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雖然可以將鄉土文學的淵源追溯得十分久遠，然而說到底，嚴格意義上的中國鄉土文學還是現代化的產物，它肇始于“五四”時期，與許多雖然早已存在卻一下子如同初見的事物一樣，農村、鄉土也是“五四”啟蒙文化的發現，因此，它的總體氛圍與話語模式是現代性的，處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歷史語境之中。于是，它的宏大主題、它的總體關注點就是農村如何進步。不管因為時代與社會的原因，這一主題是如何分解、變異與具體化，不管對農村進步與現代化如何理解，不管對阻礙進步的原因有怎樣的判斷，不管這進步的方向在何方、具體內涵是什么，中國近百年的鄉土文學傳統傳達出的精神就是對農村現代化的思考與探索。

內與外：鄉土敘事的新型結構

如果這一判斷是成立的，據此，我們可以對鄉土文學主題意義模式的演化做出梳理。先從近年的一些鄉土文學說起，比如劉慶邦的新作《花燈調》。這是關于脫貧攻堅題材的作品，小說中的高遠村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屬于“深度貧困”點。這么一個被看成是“爛漁網”的窮村經過努力，最后通過了脫貧驗收。小說刻畫了夏方東、尚應金、周志剛、秦希明、韓二哥等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形象，寫到了村民們“渴望富裕的內生動力”、他們的自主創業，特別是周志剛常年與村民們一起修路的舉動，可以說是當代愚公精神的體現，但作品同時也寫到了高遠村之所以如此的文化、性格與精神拖累，比如作品中的禇大鵬、韓虎、齊天星等形象。

小說的靈魂人物是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正是這位原本沒有多少鄉村生活與工作經驗的女檢察員將高遠村帶出了貧困的泥淖。而向家明治理高遠村的成功之處是對脫貧攻堅這一戰略清醒的認識和堅決的踐行，是在這一戰略實施時對政策的正確理解與智慧運用。在區委的支持和主導下，從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到民生、教育，幾乎無所不包的一攬子規劃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下達到區屬各個單位，并由內容對口單位牽頭具體實施，加上高遠村的合力配合，高遠村的面貌得到了徹底改變。可以從小說中提煉出一個內外式的結構，相對于高遠村的原住形象群，向家明是“外”，相對于高遠村脫貧的自身努力，上級的政策、規劃及其規劃的組織實施也是“外”。而且，在這種兩兩結構中，外部的人物與動作處在了作品意義的核心位置，它們是作品敘事的重要推動力。

這樣的結構在近期的鄉土寫作中幾乎成為一個原型結構，只不過在人物設置與外部力量的選擇上存在差異。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中的主要人物是鎮委書記陸險峰和千年村第一書記肖百合。千年村地處山區，土地分布零散、資源貧乏，沒有一家像樣的村級企業，長期在低水平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上徘徊。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讓農民擺脫貧困、過上富裕美好的生活是一道難題。肖百合到村上任首先要推動的是貴州地區新農村建設的“三改”，而要完成這一任務，首先就是要對村里的居住現狀進行調整，拆除影響出行與經營的住宅和違章建筑。可以說，千年村鄉村振興的每一個工程、每一項工作都是從“破”開始的。可以想象，農民一方面向往美好的生活，但這美好的生活需要“破”，而當這“破”要從自己開始，要改變他們目前的生活狀況，比如需要異地搬遷時，他們又不愿意了。對于長期生活生產在農耕文明傳統中的村民來說，他們習慣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實在在的利益，如同春種秋收一樣，一切都要像田里的莊稼，他們才踏實。他們更習慣于傳統的生活方式，同時常常在新舊生活方式的比較中計算成本。那些美麗鄉村的圖景和規劃是未來的、是紙上的，要讓他們為了還是當畫兒看的遠景犧牲眼前的利益，可謂難上加難。不要說普通的村民，就是村干部都想不通、不愿做。比如村主任麻青蒿、村副主任羅云貴、村監委主任黃光輝等，在房屋拆遷、土地流轉、遷墳等方面都疑慮重重，反反復復。

小說沒有美化現實，而是寫出了鄉村振興的艱辛，一些困難超乎人們的想象，有時，村民們的抵觸可以說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爬到鎮政府樓上要跳樓的、有拿著菜刀闖到鎮領導辦公室的、有拿著農具集體攔路的……在這些人眼里，陸險峰在“上面”，肖百合是從“外面”來的人，作品中脫貧攻堅的矛盾常常體現為這種上與下、外與內的沖突。

