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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二十四卷本《陳平原文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3月22日，《陳平原文集》出版暨現代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召開。會場名師云集，來自國內外近40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資深學者參會并發言。（供圖 倪詠娟）

一篇論文，奠定穩實的治學根基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廣州中山大學一個講堂里擠滿了學生，著名的文學史家王瑤先生正在演講。其中有一位潮汕籍學生凝神聽講，可是總聽不清講些什么，因為王瑤先生的山西口音很重。但這位青年還是被王瑤先生的“氣場”給征服了，決定要報考王瑤先生的博士生。

這位青年就是陳平原。

陳平原絕頂聰明，投石問路，把自己寫的一篇關于許地山的研究論文寄給北大的錢理群。錢理群是熱心人，看了陳平原的論文，拍案叫好，就轉給王瑤，建議王瑤先生招收陳平原讀博士。經過考試，陳平原確實很優秀，就被錄取了。那是1984年秋，陳平原如愿考入北大，我那時已經是北大的講師，也參加考試，平原和我二人就成為中文系的首屆博士生。

那時的博士生學習主要是自己讀書，和老師交流。陳平原有很強的專業敏感，總能抓到新鮮而又適合自己的題目。當現代文學這個學科剛剛撥亂反正，恢復元氣之時，他的眼光就轉到清末民初，試圖突破當時有定論的“現代文學三十年”框架。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就以1898年作為中國小說從古代向現代轉型的起點。他大膽采用當時剛傳入的西方敘事學理論，把小說形式的變化與社會文化的轉型結合起來，探討了晚清與“五四”兩代作家如何完成從小說敘事模式的變遷。這是頗有創意而且富于成效的研究。也就是這篇論文，奠定了陳平原治學的根基，相當穩實。

也就在平原兄博士論文出版前后，北大嚴家炎、洪子誠、錢理群等六七位老師申請了一個項目“20世紀中國小說史”，也打算從清末民初一直寫到當代，是多卷本。可是集體項目容易成為“和尚挑水”，很難做好，多年過去了，也就只有平原兄寫完他負責的第一卷，即清末民初部分，其他幾卷都不了了之。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達到了他本人的治學高峰

八十年代文學研究界在流行“方法熱”，并對當時主流的文學史（王瑤先生于唐弢先生的兩種現代文學史）進行反思，陳平原也躍躍欲試，要重新擘畫現代文學史的寫法了。

那段時間，陳平原經常和黃子平到北大南門21樓錢理群的單身宿舍聊天，談天說地，揮斥方遒。他們聊到文學史的新寫法，試圖要突破既有的、與革命史完全“對應”的框架，初步擬想新的文學史敘述主線與板塊，比如“啟蒙”、“感傷”、“融入世界文學”，等等。他們非常興奮，用小錄音機把對談的內容記錄整理，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隨后，上海等地也有陳思和、王曉明等提出“重寫文學史”，與北京的“三人談”遙相呼應。

記得“三人談”發表后，王瑤先生是不滿意的，埋怨他們“包攬”了那么多不同類型的文學，梳理出什么啟蒙、感傷等文學史特征，唯獨遺漏了在歷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左翼文學與革命文學。

應當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對于當時文學史寫作的框架與方法是有很大的啟示意義的，而王瑤先生的批評也有其道理。只因為這個新概念仍然比較粗放，缺少可操作性，其后，也始終未見按照“三人談”思路寫成的文學史。但對于陳平原等三人來說，這可是“爆得大名”的一個機會。后來陳平原與老錢、子平結為莫逆之交，也許還會加上在美國的王德威先生，他們彼此相輔相成，成就了很自信且自足的“學術共同體”。

三人中老錢最年長，卻比較理想主義，富于激情，點子多；黃子平智慧，更帶文學氣質；陳平原最年輕，反而沉穩圓融，遇事會拿捏分寸。三人可以說珠聯璧合，在學術推進方面風云際會，成就功業。

八九十年代之交，“重寫文學史”和“20世紀中國文學”一度消沉，陳平原審時度勢，決定往“學院派”務實的理路上轉。他和一些好友合作主編人文研究集刊《學人》輯刊，影響也挺大的。而他自己卻研究起武俠小說來了。這大概為了呼應當時的“金庸熱”，人們希望超離沉悶現實獲得某些天馬行空的愉悅。雖然《千古文人俠客夢》仍然秉持陳平原用慣了的作品結構類型分析方法，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但也贏得普通讀者的關注。

九十年代后期，也許覺得現代文學研究的地盤窄小，人多擁擠，難于施展拳腳，陳平原決定再轉向，轉到學術史研究。起因是王瑤先生生前有過的構想，希望寫一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也和陳平原談過學術史研究的意義。

