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成為小說家，固然是金庸（查良鏞，1924—2018）的人生意外，卻成就了他的名山事業；成為社會活動家，以報紙與社評表達立場、參與政治，卻是金庸苦心經營大半生并獲得極大成就的現世基業。終其一生，金庸的自我期許與大眾認知集中于小說家與報人二端，正是求仁得仁。然而，金庸精神世界的浩繁，實則超出一般意義上的寫作者，就文字而言，在兩千萬字的小說與政論之外，他尚有大量的散文隨筆、影評劇評、翻譯文字等，往往為讀者所忽視，未為研究者所重視，甚至在金庸的自我認知中，也未曾將其置于重要的位置。其中，金庸的翻譯作品受關注尤少，故本文嘗試梳理他的翻譯生涯，初步探索翻譯實踐對其小說與報業工作的影響，以期在更大的文化視野中觀察與評價金庸。

金庸的翻譯生涯

早在1941年秋，還是高中生的金庸就有在全校文藝會演中編導并主演英語獨幕劇《月亮升起》的經歷。《月亮升起》是愛爾蘭作家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的民族主義名作，此劇在抗戰期間曾多次被加以“中國化”的改寫（曹波、周麗《抗戰初期愛爾蘭短劇〈月出〉的“中國化”》），金庸應該也是對其抵御外辱的救亡主題產生了共鳴。三年后，金庸開始了他的翻譯生涯。當時他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閱覽組掛職，集中閱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包括英文原著《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1945年2月20日，他編輯的第一本雜志《太平洋雜志》（月刊）出版第一期，封底“本社新書預告”二種，第一種為《基度山伯爵》（全譯本），大仲馬原作，查良鏞譯。但隨著抗戰形勢的迅速變化，這一譯本最終未能面世。目前能看到的金庸最早的譯作是發表于《學生雜志》第23卷第3期（1946年3月15日）的《人類的感情周期》，署名查理。

1946年11月底，金庸進入杭州《東南日報》當外勤記者，主要工作是收聽英文廣播，編譯成國際新聞。一年后又入職上海《大公報》，1948年3月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從此定居香港。1946—1949年間，金庸在杭州《東南日報》《時與潮》半月刊、香港《大公報》等用本名、各種筆名發表了大量譯作，目前可以明確查考的就有100多篇。這些譯文以國際新聞、時事政治為主，間有科普小品，到后來文化、體育類的比重明顯有所增加。

從1948年開始，金庸似乎不再滿足于翻譯零散的、短篇的文字，在香港《大公報》連載的譯文越來越多。例如，《世運前奏曲》（7月23—29日）、《我怎樣成為拳王——喬路易自傳》（1948年12月10日—1949年3月16日）等。1950年以后，成系列的中長篇譯作連載越來越多，例如，連載于《新晚報》的賈克·貝爾登（Jack Belden）的《中國震撼著世界》（1950年10月—1951年9月23日）、發表在《大公報》的約翰·勞遜（John Lawson）的《美國電影分析》（1954年7月18日—10月29日）以及連載于《長城畫報》的《德西嘉自傳》（1956年1—6月）。這些固然都是金庸的職務作品，但不難看出他擁有一定的翻譯自由度。其間，他還曾著手翻譯湯因比的巨著《歷史研究》的節本，但未完成。

1955年2月，作為小說家的金庸登場了；1959年《明報》創刊之后，他更是將主要精力放在辦報與小說連載上。直到1963年9月3日《明報》開始連載他翻譯的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人類的前途》，隱藏的翻譯家金庸才回到讀者的視野。三年以后，《明報月刊》九月號又發表了金庸翻譯的羅素1943年的一篇演說《一個科學家為民主而呼吁》。

金庸生前共出版過四部翻譯作品：上面提到的連載譯文《中國震撼著世界》《朝鮮血戰內幕》都在1952年由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譯者署名樂宜；1956年4月，他翻譯的美國作家丹蒙·倫揚（Damon Runyon）的短篇小說集《最厲害的傢伙》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譯者署名金庸；1962—1969年間，他還在自己的野馬小說雜志出版社出過一本《情俠血仇記》（即大仲馬的《蒙梭羅夫人》），署“金庸譯”。僅就數量而言，已出版的譯作尚不足他譯作的半數。1993年，金庸在《明報月刊》一月號發表長文《功能選舉的突變》，隨即又自譯為英文，署名Louis Cha，在該月刊三月號刊出。這是金庸翻譯生涯的尾聲，不過是“中譯英”，而且是翻譯自己的文章。

