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宋長征，理發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作品散見于《天涯》《湖南文學》《散文海外版》《散文選刊》《綠洲》《作品》《廣州文藝》等文學期刊，發表文學作品100余萬字，連續多年有作品被收入年度文學選本。著有鄉土散文集《住進一粒糧食》《鄉間游戲》《鄉間食味》等六部。獲山東省第三屆泰山文藝獎（文學創作獎）、首屆萬松浦文學新人獎、第四屆三毛散文獎、林語堂散文獎等文學獎項。

宋長征部分作品

作家宋長征的散文集新作《北方有所寄》最近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著筆于鄉土世界，直面農耕文明的薪火相傳，以飽含詩意的筆觸記錄了曾經的鄉村記憶，細致入微地書寫、解讀了鄉村的深度內涵，給人以豐富的閱讀感受和心靈體驗。記者就此書的創作過程、理念、方式以及書寫內容等問題采訪了宋長征。

記者：您好，讀了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北方有所寄》，我有一個“意外”、一個“不意外”。意外的是你的寫作速度令我驚訝；并不意外的是，您仍然矚目鄉野，講述您熟悉的鄉村故事。請問：您是如何開始寫作的？到目前為止，出版了幾部以鄉村為書寫對象的散文集？有人說您所有的寫作均源自鄉野深處，您同意這樣的寫作“定位”嗎？為什么？

宋長征：我的寫作源于一個很不期然的契機，買了電腦就想做點事情，也就進入了所謂的寫作生活。直到現在，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農人，老家在我住地十里地之外的一座小村莊，村子里還有幾畝田地，春種秋收依然是我每年需要重復著的勞動。這也就帶出了那句話：我所有的寫作都來自于鄉野深處。

村莊里有我熟悉的親人和鄰居，他們在土地上播種耕耘，年輕人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候鳥般來來回回，一邊經營著土地和莊稼，一邊在他鄉尋覓出路，賺得生活所需。我的視野之所見，便是鄉下人忙碌的生活，歡樂與生死。他們和這塊版圖上的眾多人一樣，極盡自己的生命與血液，樸素且偉大，平凡且燦爛，用屬于自己的方式和時間對抗，以證明在這片土地上生死歌哭過。這也就是我現在在書寫、或者將來即將書寫的內容，以散文或者小說的方式。

截止到目前，我的主要創作范疇仍在散文上，《北方有所寄》是我出版的第六本鄉土散文集。

記者：請談談《北方有所寄》這本書的緣起。

宋長征：我雖生活在鄉村多年，但仍然對一些充滿迷思的鄉間事物或現象不能做出更為清晰的解釋。比如一粒谷物的起源，如何從一株不起眼的野草進化成可以果腹的糧食；比如一種家禽或家畜，如何在漫長的歲月中被馴養、演化，漸漸消失了野性，從而成為人們餐桌上的美味；比如生活在故鄉多年的人們，為何在某天狠狠掐滅煙頭，做出離鄉背井的舉動……寫作這本書，我是為自己解惑，也想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提供一個可以按圖索驥的母本，以便多年之后，我們還可以在紙上找到自己水草豐茂的家園。而在另一方面，我的寫作有著內容上的連貫性和相關性，只是每本書的側重點不同。

記者：在《機杼民間》一文中，您寫道：“我們家窮，但幾乎找不到窮的理由。每個人似乎生下來就會干活，做家務，土里刨食，但依然這樣窮著……幸好母親和村里其他女子一樣，早早就學會了紡棉、織布，這樣我們才不至于挨餓受凍，不至于多一層現實生活的窘迫。”寥寥幾筆就寫出了您當年的家庭生活狀態（這在鄉村曾是普遍的存在），也點出了一個以耕織為主的傳統鄉村的生存側面。您出生于鄉村，至今仍生活于鄉村，在這幾十年的時光里，您一定見證過鄉村的巨變，在您的講述中，那最能引發您的情感和寫作沖動的“時空場域”是什么？

