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下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受到公眾的關注，我想起，魯迅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也是很有故事的。魯迅出國留學還是清朝末年，1909年魯迅從日本留學歸國后，就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了。不僅掌握了現代科學知識，也具備了全面的現代意識，包括知識產權保護意識。雖然那時候的知識產權保護在中國還是濫觴期，魯迅本人也有一個逐步建立概念的過程，但在中國，魯迅還是比較早建立這種概念，并在實踐中有意識運用的人之一。

魯迅的版權保護意識

魯迅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首先體現在出版著作的版權印花上。

五四時期，魯迅著作出版時，一般還不帶有版權印花，如《一個青年的夢》（1922）、《吶喊》（1923）、《中國小說史略》（1923—1924）雖然已有“版權所有”一類標注，但都是沒有版權印花的。魯迅筆下最早的版權記載是1921年7月，在他給周作人的書信中提到，他正與北京大學編譯處接洽版權事宜。實際上是當時商務印書館擬再版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魯迅代周作人將版稅印花寄北大編譯處轉商務。后北大編譯處不允代轉，予以退回。這是魯迅第一次在文字中提到版權印花。

魯迅本人使用版權印花，是到上海之后。有證據表明，最遲從1929年魯迅就開始使用版權印花了。那時候他發現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稅，魯迅托律師與之經過法律交涉后，雙方和解，談好從此開始全部印品都貼印花。此后的魯迅作品，凡是通過專業出版機構出版的，就都貼上版權印花了。至于魯迅自己以“三閑書屋”名義出版的書，就基本上沒有了。實際上，貼版權印花，也是那個時代的通行做法，比較正規的出版機構，都會這樣做。

對于社會上的盜版，魯迅深惡痛絕，也多次設法予以打擊。1931年曹靖華翻譯的蘇聯小說《鐵流》出版后，次年在北平出現了盜版，“壞紙錯字，弄得一塌糊涂”，魯迅是曹靖華的代理人，就把版權賣給上海的光華書局。魯迅代貼印花，譯者曹靖華版稅照抽，保護了譯者的權益。自己出書缺乏版權印花時，魯迅還委托書店代購空白的版稅印花，也有利于保護版權。有一次，他說好給北新書局500個印花，后來發現少了一個，他還主動補上。

魯迅對當時版權被任意侵害的現象，十分不滿，曾說：“有書出版，最好是兩面訂立合同，再由作者付給印證，帖在每本書上。但在中國，兩樣都無用，因為書店破約，作者也無力使其實行，而運往外省的書不帖印花，作者也無從知道，知道了也無法，不能打官司。”（《致唐弢（350826）》）。1931年10月曾談起：“翻版書北平確也不少，有我的全集，而其實只三百頁，可笑。但廣州土產當亦不免，我在五年前，就見過油印版的《阿Q正傳》。”

后來杭州的青年孫用翻譯了《勇敢的約翰》，魯迅幫他辦理出版事宜，前后無償為他奔忙兩年，終于出版，魯迅也為他策劃版權印花，細到用什么紙，裁切到多大，每次遞交多少個，都想到了，就是為了最大限度保護其利益。

對于侵權行為，魯迅也是不含糊的

對于侵權行為，魯迅是毫不含糊的，哪怕對于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未名社、朝華社、北新書局，他也是該怎樣就怎樣，寧愿鬧翻，也決不姑息。未名社是魯迅在北京時期與韋素園韋叢蕪兄弟、李霽野、臺靜農、曹靖華等幾個文學青年組建的文學社團，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翻譯介紹，后來魯迅離開北京，韋素園生肺病住院，其他人也多數離開北京，社務交給韋叢蕪打理，結果韋叢蕪就亂來，造成該社虧空，無法維持，后來盤給開明書店，魯迅只好聲明退出該社，后來韋叢蕪不得不返還魯迅的紙版。

還有朝華社，是魯迅到上海后，與柔石、崔真吾、王方仁三個文學青年加上許廣平一起創辦的，其中的王方仁，他建議把社員翻譯的書，交給他的哥哥那個書店去出版，結果這個人又亂來，以次充好，亂做廣告，代售處賣了書不給錢，使朝華社難以為繼，魯迅最終與之切割。

