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明體達用 傳本出新

——做好新時代古籍影印出版的思考

■魏 崇（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社長）

古籍整理在傳承文明、賡續文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當代古籍工作全鏈條中，古籍影印對古籍保護、研究、傳播具有獨特價值。

古籍影印歷經百年成效卓著。古籍影印從清末照相石印術傳入我國后開始。早期影印行為的主體是點石齋、同文書局等印刷機構，其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出版機構興起，學者、出版者成為影印古籍主體。據統計，民國時期整理古籍達2.6萬種，其中半數為影印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古籍整理事業受到極大重視，據粗略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影印出版古籍約8萬種，其中有叢書近千種。近年陸續推出《續修四庫全書》《中華再造善本》《中國地方志集成》《古本戲曲叢刊》等重要影印成果，“《永樂大典》、敦煌文獻出版工程”“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等也在如火如荼推進，將古籍影印出版事業推向新的歷史高峰。

古籍影印的當代發展現狀。古籍工作包括古籍保護、研究、整理出版多個方面，從處理好“本”“體”“用”的關系來說，要做好古籍的搶救性保護、原典影印和深度整理、普及解讀與當代闡釋，以及數字活化利用，實現有機結合、各美其美，明體達用、體用貫通。古籍的原典影印是重要工作之一，其優勢在于既可有效解決古籍“藏”與“用”的矛盾，讓珍稀版本化身千百，實現古籍再生性保護和文獻系統整理，為學術研究提供源頭活水。此外，要看到由于古籍影印一定程度上從業門檻較低，造成部分出版物水準參差不齊，以及部分底本使用粗放，技術應用不穩定，影印要件不完整，選目不當、題材重復等問題。

做好新時代高質量古籍影印出版的建議。一是在浩如煙海的存世古籍中明確哪些古籍精品值得影印、優先整理，應包括各領域中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和主流價值觀的經典著作的重要版本，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的古籍，較為珍罕的孤本善本、名家批校本、名家稿本和海外稀見藏本等。二是明確哪些古籍影印項目應當優先獲得資助，重點關注重大出版工程和傳世文獻系統整理，珍稀稿抄本、未刊本，有學術價值的重點專題史料等領域。三是建立古籍已影印、數字化文獻的聯合目錄系統。四是推動行業標準規范制定。由學術界、出版界、圖書館界等領域人士共同參與，針對古籍影印特點編制規范。

推動新技術條件下古籍影印出版不斷創新探索。傳統古籍影印正在突破原有模式，與數字技術結合，以融合出版創新為古籍整理、文化傳承提供新探索。2023年國家圖書館公益發布“《永樂大典》高清影像數據庫”，與紙質仿真影印版互為促進，使大典風貌、內容永續保存和廣泛傳播。旅順博物館藏清代孫溫繪制《全本紅樓夢》在高仿真影印基礎上，建設“紅樓幻境”數字文化展覽。“中國古籍圖典資源庫”收錄10萬張古籍圖像類資源，實現傳統文化元素的新解析、再創作。浙江大學張涌泉教授團隊跨學科合作，通過使用人工智能等多種技術，構建敦煌殘卷綴合自動綴合算法工具箱和平臺，實現殘卷的整體自動化綴合。

在文化傳承發展時代背景下，古籍出版單位要把握歷史機遇，不斷推動古籍影印與數字化創新應用，推出更專業精準的服務和更優質的文化產品，在時代洪流中經受考驗、屹立潮頭。

新時代古籍出版與傳統文化普及教育

——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價值融合與產業思考

■葛永波（黃山書社社長）

做好新時代古籍出版工作，從古籍中發掘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和當代價值，在新質生產力環境下，按照精品化、時代化、大眾化要求，推動古籍轉化利用，為構建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提供文化基石，是古籍出版社義不容辭的責任。融合時代的古籍出版，需要戰略性調整和創新性做法，發揮內容、供應鏈、服務鏈等方面的資源優勢，保持本色、做出特色，做強專業、創新產業，為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注入專業化能力與主導性活力，也為出版社發展創造新的增長點和機遇。

