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說“夢想的個人生活”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上海《東方雜志》第三十卷第一期推出“新年特輯”，邀請京滬等十一城各界人士共二百四十四位撰寫“新年的夢想”。撰稿人有作家、藝術家、教授、官吏、實業家、職員、學生等，還有外籍人士如伊羅生，涵蓋面甚廣。作家就有柳亞子、謝冰瑩、鄭振鐸、巴金、郁達夫、老舍、葉圣陶、胡秋原、錢君匋、李青崖、盛成、俞平伯、茅盾、施蟄存、周作人、章衣萍、洪深、林語堂、夏丏尊、曹聚仁（以刊文先后為序）等位，均為一時之選。還請著名畫家豐子愷等繪制多幅漫畫，與文字相映成趣。

這個“新年特輯”總題“新年的夢想”，自然應景，但并不奇特，奇就奇在總題之下，有兩個分題，一為“夢想的中國”，另一為“夢想的個人生活”，從國家到個人。換言之，撰稿人應以這兩個分題各撰一篇短文。大部分作者都照辦了。不過也有例外，周作人就只回答了前一題，而且是抄錄其舊著《看云集》中的一小段話塞責。

然而，總題之下有兩個分題，就產生了陷阱。由于這兩個分題的文章又各自排印，后來的研究者在輯錄作者《“新年的夢想”》一文時，往往只注意第一問，即把作者對第一問的回答視為對“新年的夢想”全題的回答，而忽略了第二問，漏收作者對第二問的回答。當年我編《郁達夫文集》就只收了郁達夫談“夢想的中國”這篇，而遺漏了談“夢想的個人生活”的另一篇。這個失誤，新出的《郁達夫年譜》（2021年11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初版）已經糾正。

《東方雜志》第三十卷第一期，封面是豐子愷的畫作

同樣的疏漏也出現在《巴金全集》中。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初版《巴金全集》第十八卷（佚文集上卷）“一九三三年”部分首篇就是《“新年的夢想”》，也只有總題之下的“夢想的中國”篇，而未收“夢想的個人生活”篇。現把“小說家巴金”的“夢想的個人生活”這篇已失散達九十年之久的佚文照錄如下：

我個人的生活里不敢有什么夢想，黑暗的現實把我的夢景全都摧毀了。在這一片血淚的海上，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建造我理想中的美麗的天堂。在這時候我只能夠有一點小小的希望，這希望也許就是不能實現的夢想罷。

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寫我愿意寫的文章，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隸，不受人的利用。靠著自己的兩只手生活，在眾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奪人，也不被人掠奪。

我有一個先生，他說過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都受教育，每個智慧都得著光明。”假若這就是他的夢想，那么我的也是這個。我也相信個人是和社會分離不開的，要全社會得著解放，得著幸福，個人才有自由和幸福可言。

巴金此文是他《“夢想的中國”》中所說的“在現在的這種環境中，我連做夢也沒有好的夢做，而且我也不能夠拿夢來欺騙自己”的進一步發揮，強調自己“只能夠有一點小小的希望”，那就是“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寫我愿意寫的文章，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巴金的思想后來幾經變遷，直到晚年，隨著《隨想錄》的誕生，他終于真正實現了這個“小小的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篇短小的佚文，是值得巴金研究者注意的。

《小人小事》初版本之謎

《小人小事》是巴金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一本小書。在巴金眾多的著譯譜系中，一點也不顯眼，卻有兩種書名相同、內容部分不同的初版本。這在巴金著作中大概是絕無僅有的，在現代文學版本史上恐怕也是一個獨特的個案。

已經收入《巴金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的《小人小事》，書前有全集編者的說明：“《小人小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七年八月，共印二版（次）。”此書列為有名的文生社“文學叢刊”第八集之一。那么，《小人小事》果真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版的嗎？答案：是，又不是。此話何講？因為我剛剛得到一本《小人小事》土紙本，版權頁所示，同樣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初版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四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列為文生社另一套“文學小叢刊”第三集之一。書名相同，作者也同一人，怎么會有兩種不同出版時間的初版本呢？

“文學小叢刊”版《小人小事》

桂林文生社初版《小人小事》收入兩輯六篇作品，即“第一輯旅途通訊”，有通訊《從桂林到貴陽》（正文中改題《“別桂林”及其他》）《“貴陽短簡”及其他》《成渝道上》三篇；“第二輯小人小事”，有短篇小說《豬與雞》《兄與弟》《夫與妻》三篇。換言之，這本《小人小事》是通訊加上短篇小說的合集。書末又有一篇《后記》，把編集這本小書的緣起和何以命名《小人小事》的理由交代得一清二楚：

今年三月起我從桂林到重慶、成都，又從成都、重慶回到桂林，整整花了七個月的長時間，這期間內我只寫了前面三篇通訊和三篇類似小說的東西。算字數，至多也不過三萬八九千，而且是在幾個地方寫成的。這一疊原稿紙跟著我跑了來回將近三千公里的路程。到今天我拿出它們翻看，在這些紙上我仿佛還聞著公路上塵土的氣息，這氣息對我已經是非常親切的了。我現在很高興地把它們編成一本小書，作為我這次旅行的一個紀念物。

