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1958年召開的首屆亞非作家會議是二戰后亞非團結運動在文化領域的重要事件。然而，舉辦地塔什干的選定，本身便包含著特定的冷戰內容。塔什干的城市空間形塑了中國作家的體驗，他們留下的旅行書寫不僅體現了新中國對世界的認識，也反映出這些認識的形成經歷了怎樣的中介。這段歷史中包含著中國自主探索亞非團結的政治與文化實踐的過程，也為今日人們思考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提供新的啟示。

關鍵詞 亞非作家會議；亞非文學；第三世界；世界文學；塔什干

圖1 1958年10月，出席亞非作家會議中國代表團合影。團長茅盾（右五），副團長周揚（右六）、巴金（右四）。團員有戈寶權、葉君健、劉白羽、曲波、祖農·哈迪達爾、季羨林、趙樹理、袁水拍、郭小川、納·賽音朝克圖、庫爾班·阿里、許廣平、張庚、楊朔、楊沫、瑪拉沁夫、謝冰心、蕭三。

在新中國的十周年華誕將至之時，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文化交往活動日益密切，有關的旅行記錄逐漸聚攏成為一股可見的潮流，浮現在中國的文學視野之中。這一呈現出新鮮國際主義氣象的書寫活動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延續至20世紀60年代初期，其間中國作家有記載的國際旅行的次數可謂非比尋常。蕭三在首屆亞非作家會議上的發言提及，僅在1954年到1958年8月間，有“100多個中國作家訪問了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亞洲、中東、歐洲等24個國家，在同一時期內有歐美亞非52個國家等作家約350人訪問過中國”［1］。

中國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國際旅行及文化交流活動的展開，前提是戰后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在“萬隆精神”的鼓舞下，亞非人民團結大會（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AAPSO）、亞非作家協會（The Afro-Asian Writers Association，AAWA）、亞非作家協會常設局（The Afro-Asian Writers’ Bureau, AAWB）等跨國文化組織先后成立，共同搭建起一個以非西方國家知識分子為行動主體的知識－譯介－寫作網絡，成為中國作家的域外旅行和寫作發生的主要場所。作家們在行走中記錄下自己的見聞和思考，描繪出一幅全新的世界圖景。同時，這些寫作受制于中國變動中的外交和文藝政策的影響，這些松散的國際組織亦處在圍繞第三世界展開的文化冷戰博弈之中。因此，多重力量的作用，讓這些文字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對域外非西方世界的第一手書寫，記錄了新中國的世界認識，也銘寫了冷戰的歷史。

近年來，有關亞非作家會議的討論在國內外學界成為熱點。學者們嘗試開啟新的思路，以更好地理解這場文學運動的創造性，它對于“世界文學”概念的質詢和補充以及蘊含的政治和文化潛能。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亞非人民在文化領域展開的反殖解殖的行動中，在各種界線被超越、被抹消的同時，仍有另一些界線依然存在或不斷被重置，或者說，是作為不易辨析的歷史的“后景”，被事先地預置了，而它們都與“位置”有關——無論是地理的，抑或是意識形態的，而在冷戰中，“位置”往往才是最為重要的命題，理應被納入有關文學的考察。

本文將圍繞1958年首屆亞非作家會議期間中國作家的旅行記錄，在簡要梳理會議前后歷史的同時，重點關注會議舉辦的地點——塔什干這一城市本身所包含的空間－政治議程，以及它給中國作家們帶來的感受。可以說，作為蘇聯在中亞地區的國際活動中心，塔什干向世界展示著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對于當時的中國，這里見證了歷史的“轉場”。經由塔什干的中介，新中國的第三世界視野和亞非團結實踐由此出發，在曲折中不斷生成。

一 重訪亞非作家會議：亞非團結的直接平臺

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運動是二戰后最為矚目的世界性的歷史事實之一，1955年4月的萬隆會議更是標示出了以亞洲和非洲為主體的第三世界在全新歷史舞臺的登場。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在多個場合，除了表達對既有世界秩序的不滿，尋求自身獨立發展道路的意愿之外，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普遍流露出對于交流和合作的迫切渴望。其反映的匱乏狀態，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均衡性有關：長期以來，西方在成為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同時，亦成為世界知識文化的集散中心，曾經存在于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豐富聯系被長期阻隔。這種歷史性的斷絕在萬隆會議上首次得到正面回應。恢復亞非國家之間的直接交流，成為《亞非會議最后公報》明確提出的倡議：

