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茅盾在抗日戰爭時期與解放戰爭期間曾5次寓居香港：第一次是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元月初，不足10天；第二次是1938年2月底至12月20日，將近10個月；第三次是1941年3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上旬，約7月有余；第四次是1946年4月13日至5月下旬，僅40天左右；第五次是1947年12月至1948年12月。顯而易見，茅盾第五次在港的時間最長，前后長達一年多。正如學者李標晶所言：“茅盾在香港的文學活動是他整個文學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認真研究、總結?！盵1] 如何推進茅盾研究走向深入，史料發掘與整理無疑是基礎性工作。1948年香港《華僑日報》副刊上的4篇文章，由于多種原因長期沒有進入茅盾研究界的視野，從而成為佚文。此報創辦于1925年，是香港發行壽命最長的一份報紙。它“態度比較公正，且極關心旅港華僑的生活，所以銷路最廣，新聞也最為豐富”[2]。在香港左翼文化力量的積極努力下，《華僑日報》刊登過一些明顯帶有進步色彩的文章，如1948年6月11目至8月24日間曾主動邀約茅盾連載其系列散文《雜談蘇聯》[3]。由此看來，茅盾與《華僑日報》編輯部聯系頗多，為該報副刊撰稿并不奇怪。下文將分別介紹這4篇佚文，并結合當時香港的社會背景與文化語境，對文本的主要內容與價值進行初步解讀。

一、《趕快把這都市里智識份子案頭的“花瓶”變成農村文盲家中的日用品！》

茅盾與漢字拉丁化運動（簡稱“拉運”，或曰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頗有淵源。1935年，他曾應《擁護新文字六日報》編者之約撰寫了一篇擁護新文字的文章《關于新文字》，提出“拉丁化也比簡筆字注音字母等等要方便了許多”[4]。不久，在滬成立的中國新文字研究會草擬了一份《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征求各界簽名，茅盾與蔡元培、魯迅、郭沫若、巴金等數百人簽名支持。1940年秋，陜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成立，茅盾是發起人之一[5]。1941年，茅盾撰文介紹倪海曙編《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就一般人對“拉運”的疑問寫道：“其實，方塊字之不便，古人已感覺到了，努力想把漢字改成拼音文字的嘗試，數百年來不絕如縷，不過到現在方始成為有方案的運動罷了。”[6] 表明他十分關注與支持“拉運”的發展?！度A僑日報·語言和文字》由致力于推廣與研究新文字的香港中國新文字學會主編。該組織1939年3月3日在港立案，7月30日正式成立于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淪陷后會務停頓，至1946年7月重新登記會員，9月向當局再度注冊獲準。學會最初推舉蔡元培為名譽理事長，張一麐為理事長，陳君葆、許地山、馬鑒、柳亞子等任理事。1941年6月，學會為推動語文運動主辦“人文學講座”，時在香港的茅盾應邀擔任講師[7]。1948年7月11日，茅盾、郭沫若、宋云彬、翦伯贊等出席學會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行的第三屆會員大會，并作為來賓發表演說。李標晶版《茅盾年譜》本日譜文有“應邀出席香港中國新文字學會年會，并講話”[8]的記載，卻未透露講話具體內容。據12日香港《大公報》刊出的新聞，茅盾在演講中“指出現在我國正有兩個革命在進行。一是土地革命，一是文字革命，都具著同樣重要性；后者是不流血的革命，但同樣經過了無數障礙和打擊”。“他主張‘漢字非改革不可’，因為漢字常有形、音、義的變化，但拉丁化拼音使讀者一看就懂得。漢字是封建階層壟斷利益的工具，新文字的提倡約有二十年歷史，它的成功是要使全體老百姓都能識字?！盵9]同月，他被聘為香港中國新文字學會名譽理事。倘若說新聞報道的描述略顯簡單，那么早在5月2日《華僑日報·語言和文字》第2期刊登的《趕快把這都市里智識份子案頭的“花瓶”變成農村文盲家中的日用品！》即已集中闡述了茅盾的新文字觀。原文如下（漫漶之字以□標示）：

