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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之下》呈現出了“香港制造”另一重溫情平實的底色

比起聲勢浩大卻愈發平庸同質的香港商業類型片，正在上映的《白日之下》一如它聚焦的群體——孤老殘障，聲量不大但更需要被聽見。得益于去年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所打下的口碑基礎，影片在社交平臺激起了不少的討論。

過往港片以奇情凌厲刺激見長，可警匪金融傳奇終究與普通人生活相去甚遠?！栋兹罩隆烦尸F出了“香港制造”另一重溫情平實的底色。導演簡君晉嘗試在106分鐘里展開三重議題的討論：對虐老事件本身的追問——揪出個案后能否重視機制弊??；對家庭層面“老有所依”的希冀——我們誰都會成為老人，敬老理當是敬未來的自己；對新聞調查日漸式微的關切——叩問與守護真相的執筆仗劍，又該由誰來守護。

誠然，作為新人導演，簡君晉對于這三重議題的分配駕馭和認知體悟，還有局限。這致使情節比例安排有失當之處，主題敘述對象也有著明顯的猶疑，于殘酷中升騰起的暖意，也稍顯意蘊不足。

但，就如簡君晉的自陳：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問題。以《白日之下》為代表的聚焦社會現實、關注普通民眾的創作，正成為香港電影的創作顯流，于感喟港片夕照余暉的唏噓中，透出一聲溫柔堅定的宣言。這，足以令人欣慰。

事關尊嚴

《白日之下》尚未起筆，就在藍天空鏡下，亮明了自己“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身份。雜糅了香港本土三家照護機構的四個真實社會事件，影片將殘疾人護理院惡劣伙食衛生、養老院露天洗澡、八個月六人離奇死亡與殘障院前院長侵犯智障女孩等白日之下的社會瘡疤，經由記者凌曉琪的臥底調查次第揭開。

影片沒有依靠設置懸念、營造恐怖去推進敘事，而只克制地留了一個“鉤子”：老人們被摁在輪椅強行縛住雙手，一個接著一個，是被護士推向哪里？謎底在影片中段便揭曉，成為凌曉琪獲得實質證據得以刊發報道的轉折點，也是影片營造的第一個情緒高點——老人們每周一次的所謂洗澡，是有如牲口一般全身赤裸，在天臺集體接受護工灑水槍的噴灑。多角度平移的局部特寫慢鏡頭，配合悲愴的配樂，影片在這一橋段調動多種情緒渲染的手段，強調老人被視作家畜般尊嚴全失的場景。

從視聽層面考量，不管是片中的媒體曝光效力，還是故事外的影像藝術加工，光天化日之下對群體的作惡，比對個體實施的隱蔽虐待，更具有視覺沖擊力。不過，這樣的處理也帶給觀眾一些困惑。對比整部作品的克制，此刻的影片高潮來得稍顯刻意。而從虐待程度來看，前有虐打老人，后有院長性侵智障女孩，人身安全遭受凌辱難道不比尊嚴受損更令人痛心疾首么？

這樣的困惑或許可以引向另一層現實思考：更嚴重的侵害理應獲得更優先級的重視和解決；可次優先級的問題，不該被擱置甚至被選擇性遺忘。哪怕老人行動不便甚至失去自理能力，但他們仍舊渴望并需要擁有尊嚴。這也是為什么影片里對食用過期食品、遭受身體虐待已然麻木的老人，在被推去洗澡時仍選擇掙扎反抗。這事關生而為人的尊嚴，是在所有機能思維退化時，唯一可以守護的。

事實上，民營機構虐老的話題，于一眾聚焦打黑、反詐、禁毒等題材的商業類型片中，何嘗不是被長期置于藝術創作的“次要優先級”？但正如觀眾的體驗——能夠填補創作題材的盲區，進而引發關注思考，本身就值得珍惜。在社會老齡化問題日趨顯著的當下，如何讓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與我們每個人休戚相關。

