文題目分別是：王瑭：《碑傳集藝文目》、王維卿：《國風研究》、丁寶鈞：《詩序史征》、張毓璉：《短篇小說結構之原理》。[33]當時全國的中國文學系，就“主流”情況而言，古典方面的研究被視為最有學術含量的正途。新文學作家進入學院，無論主動被動，大都要適應這一潮流才可立足。處此背景下，在山大所有畢業生齊刷刷“古色古香”的論文選題里，張毓璉的《短篇小說結構之原理》最為特別，它是唯一非古典的題目。如果不是臺靜農這樣的老師，很難想象會有這種題目的論文出現。新文學作家臺靜農在學院中的獨特位置，通過這一現象再次微妙地彰顯出來。

1930年代坐落于青島的國立山東大學校門

事實上，課堂教學、指導論文而外，臺靜農完全不避諱自己作為新文學作家的這一重社會角色，他與學生基于新文學創作和研討的課外互動也十分頻繁。雙方互動的主要媒介，是中國文學系的國文學會。

國文學會成立于臺靜農到校的一年之前。1935年下半年開學時的迎新會上，中國文學系同學“感過去相互間甚形散漫，且失切磋琢磨之機”，故醞釀組織一個團體，溝通感情與學術。成立大會在10月8日召開，“議決每兩星期請本校教授或校外學者舉行學術講演一次，藉為課外之進修”。[34]

應該說，剛成立的那個學期里，國文學會活動還是積極而出色的，先后在此亮相的都是名家：

可到下一個學期，這個團體的消息不復見于校刊，大有偃旗息鼓之虞。

1936年下半年一開學，國文學會迎來了改選，徐中玉[36]成為常務干事。會務也大加刷新：一是計劃“出版會刊，內容偏重文學理論之探討，限最遲在二十六年元旦前能出版一冊”；二是“鑒于往年單憑一二小時之講演，不能獲得實際利益”，改設新文學、經學、諸子、詩詞、語言文字、史實等不同組別的研究會，“每組均聘請系中教師分別擔任指導，嚴定研究規程，與實施之步驟，冀于正課之外，再能增進知識聯絡友誼”。各位同學，可根據自己時間分配情況，就“性之所近”選擇加入，最少一組，最多三組。[37]

研究會很快陸續組織起來了，確實是“聘請該系主任教授及講師等參加指導”。在“踴躍參加”的老師名單中，出現了臺靜農的名字。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文學系老師外，外國文學系的葉石蓀（葉麐）和周學普，也赫然在列。[38]

就在臺靜農逐漸融入山大的教學環境之時，從上海傳來了魯迅逝世的消息。國文學會迅速作出反應，先在10月31日的《青島民報》上編輯了一期“魯迅先生追悼特刊”[39]，又于次日隆重舉行了追悼大會。會上第一個發言的是徐中玉，這應該跟他國文學會常務干事的身份有關。第二個發言的，就是臺靜農。為何如此安排？報道中明確點出，“臺氏為魯迅先生之至友”[40]。他用“極其沉痛深邃”的敘述方式，將“凡魯迅先生之愛好，計劃，與尚未發表之著述及其思想上所受之刺戟與影響等，大半為普通人所不知者，皆詳為追述，并將魯迅先生對于近代文藝之貢獻，提倡新文學之努力與愛護青年之誠意，竭力推崇”。[41]隨后，中國文學系的代理系主任施天侔、外國文學系的葉石蓀、中國文學系的顏實甫，也陸續登臺表達了對魯迅的敬意，所言皆很有見地。[42]

臺、葉、顏三人在這次追悼會的同臺發言還只是序幕，此后國文學會新文學組的座談會上，他們三人更是經常聯袂出場：

無論是活動的頻密，話題的廣泛，還是討論的熱烈，新文學組座談會的成績都稱得上優異。有必要特別指出來的是，山大校刊有關新文學組座談會的所有報道，臺靜農幾乎從未缺席。他對這一活動的參與熱忱，自毋庸辭費。相應的，歷史研究組的座談會，他也參加過，透露出進入“主流”學術場域的身份轉型的信息，但僅一次而已。兩相比較，輕重之別，不言而喻。