曾經有人問：多少年以后，新文字才能夠代替了方塊字而把方塊字送進墳墓——或者歷史博物館呢？二十年幺？三十年，五十年幺？

我想，誰也不能回答這問題。這樣一件文字改革的大事，誰也不敢臆斷多少年能夠完成。誰要是打算主觀地給這件大事的完成定一個期限，那他便是天字第一號的武斷者罷？

我們不要空想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以后的事。我們的要求是：在今日起，在文盲最多的農村立即有新文字的“傳教師”在那里工作。新文字提倡了十多年，到今天還只在大都市內有新文字工作者出一點刊物，還只在中學校內（請記住，中學校內的學生大部已能用新文字來寫信看報等等了），有些青年用了讀一種外國文字的心情在學習新文字，——這實在是值得深思反省的。需要新文字最迫切的莫過于文盲，莫過于鄉村，然而新文字偏偏只在大都市和中學生乃致大學生之間出現，那就十足成為了“花瓶”！這是我們這時代許多矛盾之中一個大矛盾。

有人懷疑：方塊字□□□改造的，用拉丁化（新文字）是不是最好的方式還待討論。

我以這一種懷疑也和那不看見新文字今天只在大都市的大學生群中作“花瓶”而迫切詢問何時可以代替方塊字一樣的不切實際。當然，拉丁化是不是改革方塊字的最好方式，在理論上是值得討論的。因為中國文字是單音字，而一個字的構成方法是運用了象形，指事會意，……等等的，所以把這樣的文用單純的拼音方法而使之拉丁化，是不是□合理而擔得起表□□□的任務，尚待實驗而后能確定。我們知道烏茲別克、哈薩克等的民族（都是在蘇聯的）本來是用阿剌伯字母的，近來改用拉丁化，并無困難，但我們也得知道烏茲別克等語言本來就是拼音的復音字，不過他們向來沒有自己的字母而借用了阿剌伯字母，因而現在的改為拉丁化，事實上不過是改用了一種注音符號。這和我們漢字情形頗不相同。因此，我也認為，拉丁化也許還不是改革漢字的天經地義，唯一的方案。也許我們將來會從簡化漢字或其他方面得到了其他更好的方式。但盡管我是這樣想，我還是毫不遲疑地要求：今天應當立即把新文字推行到農村，教給文盲！新文字在今天既然是可用的武器足以救濟方塊字難學的毛病，我們就應當馬上用它，趕快用它。事實上，即使將來新文字完全實際可用，而新文字與方塊字并存并用的時期一定會很長，因此我反對遲疑不決，而主張把新文字這“花瓶”立即變成農村的實用品。我反對懷疑論。但同時我也不能同意那種幾十年消滅方塊字的理想主義的性急論。

可見，茅盾認為拉丁化不一定是漢字改革的唯一方案，但主張“立即把新文字推行到農村”，因廣大文盲迫切需要新文字這一工具來掌握文化知識，真正發揮新文字的實用價值。茅盾此文發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響。5月16日，季方在《華僑日報·語言和文字》第3期發表《怎樣使新文字不成為“花瓶”？——論新文字運動者當前的任務并請教于茅盾先生》。該文強調新文字運動者當前的任務是“要把新文字首先在知識分子中間推行，使新文字成為知識分子的表情達意的工具之一，使知識分子運用這個工具，來試行創作大眾所需要的方言文學和各種新知識的讀物”[10]。作者表示，新文字十多年來主要在城市和大中學生之間推行并非偶然，是由于中國社會的發展決定的，沒有知識分子首先接受、學習并運用新文字編寫讀物，在農村推廣新文字是不可能實現的。6月，語言學家曹伯韓發表《關于新文字運動的幾句話》，響應茅盾的號召，認為所謂新文字“變成農村文盲家中的日用品”還無法廣泛實現，要立即開始“拿新文字交給文盲的工作（不論城市與鄉村）”，還可“替文盲編印一些新文字的小故事唱本之類的讀物”[11]。一位署名DING LISAN的作者則指出茅盾代表了一部分文化人“以為新文字太淺了，只配給人拿到農村里去教文盲”的意見，并希望文化人肩負“研究新文字，寫作新文字”的責任，與“拉運”同志“配合作戰”[12]。