打好古籍出版專業品牌基礎。要通過系統性的整理、保護、修復和綜合利用，扎實開展學理研究，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文化精髓，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清楚”，培育古籍出版社的專業化品牌。重大出版工程是品牌建設的龍頭、古籍出版的拳頭，也是傳統文化普及讀物的富礦，要通過實施重大項目，打通資源渠道，培養編輯專業能力，提升企業專業層次，提高對傳統文化精神實質的把握水平。

做深文化普及產品線。發揮古籍出版社傳統文化普及的市場主體作用，圍繞經典性這一基本原則，發揮專業優勢，確保內容質量，策劃、設計、編纂、出版兼具文化價值、出版價值、市場價值的高質量普及出版物，打造傳統文化普及產品業務板塊。注重從讀者角度出發，在內容和形式上實現質的提升，體現出傳統文化的厚重與時代文化的新穎。

創新傳統文化融合普及業態。重視傳統文化的社會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堅持數字與紙本交融，圍繞新技術、教育、體驗3個融合面向，打通傳統文化與社會教育之間的關節點，策劃傳統文化普及項目，開發傳統文化數字資源包，健全管理機制，積極拓展傳統文化社會活動、閱讀推廣等業務，使項目有特色、服務有質量。

融入地方文化建設。深度服務并融入地方傳統文化建設，承擔地方文化項目，響應地方文化建設政策，深度參與地方傳統文化普及業務。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深化傳統文化普及地方性、區域性特征，以專項服務、特色產品為地方傳統文化普及提供專業化、個性化的服務。

打通社會資源渠道。積極利用普及教育的社會資源渠道，主動開展傳統文化進校園、進家庭、進社區、進鄉村、進機關、進企業等全民閱讀活動，推動傳統普及教育渠道發揮優勢，相互滲透，形成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互交流的傳統文化普及社會服務網絡系統，舉辦文化論壇、產品推介、經典誦讀等活動，融入社會、融入生活、融入教育，在具象、體驗、共感的新文化形態和社會生活形態中，讓優秀傳統文化精神鮮活起來，實現創新性傳承發展的最終目標。

構建傳統文化普及產業支撐體系。建立目標明確的傳統文化交流培訓機制，組織項目交流活動，開展傳統文化普及實踐調研，準確闡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建立傳統文化普及評價機制，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打造古籍出版與文化普及、傳統出版與融合發展相互支撐的新模式。

從文獻到文物：古籍整理出版的選題創新

■王旭斌（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

地方古籍出版社，由于底子薄、歷史積累不足、品牌影響有限，導致在吸引優質作者和稿源時處于被動局面，圖書出版后，市場反響也不如行業先進出版單位。因而策劃先行，開發學術上立得住、市場上叫得響的古籍圖書，并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更顯重要。

要立足地方，充分挖掘當地優秀歷史文獻資源，策劃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全國影響的選題。一是地方文獻整理出版已經逐步形成特色板塊。如浙江有《衢州文獻集成》《溫嶺叢書》《義烏叢書》《臺州叢書》等，江蘇有《江蘇文庫》《無錫文庫》《揚州文庫》《蘇州文獻叢書》等，其他規模較大的地方叢書還有《廣州大典》《巴蜀文庫》《遵義叢書》等。二是以選題創新為切入點提升地方文獻出版價值。要系統梳理地方文獻，精選具有文獻價值的典籍進行整理出版；注重深度整理，物色專業的整理者精選校勘，確保整理質量；堅持后出轉精，充分利用新材料，精點精校精注，打造精品。三是做好地方文獻板塊的多維運作和多重實效。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浙江文叢”符合現代古籍整理規范，既有繼承又有創新。通過項目實施，浙江古籍出版社匯聚了高水平的作者隊伍，積累了優質的專業出版資源，還凝聚了一支業務專精的古籍編輯出版團隊。

