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長安，男，1944年出生于山西省長子縣西街。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群眾文化學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1964年開始創作，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說《突破千金以后》《老羅書記》等；中篇小說《春風又綠》；長篇小說《苦旅》；回憶錄《故鄉憶事錄》；趙樹理研究篇集《仰視鐵筆圣手趙樹理》等。其中長篇小說《苦旅》2012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并再版，國家圖書館收藏。

心靈深處的珍藏

——回憶幾位老作家的殷切教誨

劉長安

可以說，我從學生時代，就沉迷于閱讀文學作品，并嘗試著給報刊寫一些稚氣十足的“小豆腐塊兒”。記得初二有次上政治課，我悄悄打開《兒女風塵記》閱讀起來。讀著讀著，竟被書中主人公的悲慘遭遇感染得不能自已，先是抽泣，繼之放聲，遂被老師罰站了一個課時。

在接近耄耋之齡的生涯中，創作是斷續的、十分不專業的，真正成為“專業作家”，則是退休之后——自己的“全天候”，基本被一支碳素筆和一沓沓稿紙所控制。從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到電影電視文學、趙樹理研究等門類，都曾涉獵。多年的筆耕，也不能說毫無建樹，正如我《自畫像》詩中所言：“奮筆耕耘心血付，供讀作品無幾篇。”無幾篇，說明還有一點。

人類所從事的每一種行業，都有總結的必要。像我這個年齡，更應當回顧總結自己的七彩人生，風雨流年，尤其鐘愛一生的文學創作。如果說，本人在文學創作方面還有一點點成績的話，首功當推自己的勤奮和孜孜的追求；其次，就是常常縈懷的幾位老作家的殷切教誨。

我所接觸過的這幾位老作家，無一不是從戰爭的硝煙中走出來的革命作家。他們懷著繁榮發展黨的文藝事業的初心，對我這個當年后生給予了厚愛，令我數十年不能忘懷。

領教李束為的嚴厲

1964年2月17日，《山西日報》在頭條位置發表了關于父親的長篇通訊和社論：《我靠后——慶豐大隊黨支部書記劉來元心中的“數”》《共產黨員應有的性格和作風》，吸引了著名作家、山西省文聯主席李束為，他來到長子，采訪父親。這期間，經父親牽線、時任長子縣委書記王晉同志安排，我與父親一同見到了李主席，并將習作《搖耬記》奉上。順便瞥見他面前密密麻麻寫滿字的稿紙上，記錄著一個題目：《第二次土地革命》。我清楚，作家是準備寫反映父親領導的艱難曲折的“移墳、建集體陵園、實現土地連片”這一壯舉的。坐在辦公桌后的李主席，欠身接住我的習作，快速翻了翻，笑著對坐在沙發上的父親說：“老劉，好啊！你兒子都會寫小說了！”又對我說：“我晚上看，明天咱們討論。”

令人高興的笑容，平易近人的交談，一下子拉近了我與“官作家”的距離。二十郎當的小伙子當時的興奮，可想而知。

然而，第二天，我如約而至時，卻“物是人非”，李主席完全變了一個人：難看的臉色、嚴厲的語氣，把我嚇得直冒冷汗。他說，小說他看了。翻出掖好的一頁，發起火來：“你給我說，哪個農民會把‘歇晌’說成‘午休’？”又翻了一頁：“‘他在風中顫栗’，‘顫栗’，群眾能懂嗎？你回鄉幾年啦？”

“三年多。”

“怎么還是滿口學生腔？小劉啊，要想搞創作，先過語言關。得認真學習群眾語言，一是裝個小本本，聽到好話，就記下來，要積累；二是要下功夫讀讀趙樹理的小說……”

我像個在嚴厲公婆面前的小童養媳，大氣不敢吭一聲，戰戰兢兢去拿稿子，主席略減威儀，說：“放下吧，我帶回去。”

啊？我一驚。

抬頭望了一眼黧黑臉膛上金絲眼鏡后面的那雙小眼睛，立馬想：老頭兒厲害歸厲害，但終究還是要幫忙的。果不其然，《搖耬記》沒發表，卻在當年7月《火花》“報告文學專號”上發表了我與世鈞合寫的報告文學《靠前與靠后》，這一發表，說不清對我的鼓勵有多大！