誰是包袱

除了專職的經營者照護者，個體與家庭是否在照護老人中存在缺失，是《白日之下》意圖探討的第二重議題。影片設置了兩組家庭關系，探討孤老被家庭棄養問題的復雜性。

首先是老人水哥與家庭的決裂。他年輕時有愧于妻子，女兒為此與之斷絕往來數十年。直至外孫女的一封婚禮請柬，水哥燃起希望?？膳畠涸诨槎Y現場還是將其掃地出門。最終，他抱憾而亡。

而更讓不少人產生共鳴的，則是凌曉琪家庭三代人的養老困境。臥底假扮他人孫女的過程中，凌曉琪反照自身，聯想到在養老院自殺的外公，有著“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悔恨。所以對外，她于“祖孫”角色扮演中，在孤老通伯身上實現照護親人的“代償”。對內，她將矛頭對準母親：“你就不怕我像你對待外公那樣對待你？你根本就是把他當‘包袱’！”母親賭氣回應：“老人就是包袱！我也會是你的‘包袱’！”

激烈的母女矛盾看似圍繞外公，實則是凌曉琪在回避自身的養老困境。影片中，母親再三強調忙完外公喪事，便離港北上獨自養老，其實是在等待女兒出言挽留同住。而凌曉琪那句輕描淡寫的“家中有你的床”，也不過只在第一次對話里略過。青壯年在社會工作的重壓下，迫切需要喘息的個人空間與自由，而這代價便是與父母的疏離。

對上一代的愧疚，終究轉化為了對下一代的成全，一代代重復著這樣悲劇的循環。

緣何“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現代家庭中成了奢望？從多子女家庭照護老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高壓社會中間層在職場的疲于奔命無暇顧及；從現代人追求個體自由與獨立空間意識的增強，到家庭資源與注意力向培養下一代的全面傾斜……可以歷數的原因很多，但歸根結底，是“包袱”一詞所指向的投入產出考量，是功績社會壓力傳導進入家庭這個最小的社會單位，令無法為家庭貢獻反而需要獲取的老人，成了實實在在的弱勢。而這一點，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思。

守護真相

事實上，要完成好上述兩重議題已是不易，但影片還試圖將新聞業的困境一并納入。記者凌曉琪是“闖入者”，代替觀眾走進白日之下的“灰色地帶”。她也是局中人。傳統新聞業遭受沖擊之下，個人的一腔孤勇，能否喚起更多人守護真相的決心？甚至可以說，導演呼喚堅守輿論監督的創作意圖，是蓋過前兩重議題的。借凌曉琪同事之口試圖傳遞了這種理念：實體報紙也許會消失，但是只要人們追求真相，那么新聞調查就會始終存在。

但，片中從業者呼應這一口號式觀念的表現，卻顯現出了猶疑與無力。當從上司處獲悉調查組因虐老新聞而不必裁撤，凌曉琪悲觀回應：不過也只是多保留一陣子。輪到上司感慨新聞很快就會被公眾遺忘，她卻又顯現出了振奮，說著只要記住兩天也好。這種普通人的左右搖擺是可信的，但藝術再現止步于此，也僅僅完成了忠于真實的字面意義。

這種“淺嘗輒止”還出現在了臨近尾聲的一幕。院舍因多重丑聞曝光終于關門停業。本該大快人心的結局，卻讓院舍的孤老殘障紛紛指責曝光惡行的凌曉琪。因為對身處底層的受害者來說，飽受虐待的“有瓦遮頭”，也總好過流離失所。這是一種非常真實的呈現，但由此指向的為一部分人還是為更廣大多數人爭取權益的叩問，卻只收束在了通伯一人對凌曉琪“做了對的事”的安慰。那一刻，是TVB萬金油臺詞的昨日重現：“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開心?！边@樣的處理，也就遺憾標定了《白日之下》關切現實的最終景深。

從《正義回廊》到《白日之下》再到《年少日記》，近年不少新人導演不再執著于復刻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類型電影，而似有默契地將鏡頭對準小人物平民。這種集體轉向無論完成度如何，都不失為一種積極的變革信號。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些創作本身，成為了新聞調查的回響，成為了新聞調查的延展，更接續新聞調查的使命，為守護真相走出了更遠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