要形成特色，積極拓展有全國影響的學術資源，策劃既有專業稟賦又有學術底蘊的選題。一是面向全國，跨地跨界聯合多方機構與資源。如浙江古籍出版社與甘肅省圖書館合作策劃出版《西北稀見戲曲抄本叢刊》《甘肅省圖書館藏河西寶卷整理匯編》；與海外學術機構合作策劃出版《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等。二是重視構建專業性和學術性并重的選題規劃。要在社層面結合自身資源優勢，做好頂層設計。如上海中西書局的出土文獻板塊，在學術界和出版界都有良好的口碑，主要得益于其長期規劃及在此領域的深耕。

要注重普及，勇于探索專業出版的大眾表達，策劃既有社會影響又有市場口碑的選題。一是讓文物活起來。浙江古籍出版社主動和浙江省考古所聯系，積極策劃選題，2018年出版《良渚玉器線繪》，是市場上向普通大眾普及良渚文明的首部著作；2020年策劃出版《看見5000年——良渚王國記事》；2023年策劃出版《良渚詞典》。二是讓遺產活起來。石窟是佛教的文化遺存，浙江古籍出版社與考古學家常青合作策劃出版了《中國石窟簡史》，廣受讀者好評。以此為契機，又延伸策劃了“中國石窟導覽”叢書，按地域分輯詳細解讀全國各地著名的石窟。三是讓文獻活起來。“中國歷代繪畫大系”是一項國家級重大文化工程，202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與浙江博物館館長、鳥類學家陳水華策劃出版了《形理兩全：宋畫中的鳥類》，是運用現代技術、融合多學科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杰出范本。

文化傳承視野下的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奚彤云（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

新中國古籍工作非常重視對要籍注釋本的整理出版，在經史子集各部，都有豐富的成果。以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為例，前四史的整理分別選用附有三家注、唐顏師古注、唐李賢等注、南朝宋裴松之注的合注本。20世紀初，新撰的典籍注釋已不再被視為古籍，而是作為古籍整理的傳統方式有序傳承。自1958年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后，我國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了有步驟、分層次的全面規劃。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中華要籍集釋叢書》等幾套開放性叢書，形成了品牌叢書與深度整理古籍相輔相成的出版運作模式。

伴隨新興學科產生，一些在1911年前未曾受到特別關注的古籍，作為新學科的基礎文獻被納入深度整理范圍。如代表中外關系史學科化成果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科技類名著《九章算術》《農政全書》等。全字頭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地方文獻叢書的匯編等，因處理文獻多而復雜，都可屬于古籍深度整理，近幾十年來，這方面成果不斷，尤其是總集編纂，體例日求精嚴，學術含量與日俱增，可見能體現最前沿成果的古籍深度整理，兼具文化傳承和學術創新雙重價值。

如今古籍數據庫內容不斷豐富，數字技術持續改善著資料檢索、文獻獲取等學術條件，整體推進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注意的是，新技術只能幫助有相當積累的整理者更高效、更精準、更細致地完成工作，并不能代替做深度整理前必經的學術準備工作，解明文本精要之處仍離不開整理者的古文閱讀能力及相關研究積累。

新時代的古籍工作承擔了新的文化使命，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如何守正創新、深入發展，知往以觀來，有以下3點建議。

不斷摸索總結適應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的經驗及規范。70余年來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直重視規范化操作。當下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有五方面經驗尤為值得追蹤總結：一是關注已有成果的成書體例。二是關注訓詁釋義與文本研究兼善的成果經驗。三是將出土文獻等新材料闡釋成果合理運用于深度整理的經驗。四是運用數字人文技術提升深度整理學術價值的經驗。五是相關圖書出版的工作經驗。