陳平原為導師生前未能實現這個寫作宏愿而深感遺憾，決定自己來寫。他轉向學術史研究，也是因為看到當時學界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空疏的學風，有自己的反省。他希望通過《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的寫作，探討前輩學人的學術足跡及功過得失，選擇某種學術傳統和學術規范，確定自己的學術路線。他并沒有完全按照王瑤先生原來的設想，對近現代學者做全面論評，這可能工程太大，力有不逮；他是重點選擇章太炎和胡適作為評析的個案，凸顯 “晚清和五四兩代學人的‘共謀’，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天地”。

在這本書中，對章太炎學術之路的分析相當精彩，對章太炎所主張的“政學分途”， “求是”基礎上“致用”觀，以及將史學研究作為切入人事經世途徑做法，都有細膩的分析，欣賞的意味浸透紙面。這也從一個側面看到陳平原向往的治學理路，以及他對當時學界混沌狀態的憂心。陳平原這本書的功力及其所表達的學術思想，都達到了他本人治學的高峰，我看這本書比他其他多種書的影響將更深遠。

他的題目往往讓同行眼前一亮

陳平原的才志頗高，也很自信，其研究自成一格。他喜歡抓文學史或文化史的“現象”，特別是那些人們司空見慣卻未必格外關注的“現象”，然后圍繞“現象”收集觀察其源流和特征，給予理論上的闡釋。這大概也借鑒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寫法，那是講述體，不像一般論文那樣講求邏輯和概念，而重在綱舉目張，凸顯自己的觀點。論題若論涉面太大，難于一網打盡，陳平原的妙法就是“以什么為中心”，側重個案研究，以點帶面。他這種治學撰文的方法現在有很多博士論文在模仿，對于學術訓練是有效的，當然，弄不好也可能淪為取巧。

陳平原不屬于那種特別專注于某個學科的專家，他志向大，興趣廣，身居學界，卻又常顧及當下社會與學術界現狀，在做好“主業”小說史與學術史的同時，也用一些精力去回應 “熱點”問題。他并非湊熱鬧，趕潮流，還是從自己熟悉的專業“做出去”。他的題目往往讓同行眼前一亮。比如，他研究圖像、演講、畫報等，及其與文學之關系，就非常好讀，一般讀者也歡迎，而里子卻又有文學與文化變遷的專業思考。包括《圖像晚清》《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等，都是首開風氣的論作，是暢銷書，我也是喜歡讀的。

平原兄在文學史、學術史研究領域接連撰寫上述多種著作，成為學術“大咖”之后，還經常關注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主持編寫《老北大的故事》《中國大學十講》《大學何為》《文學如何教育》《中文系花開花落》等書，多為演講訪談之類，既有歷史回顧，又有現實批評與思考，對于中國大學教育如何總結經驗，改革開放，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觀點。陳平原這方面的論著影響之大，并不亞于他其他著作。陳平原是從一個學者的角度對于大學教育進行獨立思考的，他的有些理念未必都能付諸實踐，但作為一種“觀照”，對如何辦教育還是可以起到某些制約與啟示。

兩年前我讀到平原兄主編的《潮汕文化讀本》，是介紹和普及潮州汕頭一帶的民俗文化的，用生動的筆觸記錄和保留了民間文化，非常有意思。可見平原兄年歲漸大，越受思鄉的蠱惑，對于家鄉和家鄉文化的建設，心生熱情。

平原兄秉持“政學分途”的理念，從不觸及“高壓線”，但不妨礙從學人角度做淑世之舉。在學術場合，他自信滿滿，說話直，不繞來繞去說套話。遇到他認為不當或者錯誤的觀點，會當場指出錯訛，連說“不對，不對，不對”，然后表明自己的看法一二三。參加各種會議，他也總是寫好文稿，有備而來，別出心裁提供新鮮的說法。

平原兄是時代幸運兒，和多數學術前輩與同代學者比起來，他的學術之路順暢得多。平原的成功取決于聰明與勤奮，以及他夫人夏曉虹的佐助。這對教授伉儷的相輔相成，一加一肯定大于二。

另外，陳平原的學術成長是在八十年代，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他又身處北大，受北大自由、寬容的學風滋潤和護佑。在一些關鍵時刻，陳平原都得到中文系和學校的支持。平原兄的學問成就獲益于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

1989年王瑤先生過世后，陳平原寫過一篇動情的悼文，題目叫《為人但有真性情》。平原兄也是努力讓自己的學術研究具有 “人間情懷”的。這從他論述的字里行間常常能感受到，他并非那種做死板學術的專門家。我常感慨現今的中文系缺少“文氣”，很多教文學的未見得會寫有“文氣”的文章。而平原兄才華橫溢，他的文字是通達、明快，而又有溫度的。他喜歡用類似講演或者聊天的口吻作文，讓人感到親切。他的許多散文隨筆，都是學問家有情趣又接地氣的佳品。這同樣也體現平原兄所追求的“人間情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