二、《所謂追求“新奇”的市儈藝術》

1948年7月12日，《華僑日報·文藝》副刊第65期刊有茅盾的散文《所謂追求“新奇”的市儈藝術》，后以《新奇的市儈藝術》為題，再刊8月29日漢口《大剛報·大江》第363期，10月1日天津《綜藝》半月刊第2卷第6期轉載?！度A僑日報·文藝》初為《華僑日報·文藝周刊》，創刊于1947年2月23日，自1948年4月11日易名《文藝》后為雙周刊，7月12日始恢復為周刊。據有關資料介紹，該刊編者系著名作家侶倫（李林風）[13]。文末注明寫作時間為7月8日，當是茅盾應侶倫之約而撰稿的。全文如下：

一個年青人，頭發很長，走上了戲臺，裝腔作勢地脫，他要報告一樁了不起的發明：一種新式的舞蹈，“現代派”的舞蹈；這是[14]年青人神氣十足地講到法國藝術的“新路”：可是這“新路”到底是什么，他也說不明白。

這一套開場白以后，一群法國的舞蹈者登臺表演那所謂“現代式”的舞蹈了，可是說也奇怪，這“現代式”并無特別之處，它那步法簡直就是正規的藝術學校里教給幼年生的步法。然而那“現代式”中卻有些什么東西激怒了臺下觀眾，大聲吼道：“下去，打倒貝當這懦夫！打倒合作派！”

上面這小插曲，是去年（一九四七）夏季在捷克京城布拉格舉行的世界民主青年聯歡大會上發生的；這個聯歡大會到了七十一國的青年競技家，音樂家，歌唱家和舞蹈家。

可是，同類的小插曲也還有的是呢。兩個表演者都穿了騎士的服裝，一來一往在臺上舞起來了；舞法是原始而單調的，伴舞的音樂也是同樣原始而單調。這啞戲做到一半忽然發現兩位“騎士”之中有一位原來是個女人，于是那男“騎士”就一劍刺死了那女的，并在那死者嘴上親了一下，——“戲”就完了。這“新奇”的表演，是意大利的。觀眾也弄得莫明其妙，老實不客氣報以倒采[15]。

上述的兩個小插曲可以作為例證，說明“現代式”及其同類如“新現代式”的藝術，是怎樣的以不使人懂為新奇，以原始簡單的形象與動作自吹為現代化；一言以蔽之，在技術上是脆弱而低能的，在內容上是空虛混亂的。這次世界大戰后西歐的藝術大都染上了這些所謂“新派”的影響。

西歐的布爾喬亞藝術之沒落，本不自今日始。第一次大戰后，這就顯露得明明白白了，但到了今天，每況愈下。如果布爾喬亞藝術在它開始衰落的時候還能從形式上的炫奇斗巧以掩飾其內容之空虛脆弱，那么到了今天，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它連形式上的“奇”和“巧”也拿不出來了。

美國的布爾喬亞藝術也同樣追求著形式的“新奇”而又實在拿不出甚么真的新奇來。有一位美國“現代式”的舞蹈者也在布拉格作私人表演一番，可是她那“現代式”也和上述意大利的差不了多少。