人心都是肉長的。雖在束為主席這里經歷了冰火兩重天，但我還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老作家的良苦用心，決心照他的訓導去做——身上多了一支筆、一個小本本，隨時將聽到的感到新鮮的群眾口語記錄下來。比方我朋友長得五大三粗的老婆，一次去趕廟會，遭了罪，她是這樣形容的：“啊呀！上頭曬，下頭擠，鬧得我饑又饑，渴又渴……”我覺得，這比通常所寫的“又饑又渴”生動多了。一次，兩個男人吵架，一個說：“你螞蚱打噴嚏——嚇唬割草的！”另一個說：“不管你說甚，我沒喝水——不尿！”一個破口大罵，一個說：“我跟你罵的一樣！”還有一次，隊長罵了一個潑婦，她竟抱住隊長的腿不放，多少人上來勸解都掰不開。隊長說：“沒事。讓她抱。我這老寒腿遇上‘暖水袋’了，還是免費的……”在人們的哄笑聲中，那潑婦爬起來，紅著臉走了。

我的小本本上記錄著——

“小晌午。”

“搭黑起五更。”

“唱戲沒嗓，擔擔沒膀——廢物！”

“聽話不懂孬好，吃飯不知道饑飽——二貨！”

二人見面打招呼——

甲：“吃啦？”

乙：“嗯。”

乙：“吃啦？”

甲：“嗯。”

……

通過觀察、記錄，我不僅積累了許多方面的群眾語言，還對各色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了分析對比，這對寫作大有裨益。于是，有了發表于1973年7月16日《山西日報》一整版的小說《突破千斤以后》。

這篇小說的反響尚可，于是，我被借調到了山西省文藝工作室《汾水》編輯部。

初次見面，西戎夸了兩句

在來《汾水》編輯部之前，我已由長子縣奉調新成立的晉東南地區創作組（后并入地區文化局），任務是：編印全區首份綜合性文藝刊物《上黨文藝》；指導全區文藝創作；個人創作。

1975年10月的一個下午，地委宣傳部的一位干事領著兩位衣著樸素的女同志來找我。經介紹，來者一位是段杏綿，即馬烽的愛人；

另一位是郁波，即胡正的愛人。她們說，經省委宣傳部下“借調令”，讓我去剛成立的“山西省文藝工作室”工作。我很直率，問：“啥時候？”白凈的、笑嘻嘻的段杏綿老師開玩笑：“現在……”

我們都笑了。

郁波老師說：“盡快吧，天慢慢涼啦，多帶點衣服。”

就這樣，幾天之后，我提著個大黃帆布包，踏進了向往已久的、常在《火花》上看到的“太原市南華門東四條”的門檻，與同是借調來的大同人馮池同住一室。

《汾水》編輯部的大領導是大名鼎鼎的老作家西戎老師，我被安排在小說組，負責人是段杏綿老師，每天的業務就是看稿子。

大概是來到編輯部的第二天下午，下班時有人告我：晚飯后去西戎老師家一趟。

西戎，這是我學生時代就崇拜的一位作家。現在，不僅在其麾下工作，還將面對面地接觸，真有點受寵若驚。

晚飯后，我如約而至。一同來到西戎老師家的，除了馮池，好像還有晉南的胡帆等四五個人。西戎老師滿面紅光，笑容可掬。當介紹到我時，他笑嘻嘻地說：“你就是劉長安？哈哈！讀了《突破千斤以后》，我原想作者至少在五十歲以上呢，誰知你這么年輕。”他頓了頓又說，“劉長安，你的小說語言不錯，通俗，應保持這種風格。一篇小說，不論是敘述性的語言，還是描寫性的語言，都要自然、不做作，生動、細膩、富有感情……”

還說了些什么，我記不起來了，這幾句“語言說”卻像釘子一樣釘在我記憶的硬盤上，逾數十載而不忘。

從西戎老師家出來，踏著月色，我走進了隔壁院子——李束為老師家。

拜訪或稱探視李束為，是我來南華門東四條之前就有打算的。掐指算來，我受到這位前主席“嚴訓”已逾11個春秋矣。我不能忘記這位前輩的大恩大德，如若沒有長子縣委會那間辦公室的那頓嚴訓，能否有今天的進步，還真不好說。再者，經過了如此的動蕩，老人的精神面貌和身體狀況如何呢？

路途很短，容不得多想，我已經叩門而入。

我報了家門，李老說不認識。

我又提到了家父，李老仍然搖搖頭。

我說：“在長子當縣委書記的王晉同志，您該認識吧？”

老人說：“噢，認識認識，老朋友了。我想起來了，去長子采訪過。你是那位勞模的兒子？”

我說：“是啊。”

“怎么來太原啦？”