金庸譯作的特點與價值

首先，金庸的譯作題材廣泛，體裁各異。總體來看，主要有四大類：政治紀實與評論、小說、藝術理論、日常生活與倫理。政治紀實與評論固然是他報業工作的職責，卻與他早年研習國際法、志在從政的抱負息息相關。他在新聞界長期深耕，對具體事件又有深度理解，這為他開創自己的報業帝國以及撰寫社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小說則是他的主要興趣所在，尤其是大仲馬的作品。金庸曾經說過，《俠隱記》對他影響極大，自己寫武俠小說也可說受其啟發。藝術理論主要是電影理論，也包括舞蹈理論。金庸曾夫子自道，作為記者，要求什么都懂，但又不可能什么都懂，就必須現學，《美國電影分析》這樣的專業理論著作無疑就是他“現學”的成果之一，而且成績驚人。他長期在《新晚報》《大公報》主持電影專欄，撰寫影評，同時為《長城畫報》撰寫電影評介和理論文章，有700多篇。從寫電影劇本、寫電影插曲到導演電影，他還獲得過新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榮譽獎的編劇金質獎章，幾乎成為專業人士，甚至一度計劃專職從事電影行業。日常生活與倫理譯作以莫洛亞的《幸福婚姻講座》為代表，這是一部通過某位教授展示與點評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與婚姻過程來表達作者觀點的作品，主人公的婚戀過程用話劇體表現，教授不時有開場白、旁白與小結。這些譯作可以印證金庸對人性的觀察與認知，深化他對人生價值觀的思考。

其次，金庸的文學翻譯重視可讀性與本土化。他在提及大仲馬的名著《三個火槍手》時，用的是伍光建的譯名《俠隱記》。鑒于伍光建譯本極為流行，金庸看的應當就是這個譯本，而且他顯然認可這一譯名。這從他將《蒙梭羅夫人》譯為《情俠血仇記》便可看出其思路。還有學者注意到，因為讀者都是香港人，他在《最厲害的傢伙》一書中使用了不少粵語與英語音譯詞匯，如“瓜直”（死了，完蛋）、“貼士”（提示）、“馬騮”（猴子）、“夾萬”（保險箱）（趙躍利《金庸與〈最厲害的傢伙〉》）。結合現在看到的一些金庸的政論文章來看，這種情況不僅僅存在于他的譯作之中。可見，要讓讀者感到親切、容易理解的指導思想在金庸身上是一以貫之的。

最后，大仲馬作品對金庸小說創作的影響，金庸本人與大量研究者都有高度的共識，相比之下，《最厲害的傢伙》作為金庸現存最早的小說譯作，對金庸的影響似乎被低估了。《最厲害的傢伙》的作者丹蒙·倫揚（Damon Runyon）是美國小說界的怪才，該小說以百老匯黑社會中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為主要描寫對象，構思常出人意料，文筆也奇崛之極，不用過去式，俚語既多且怪。金庸小說的文筆，走的是醇厚質樸、堂堂正正的路子，與丹蒙·倫揚不同類，但有兩點卻高度相似，一是刻畫反面人物各有特點、極見神采，二是作品中的諷刺與幽默表達得充分而自然，這些都是大仲馬作品未曾著力經營的。丹蒙·倫揚在中文世界不是很受關注的作家，《最厲害的傢伙》至今仍是他唯一的中文譯本小說集。金庸翻譯了他的11篇小說，但《最厲害的傢伙》僅收入7篇。

研究者不難發現，金庸的人生、報業工作與小說創作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他的翻譯生涯與作品在其中并不醒目，但也是彼此對應與交錯的關系，是金庸文化活動與文學創作的有機組成。造就一位杰出的作家與報人，當然存在著眾多的精神資源，金庸的翻譯實踐與成績為我們探索他的精神資源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同時，我們也能清晰地發現，雖然存在著個人偏好與偶然因素，金庸的精神資源與他同時代知識分子與作家基本是同頻的。在他成長起來的20世紀40年代，已經不存在新文學披荊斬棘的時代里新文學家與舊文人判若冰炭的分別。這也促使我們重新審視所謂“新派武俠小說”何以在20世紀50年代一下子蔚然大觀：對于武俠小說這個有著深厚群眾基礎的文學類型，一旦將全新的價值觀念與文學技巧灌注其中，便會煥發出不可思議的活力。而直接面對異域文化，正是文學獲得新的觀念與文學技巧的不二法門，金庸作為翻譯家身份的可貴之處，或許恰在于此。

（作者系蘇州城市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