宋長征：我生在鄉間，長在鄉間，我的目之所及即是鄉村的全方位立體呈現。所謂巨變，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幾十年來農村農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當初的土房子變成磚瓦房或者樓房，從當年的吃糠咽菜變成了一日三餐有肉。雖然這僅是表層的變化，但毋庸置疑代表著鄉村生活已然從吃飽穿暖向更高的精神生活過渡。數字媒體的普及，讓人很方便掌握一些生活常識，也拓展了農民的精神空間；但是在另一個層面，由于快速生活的沖擊，一些千百年傳承而來的手藝、物件或場景在漸漸消失。我不太理解“時空場域”是什么概念，但說到這里的時候我想起自己寫作北方系列的緣由：每一件消失的器物或者手藝，每一種曾經陪伴我們的生活與勞動場景，每一宗現代物事的起源、流變，及其發展過程，都成了我想要描述的點。

這本書的序很有意思，在我寫作這個系列的時候，還沒有形成一個具體具象的概念，但是某天在魯迅文學院一次有關“鄉土與失去”的研討會上漸漸有了雛形，存在與失去，很好地界定了當下鄉土文學所面臨的尷尬局面：一邊是飛速發展的現代化生活，一邊是即將消逝的鄉村與鄉土——但我們又不能斷然確定從此會失去鄉村生活。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傳統與現代相互融入的生活場景呢，也未可知。城市擁抱鄉村，鄉村融入快捷便利的現代化生活，這在很多地方已經有人在進行比較成功的嘗試。

正是這種美好的想法讓我有了“挽留式”的沖動，由風物進入，由記憶進入，由物與人進入到一種多層次、串聯起時空的書寫。

記者：您記錄、描繪了太多的鄉村生活場景，并關注農民的生存與命運，尤其寫到了鄉情、母愛。您的鄉村經驗是豐富的、駁雜的、溫暖的、深情的，您是如何將它們帶入文學的審美視野，讓每一篇作品都飽含著詩性，并觸動讀者的心靈？又如何將生活的“痛”與文章的“美”達成一種比較和諧的統一？請談談您對這類題材擇取和呈現的心得。您在這部書的序言中說：“鄉土文學成為坊間流傳的書寫，太多人離開家鄉，就難免有思鄉之苦。”那么，您是否認為，自己的寫作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鄉土文學？

宋長征：在文學表達上，我從來不以為痛與美是對立矛盾的關系，恰恰因為對美的追求，讓我們對痛的感悟更為深刻。在電影《鋼琴家》中，一位波蘭猶太鋼琴家在城市的廢墟上轟然奏響，更像是把戰爭的殘酷推向了極致。因為美，藝術之美，文學之美的存在，才讓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為迫切。那么，有關痛的呈現，就需要用詩性成熟的筆調去描繪，去渲染，如此才能更為觸動人們敏感的內心。

我的取材，并非刻意討巧式選擇某些更為疼痛的事件或場景，或許是因為生活環境的原因，其他人所看見的“疼痛”或生活的殘酷，在我看來只不過是必經之路。因為各種歷史的或人為的原因，鄉村的貧窮與破敗在很長一段時間存在過，而我又恰恰生活成長在這么一個艱難尷尬的區間，我之所見，是鄉村人家最為平凡的生活，我之所在，是鄉村生活的圓點或軸心，如此看來，我不過是鄉村生活的見證者，經歷者，和眾多人一樣經歷過掙扎與痛苦，和大多數人對生活的理解一樣，在巨變之后，需要用一種更為審慎的目光來看待當下的生活場景。而不同的是，我可以用文字來描繪我所經歷的時空，也就自然而然將“痛”與“美”兩者契合起來，組構成屬于我對鄉村的陳述。

可能由于起步較晚的原因，我對所謂鄉土文學的界定似是而非，這并不是說我身在鄉村，寫出來的就是鄉土文學。以此推定，所謂的城市文學，其描述的仍然是“人”的生活狀態與精神。所以對我來說，無論身在何處，將目光投到更為寬闊的地方去，將書寫的核心保持在對物與人的深度挖掘上，仍然不失為一種真誠。書寫的真誠在，文學的價值便能凸顯出來。

記者：從您的作品中我們看出，您曾經多次“出走”，又多次“回歸”。而很多農民今天依然重復著這一過程，從某個角度看，都是為了“討生活”，您經歷了生活的磨練。在一篇文章中，您對城鄉之間仍存在的較大差距表達了一點意見，但更重要的是您對鄉村之于農民重要性的巨大肯定。進城打工的農民，似乎只是城市的“過客”——至少對一代人來說是如此，他們最終也許還會回歸鄉村，因為生命的“根”在那里。而在另一篇文章中您是否對亙古不變的農民命運有稍稍的質疑？于是，您要為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尋找一個合適的注腳”——我相信你所有的書寫都是。這些注腳包含了您復雜的情感，也成了你寫作的潛在的情感主線，你陷入了回憶與尋找，傾聽并記錄了一個“年代的回聲”，包含的內容和況味是復雜的。你是如何理解“鄉愁”的？