我把過程簡單說了說，又提到長子縣委會那間辦公室那個插曲，老人嘆了口氣說，對青年作者要求不嚴，成不了材。文學創作也需要接班人，各方面不過硬，是創作不出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的……

這是他對業余作者嚴字當頭的本意，愛心可鑒。

我在心里贊揚老人的同時，也為他捏著一把汗，因為他明顯蒼老、遲鈍了許多。

聆聽馬烽一席談

從《村仇》《一架彈花機》《韓梅梅》等，到《三年早知道》、《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電影文學劇本）、《我的第一個上級》、《葫蘆溝今昔》等，馬烽老師半個多世紀的文學作品，幾乎被我的眼睛“承包”了。尤其上學時，從課本上讀了他的《飼養員趙大叔》《韓梅梅》，便開始訂閱《火花》，有時，他的小說或者評論他的文章，發表在《人民文學》《文藝報》等大型刊物上，小縣城沒有零售，就騎自行車到50里開外的長治購買。這算不算馬老師的鐵桿粉絲呢？

參加工作調來長治后，聽說馬老師一家插隊落戶平順西溝，便約文友葛來寶乘車赴西溝探望。回來不久，地區文聯主席打電話，說，邀馬烽同志談創作，你來聽聽吧。整個下午，除了側耳靜聽，還認真做著筆記。最讓我歷久不忘的，是這樣兩句話：意見應該聽，主意自己拿。這是很具辯證哲理的兩句話，解決了我對不同意見只會爭論不會變通的一大難題。因為一與人爭論，往往就被扣上驕傲自滿的帽子。

來到省文藝工作室不久，一天下午，有人告我，馬烽同志找你。

我就去了。

馬老師很客氣。讓我抽煙，我說不會（其實是不敢當著老師的面抽煙）。馬老師點著煙說：今天請你來，是跟你商量商量調動的事宜。就是想把你正式調來工作室，你看怎么樣？要是沒啥意見的話，由省委宣傳部下調令。

這是喜從天降！我感到意外！感到激動！要知道，“西李馬胡孫”，個個都是我頂禮膜拜的老師，能在他們身邊工作，與老師們朝夕相處，那是三生有幸啊！

可是，在這極短的時間里，在馬老師等待答復的目光中，我突然想到了年邁的雙親，想到了妻子和三個子女，想到了自己微薄的工資，囁嚅著說：我很愿意來省里工作，可有個小問題。

“什么？你說。”

“工資低，怕顧不住。”

“你月工資多少？”

“34元。”

“幾口人？”

“三個子女，加我們兩口子，共五口。”

聽畢，馬老師不言語了，只顧吸煙，吸完，還不說話，把煙蒂擰滅在煙灰缸里，才說：你剛才說是個“小問題”，這怎么是個小問題呢？工資這樣低，累手這樣大，要是在長治的話，禮拜天還可蹬車子回家幫幫忙，可要調來太原，一切就砸給你愛人了……

“馬老師，困難我慢慢克服，黨員還是應該服從組織的。”我打斷說。

馬老師說：“劉長安，這不是戰爭年代，說走就走了；現在，對個人及家庭困難，也是組織應該考慮的。你看這樣行不行，暫時在這里工作，哪天覺得不得勁兒了再走……”

我還能說什么呢？面對這樣一位和藹可親，對下面體貼入微的長輩，一股股暖流涌上心頭，只能使勁地點點頭。

“劉長安，不管人在哪里，只要有志于文學創作，就要深入生活。”馬烽老師接著說，告誡我：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作家不做生活的旁觀者，要做生活的參與者，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人民群眾的生活，在思想感情上和他們融為一體……

遵循這一教導，我參與了本大隊農村改革的全過程，寫出了中篇小說《春風又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獲中組部老干局征文獎的紀實文學《一次撞擊心靈的交談》（原載《北京文學》2011年第6期）等等。

與孫謙的一次近距離接觸

無須贅言，孫謙老師也是我至尊至敬的偶像。他的許多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是我的最愛。《奇異的離婚故事》《有這樣一個女人》都是我當學生時讀的。記得一次上晚自習，同學們都在做作業，我卻在津津有味地讀《奇異的離婚故事》。當讀到于樹德進城后思想蛻變，欲與在戰爭年代救了他一命的妻子離婚時，竟氣得拍案而起，驚得同學們圍過來問怎么回事兒，于是，我把這個故事給大家講了一遍，同學們也都氣得不行。后來聽說孫謙老師因為這篇小說挨了批，心里還很不好受呢。