現代鄉土文學的結構及變化

如果對近百年中國鄉土寫作進行整體觀察，會發現這一結構草蛇灰線般的演變過程。其實，在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的發韌期，這一結構便顯現出來，或者可以說，這一結構是中國現代鄉土文學與生俱來的，它由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的功能所決定。以魯迅為例，作為中國鄉土文學的開創者，“魯迅是意在‘五四’啟蒙知識分子的立場來書寫鄉土的，其全部鄉土小說都滲透著對‘鄉下人’那種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與文化變革的精神狀態的真誠而強烈的痛心和批判態度。”（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第31頁）然而，即使如魯迅，也未能在這個結構中提供出理想的引領性的形象，《祝福》《故鄉》等作品中的“我”是無力的。這樣的形象在中國早期鄉土文學中既具有代表性又普遍存在，這使得中國的鄉村在文學中長期呈現出悲劇性的樣貌。甚至因為現代性自身的匱乏而造成這一結構關系的兩種極端向度，一是離鄉，從三四十年代的鄉土革命小說一直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一是回鄉，情感的回鄉，如早期的浪漫主義鄉土小說和新時期的文化尋根小說。

而從主流看，自上世紀40年代后，中國鄉土文學的寫作者們對這一結構進行了重置，他們將鄉村革命的使命賦予了農民，于是，這一結構內化了。以趙樹理、柳青、周立波為代表，他們作品中的敘事沖突大都在鄉村內部，外部的先進性體現在覺醒了的、對社會進步予以熱烈響應的農民身上，他們擔負起了自我革命的責任。在后來，他們成為社會變革的敏感者，引領了中國鄉村革命的風氣，如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賈平凹的《小月前本》《雞洼窩人家》等作品中的人物。他們不但憑著長期生存的本能與敏感爭取利益，甚至將自己活成了思想家，如張煒《古船》中的隋抱樸、陳忠實《白鹿原》中的白嘉軒。

這一結構的內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中國鄉土小說的主要結構模式，原因很多，它與中國漫長的農業文明不無關系，這一文明形態的權力話語生長于鄉村自治的“小傳統”。因此，中國的鄉村變革是緩慢的，也是自下而上的。所以，中國的農村長期是鄉村自治模式，所謂政不下縣。但是，上世紀初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開始打破這一傳統模式，農村必須跟上現代化的步伐。在現代社會體制下，農村不可能再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中運行，現代工業體制逼迫農村改變生產與經營方式，城鄉功能也必須在現代生產方式上進行分工。這些都需要農村進行根本上的變革，這樣的變革又必須打破鄉村的自理模式，使農村與農民現代化。

顯然，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像傳統那樣依靠農村自我生產，而要從外部輸入，這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大批知識分子投入到鄉村建設的背景，也是當時知識界強烈呼吁“歸農”的原因。歸農，即促使城市知識階層和從農村走出去的知識分子回到鄉村，參與鄉村治理、改變鄉土文化。這種歸農不是傳統的官僚歸隱與返哺，傳統的歸田與返鄉雖然看上去也是文化資源的注入，但這種文化在本質上是與鄉村文化同質同構的。而鄉村建設與歸農則是異質的，是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替代。它們開啟的鄉村現代建設的治理結構，也同構了中國現代鄉土文學開創期的敘事模式。不過，早期的鄉村建設高開低走，歸農也流于口號，其原因一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本身曲折的道路，二在現代化的經驗、資源與動力不足。這也同時投射到鄉土文學的發展道路上。而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一輪又一輪走向深入的國家戰略實施之后，中國的農村道路終于迎來了根本性的轉機，這也是當下鄉土寫作不約而同地鮮明地呈現出內外結構模式的深層次原因。

可以說，中國現當代鄉土文學的結構經歷了正反合三個階段，從開創期顯在的內外結構到這一結構的內化和隱性，再到外化，它是中國鄉土文學的演變，更是它對中國農村變革的審美表達。