這一位來自金元王國的舞蹈家曾經訪問一位莫斯科大戲院的舞蹈藝術者奧爾茄·呂比它斯卡亞，（她也是參加了布拉格的盛會，這時也在布拉格），對她聲稱：舊形式正遭遇到“危機”，古典的舞蹈技巧必須完全拋棄，必須弄些新奇花樣出來，愈新奇愈好云。奧爾茄回答她：蘇聯的藝術創造的原則是，繼承古典藝術的優秀傳統，同時也發揮創造精神；必須盡學前人之所長，然后更進一步以求新創造。

話不投機，便從藝術理論談到別方面了。湊巧她們面前有一冊美國的《生活》雜志，封面印著幾位美國的舞蹈者的相片，里邊有一文為之介紹吹噓，這一篇吹噓的文章當然也附有相片的，其中一幅是某舞星本人的玉照及其家屬。當然有道理的，相片上的他們都在表演“倒豎蜻蜓”的把戲——這就是頭著地腳朝天的；并且還有附注鄭重說明這位舞星的老父親還有絕技，能夠倒豎著蜻蜓吃面條。

奧爾茄問她的美國客人道：“為什么貴國人用這樣的怪話來介紹一位舞蹈家呢？如果這算是為她揚名，那我就覺得這樣的揚名方法是侮辱了！”

“我們的見解卻不同?！蹦俏幻绹腿嘶卮穑骸耙晃凰囆g家但愿刊物上提到他就好了，至于說些甚么話，那都不關緊要，比方像喀羅索那樣的名人，他在美國報章雜志上哄動人的，倒不是他的表演技術，而是他定做了一套甚么衣服等等一類的事情，我并不覺得這種代人揚名的方法有甚么不好?！?/span>

這一番談話當然把奧爾茄說得不敢再贊一詞了！

這一番談話正說明了布爾喬亞藝術墮落到怎樣的地步：一切都為了利，一切刻意在求迎合滿身俗骨的大亨們的低級趣味；所謂“現代式”骨子里不過如此而已。（七月八日）

在茅盾看來，西歐的布爾喬亞藝術自一戰之后就開始走向衰落，“從形式上的炫奇斗巧以掩飾其內容之空虛脆弱”。二戰后每況愈下，連形式上的“奇”“巧”都已經完全喪失。同樣的，美國的布爾喬亞藝術也追求著形式的“新奇”，展示出來的新花樣實際上并不能給人帶來美的享受?？傊?，布爾喬亞藝術已墮落到“一切都為了利，一切刻意在求迎合滿身俗骨的大亨們的低級趣味”的地步。茅盾所批判的歐美“現代式”與“新現代式”藝術，大體上指西方現代派與后現代派藝術。文章所舉出的1947年夏季世界民主青年聯歡會上的“小插曲”顯然并非作者親眼所見，應是其從報刊上或者他人口中得知。茅盾將流派紛呈、風格駁雜的現代派、后現代派藝術統統歸為“市儈藝術”顯然有以偏概全之嫌。這一看法可謂代表了彼時中國文藝界對于西方戰后藝術的普遍性觀感。與歐美迥異的經濟基礎、文化制度、思維方式與審美范式，必然導致國人在面對新興不久的現代派、后現代派藝術時感到“暈眩”，無所適從，從而心生抵觸。

三、《關于影片〈江湖奇俠〉》

1948年7月14日，《華僑日報·藝術》第9期刊載茅盾的《關于影片〈江湖奇俠〉》，文末還有一則編者按：“《江湖奇俠》本星期日正午場平安劇院放映”。表明影片本月18日開始在九龍平安戲院上映。同日《華僑日報》“娛樂圈”特意刊發了電影本事。茅盾顯然是看了影片試映后立即寫下了自己的感想。原文內容如下：

大俠那失勒荊是烏茲別克斯坦的古代的傳說。這傳說既然是封建時代的社會產物，便免不了穿著神秘的外衣。作為魔法師而出現的那失勒荊叫我們聯想到我們的古老傳說人物之一——“濟公活佛”；然后那失勒荊是沒有“濟公活佛”那樣濃厚的宗教性的，我以為這是那失勒荊的傳說更富于人間味的地方，而人民的強烈的愛憎也沒有被模糊，被歪曲。