宋長征：所謂鄉愁，我的理解是一個人的生地，出生之地，生長之地，乃至死亡之地。一片土地因為人的存在從而具備了精神上的價值，他（她）的一切記憶都來源于此，他（她）對所有感官的回憶和表達，都因這片土地而形成固化、具象的符號，比方說飲食習慣，生活習慣，以及無論身在何處所保持的對周遭事物的參照，無不來自于生地所賦予的意義。

同樣，我的鄉村也給予了我這樣的符號和感官記憶，衣食住行，都保持著祖先沿襲而來的習慣或習俗，行走坐臥，都深刻在基因里面，并在某個不期然的時刻蘇醒。來與去，留守或遷徙，只不過是地理版圖上的位移，其骨血中的某些成分不會改變。因為我的“出走”與“回歸”，所以才能更具體地理解他們的鄉情與鄉愁，因為我的倨守，我才知道故鄉的一器一物對他們來說有多重要。這種體驗有時是全方位的，會在某個時刻引起我的好奇與思考，所以在情感上也有了更大的書寫動力。

記者：誠如您所言，“尋找”是一次漫長的旅行，那些被時間遺忘的事物，那些呈現于當下的場景，其中有許多苦澀的記憶，也有溫暖的回味，乃至有諸多“鄉村之夢”。你如何看待它們與您的個人成長和寫作成長的關系？也請談談您走上寫作之路的過程，尤其是心路歷程。

宋長征：對我來說，與其說尋找那些被時間遺忘的事物，不如說是尋找自己的記憶。我的寫作跟眾多作家相似，當然從記憶開始，從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開始，從熟悉的人或事物開始。所謂的“鄉村之夢”，或許僅僅是文字的表象，我書寫鄉村，書寫記憶，但這中間不變的線索仍然是從屬于我個人的鄉村經驗或生活經驗。我多次向人承認我是笨拙的，這種笨拙就界定了我一步一個履痕，不會從經驗中跳出太遠。

無疑，記憶是美好的，我也曾經試圖用最為詩性美好的語言來書寫記憶與童年，畢竟那是我生命中最純然天真的部分。后來有時看到那些文字，我一度懷疑自己是否過度美化了鄉村，過度美化了童年？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選取題材與角度時，我選擇了一個更為舒適的方式進入。那些最初的文字滴著露，含著光，透露出稚嫩與純真，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我對語言的癡迷與把控。所以第一個階段便是以散文集《住進一粒糧食》和《一群羊走在村莊的上空》為代表的輕文學表達，給我的童年記憶算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第二個階段的書寫便有了主動式的尋找，比如已經完成的鄉間三部曲：《鄉間游戲》《鄉間食味》和《鄉間節氣》（即將出版）。它們細化了我的思維，從開始時的無意到有意，從輕度到深度，以主題性的方式交叉立體呈現出一個多視角的鄉村場景。當然，我也有過很多人所經歷過的所謂瓶頸期，在《慢時光，牽牛而過》的評論中，作家王芳一眼便看出端倪：“書中‘母親’這一意象，共有一百多處。”那一年，我失去了母親，一度不能從痛苦的情緒中走出，借用母親的意象，從鄉村的一草一木入手，絮絮叨叨，完成了我寫給母親的那本書。

第三個階段便是從《北方有所寄》這本書開始，縱向橫向，將筆觸深入到更為深闊的地方。農人的流離，鄉間器物的演變，一些風物的流轉與承襲，都成了我書寫的目標與范疇。我是想為自己留下某些更為深刻的記憶與溫度，以便將來查閱；當然也希望有可能為更多人留下有關鄉土的記憶，以便按圖索驥，找到自己的來處與歸途。