與座談會的活躍相比，國文學會計劃中的會刊，遇到了一些困難。“一冊”云云的措辭，意味著會員們設想中的這份刊物應該是以單行本的形式面世。這一意圖未能實現。作為一項補救措施，會員們在《青島民報》上開辟了一個“新地”副刊，“凡本屬會員每月至少需供給稿件一篇以資練習寫作技能之普遍”。顯然這個“本屬會員”的說法，不是指國文學會全體會員，它所面向的，只可能是“新文學會”，即國文學會的新文學組，這份副刊的定位很明確——“新文學會周刊”。[44]

有課程，有社團，還有發表作品的陣地，新文學在山大師生那里獲得的關注程度以及開展程度，引人矚目。考慮到這一因素，就無怪乎臺靜農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選修課頗受歡迎了。當然還應該說，他的入職和教學活動，本身也推動了山大部分學生對新文學的偏好。在他此前此后的從教經歷中，這種經驗似不多見。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青島民報》的“新地”副刊自1936年11月20日創刊，至1937年6月25日停刊，一共發行了30期。[45]欲了解山大學生新文學創作的水準與風格取向，這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材料。[46]

臺靜農也在這份副刊上有過亮相。“新地”第2期（1936年11月27日）的頭題文章是《寫作小言》，署名“博簡”——可斷為臺靜農的筆名。臺靜農，字伯簡，“博”與“伯”音通；他又是新文學會的指導老師，別人不可能在“新文學會周刊”冒用他的名字。這篇文章系出自臺氏之手無疑[47]，而且臺靜農的各種集子都未收錄，其他研究者也未注意到，當是一篇佚文。

在這篇文章里，臺靜農十分鮮明地表達了他對寫作態度的看法，那就是應該努力去“觸著社會的真實”，而非“為了高興拿起筆來玩玩”。何謂“時代的真實”？他強調的是“血淚”、“呼號”、“抗爭”、“滅亡”等方面。拒絕游戲文字，拒絕粉飾太平，臺靜農宣示出一種堅定、清醒的現實主義立場。更重要的是，這種立場還植根于他自我拷問的激切沖動與自我更新的強烈期待，即只有“將這古老的民族所遇見的不幸的命運，真切的展示在我們的面前”，才可以“使我們反省，使我們努力，使我們如對著鏡子發現了自己”，進而“拋棄掉我們一切的丑惡，邁步踏進我們的新生的道路”。

因為篇幅不大，臺靜農的這些見解未及充分闡述，或者也不一定多么深刻；但誠所謂“歷劫終教志不灰”，如果注意到他此前為這種文學信念所遭遇的坎坷、付出的代價，那么，他的持守有故便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后來者若想了解山大時期臺靜農的思想狀態，這篇短文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據。

更重要的是，這篇文章雖短，但可能是臺靜農唯一一次正面申說個人新文學觀念的文字。赴臺以后，因為環境關系，他對早年經歷諱莫如深，這不必說了；即便在積極從事新文學創作的那段時間里，他也極少單獨成文陳述自己的文學理想——只在兩部小說集《地之子》和《建塔者》的“后記”里有一些零星的表露。從這個意義上講，山大時期的臺靜農盡管在創作上沒有什么大的收獲，但通過這篇短文發表了他的文學宣言，也像是為他的文學活動做出了某種總結。

除自己撰文，臺靜農也跟其他指導老師一道，鼓勵學生“于努力創作之外，再努力試作文藝批評之文章，取極嚴正之態度以作公平之認識為原則，而文字亦以清晰雋永不必過于輕索（應為“輕率”——引者）乃是”。[48]總起來看，“新地”副刊上為數不少的作品是圍繞著社會的黑暗面展開，青年人出路艱難、階級壓迫、民族受辱等等話題，均有所呈現。當然不能將此悉數歸功于指導老師在學生中間的影響，可至少可以說，在現實關懷方面，雙方心意相通。待刊物運營半年多，檢討創作成績時，同人認為“無論內容或技術方面皆日臻富麗備極可觀”，于是“對此小刊物之前途甚為興奮，希望將來能逐漸擴充，隨年級以俱進”。[49]“戲臺里的喝彩”固然不能輕易當真，毋寧說，這些措辭更反映了新文學會師生間的相近的思想傾向和融洽的氛圍。[50]

三 人際交往及其余響

1937年夏，朋友邀請“自離北平后，也時有流落異地之感”[51]的臺靜農重返舊京度暑假。他先乘膠濟線到濟南游覽一番，于7月4日回到了魂牽夢縈的北平，但旋即聽聞了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并開始了“始經喪亂”的人生歷程。山大也已是自身難保。漫無頭緒的流離轉徙之后，它損失了絕大部分校產，也失去了大多數的師生，到1938年2月最終在四川萬縣奉令停辦，成為“抗戰爆發后唯一停辦的國立大學”。[52]臺靜農在山大的工作生涯，就此猝然中斷。