《江湖奇俠》剝掉了傳說的神秘外衣，把那失勒荊還原為人，——機智而又勇敢地為人民服務的人，他以事實宣揚一個真理，湖水是人民大眾的，應當還給人民大眾，不應為富豪所壟斷而據以壓迫剝削人民大眾。那失勒荊的機智勇敢正和富豪的貪婪自私乃至利令智昏作一顯明的對照；這使得影片那失勒荊亦莊亦諧，淺入又深入。這給我們一個啟示，民間傳說的題材應如何處理，如何剝掉了那些“不合理”的外在而顯現那合理的核心。

關于大俠那失勒荊的影片不止一部，這次到了香港的，大概是第一部，這第一部的中心故事是富豪壟斷了湖水，剝削人民；村中的田全賴這湖水灌溉，富豪勒索村民一筆巨款，并且說，如果沒有錢，可以村中一少女代替，被他這樣蹂躪了的少女已有十五人之多了。那失勒荊及時出現，運用他的機智，懲罰了那貪婪淫邪，利令智昏的富豪，拯救了那少女。

在這里，香港的觀眾也許會不大理解：湖水如何能為人所壟斷。然而各地有各地的特殊情形，缺乏水源的內陸，就有這樣的事情。烏茲別克斯坦是雨水很少的地方，因而河道也很少，灌溉田地的水渠被封建階級所霸占，就像這影片所表現的。中亞西亞有好多地方全有這同樣的情形，不患無地而患無水。從前那些封建階級為的要便利剝削人民，既霸占了已有的水渠又不肯多開水渠，正如同現在的美國工業巨頭既霸占了生產工具又不肯多生產，因為多生產則貨價會跌，使他利潤減少。因此，在十月革命后，蘇聯政府在中亞西亞的第一件設施就是沒收富豪的水渠，把水成為國有。

“濟公活佛”在華南似乎是一般人愛好的傳說人物，粵劇和電影似乎都有以濟公為題材的；奉勸愛看《濟公活佛》的人們也去看看那失勒荊，可是不要先存了個心去看“洋”濟公??！

《江湖奇俠》是一部蘇聯片，改編自烏茲別克斯大俠那斯列琴（譯名亦有那斯烈勤、納斯烈金等，茅盾譯作那失勒荊）的民間傳說。影片由那比·迦尼葉娃導演、維克多爾·維特柯維奇編劇、蘇聯塔什干電影制片廠1947年出品，原名《那斯列琴奇遇記》。值得一提的是，該片20世紀50年代曾由上海電影制片廠再度譯制為《游俠傳》并在國內公映。

1946年12月初至1947年4月初，茅盾、孔德汰夫婦在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之邀訪問蘇聯。其中1947年3月上中旬，茅盾赴烏茲別克共和國首都塔什干參觀考察。期間他曾觀看新聞紀錄片《中亞五民族歌舞大會》與故事片《那失勒荊在蒲哈拉》（前部），并評價后者道：“這片子很精彩，故事既寓莊于諧，而演技亦極佳妙?！盵16]可知，茅盾對那斯列琴的故事與相關影片早已熟知，所以文中說“關于大俠那失勒荊的影片不止一部，這次到了香港的，大概是第一部”。為了讓觀眾更好地理解影片情節，茅盾在文章中特意介紹了烏茲別克斯坦的情形。他由那失勒荊聯想到中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濟公活佛”，但指出前者“更富于人間味”，進而建議愛看《濟公活佛》的華南觀眾也去看看《江湖奇俠》。除茅盾外，當時香港左翼文化界均十分推崇該片。同月，夏衍、葉以群等發表“七人影評”《評〈江湖奇俠〉》，稱許影片“無時不充滿著民間故事的輕松活潑的情調，而在這輕松情調之中卻又傳達出了那么嚴肅沉重的主題。這在藝術上實在是一種巨大的成功”[17]，并希望我國電影工作者能夠以之為借鏡，認真發掘本土民間故事的寶藏。郭沫若在《出了籠的飛鳥——看了〈江湖奇俠〉后》中贊譽：“輕松，樸素，有趣，富有東方味道，在蘇聯影片中，怕要以《江湖奇俠》為第一了?！盵18]

