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清末民國時期，穿越“歷史三峽”的現代化轉型摧毀了傳統書籍出版賴以存續的文化制度與社會結構等原生土壤。內嵌于傳統社會生態的四部之書，被迫卷入嶄新的時代語境。脫離了傳統文化母體的古籍如何順利“喬居”現代社會，成為了必須回答的時代之問。

與傳統被“負面整體化”的時代風潮相悖，作為古典文本載體與傳統象征物的古籍雖然在觀念層面受到了諸多批判，但在出版實踐層面卻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迎來了此起彼伏的熱潮。《四部叢刊》《古今圖書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宋磧砂版大藏經》《珍本醫書集成》《各省通志》等各類叢書、類書、正史、宗教、醫學、地方文獻類古籍等得以大量出版，一時鑄成現象級出版景觀。在此吊詭的現象背后離不開古籍出版的“現代轉身”。實際上，正是通過學科知識、政治功能及審美文化等層面的現代性再造，古籍出版在與現代社會建構的互動中找到了棲身之所，實現了功能的更嬗與重塑，并被賦予現代身份的標立和新生。

傳統古籍包攬的內容千羅萬象，承載了我國古人豐富的生產生活經驗和對客觀世界的認知。梁啟超曾將其比作“千年未開的礦穴”（《治國學雜話》，1923）。然而在社會轉型之際，以經史子集為分類框架的傳統知識內容開始從社會的中心走向邊緣。為了更好地實現傳統知識內容的系統回收，出版界以西方知識體系為依歸，對所出古籍按現代學科門類進行了重新歸置。

原本分屬于經、史、子、集的古籍，在近代出版活動中被安排在了哲學、宗教、政治、軍事、法律、教育、文學、醫學、農學、歷史、地理等不同門類序列中。正如蔡元培所憶：在十四經中，《易》《論語》《孟子》等可歸入哲學系，《詩》《爾雅》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則入史學系。（《我在教育界的經驗》，1938）不僅單種古籍如此，大型叢書亦被系統拆解與重新歸置。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叢書集成》。這部包含4087種古籍的大型叢書，完全按照中外圖書分類法進行分類。這些古籍共被分為總類、哲學、宗教、藝術、文學、語文學、史地、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等10大類541小類，開辟了將現代圖書分類法第一次大規模應用于古籍之先河。

現代知識分類體系在為古籍出版提供附著綱目的同時，本質上也將古籍安放在了具體的知識坐標中，實現了傳統知識的現代引渡。整理國故運動的開展一方面賦予了古籍更有條理、有系統的知識面貌，古籍出版也反向推動了參照西學知識分類所進行的中國近代學術系統的重建，使得傳統的格致、刑名、音韻之學等有了現代歸依。以知識分級、分類為基本依據的現代學制的建立及教育科目的設置，打通了包括歷史、地理、國語等傳統知識進入教育實踐的現代通道，為古籍知識的回收與再用找到了新的寄托與門徑。且伴隨著民國時期圖書館運動的推進，大量古籍得以進入各機關、學校、地方圖書館等，實現了一次傳統知識在社會層面的下沉與回收。在現代生活中，古籍也發揮了某些特殊功能。如隨著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包括《黃山志》《泰山志》等在內的志書古籍，搖身一變成為了絕佳的旅行指南；《食珍錄》《山家清供》《隨園食單》等傳統食譜，則成為兼具飲食與養身功能的特色寶典。可以說，通過出版，傳統古籍所表征的“知識倉庫”在現代社會不斷實現了新的揚棄。

內嵌于傳統社會生態的古籍，以習焉不察的方式在我國前現代社會發揮了多重作用。在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新陳代謝”中，古籍的意象與角色也逐漸變得顯豁起來。特別是在以“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為鵠的的新文化運動中，作為傳統知識承載物的古籍也被時人貼上了“陳舊古董”“渣滓殘余”甚至是麻醉精神之“毒物”的標簽。然而，與這種表象相悖的是，古籍——特別是作為“國家工程”的大型古籍叢書，內里卻在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成為了維系國脈、發揚文化、增進民族自信力的重要象征。恰是在此二元張力之下，古籍出版的政治功能也得以被重新鑄造。