1929年，魯迅發現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北新書局居然肆無忌憚地暗中克扣他的大筆版稅。當時魯迅的著作大部分都交給這個書店出版，這個書店是原來北大學生李小峰開的，由于出版魯迅的書，就發起來了，后來魯迅到上海，他也把書店遷移到了上海。其間魯迅的書越賣越好，書的品種也越來越多，李小峰就動起了歪腦筋，大肆克扣魯迅版稅。魯迅委托律師與之交涉，該店最終返還魯迅版稅達兩萬元。但是，后來魯迅看他已經有悔意了，就仍然把自己的書給他出，比如1933年的《兩地書》，還是交給該書店，最后用“青光書局”名義出版。

“有人翻印 功德無量”

當時魯迅的版稅，最高可達25%，但為了推廣，有時候也主動降稅到20%甚至更少，為了傳播，有時寧愿放棄。有一次，有個青年告訴魯迅，他看到有人改編魯迅翻譯的《十月》，認為應該追究。魯迅說，我已經把版權賣給神州國光社了，對此不能說什么，“但既系改編，他們大約也不能說是侵害版權的罷。”很好地把握了改編與侵權的關系。

1932年魯迅把雜文集《二心集》版權出售給合眾書店，1934年，因《二心集》被禁，該書店要將該書經審查后剩余的文章改成《拾零集》出版，寫信征求魯迅意見，魯迅表示：“以售去版權之作者，自無異議。但我要求在第一頁上，聲明此書經中央圖書審查會審定刪存；倘登廣告，亦須說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則，蒙混讀者的責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負，我是要設法自己告白的。”準確地把握了版權權益，實際上也是表示了對當局無理查禁的嚴重抗議。

1936年，魯迅自費編印了德國女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他不但不拿版稅，反而在版權頁上寫上“有人翻印 功德無量”，目的還是為了傳播。

1932年，美國記者斯諾想翻譯魯迅的作品集，請求魯迅授予“翻譯的特權”，1934年6月魯迅正式授權斯諾“作品翻譯及在美印行權”。同年8月，另一個美國人伊羅生希望魯迅授權翻譯他的著作，魯迅回答說，我的作品已經授權斯諾翻譯了，不能給第二個人了。后來伊羅生就改變了做法，編譯了《草鞋腳》多人合集。這說明魯迅很注意保護對方的知識產權。

1935年10月7日，魯迅收到伊羅生來信，其中談到：他翻譯的魯迅小說《風波》，已經由美國的《Story》月刊發表于1935年9月號。這時他本人已經到了法國。17日魯迅給伊羅生回信表示：“關于翻譯我的小說《風波》，您要給我的報酬，我是不取的。這事，我沒有花多少工夫。我希望，此款由您隨意處理。”這又體現魯迅在版權保護前提下的相互尊重意識。

今天我們怎樣保護魯迅的知識產權

魯迅生前是很有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但魯迅逝世后，他的知識產權卻不斷遭到侵害，從早年的盜版書，到后來的仿冒手稿。1990年代，我曾經碰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某區警方來找我們，讓我們鑒定一批魯迅手稿，我一看，這是上世紀70年代上海魯迅紀念館委托專業印刷單位仿真復制的魯迅文稿。這顯然不是原件。警察聽了說，那讓這個家伙逃過一劫了。原來是他們抓到一個文物販子，如果這批手稿是魯迅真跡，那就是兩年徒刑起步，不是真品，就只是投機倒把，沒什么大事了。我們鑒定這是假的，他就避免了一場嚴厲懲處。

實際上，從那時以來，市場上就不斷出現魯迅手跡贗品。不僅大陸市場，海外市場也出現了。而且現在手段越來越高明，已經升級換代到3.0版了。最早是拿印刷品冒充，后來是掃描制作，剪接拼湊，現在是臨摹仿寫，僅從字體看，已經可以亂真了。只有最后一道關他們闖不過，那就是內容，這個他們偽造不出來。所以，現在鑒別魯迅手跡，不是靠鑒定字體，而是要綜合考量，特別是內容。因為一方面魯迅的生平那些人不可能完全了解，他們要偽造，往往就會露出馬腳。只要對內容深究下去，最后總會發現破綻。所以，我們編輯《魯迅手稿全集》定下一條鐵規矩：爭議不收。這樣才能有效保證偽造品無法魚目混珠。

在今天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日益加強、相關法制日益完善的時代，侵害知識產權的事還是會不斷出現，我們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要學習魯迅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僅要堅定維護魯迅的知識產權，也要維護知識產權保護法規，打擊侵害知識產權行為，維護社會公義。這也是魯迅精神的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