這個時候，“上海失守，去廈交通益形困難”，即便手握廈門大學的聘書，臺靜農也沒辦法赴任。[53]在兵荒馬亂之際，對他的個人去向產生了非常直接的影響的，正是他在山大建立的人際關系。

首先是葉石蓀。沒有證據表明臺、葉二人山大共事之前就相識，他們1936年下半年同期到山大工作，雖一在外文系，一在中文系，卻共同出席了魯迅追悼大會，在新文學會的座談會上，更是有臺也必有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臺靜農“老家皖西即刻面臨戰火”之時，已經轉任四川大學教授的葉石蓀，“再三來信”力邀好友入川，并安排他“寄居白沙”，由自己的岳父鄧?仙“照顧一切”。[54]盛意自是可感。

于是，1938年秋，臺靜農攜家抵達四川的江津縣白沙鎮，安頓下來，開啟了“華發江鄉住九年”[55]的生活。不久，他當年在青島認識的另一位朋友——老舍，來信了。

與葉石蓀不同，臺靜農和老舍的相識，不是起因于山大共事。當時臺靜農是剛剛到山大就職，而老舍卻是剛剛從山大辭職，“決定在青島住下去，專憑寫作的收入過日子”。老舍“作職業寫家的第一炮”，是《駱駝祥子》。[56]小說在《宇宙風》連載時，臺靜農就讀到了，很是喜歡。經久居青島的朋友引介，他們相識而交往起來。[57]

臺靜農對這段經歷的追憶，不乏幽默色彩，文章題目也開玩笑般地寫成“我與老舍與酒”，仿佛他們是酒肉之交一樣。這當然反映了兩人相處的輕松愉快；而事實上，他們曾經一起喝過的青島當地的一種“苦老酒”，確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老舍兄時，便會想到苦老酒”。[58]后來漂泊到臺灣，再次品嘗到苦老酒“隔了很久而未忘卻的味兒”，還“借此懷想昔年在青島作客時的光景”，“不免有些悵惘”。[59]說到底，酒事跟人事本就無法分開。在有心的朋輩讀來，對這種色黑、焦苦而又充滿鄉土風的飲品的欣賞，簡直“可以看作靜農先生的審美論”。[60]

一別經年，如今老舍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的總務部主任，成了這一團體的實際負責人。[61]他給臺靜農寫信，不只是敘舊，還帶有明確的工作意圖，請老朋友“出席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祭報告”。[62]遠道馳函相邀，這位文協“當家人”對臺靜農和魯迅的密切交往肯定心知肚明。由于這一機緣，風塵仆仆、行裝甫卸的臺靜農趕赴重慶參加了紀念活動，并在發言基礎上完成了一篇長文《魯迅先生的一生——在重慶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的一個報告》，盡情發揮了對精神導師的闡述和頌揚[63]。種種原因，雖交往頻密，可臺靜農所寫的魯迅專題的文章，其實數量非常有限。如若不是老舍的邀約，臺靜農未必會留下這篇文字。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這次活動意味著臺靜農在大后方的首次亮相，他就此較為順利地融入抗戰后重新組合之下的文壇氛圍。他的小說、雜文等作品源源不斷地在《抗戰文藝》、《理論與現實》、《中蘇文化》、《新蜀報·蜀道》等重要報刊上發表出來。次年4月，文協舉行理事改選，他被選為候補理事。這自然是他的文壇地位的一種反映。

參加魯迅逝世紀念活動，已經讓臺靜農頗有收獲，返程時，他又意外地初會陳獨秀，由此展開了一段帶有傳奇色彩的交往。這一佳話，已為人們熟知，無需重復。此處想強調的是，在此過程中承擔橋梁作用的，是他在山大結識的另一位朋友鄧仲純（鄧初）。

在臺靜農的回憶里，他一邊說自己的父親當時“因事在江津”，一邊說在參加完活動的次日“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純的醫院”，可知他從重慶回到江津，主要目的只是省親和訪友，與陳獨秀相見自是不在計劃之內。到了醫院才知道，他的父親、鄧仲純和陳獨秀都在鄧家，這是他與仰慕已久的陳獨秀首次相見。[64]