四、《我看〈此恨綿綿無絕期〉》

1948年10月19日，由盧敦導演，黃谷柳編劇，大群影業有限公司出品的粵語片《此恨綿綿無絕期》在香港勝利戲院試映。茅盾、郭沫若、歐陽予倩、于伶等文化界、影劇界數百人觀看了影片，并即席寫下了對于電影的意見。茅盾的評語云：“現實的內容，嚴肅的作風，高超的技術，這些特點使得〈此恨綿綿無絕期〉在今日的粵語片中，成為劃時代的作品?！盵19]這則短文現以《看了〈此恨綿綿無絕期〉之后的一點意見》為題收入《茅盾全集》。實際上，意猶未盡的茅盾于次日（10月20日）還寫了一篇影評《我看〈此恨綿綿無絕期〉》，極力向觀眾推薦該片，27日刊于《華僑日報·電影與戲劇》雙周刊第69期，其內容如下：

如果我們來推薦一九四八年的中國十大佳片[20]《此恨綿綿無絕期》無疑地是在“十大”之中的。

我以為《此恨綿綿無絕期》有它積極的教育意義。它的故事極富于人情味而不流于庸俗。它指出了經濟崩潰，物價飛漲，貪污成風的現局勢之下，一個奉公守法的公務員極難養家活口。主人公趙老先生一家的悲劇使人悲憤，使人看清楚這悲劇的根因在那里。趙老先生是一個高級公務員，在地位上他極有營私舞弊的可能然而他拒絕了；直到他知道了自己的勤儉持家的女兒為了幼弟的醫藥費，全家的生活費，而忍痛地干了“阻街女郎”的營生，他于憤怒悲痛之后沉終思宵[21]，說了一句血淚的話：“如果我要保持我的清白，女兒就不能保持她的清白。”終于他寧愿自己入地獄。這樣的慈父之心，使他也和女兒一樣忍痛而營私舞弊。結果怎樣呢？所謂“法律”者捉他入牢，判他十年徒刑。可是，教唆他犯法，在犯法事件中享利最多的某秘書及王科長卻逍遙法外。王科長甚至還乘火打劫，還想奸占趙女。于是這位善良而曾經犧牲自己救了幼弟和一家的少女不能不執仇了，她手辦了那惡人。她不逃（雖然她的一個朋友愿意代她受罪），結果她受到所謂“法律”的制裁！

《此恨綿綿無絕期》使我十分感動的地方即在它表現了趙父趙女及女友徐大哥的崇高犧牲的精神，而此種犧牲精神則根源于父女，兄弟，朋友的真誠的愛。為了愛父親愛弟，趙女忍痛犧牲了自己的貞操；為了愛女，趙父也犧牲了他自己的清白，而且因為他明知法綱跟在他身后也不得不冒險為之；為了朋友的愛，徐大哥欲為趙女受罪而最后又不負趙女所托代養趙氏遺孤。

全劇頗多極美麗動人的畫面。絕無“噱頭”，這是值得稱道的。在一些小節目上，導演的匠心也躍然可見。例如趙父在他的機關內聽得了同事把他的女兒的“不檢行為”作談助，憤憤回家，恰見女兒正爬在地上抹地板，他惘然了。這一個節頭包含的意義既深且廣，而且那樣的入情入理！劇中各主角的演劇也無瑕可擊；特別是女主角，她的戲很吃重，演出是成功的。（十月二十日，九龍）