話說回來。

來到《汾水》編輯部許久以后的一天，又有人告訴我：孫謙老師讓你去一趟他家。我很納悶：來了這么長時間，雖然每天早上都能碰見孫謙老師一邊咳嗽，一邊遛那條大狗，但從未打過招呼，怎么突然喚我去他家，會有什么事呢？

“好你個劉長安！快來，請坐，請坐。”去孫謙老師家有個小坡。上了坡，我一推開門，有點消瘦，滿臉皺紋，像個地道老農似的孫謙老師，這樣熱情地招呼。

他坐在寫字臺前，我在旁邊剛落座，他就將一沓稿子推到我面前，笑著問：

“你認識這個作者不認識？”

我一看，這是我之前寫的一篇小說，題目叫《“老班長”》，是寫大隊支書與主任發生矛盾后，支過前、打過仗的老支書按照毛主席關于“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的教導，主動承擔責任，二人重歸于好的故事。前幾天，我把它交給段杏綿老師，段老師又轉給了孫謙老師。

直到此時，我一下子明白孫謙老師讓我來他家的用意了。

有意思！李束為、西戎、馬烽三位老師給我的印象，是那種“正人君子”式的長輩，而孫謙老師除了有點不修邊幅，還有點愛開玩笑，談吐隨和，風趣幽默，說句不敬的話：有點調皮。

“你的小說我看過了。”孫謙老師收斂笑容說，“有些小問題，我都寫在紙片上了，你帶回去細細看；有個大一點的問題，需要請你來共同探討探討。”

我忙說：“孫老師，您別客氣，我今天是光帶著耳朵來的。”

在孫謙老師說話的當口，我看見稿子里夾著不少小紙片。

接下來，孫謙老師說這篇小說“大一點的問題”，就是“細節不細，過場不粗”。他說：我想，大隊主任因工作頂撞了老支書，出于對春耕大忙關心，已經躺下的老支書又起身下床，屈尊前往主任家。但仍然盛怒的主任不開門，老支書就搬了凳子坐在門口，隔著屋門做主任的思想工作，誠懇的態度，暖心的語言，硬是把主任感化了。如果這樣寫這些細節，老支書的形象就感人了，但你恰恰把這些細節寫“粗”了，有些過場戲卻寫“細”了。你要記住：細節要細，過場要粗。

……

孫謙老師對小說既沒有表揚幾句，也沒有說“僅供參考”之類的客套話，但我很受用。在以后的創作活動中，時不時地回想著他的叮囑。那篇小說之后按照孫謙老師的意見做了修改，更名為《特殊的責任》發表。

韓文洲細致入微的指導

認識韓文洲老師，始于20世紀60年代。記得與申修福、李世鈞兩位文友合寫了一篇小說《沒有蓋成的辦公室》。仨人頂著炎熱，騎自行車跑到設在地委大樓的“晉東南地區文聯辦公室”，將稿子親手交給時任文聯主席的韓文洲老師。

韓老師給我們倒了杯水，就開始看稿子。神情是那么專注，鬧得我們仨既不敢說話，喝完了杯里的水，也不敢去近在咫尺的暖瓶里續，生怕打擾了韓老師。后來韓老師看完了稿子，抬腕看了下手表，說：

“12點了。三位年輕人，餓了吧？”

我們搶著說：“不餓，不餓。”

韓老師笑了：“這么熱的天，蹬了幾十里的車子，能不餓？假話。這樣吧，回我家吧，讓我家屬壓饸饹，咱邊吃邊聊。”

就這樣，三個饑腸轆轆的小伙子，跟在素昧平生的文聯主席兼作家身后，走出地委大樓，走進東家屬院……

那頓飯的香甜，我們仨顧不得議論，因為完全被寬厚、熱情的韓老師感動了。

飯場上，韓老師對那篇小說，從立意到主題、從人物到情節，乃至語言，都委婉地否定了。走出東家屬院，我們才打開稿子，看到了那行像文物一樣在腦海里保存了幾十年的批語：

辦公室沒蓋成就不要蓋啦。

這是雙關語。小說的命運，當然同那座沒蓋成的辦公室一樣，戛然而止。

我從一名返鄉知青到參加工作，再到調來長治，同韓老師由熟稔到了過往甚密，但凡寫點東西，總要請他過目、把關，他也從不敷衍。

我有一位老朋友，是災荒年從河南修武縣二斗粗糠賣到長子的，他多次想讓我幫他寫寫這段家史。為了搜集更加詳盡的素材，我隨其來到修武，采訪了他的生母（其生父在抗日戰爭中犧牲）和尚健在的幾位老干部。回來，花幾天工夫，用講故事的口吻寫了一篇《講給小朋友們的故事》。因為那段時間總在講，“如果資本主義復辟，人民就要遭二茬罪、受二遍苦”，我想通過這個故事，告訴大家什么是“二茬罪”和“二遍苦”。