有關鄧仲純的生平，可靠的材料似乎比較少。他和山大的淵源，肯定比臺靜農深多了。1930年國立青島大學正式成立的時候，他就是校醫。[65]中間學校歷經動蕩，易名山東大學，也換了兩任校長，直至臺靜農入職，他始終服務于此，因共事而結識。

鄧仲純和陳獨秀的淵源，就更深了。鄧仲純之弟鄧以蟄明確提到，當年留學時，“陳仲，蘇子谷，鄧初（我的二哥），鄧以蟄，四人多年在日本東京同住一下宿屋（飧宿同供的次等旅舍）”，可謂親密無間。[66]事實上，名家之后鄧仲純是“陳獨秀的小同鄉，又是世交，自少年在一起長大的”，鄧家兄弟鄧仲純、鄧以蟄，方家兄弟方孝遠、方孝岳，與陳獨秀“同輩交游”。鄧仲純還是舒蕪（方孝岳之子，原名方管）的姑丈，方瑋德（舒蕪的堂兄）的母親又是陳獨秀的表妹……[67]一句話，安徽懷寧的陳家、鄧家和桐城方家這一支，堪稱通家之好。

須知臺靜農也是安徽籍（霍邱）[68]。在此時的江津一所“安徽流亡子弟”組成的“臨時中學”[69]里，鄧仲純擔任校醫。所以，臺靜農通過他而與陳獨秀訂交，偶然中也蘊含著必然。戰亂歲月，同鄉之誼是安全感的來源之一，在小城江津，它將眾人綰結在了一起。

臺靜農與陳獨秀的結識，又為老舍拓展文協工作提供了可能。1940年春，老舍到鶴山坪拜會陳獨秀，臺靜農作陪，顯然是介紹人的角色。次年12月，陳獨秀又以“油印近作短文一篇”托臺靜農轉交老舍。[70]

隨著戰局的轉移，新文化人薈萃的大后方中心城市主要有武漢、桂林、重慶、昆明、香港等幾地。臺靜農發表作品，只能面向重慶、成都、香港等處的報刊。此時可知的兩次遠途出行，目的地都是重慶。1942年3月那次，情況不詳。1941年春天的那一次，是見到老舍了的，后者“高興得‘破產請客’”。[71]他駐留的江津，實際上相對邊緣。他一開始寄居白沙鎮，后遷黑石山，更屬于“偏遠的山鄉之地，甚為荒僻，因此《白沙草》中幾次用‘荒’字來描述生活環境”，精神上頗有“困居”之感。[72]考慮到這樣的生活和精神狀態，不妨說，在臺靜農這一時期的人際網絡之中，老舍是維持他與文壇中心關系的一個重要的中介。

1946年10月，臺靜農抵達臺北，就任臺灣大學教授，奏出人生的另一華章。這一點，經由晚年弟子們聲情并茂的追述，廣為人知，也毋庸重述。有跡象表明，山大的教書經歷在臺靜農渡海赴臺之后或許也依稀延續著某種影響，文字上的證據，就是《中國文學系的使命》一文。

這篇文章沒有發表過，寫作時間也不好確定，它的性質要么是“接系主任后對中文系課程所提出構想及批評之意見書”，要么是給校長傅斯年提供的決策參考[73]，總之，集中體現了臺靜農對中文系辦學方向的思考——這是系主任的職責所在。文中臺靜農明確主張中國文學系負有“繼往開來”的責任，課程應注意“古文學的研究與新文學的研究并重”，學生可就其興趣所近或事實上不能兼顧的原因而擇其一；而且，這兩方面的課程還應“盡可能的與外國文學系、歷史系、哲學系以及政治經濟系溝通”。[74]

如前文所述，對古典之學的重視，是當時大學中文系的一般情形。臺靜農這里古今之間不分軒輊的方案，從何說起？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一個可以認定的事實是，出于首任校長楊振聲的教育理念，國立青島大學及其后身國立山東大學，一直在實踐著打通古今的學程設計[75]；就其任職一年的課內外活動而言，臺靜農對這一點是有切身體會的[76]。說這對他的相關思考有一些影響，當非無根之談。[77]至于強調中國文學系與外國文學系等的課程溝通，也與青島大學/山東大學的情況若合符節[78]。外國文學系的葉石蓀本來就在中國文學系開課[79]。而作為一種“慣例”，當年新文學會座談會上臺靜農和葉、顏的共同出席，不僅奠定了他們深厚的友誼，更讓人感覺他們跨越了中外文學系的界限。[80]