經典的深度整理與普及出版相生互促。面向青少年教育、大眾閱讀的經典普及，需要借鑒經典深度整理成果。對歷代已積累豐富闡釋成果的經典，編寫經典普及本也會成為學者做深度整理的預備工作。經典的深度整理與普及本之間的這種相生互促關系，不僅為普及本的規模化出版提供了質量保證，也提升了深度整理工作的社會意義，出版工作中應合理運用好這一關系。

多領域復合式培養古籍深度整理出版人才。目前國家培養古籍整理人才的2個學科——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分屬于大學的中文系、歷史系。所以在呼吁全面加強古籍人才培養時，特別要提倡文獻學與其他傳統門類的學科交融，以期多領域、復合式培養古籍整理出版人才。

創新數字技術應用 提優古籍普及推廣

■馬美著（岳麓書社總編輯、總經理）

隨著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融合發展成為圖書出版業發展的重要路徑。古籍普及需要借助融合發展，在數字化融合發展中提優古籍普及，達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目的。

古籍借助融合出版表達闡釋普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借助現代表達，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生動的闡釋和普及，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古籍整理和普及同樣需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出版界要借助現代技術手段，使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更好地達到古籍普及的效果。專業出版社致力經典圖書的融合發展，中華書局開發的大型古籍整理本數據庫“中華經典古籍庫”，收錄了中華書局及其他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圖書，提供便捷的閱讀、查詢、文獻征引等服務。岳麓書社2016年出版的融媒體圖書“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因書中包含音頻、視頻、VR等內容，深受讀者歡迎。

以數字技術激活傳統古籍圖書生存空間。一是數字技術的迅速興起，對傳統圖書的生產提出了數字化的要求。數字化有助于解決古籍在存儲、借閱等方面的難題。中華書局的“中華經典古籍庫”、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永樂大典”等數據庫的建設，給讀者帶來了極大方便。古籍普及也需要數字技術的提質，提高讀者閱讀的興趣。如岳麓書社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通過VR技術讓讀者在紙上就可“參觀”大觀園、武侯祠等四大名著的相關景點。

二是古籍普及引入數字技術不斷拓寬生存空間。岳麓書社是比較早的探索融合發展的出版社之一，在啟動中國古典名著數字化工程時，就堅定地走古籍普及融合發展的道路。隨著二維碼技術的廣泛應用，越來越多的出版社將其引入到圖書內容的生產上，古籍普及圖書也推出了很多權威的有聲產品。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四大名著有聲版”，在數字化融合發展中提優古籍普及，不斷擴寬古籍普及圖書的生存空間。

融媒體創新升級古籍普及圖書產品。一是要在不斷創新中優化古籍普及圖書產品。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岳麓書社等專業出版社，開始推動古籍普及工作。當時大量出版了“簡體、橫排、標點分段”的白文本古典名著，后來推出了一系列封面設計優美、版式設計美觀大方的古典名著普及讀物。“古典名著無障礙閱讀本”“古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等古籍普及圖書擴大了古代典籍閱讀的受眾。在古籍普及讀物中引入數字技術，是對古籍普及讀物的革命性改造。如岳麓書社名家演播版“四大名著”以實現“讀名著、講名著、聽名著、玩名著、談名著”的立體化閱讀方式，激發讀者興趣。

二是要高度重視融媒體產品的文化品位。融媒體版的古籍普及讀物要取得成功，除了應用數字技術之外，還要高度重視圖書的文化品位，而不是以簡單的音頻、視頻作為銷售的噱頭。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四大名著有聲版”，以暢銷多年的優秀版本為基礎，由知名學者為內容把關，確保了該套圖書的內容品質。岳麓書社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演播者和講解者都是該領域的名家。由專業出版社出版的融媒體版古籍普及讀物，有專業編輯的把關和審定，確保了紙質圖書及相應音頻、視頻的質量，具有更強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