內與外的對立統一

如同辯證法所揭示的那樣，當前鄉土寫作內外結構模式不是對早期的簡單回歸，而是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支持之下的轉型升級，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對內外關系的重新調整與重新解釋，是內與外的對立和統一。也就是說，一方面，農村必須接受現代化的改造，另一方面，現代化治理又必須遵從鄉土經驗，尊重小傳統，最具生長性的就是現代化與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比如喬葉的《寶水》，小說主要人物可能不是鄉村建設專家孟胡子孟老師，但他絕對是作品的核心。不僅為寶水一個村子做規劃、定方案，他的腳步遍及中原大地。作為專業型知識分子，孟老師對鄉村現代化有著精深的研究，他不僅知曉農村的未來走向，而且對當下的政策、制度、國情了然于胸，所以，他的方案既是現代化的，又能得到政策的支持，能夠融合資源，落地生根。在小說中，孟老師不僅是設計者，而且是農村問題的教育家，他不僅指導自己的專業團隊，更將寶水村的干部與村民納入到自己的“課堂”，他教育他們怎樣認識自己、怎樣認識自己的村莊。因此，孟老師是一個比在地村民更了解“三農”的專家，是一個能夠融入農村、融入傳統，并且善于從傳統借力的知識分子。在孟老師這兒，寶水村的民間宗教、民間神話以及民俗風情、山川風物，特別是血緣、宗族、社會關系、習俗、習慣等都納入了他的鄉村治理體系。

王松的《熱雪》也可以看作這一結構的典型。小說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后來居上的回鄉大學生肖圓圓，她背后是早已走出去創業的父親和他的公司天行健集團以及農學家牛教授的科研指導團隊。肖圓圓提出通過公司化運作進行現代規模農業生產。但這需要土地，需要能夠進行現代大型農業機械作業的成片的土地，這就需要進行土地流轉。《熱雪》的主要矛盾就是圍繞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轉展開的。如果依然從事傳統農業，農戶會虧本，但是，要他們把土地交出來，他們又不愿意了，他們寧可讓自家的土地撂荒也不會輕易給別人。面對這相困局，肖圓圓沒有簡單化處理，而是依靠中國鄉村熟人社會的特點進行化解。一方面，肖圓圓依照現行制度與鄉村治理路徑乃至現代法治去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另一方面，她又和公司管理層利用熟人社會的血緣與人際紐帶去梳理關系，尋求幫助。而在一個熟人社會中，在中國傳統的村莊里，人與人的關系是復雜的，相互交叉重疊。既有血緣、有鄰里，又有灰色權力，也有歷史交往形成的親疏情感。以肖圓圓為代表的鄉村管理者憑借他們對這個小社會的了如指掌而能運籌帷幄，他們對關系的調動、對尺度的把握、對輕重的拿捏、對機會的捕捉，表現出既具有文化傳統又具有現代理念的基層治理智慧，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當代鄉村基層政治學。

在近年的鄉土寫作中，楊志軍《雪山大地》最為復雜，小說中的沁多縣面臨新農牧建設與脫貧攻堅的任務也最為艱巨，因為從作品故事時間中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看，沁多縣幾乎處在現代文明之外，這兒沒有現代醫療體系、沒有現代教育體系，沒有固定的村落居住環境，也沒有現代貨幣意識與商品經濟。牧民們不知道學校是什么，識字又有什么用。錢有什么用呢？為什么要進行商品交換？自己的吃用都在自家的牛羊身上。這種局面當然需要改變。到了小說的結尾，沁多縣已經建成了現代化的農牧體系、一邊是可以休養生息的生態牧場，一邊是現代化的城市，沁多縣已經全面與內地同步了。而這一切都來自于作品中的父親強巴。他是一位畜牧專業畢業的大學生，這樣的身份隱含了這樣的理念：區別于傳統鄉村的自然演變，現代鄉村的變革將由現代知識體系進行理性的設計。這使得父親其后致力于藏區現代化的努力得到了合理解釋。可以想見，父親強巴的努力遇到了來自藏區內部的巨大阻力，但是，同樣因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情懷、理念、視野和智慧，他自覺地認識到，要改變藏區的面貌首先要尊重藏族的文化傳統，使自己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小說以青海藏區的生活作為主體，它是對青海藏區現代化的宏大敘事，又是漢藏不斷融合的過程。在客觀反映各民族共同走向現代化的主題下，突出藏區文化的主體性，表現民族間的融合，這是作為外部改革力量代表的強巴與藏民共同的價值認同與情感歸依，他們一方面走出了傳統，另一方面又共同信奉著雪山大地的信仰。

僅從這一結構的演變就可以看出當下鄉土書寫的新質，這一結構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自信，是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理念主導性的體現，是中國悠久文化煥發生機融入現代的表征。它已經貢獻出了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為鄉土寫作新的代際提供了具有辨識度的美學特征。

（作者系江蘇作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