記者：我感覺，您的寫作是深入鄉村的內理、人的存在、生命的深處去再現鄉村的過往與變遷，使它們“復活”于讀者面前，也提供了一個農耕時代的最后“章節”或樣本，帶有鄉村挽歌的意蘊。“古老的鄉村”漸行漸遠，您試圖通過具體的人與事記錄它的“命運”，比如在《打鐵，打鐵》一文中，您寫了馬家父子“手藝在骨血之間的傳遞”，而這種傳承千年的“皆與鄉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手藝已經消失了，甚至包括您在另一本書中寫到的鄉村游戲。您自己也提出了疑問：“還有什么是一脈傳承下來的事物呢？”這些深刻的變化是觸動您寫作的動因，還是您要為自己留下生存的見證？您在選擇書寫素材和對象上有哪些考慮？

宋長征：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的誕生，有其更為復雜的思維、邏輯、思考，乃至諸多不太確定的因素。或許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寫了我應該寫的，但是在這個書寫的過程中無疑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比如線索的走向，比如因旁逸斜出牽帶出更為珍貴的品質。

我寫下的即是鄉村的日常——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所經歷的，我所看見的，我所與之靜靜對望的，無非是鄉間最為樸素的物與人。就拿馬家父子來說，老馬的兒子和我是同齡人，打鐵手藝的消失改變了一個人原本命定的旅程：鄉村器物的消失，兒女的成長需要更多經濟上的支撐，平凡生活賜予的簡樸的歡樂——而厄運也在悄悄降臨，將幾個家庭瞬間擊垮。當我再次與鐵質的器物劈面相逢時，難免發出一聲深深的嘆息。

或許這就是文學的意義或價值，在書寫的過程中記錄時間發生的嬗變，記錄下鄉村更為隱秘的角落，也記錄下一個時代中物與人的角色轉換與生死悲歡。當然，在選擇素材上就會截取更為典型的片段，在書寫對象上有意或無意引申出其平淡或曲折的命運軌跡。

記者：您是一位鄉村理發師。在《剃刀》一文中，您不但寫到了“與剃刀間的那份緣分”，串聯了與理發有關的歷史、傳說、小說、電影，寫到了您的生活經歷以及如何最終成了一位以理發為業的理發師，十余年間，“造就了一只剃污斷垢之手，一邊送人以清爽，一邊寫下有關鄉村的斷簡殘篇”，您說您“深愛著文字與剪刀。在給人理發的那一刻，剪刀仿佛長在了手上，每一個發型都是我用心完成的作品；在寫下文字的那一刻，筆就聯通了心神，每一篇文字都與我生活的這片土地、村莊血脈相通”。這種動情的“自白”表明，理發師和作家都是你熱愛的職業，在生存、期望和尋找中，它們對你更深層的影響是什么？

宋長征：人生很多事情是無可選擇的：無可選擇的誕生地，無可選擇的生活方式，甚至無可選擇的他人眼中的未來。這么說未免讓人喪氣，但事實上多年的鄉村生活所帶給我的不過是波瀾不驚的作息與日常。一面是理發師的身份，每天按部就班開門營業；一面是作為農民的勞作，春種夏管秋收；一面是作為寫作者的我，很多個夜晚坐在電腦前書寫。我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方式，這種一成不變、或者說是安定，讓我終于有了精力和勇氣面對閱讀與寫作。

作為職業，你不可能不盡心盡意，畢竟那是糊口的飯碗，鎮街上原先只有零星的幾家店面，現在發展到十幾家，所以在手藝上也需認真與精進，否則就會被淘汰。愛生活應該是一個人最為質樸的情感，生而為人就應該想著如何才能讓自己更安然開心一些，這種愉悅——閱讀與寫作的愉悅對我來說是無可替代的，我也只能深愛，并與之長久陪伴。

更確切地說，理發和種田讓我有了肉體生存的基礎，而文學讓我在尋找自己的過程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記者：人總是在某一個時空坐標上回顧、注視和遠眺……您的視角是百姓的、平民的，有人評論您“是為數不多的安土重遷的鄉土作家之一”，您對故鄉的理解，“是骨子里的熱愛和需要”。“鄉土作家”曾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最具影響力的創作群體，您認為自己今天仍舊在傳承他們的衣缽嗎，您覺得自己的寫作又有哪些不同之處？

宋長征：我是我自己。這句話原來說可能會很小心，但由于年歲的增長或者說精神的成長，讓我對自己有了更為客觀的審視與判斷。我也只能是我自己。復雜的事物、飛速發展的時代帶來的種種困惑，都讓我在意識上有了某種自我界定感，鄉間生活所帶給我的簡潔與自適無可替代。