《此恨綿綿無絕期》于11月6日在太平、國民、勝利、好世界、光明等五大劇院同時上映。5日香港《華商報》在刊登影片廣告時，特意標注郭沫若、茅盾、歐陽予倩、夏衍等“諸位文化先進一致推薦本片”[22]。7日《華商報·茶亭》刊出總題為《評〈此恨綿綿〉》的多人影評，其中夏衍評曰：“這部片子對粵語片全部從業員的影響是很大的。這會鼓舞起有向上心的工作者的信心，而替整個粵語片的前途寄予了希望和光明?！闭绻羲裕骸拔覀儸F在提倡方言文學，但方言影片的成功確實走在前頭去了?！盵23]南下左翼文人揄揚《此恨綿綿無絕期》，既緣于該片在思想與藝術方面可圈可點，又因粵語片的成功代表了方言電影與文藝大眾化的成效。茅盾此文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提升了粵語片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如上?！峨娪爸軋蟆贰读蟆贰墩\報》等報刊相繼登出《粵語片進步茅盾為文推薦》《茅盾推薦粵語片》《茅盾推薦粵語影片》，均提到茅盾推薦《此恨綿綿無絕期》一事。

五、結語

不論是支持新文字運動，批評歐美現代派藝術，還是推介蘇聯電影、國產粵語片，茅盾始終堅持文藝的普及化、人民化與大眾化方向，與集聚香港的“拉運”同志與左翼文藝人士密切合作，“作文化之保衛，盡攻心之任務”[24]，共同企望著政權的誕生。上述佚文無疑是茅盾在香港從事革命文藝活動的歷史見證，不僅擴充了茅盾為我們留下的文學遺產，而且可能帶來新的學術話題，如茅盾與新文字運動的關系、與侶倫等香港本地編輯（作家）的交往等。

注釋：

[1] 李標晶：《茅盾在香港的文學活動》，《學術研究》1985年第6期。

[2] 黃新：《文化運動在香港》，《文聯》1946年第2期。

[3] 參見金傳勝《茅盾〈雜談蘇聯〉的初刊處》，《文匯讀書周報》2018年2月12日。

[4] 茅盾：《茅盾全集》第16卷，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26頁。

[5] 《陜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即將成立》，《新中華報》1940年10月3日。

[6] 文（茅盾）：《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筆談》1941年第3期。

[7] 《新文字學會推動語文運動創辦人文學講座》，《華商報》1941年6月21日。

[8] 李標晶：《茅盾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55頁。

[9] 《用新文字掃除文盲 新文字學會昨天開年會 馬鑒到會說明工作目的》，（香港）《大公報》1948年7月12日。

[10] 季方：《怎樣使新文字不成為“花瓶”？——論新文字運動者當前的任務并請教于茅盾先生》，《華僑日報·語言和文字》第3期，1948年5月16日。

[11] BOXAN（曹伯韓）：《關于新文字運動的幾句話》，《華商報》1948年6月1日第3版“熱風”。此文后收入曹伯韓《論新語文運動》（此書先后有1950年文光書店版、1952年東方書店版）。

[12] DING LISAN：《現階段的拉丁化運動和文化人的責任》，廣州新文字出版社編委會編輯：《新文字問題解答》，廣州新文字出版社1950年版，第37頁。

[13] 參見王劍叢編《香港作家傳略》，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頁。

[14] “是”疑為“時”。

[15] “倒采”今作“倒彩”。

[16] 茅盾：《蘇聯見聞錄》，開明書店1948年版，第135頁。

[17] 程季華主編：《夏衍電影文集》第1卷，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頁。

[18] 郭沫若：《出了籠的飛鳥——看了〈江湖奇俠〉后》，《正報》1948年第49期。

[19][23] 《〈此恨綿綿無絕期〉粵語片成功作郭沬若茅盾等一致贊許》，《華商報》1948年10月20日。

[20] 漏一逗號。

[21] 應作“沉思終宵”。

[22] 《華商報》1948年11月5日。

[24] 《民主黨派文化界電賀東北解放》，《華商報》1948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