當然，受制于外部環境和師資條件，在執掌臺大中文系垂二十年的時間里，“除現代文學（如現代散文、小說、詩歌）有所增益外”，臺靜農“新舊文學研究并重”的構想“似未能實現”。[81]但那或許只限于具體建制的層面。翻讀臺大眾多弟子們對他的憶念文字，明顯能感到他在包容、提攜、激勵年輕人的創作活動方面付出的心力。

新文學的傳統、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傳統就這樣通過潤物無聲的方式，開枝散葉。薪火相傳，此之謂也。這是新文學作家而兼大學教師的臺靜農所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在臺靜農漫長而又異彩紛呈的一生中，國立山東大學一年的教書經歷，自有一份不可忽略的投影。

附：

寫作小言

博簡

用什么態度來寫作呢？是觸著社會的真實來寫作呢，還是為了高興拿起筆來玩玩呢？我想，這兩種態度，我們的作家都是有的，不過近年來因一時高興而走進文壇的作家，似乎越來越少了——這是進步，是好的現象。

看見什么就寫什么，看不見什么，只好寫身邊的瑣事。這種態度，在作家自己是輕率，而對于文學則是輕視，其所以不能獲得成功的，乃是應有的懲罰！今天喝醉了酒，于是畫出一個玄想的世界；明天得不到愛人的信，于是寫出“刻骨相思”的句子。這些雖然適合于作者的偶然的感觸，然而彌補不了社會的殘酷和黑暗。時代的讀者固然不需要沒有代價的贈與，而我們的作者有時也會感到無聊與浪費罷！

近年來，我們的作者，極方[82]減少了浪費與空虛的努力，這是價[83]得慶幸的，他們的筆已經觸著了現實，即使有深淺之不同，畢竟不是沒有代價，畢竟將時代的真實映在紙上了。如果我們常常留心近年來的作品，一定了解了許多從未夢想到的事態——有如奇跡，這奇跡所告訴我們的有血淚，有呼號，有抗爭，有滅亡！為什么盡是這些，我們知道這肥土上不是生不出花朵來，然而花朵是將來的事，現在的只有荊棘！看看我們的農邨，看看我們的都會，看看在異族鐵蹄下的，我們這里不是只有血淚與呼號抗為[84]與滅亡么？我們沒有權利要求我們的作家在他們的作品里給與了更好的東西，我們止配要求他們將這古老的民族所遇見的不幸的命運，真切的展開在我們的面前，使我們反省，使我們努力，使我們如對著鏡子發現了自己！

我們能夠發現了自己，才能夠拋棄掉我們一切的丑惡，邁步踏進我們的新生的道路！

注釋：

[1]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版，第410、427頁。

[2] 羅聯添推測，這可能是因為臺靜農在廈大“有二年教授聘約”，故合并言之。（《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版，第225頁）但羅氏同書又寫明臺靜農在廈大的待遇是一年一聘，故“二年教授聘約”之說，語意略顯模糊。

[3] 此信見黃立斌：《新發現檔案里的臺靜農佚信七通》，《魯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3期。抗戰全面爆發以后，國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初出臺《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暨學生登記辦法》，目的是認定資格，以給流離于大后方的師生提供救濟，恢復教育秩序。

[4] 羅聯添所著《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裒然巨帙，于臺氏生平資料搜羅宏富，而對山大這一段，也著墨甚少。

[5]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版，第214頁。

[6]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情況，可參看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第133頁。

[8] “我是援庵先生的學生，他約我為輔仁的講師，出我的意外，當然是我的幸運。”（臺靜農：《北平輔仁舊事》，《龍坡雜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頁）陳垣，字援庵。

[9] 葉孝慎：《燃燈人之殤——說臺靜農研究中的空洞或盲點》（《現代中文學刊》2020年第2期）對臺靜農三次入獄的過程有詳細的梳理。

[10] 臺靜農：《金陵病中書感》，《白沙草 龍坡草》，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頁。

[11] 魯迅：《350218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頁。

[12] 魯迅：《350218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頁。

[13] “北方情形如此，兄事想更無頭緒……”（魯迅：《350624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頁）“兄事”有注釋：指臺靜農被捕出獄后正在謀求大學教職的事。