一、亞非會議深信，發展文化合作是促進各國之間的了解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亞洲和非洲是偉大宗教和文明的搖籃，這種宗教和文明豐富了其他的文化和文明，同時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豐富……不幸，在過去若干世紀中，亞洲和非洲國家之間的文化接觸中斷了。亞非各國人民現在都懷著一種熱誠真摯的愿望，在現代世界的范圍內恢復他們舊有的文化接觸和發展新的文化接觸。各與會國政府重申它們要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的決心。

二、亞非會議注意到：殖民主義在亞洲和非洲許多地區的存在，無論它具有什么形式，都不僅妨礙文化合作，而且壓制人民的民族文化。某些殖民國家拒絕給予它們的附屬地人民以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基本權利，從而妨礙他們的個性的發展，并且阻止他們同其他亞非人民的文化交流……這些政策等于否定基本人權，這些政策妨礙本地區的文化進步，并阻礙更廣泛的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合作。會議譴責在亞洲和非洲某些地區以這種或別種形式的文化壓制來這樣否定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基本權利的現象。會議特別譴責種族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壓制文化的工具。［2］

《公報》將文化合作視作亞非人民的基本權利，言明亞非國家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對于1955年前后的中國來說，這種交流也是必要的。抗美援朝戰爭剛剛結束，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需要穩定的國際環境以保證發展。外交政策上既要堅持“一邊倒”，和蘇聯密切外交關系，又要“廣交朋友”，“重建中間地帶”，與新興國家建立聯系，獲得廣泛支持。在這個被總結為以和平共處為主要特征的“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時期中［3］，加強與亞非國家間的國際合作，也擴展到了文學領域。

1956年3月發布的《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的工作綱要》首次規定了未來十年關于國際文學交流工作的具體細節，其中包括“協同國家出版機關組織翻譯力量，將世界古典作家和當代優秀作家的代表作品全部譯成漢文出版”，“了解和研究世界文學發展的情況”，組織研究者“對當前世界各國文學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工作，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編印出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歐美各主要國家、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菲律賓、埃及等國家的文學概況資料”。《綱要》同時強調了人員往來的重要性，要“努力擴大中國作家與外國作家之間的聯系”，“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的作家團體建立聯系”，同時“有計劃地派遣作家出國訪問、考察各國文學發展情況”，特別是“與蘇聯及各兄弟國家的作家協會建立親密合作關系。經常互相交換情況，推薦翻譯書目，互派作家訪問參觀”［4］。

擴大聯系、相互訪問、交換情況——這些目標清晰地表達了重建中國和世界各國之間暢通無阻的人員往來和信息交換渠道的意愿。隨后，在“萬隆人文主義”（Bandung Humanism）［5］的時代號召下，中國一方面加強文學作品的譯介，一方面積極推動與外界的接觸，組織人員參與亞非婦女會議和亞非記者協會等國際組織的活動。首個標志性的事件，是1956年12月23日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第一次亞洲作家會議。此時正值中印外交“蜜月期”，中國派出了由茅盾、周揚、老舍、巴金等作家組成的代表團出席會議。遵循著“以文會友、加強團結、交流文化、鞏固和平”［6］的基本方針，中國代表團不拘泥于國家和陣營，將精力放在同15個國家的200多名與會作家的交流上，以獲得“以民族國家文學代表的身份與其他國家作家進行廣泛對話的可能”［7］。在葉圣陶參會期間所記錄的數十篇旅途日記中，作家對會議的事務性體驗相當一般，表示發言者都是“自顧自說，或毫不切題，與所謂亞洲傳統無甚關系，殊感無聊”。但作家感受最深之處，在于會議的友好氛圍，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插曲和他遇到的每個具體的人。譬如會議期間，一位埃及代表姍姍來遲，在他登臺致辭時，在場人員“全體起立鼓掌”，此時蘇伊士運河戰爭剛剛結束，現場人們“對埃及之支持，實為人同此心”；之后澳洲一黑人作家登臺，全體復起立鼓掌，此時葉圣陶“此深可感動，余幾欲泣下”［8］。寥寥數筆，真摯情感已躍然紙上。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雖以印度為主導，但愛倫堡等蘇聯作家的出席意味著，即便蘇聯人并未去過萬隆，參會的中亞加盟共和國代表讓蘇聯成功地作為籌備國之一，實現了自己與萬隆精神的文化對接。亞洲作家會議揭開了有組織的跨國文學活動的序幕。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數次有計劃的外交活動，為首次亞非作家會議的歷史性登場鋪平道路。其中的重要節點包括：