本來我想在“小人小事”的題目下寫十篇像《豬與雞》的文章，但只寫了三篇就不想寫了。所謂“小人小事”，并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說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過一些渺小的事而已。《旅途通訊》三篇所寫的也無非“小人小事”：我自己原是一個渺小的人。因此我就用了“小人小事”做這小書的題名。

巴金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全面抗戰勝利后，巴金回到上海，重新整理自己的作品。于是把桂林文生社初版《小人小事》一分為二，“第一輯旅途通訊”三篇抽出，編入一九四六年四月萬葉書店初版《旅途雜記》。“第二輯小人小事”三篇，再加上后來新寫的《女孩與貓》《生與死》兩篇，組成一本新的短篇小說集，書名仍沿用“小人小事”不變，這就產生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新的《小人小事》。

文生社初版新《小人小事》當然也有一篇落款“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上海”的《后記》，其實是對一九四三年老《小人小事》之《后記》的大幅壓縮和改寫，老《后記》有三百五十余字，新《后記》僅二百四十余字。第一段“這期間內我只寫了前面三篇通訊和三篇類似小說的東西”這句至段末，改成只剩下了兩句話：“這個期間我只寫了三篇類似小說的東西。而且是在幾個地方寫成的。”第二段頭兩句大致相似，后半段則改寫成：“這類小文章我不想再寫下去了。所謂‘小人小事’，并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是一些渺小的人做過一些渺小的事情而已。”老《后記》中那句重要的“我自己原是一個渺小的人”，被刪去了。

《小人小事》有兩種初版本這個有趣的版本現象，很值得巴金研究者留意。而且，據《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1979年9月上海圖書館編印），《小人小事》還有一九四三年六月成都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第三種初版本，但我未見原書。

巴金——“我最欽佩的作家”

一九四六年一月創刊于上海的《上海文化》月刊，以“報導文化動態，評介書報雜志”為宗旨。二月《上海文化》第二期刊出一組在上海大中學生中舉行的“本社調查統計報告”，分別為“你最愛”“那一份報”“那一種雜志”“那一本書”和“那一位作家”，作者署名孫德鎮。所調查的有圣約翰大學、新陸師范學校、上海中學、上海市立女中和南洋模范中學等上海十一所大中學校及校外知識青年。關于“我最欽佩的一位作家”這個問題，統計結果如下（取前六名，作家姓名之下為所得票數）：

巴金 一九〇；鄭振鐸 一〇三；茅盾 五二；施濟美 三一；董任堅 二八；嚴諤聲 一九。

對這個統計結果，統計者還做了“說明”，共七條，其中重要的為：“巴金得票最多，可反映其作品之始終獲得知識青年之歡迎。”“鄭振鐸得票極多，想系（甲）一般知識青年對鄭氏在上海淪陷期中艱苦卓絕精神的崇敬；（乙）鄭氏于最近所撰文章及其所編刊物之受人重視。”“投票于施濟美者多系女生，投票于嚴諤聲者多系補校學生及職業青年。”需要說明的是，施濟美是以《鳳儀園》出名的青年女作家，嚴諤聲則以“訥廠”筆名撰寫各種評論著稱。而“茅盾‘茅’字頗多寫別字者，或少‘草’頭，或少一撇”。言下之意，茅盾得票原本還可能高一點。至于董任堅，“說明”認為他“乃著名教育家，教育方面之譯著頗多”，但從狹義的“作家”標準理解，“董氏似不應列入作家范圍內”。

與得票最多的作家相對應的，在“我最愛看的一本新書”統計中，巴金的《家》名列第二，茅盾的《腐蝕》名列第四，張天翼編的《抗戰小說選》名列第五。而對巴金榮居亞軍，也有一個“說明”：“巴金至今擁有廣大的讀者，參見第四題（“我最欽佩的一位作家”——筆者注）之統計。巴金小說之被投票者，除《家》外，尚有《春》《秋》等。”

有趣的是，對于巴金是“我最欽佩的作家”的投票結果，也有讀者表示不同的看法。一九四六年三月《上海文化》第三期以《巴金是最受欽佩的作家嗎》（目錄頁所示）為題，刊出重慶讀者羅致的質疑信，信中云：“巴金之《家》（以大家庭之毀滅為主題）即未必為今日廣大青年所愛讀。自抗戰以后，青年來內地者東西流離，生活既亂且苦，以此對于家庭引起無限懷念（不論為大家庭、小家庭），故對于大家庭毀滅悲劇，不易引起共鳴，此亦人之常情。……若就內地言之，近年來曹禺、夏衍、陳白塵實皆較巴金為熟悉也。”

對于這個質疑，《上海文化》并未進一步展開討論，這是令人遺憾的。事實上，抗戰以后，固然曹禺、夏衍、陳白塵等的劇作大受歡迎，巴金小說仍不脛而走、持久不衰，且以《上海文化》統計中提到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為例。手頭正好有開明書店出版的《家》（1941年3月第20版)、《春》(1949年2月第19版)和《秋》(1949年3月第13版)，版次都頗為驚人。讀者仍是如此之多，怎么能說巴金的作品已“不易引起共鳴”呢？

因此，全面抗戰勝利后，巴金依然是上海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所“最欽佩的”一位健在的作家，這個結論符合史實，巴金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