[14] 魯迅為臺靜農的教職曾探聽過暨南大學的意向，沒有成功，見魯迅：《350722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頁。

[15] 魯迅：《350722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506頁。

[16] 魯迅：《350811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19頁。

[17] “一次臺先生自廈門回到當時北平接家眷，我在--個下午去看他，他正喝著紅蒲桃酒。這以前他并不多喝酒，更不在非飯時喝酒，我幼稚地問他怎么這時喝酒，他回答了兩個‘真實不虛’的字：‘麻醉’。”（啟功：《平生風義兼師友——懷龍坡翁》，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頁）

[18]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第222頁。

[19]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第225頁。

[20] 《臺靜農致胡適》（1936年12月2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5-646頁。原信手跡見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750-752頁。

[21] 《臺靜農致胡適》（1936年12月2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頁。

[22] 《臺靜農致胡適》（1936年12月2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5頁。

[23] 陳垣致臺靜農信（1936年9月21日），陳智超編注：《陳垣往來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頁。“吾京兆”顯誤，應為“五日京兆”。

[24] 臺靜農復陳垣信（1936年9月27日），陳智超編注：《陳垣往來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頁。

[25] 或許也跟他只是從廈門大學請假一年，不曾完全離職的狀態有關。

[26] “農往青島，我方以為也許較好，而不料又受人氣，中國雖大，真是無處走。”（魯迅：《361017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頁）

[27] 臺靜農復陳垣信（1936年9月27日），陳智超編注：《陳垣往來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頁。據山東大學“民國二十五年度校歷”，9月21日暑假結束，16-19日注冊報到，21日開始上課。（《國立山東大學二十五年度一覽》，國立山東大學1936年編印，第1頁）

[28] 《臺靜農致胡適》（1936年12月2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5頁。這時的山大無文學院，但有文理學院，下設中國文學系（臺氏信中的“國文系”）、外國文學系（臺氏信中的“英文系”）、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代院長是湯騰漢。（《文理學院學則》，《國立山東大學二十五年度一覽》，國立山東大學1936年編印，第21頁）

[29] 《本校廿五年度各系學程一覽》，《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65期，1936年10月19日。根據這份課程表可知，文理學院只是文學院和理學院的簡單疊加，實際排課時是分開對待的。

[30] 《國立山東大學二十五年度第一學期學期試驗科目時間表》，《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78期，1937年1月18日。按照同期所載《國立山東大學學期試驗辦法》，“各學程于學期考試時，由應擔任本學程之教員親臨監場；并由各系主任輪流監場”。據此，《國立山東大學二十五年度第一學期學期試驗科目時間表》開列的每一科考試人數，就是上課的人數。又，本期刊物的刊頭誤作177期。

[31] 1936-1937學年第二學期期末，按照學校安排，畢業生的考試與其他年級分開，提前舉行。《國立山東大學第四屆畢業試驗科目時間表》（《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94期，1937年5月31日）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課的考生有11人；低年級的《國立山東大學二十五年度第二學期學期試驗科目時間表》（《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97期，1937年6月21日）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課的考生有5人。合計共16人。

[32] 名單可見《布告（字第五五號）》，《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97期，1937年6月21日。

[33] 《本校本年四年級畢業論文（續）·中國文學系四年級生》，《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70期，1936年11月23日。

[34] 《中文系同學成立國文學會》，《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28期，1935年10月21日。

[35] 材料來源：《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四次講演，刊物失記。

[36] 《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83期（1934年8月20日出刊）上的《國立山東大學通告》，公布了新生名單，中國文學系一年級新生的正取生有17人，徐中玉名列其中。至1936年下半年開學時，讀三年級。又，國文學會的籌備工作，徐中玉就已有所參與，見《中文系同學成立國文學會》。

[37] 《國文學會近訊》，《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63期，1936年10月5日。

[38] 《中文學系學生組織自由研究社》，《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67期，1936年11月2日。

[39] 特刊署“國立山東大學國文學會編輯”，發表的文章有周學普的《追悼魯迅先生》、葉麐的《一個力的人格》、徐中玉的《敬悼魯迅先生》、軒的《從讀雜感見到的魯迅先生》、蔡天心的《魯迅先生事略》、吳綪的《永久紀念》。