如果說敬慕，沈從文是眾多作家中我最為敬重的作家之一，他的湘西，在很長一段時期讓我產生了對南方山野的沉迷：山，水，蓬勃的野草與樹木，在底層生活掙扎的簡樸的人們，以及眾多風物所表現出來的神秘與張力，都成為我夢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又不同于其地理環境上的區別，讓我認識到人的命運之舟所經的風景不同，只是在對待事物的態度上、精神上有某種契合的部分，所以由此產生的書寫也會大相徑庭。我找到了領路人，我沿著某種隱約的精神線索在屬于自己的鄉野上呈現出自己的所思所感，僅此而已。

我的神思仍游離在“安土重遷”這個詞境的迷霧深處，我想要撥開的仍然是這方土地上的物與人的面紗，以使自己走進鄉野的更深處，文學的縱深。

記者：盡管是寫您熟悉的一片土地、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但您的視野非常開闊、縱深，書寫具有很強的穿透力，充分展示了“言說”的豐富性、獨特性。這里面不止有生活經驗，還包括如何看待生活的問題、寫作修養的問題等等，比如您在《土陶本紀》中聯想到梅特林克的《青鳥》時就曾寫到：“有時我覺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孩子，在書寫的過程中尋找那些與幸福有關的記憶。”您還寫到了鄉村的很多手藝及手藝人，刻錄了他們的品質，將手藝比喻為寫作，指出“心是衡量手藝的尺度”，您寫出了鄉村的價值觀。請舉例談談這方面的經驗和心得。

宋長征：生活上我可能是少有追求的，但對于文字方面我有著某種不可滿足的貪欲。這里涉及到閱讀，從少年時期的少量閱讀，到后來對經典的大量閱讀，感覺自己越來越渺小，無論生活還是精神，都存在某種先天性營養不良。這也是我在最近幾年瘋狂買書的原因之一。我不允許自己不知道山外更有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是他們界定了精神的高度，且一直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影響著世人。

而另一方面，我會限于鄉間單調生活所帶來的困惑：我們在泥土上生活，候鳥般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來去去，盡畢生的努力去追趕日復一日飛速發展的生活，是否還有精力去關照自己所生存的狀態下的精神生活？如果有可能，那么這種精神生活所指的到底是哪些層面，又如何去解決生存與生活之間的諸多矛盾？

可能是我想多了——當我把目光投入到當下的鄉村與農人時，我看見了他們簡樸生活中的某些真相：可能每個人都有藝人的潛質，哪怕是種莊稼也能分出好壞，更不用說那些精細的活計。他們認真而努力，心無旁騖，在面對一片瓦一匹布一把鐵器時，用自己簡單重復的勞作使其看上去更為完美，用一顆簡樸之心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符號與溫度，也就自然而然完成了作為一個匠人或藝人的使命。

我寫出了“鄉村的價值觀”嗎？不能確定。但我完成了屬于自己的作品。

記者：在這本書中，您寫到鄉村的人、風物、生活，現實與過去；寫到了鄉村的器物、植物、動物，整本書似乎集結了各種鄉村生活元素，顯得博大厚實，也非常有“秩序感”，這種架構與您以前作品集的“專題性”似乎有些不同，是否意味著這是您的一部階段性、總結式的作品？未來您還有什么寫作打算或寫作目標？

宋長征：這種秩序感是在前期寫過之后形成的，在某個需要轉變的時段，或許僅僅是某種契機，讓我產生了對鄉間歷史的好奇。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仍然屬于一個農業大國，很多人的生活上仍然帶有農耕文化的屬性。寫下即挽留。如果說是階段性作品也未嘗不可，這本散文集的誕生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對農業農民農耕文化的疑問。莊稼的進化與演變，器物的誕生與流變，農人身份的堅持與改變，都有更為寬闊的體現。

您所提到的前作品集的專題性也是對的，是我有意識將一些寫作素材區分、細化，使其形成一定的相近性與規模性，所以才有了“鄉間三部曲”。它們與《北方有所寄》之間是并行的，交叉書寫讓我在某一領域產生更大的學習、閱讀興趣，也更便于厘清閱讀。后者則是站在時間維度的原點，向前或向后，去試圖營造出一個更為立體的農耕場域，以期挽留住鄉野重要的部分。當然，這種目的達到與否，全憑讀者的閱讀感受。

至于未來，我打算著手學習寫作一些類似小說的作品，無論成功或失敗。

記者：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