就外部意象而言，不論彼時國人給古籍貼上了何種負面標簽，在域外人士眼中，傳統古籍總擺脫不掉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象征意涵。尤其是大型古籍叢書，更直接承載和充當了這種“國家符號”。英、法、美、加拿大、日本及南洋諸國等，熱衷于購買中國古籍，《二十五史》《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紛紛走出了國門。政界、文化界、圖書館界等人士也汲汲于通過對外贈書、圖書互贈交流等方式，將古籍作為民族遺產送達域外。其中，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的《四庫全書珍本》更是直接被政府作為“國禮”，以極高的外交禮遇贈送給英、美、法、德、意、澳、蘇聯、印度、緬甸、國聯等國家和組織。1934年、1937年在上海先后舉辦的“世界圖書館展覽會”及“世界百科全書展覽會”上，《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作為中方代表與《大英百科全書》、狄德羅《百科全書》等世界各國標志性文獻并肩展覽。可以說，古籍在文化外交中被賦予了更為凸顯的政治資本，成為了國家形象與民族文化的象征符號。大量古籍的整理出版，既是對此種意象的因應，同時也是對這一符號的不斷創造和維系。

在古籍出版的象征意義背后，本質上也潛藏著切實的權力運作。民國時期的古籍出版，看似被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等私營出版機構所主導，但在每類古籍出版的背后，均可看到不同類型和層級的政府機構的隱綽身影。特別是在轉喻國家權力的國史、方志、輿圖等古籍類型中，這種政治介入更為顯著，古籍出版也因此成為了進行政治規訓的權力工具和載體。近代時期中央權力權勢轉移，造成了“去中心化”的割據局面。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不久，即于1928年末著手重修通志，并開始推動各省成立通志館。一系列地方通志的續修出版，使中央政府的話語與意志得以灌注和伸張，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從地方認同到國家認同的轉換。以方志為代表的地方類古籍出版在民國時期因此也實現了“去地方化”和“再中心化”的政治功能再造。

古籍兼具文本性與物質性。除了內容層面承載的傳統知識外，其在物質層面亦創造了獨一無二的審美文化。藝術之“美”與版本之“古”、內容之“精”共同構成了古籍善本不可或缺的衡量標準。然而，現代出版印刷技術的革新，極大程度上顛覆了古籍出版的流程和生態，重塑了古籍生產的物質美。

在“鑄以代刻”的時代變革中，除了部分仍沿用傳統雕版印刷手段的出版商外，出版機構均已開始大規模采用工業化的機械生產方式。尤其是進入民國以后，古籍出版的紙張、油墨、開本、裝幀、字體等也適時產生了新的變化。傳統的手工紙多被更適合機械印刷的連史紙、賽宋紙、白報紙及各種進口紙等取代；以線裝為主流的傳統裝幀方式也大多換身洋裝，或普通平裝，或布面精裝；以往刻寫精美、刀法精拙、各具風格的古籍字體也被各式機械字模所替代。即使是以“存古之貌”為追求的古籍影印，雖然在字體刀法、版式行款甚至封面裝幀保留了諸多原始樣態，但在印紙、墨色、開本等方面也實現了新的創造。如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四庫全書珍本》選用江南造紙廠的機制毛邊紙，照原書縮印成小六開本；中華書局影印的《古今圖書集成》采用三開本線裝，原書九頁縮印至一頁，以印刷有價證券的橡皮機印制，“異常精美”。重新排印的古籍，在物質層面則體現出更大的變動性。中華書局排印的《四部備要》采用新創制的聚珍仿宋體印刷，分“誦讀之書”與“閱覽之書”，將正文、箋注等按不同字號加以排印，五開本線裝之外，另有十六開本的五冊洋裝縮印本，全書采用“頂上”的美國油墨，“墨色勻厚，冠絕古今”。減重縮頁、采用洋裝成為了民國時期特別是三十年代中后期古籍出版的新風尚。這一變化極大便利了現代讀者的購閱需求。正如陳望道所言：“舊式的《二十四史》就使有錢買，也沒有地方擺”，而新式印裝本《二十五史》則“擺帶都方便”。（《申報》1934年10月21日第15版）

除了上述物質層面的再造以外，一些具有中式美學價值的古籍及古籍中的美學元素也以影印或改造的方式，得以“金蟬脫殼”進入現代社會。包括《古今碑帖集成》《中國名畫集》《古明器圖錄》《芥子園畫譜》《十竹齋箋譜》等在內的一大批書畫碑帖、金石印譜、篆刻圖錄、樂譜詞曲等藝術類古籍，被有正書局、神州國光社、西泠印社等大小機構以珂羅版、銅版印刷等技術高質量翻印出版。與此同時，古籍中所承載的字符、圖案、鈐印等各種審美元素，也得以在挪用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嵌入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日常生活，形塑新的生活美學。民國時期的信箋、版畫、書籍封面、插圖、廣告標識等無不在新舊混雜之間創造并闡釋著這種新的美學，古籍及其出版的生命力也在這種視覺審美中得以賡續。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出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