[40] 《國文學會追悼魯迅先生》，《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68期，1936年11月9日。這一說法并非夸大。有學者據魯迅日記統計，11年半的時間里，臺靜農拜訪魯迅39次，致信74封；魯迅訪問臺靜農9次,復信69封。（商金林：《以小說參與時代的批評和變革——論臺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魯迅與臺靜農交往時間之長，過從之密切，即此可見一斑。

[41] 1936年11月1日臺靜農就魯迅去世事致信孔另境，提到“‘山大’及‘青市文化界’有兩追悼，均于今晨九時同時舉行”，見孔海珠：《痛別魯迅》，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6—77頁。此書影印收錄了原信手跡，臺氏所用為“國立山東大學用箋”。

[42] 《國文學會追悼魯迅先生》。其中顏實甫介紹了自己十年前將《阿Q正傳》譯成法文之經過。不知這一法文譯本是否存世。

[43] 材料來源：《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相關報道有新文學組、新文學研究組、新文學會等不同稱謂，實為同一團體，入表時做了統一處理。

[44] 《新文學會周刊“新地”出版消息》，《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71期，1936年11月30日。

[45] 停刊前最后一期，標為31期，但期號編排有疏漏：無5、8期，14期重出。合并計算，共出刊30期。

[46] 山大師生時斷時續經營的新文學刊物不少，李瑩在《從“益世小品”到“新地”——徐中玉國立山大期間文學活動轉型研究》（《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2期）中有記述，可參看。又，徐中玉回憶說“新地”副刊是他跟同學蔡天心共同負責（徐中玉：《回憶我的大學時代——讀過山東、四川、中央三個國立大學的中文系才畢業》，《學術界》2001年第3期）；李瑩的文章或許是據此將“新地”視為徐中玉“主編”的兩份文學副刊之一。但校刊報道提到，“新地”是“經各會員選舉蔡國政狄慶樓陳鷗三君負責編輯”。（《新文學會周刊“新地”出版消息》）

[47] “新地”第1期的頭題之作是葉麐（葉石蓀）的短詩《暗夜》。葉、臺都是新文學會的指導老師，編輯給出的版面待遇相同。

[48] 《新文學會消息》，《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91期，1937年5月10日。

[49] 《本校文學系新文學會近訊》，《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98期，1937年6月28日。

[50] 徐中玉后來回憶說，“觸動較大的是參加發起建立了‘山大文學社’，開始受到社內一些進步同學還有不少后來知是‘民先’成員和甚至已是地下共產黨員的無形影響”。（徐中玉：《回憶我的大學時代——讀過山東、四川、中央三個國立大學的中文系才畢業》，《學術界》2001年第3期）這可從側面解釋臺靜農與國文學會學生立場相近的緣由——此處的“山大文學社”應該就是國文學會，時間久遠，回憶偶誤。

[51] 臺靜農：《始經喪亂》，《龍坡雜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頁。

[52] 張家豪：《“地方性”國立大學的困境——國立山東大學研究（1930-1949）》，華中師范大學2019年博士論文，第150頁。

[53] 黃立斌：《新發現檔案里的臺靜農佚信七通》，《魯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3期。

[54] 臺靜農：《懷詩人寥音》，《龍坡雜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頁。臺靜農在1938年9月24日致許廣平的信中介紹了自己從安徽入川的艱辛行程，其中也講到“友人即介紹來白沙鎮鄉里寄居”。（《臺靜農致許廣平·四 1938年》周海嬰編：《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336頁）

[55] 臺靜農《離白沙口號》詩云：“平生漫說塵中老，華發江鄉住九年。”（《白沙草 龍坡草》，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頁）從1938到1946，實為八年。

[56] 老舍：《我怎樣寫<駱駝祥子>》，《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頁。

[57] 兩人的交往，在老舍日記中留下了記錄。1937年4月13日日記：“早到山大．給靜農石蓀天侔實甫送去《老牛破車》各一本。”老舍：《五天的日記》，《青年界》第12卷第1號（“日記特輯”），1937年6月。

[58] 臺靜農：《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遺稿輯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頁。老舍1937年4月10日日記有“晚飯請杜宇楊楓孟超式民吃‘朝天館’”，“飲即墨苦頭老酒”的內容，并評此舉為“侉子氣十足”。老舍：《五天的日記》，《青年界》第12卷第1號（“日記特輯”），1937年6月。

[59] 臺靜農：《談酒》，《龍坡雜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7頁。

[60] 舒蕪：《談<龍坡雜文>——悼臺靜農先生》，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61] 老舍成為“文協”實際負責人的過程，參看段從學：《“文協”與抗戰時期文藝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的第四章。