文章送給韓老師后，韓老師一改往日的慈眉善目，異常嚴肅地說：“這文章得大改，或者重寫！”

我一聽就毛了。因為，我每次寫東西，構思好，一氣呵成，最怕修改，更懼“推倒重來”。于是，趕忙訕著臉解釋：怎樣冒酷暑去河南修武采訪，怎樣別出心裁地利用當事人口頭介紹代替作者敘述，怎樣絞盡腦汁想出這么個新穎題目……

真可謂苦口婆心、天花亂墜，把韓老師都說笑了。

“我聽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想修改了，是吧？”

我點點頭。

韓老師不再嚴肅了，用語重心長的口氣，專門講關于文章的修改。他說，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才寫出了傳世之作。他說，魯迅先生對自己寫作要求是，作品寫出來后至少要讀兩遍，把可要可不要的話刪去，把自己跑出來說的話刪去。他說，我認為，既然寫作是一門手藝，是生產精神產品的，那就得講精致，精致只能改出來，不能一揮而就。

“劉長安，希望你記住這樣兩句話：文章不怕改，愈改愈出彩。”

韓老師的話，像炎夏中吹來的一縷縷清風，使我燥熱的心境平復下來了，尤其最后那兩句話，我刻骨銘心幾十年，甚至把它當成寫作的座右銘。

“我為啥要求你對這篇家史重寫呢？你聽聽我的理由。”韓老師接著說，“首先說這個名字《講給小朋友們的故事》。我看后，第一印象是寫小朋友們‘學雷鋒，做好事’的，或者是講一個拾金不昧的故事，等等。總之，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是寫崔大娘一家苦難史的。其二，崔大娘一家從河南逃荒到長子，要翻越太行山，不僅路途遙遠，饑寒交迫，還遭受了土匪劫掠。后來，一家人住破廟，挨凍餓，鬻兒賣女……這一切，你基本都是靠崔大娘講述而不是作者敘事，其結果，勢必失去了對環境的渲染、對主人公遭遇的描述，沒有具象，只有抽象，無法讓讀者對苦難感同身受。比如你的朋友被賣的情節，你只用一兩句話作了交代，這怎么行呢？兒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母親肝腸寸斷的悲痛，這是催人淚下的情節啊！其三，解放后，在各級政府的關懷幫助下，崔大娘找回了失散的兒女，不僅衣食無憂，幾個兒子，有當大隊干部的，有參加工作的，你應該多寫幾筆他們今天的好日子，因為這是對舊社會最有力的揭露……”

我一邊聽，一邊記，一邊感慨：“這是手把手教我寫文章啊！韓老師，我該怎樣感謝您呀……”當即向韓老師表態：重寫！推倒重來！

“韓老師，叫什么名字好呢？您幫我起個名字吧。”

韓老師說：“《逃荒記》。”

我立馬高興得拍手叫好（經按韓老師意見重寫的這篇家史發表后，很受好評）。直到這時，我以為談話結束了，合起筆記本，伸手去拿放在韓老師面前的稿子，誰知韓老師說：“等等，還有一點小問題，也需要跟你當面說說。”然后，他指著稿紙說，一是頁面要干凈，字跡要工整，包括眉批旁批，一定要勾畫清楚，涂掉的字、句子，一定要涂嚴實；二是不要亂編簡化字，“趙”字怎么能寫成“弋”？“ 銀行”怎么能寫成“艮行”？三是疊字不能用“＂”這種符號代替，要寫全。

“劉長安，其他人這樣亂寫，我們沒有辦法制止，我們做文字工作的人，不可以這樣隨便，要維護國家文字語言的嚴肅性。”

韓老師說這幾個是“小問題”，但對我這個初踏“文途”的青年來說，卻是渴飲甘泉，饑食香飯。從那時起，凡寫點東西，都是按照這三點要求而為的。就連反映趙樹理坎坷一生、中國文聯出版社連出兩版的50萬言的長篇紀實小說《苦旅》，每個字，都是一筆一畫寫成，且三易其稿。

世事滄桑，歲月無情。前輩們都已作古，我也一只腳跨進了耄耋門檻。無論過去和現在，但凡寫點東西的時候，總會想起他們。是的！他們對我的殷切教誨，是我堅持幾十年業余創作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