[62] 臺靜農：《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遺稿輯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頁。

[63] 發表于《抗戰文藝》第2卷第8期，1938年10月29日。收入《臺靜農遺稿輯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

[64] 臺靜農：《酒旗風暖少年狂——憶陳獨秀先生》，《龍坡雜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頁。

[65] 國立青島大學正式成立于1930年9月。據《二十年度國立青島大學一覽》（青島大學編印，1931年）所收“職教員錄”，鄧初的到校年月是“十九年八月”。又，很多材料說鄧初畢業于“日本帝國大學”；據此“職教員錄”，他是日本千葉醫科大學醫學士。

[66] 鄧叔存（鄧以蟄）：《癸酉行笥雜記》，《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6期，1933年11月15日。陳仲，即陳獨秀。蘇子谷，即蘇曼殊。此文回憶了留日時的往事，也記述了作者赴南京探望獄中的陳獨秀的情形。陳長鄧十二歲，“少年的小友鈍生”對老大哥誠摯而熱烈的友情浸透于字里行間。

[67] 舒蕪：《佳人空谷意 烈士暮年心——讀陳獨秀致臺靜農書札》，《書城》1997年第4期。鄧氏兄弟的先祖為清代書法篆刻大家鄧石如。《癸酉行笥雜記》也講到，鄧以蟄探視陳獨秀時，后者專門向他問起鄧仲純的近況。

[68] 陳獨秀的兩位高氏夫人也是霍邱人。

[69] 臺靜農：《酒旗風暖少年狂——憶陳獨秀先生》，《龍坡雜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頁。這所學校，是安徽第二中學，1938年9月成立于四川江津德感壩，“收容撤退四川之安徽省公私立之中等學校員生”。次年4月改名國立第九中學。（《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385頁）

[70]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版，第281、341頁。

[71] 臺靜農：《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遺稿輯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頁。晚年他也有《懷老舍兄》詩記此：“渝州流離曾相聚，燈火江樓月滿尊。”（《白沙草 龍坡草》，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頁）

[72] 賴佩暄：《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東華漢學》第22期。

[73]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版，第441頁。

[74] 臺靜農：《中國文學系的使命》，《臺靜農遺稿輯存》，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頁。

[75] 楊振聲的這一文學教育思路，在清華大學就有過嘗試。具體情況可參看劉子凌：《民國大學里的新文學教育實踐及其限度——以楊振聲為中心》，《東岳論叢》2019年第1期。

[76] 山大在抗戰時期停辦后，徐中玉一度借讀于四川大學。聽了“四川的著名教授”向仙喬（向楚）、林山腴兩位老師的課，他感覺川大“學風顯然與山大不同，重在傳統”。（徐中玉：《回憶我的大學時代——讀過山東、四川、中央三個國立大學的中文系才畢業》，《學術界》2001年第3期）這也反證山大的學風整體趨新，不是那么“傳統”。

[77] 還有，當年山大國文學會改設各組研究會，就是要求同學們“擇其性之所近，在時間許可之范圍內，選擇加入”。（《國文學會近訊》）這與臺靜農在《中國文學系的使命》里規劃的學生選擇專業的依據，也有微妙的照應。

[78] 參看劉子凌：《民國大學外語教育與新文學的關系之一例——以國立山東大學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0期。

[79] 葉石蓀開設的課程有：中國文學系必修課：文藝心理學，二年級；文學批評原理，三年級；外國文學系選修課：法國文學，四年級；高級法文預修二年法文，三四年級。（《本校廿五年度各系學程一覽》，《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165期，1936年10月19日）

[80] 徐中玉對這一點印象很深刻：“他（臺靜農——引者）當時并未帶家眷來，去他住處很方便。他總是那樣的親切、謙和、耐心，他和當時系里其他幾位如葉石蓀、顏實甫教授一樣，都給我留下了師生關系密切交融的深刻印象。我們討論問題常請他們來指導，還一道出去野餐過。”（徐中玉：《瑣憶靜農師》，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頁）臺、葉、顏的組合確實是過于固定，以至于徐中玉事后回憶徑稱他們為“系里”的教授——實際上，葉在外國文學系。

[81]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附臺靜農別集）》，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版，第441頁。

[82] 按，“方”應為“力”。

[83] 按，“價”應為“值”。

[84] 按，“為”應為“爭”。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