1957年12月，在埃及開羅舉行的亞非團結大會上又通過了一項決議，號召到會的各國作家積極參加在塔什干召開的作家會議，這就成為召開亞非作家會議的肇始。1958年6月初旬，蘇聯、中國、印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和日本五個國家的作家代表（我國代表為戈寶權、袁水拍），在莫斯科舉行預備會議，發表了展開亞非作家會議的公報和告亞非作家書，并決定8月間開始召開亞非作家會議籌備委員會。8月下旬起，蘇聯、中國、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喀麥隆、蒙古、泰國、錫蘭、日本十個國家的作家代表（我國為劉白羽、郭小川），在塔什干開始亞非作家會議籌備委員會的工作，進行大會一切籌備事宜。［9］

正式會議前的幾次預熱，一方面將非洲正式納入文學運動，一方面也實現了富有意味的位移，將作家會議的地點從印度轉移到了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茲別克共和國，也將議程上的主導權由印度逐漸轉向蘇聯。

1958年10月7日，來自三十多國的兩百多名代表齊聚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正式開啟了這場世界文學交流史上的盛事。中國方面，由團長茅盾、副團長周揚和巴金等21位作家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參會。這一規模的作家會議，不但是對中國，在世界范圍內亦是前所未有，正如會議官方發表的《亞非國家作家會議告世界作家書》所提到的：“我們這兩大洲的知識界代表有史以來第一次歡聚一堂……我們是十五億人的復興精神的代表者。”［10］

在大會設立的議程中，如何認識文學的作用，如何處理與西方、與殖民主義的關系，是會議貫穿始終的焦點［11］。但對中國來說，這個平臺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它向新中國的作家和文學首次提供了一個與亞非國家知識界的直接溝通機制：通過塔什干，中國作家可以去認識新的世界，也向世界展示新生的中國。會上，作家們就中國文學現狀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介紹：茅盾和周揚的報告較為宏觀，內容上緊跟國內文藝界風向，前者強調新中國文學的發展和對亞非解放的意義，后者指出要“肅清東西方文化交流之間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毒害”；許廣平介紹了婦女對文學的貢獻，強調了從古代到新中國作為“人民群眾”的婦女文學脈絡；冰心的報告是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的情況；楊沫則在發言中對廣播、電影和劇院的發展作了陳述。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的報告《為民族獨立和人類進步事業而斗爭的中國文學》，報告圍繞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展開，著重強調“作家必須與勞動人民相結合”，“文學必須為勞動人民服務”，呼吁作家們到工廠、礦井、農村，參與勞動，為人民而寫作［12］。茅盾援引一位工人的話——“哪里有勞動，哪里就有詩”，作家們進入到勞動現場，讓詩歌和勞動有機結合，使得中國成為一個“遍地神話遍地詩”的“詩國”［13］。茅盾的這篇報告在蘇聯引發了關注，《真理報》以超過其他大部分發言的篇幅，對報告表達了贊許［14］。

從參加會議人員的多元性來看，首屆亞非作家會議確實配得上“文學的萬隆會議”的稱號。日后長期活躍于文藝界的各國人士都紛紛來到塔什干，諸種奇妙相遇讓人感慨。塞內加爾導演、作家，“非洲電影之父”烏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土耳其民族詩人納齊姆·希克梅特、美國黑人解放運動領袖杜·波依斯（W.E.B. Du Bois）、日本作家堀田善衛，等等，都在這里留下自己的身影。大會昂揚樂觀的氛圍、樸素的人文主義精神、對和平的渴求，將人們凝聚在了一起。在會議上，亞非作家們攜帶著各自的民族身份，也分享著遭受霸權之苦的共有體驗，這讓他們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歷史處境，對國家、對愛國主義的理解也獲得了新的寬度。會議期間，郭小川得知北京爆發了針對美國艦隊在臺灣海峽增兵的三百萬人抗議游行時，一邊表達著渴望飛回北京參與抗議的熱切心情，一邊又意識到：“即使在這樣的時刻，一個愛國者也不應當僅僅想到自己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是世界的一部分。在這世界上，我們有親人，也有朋友和兄弟。”［15］

圖2 周揚、茅盾與美國作家W·E·B·杜波依斯、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塞爾加爾作家，政治家馬杰蒙·迪奧普在亞非作家會議上。來源：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圖書館特藏和大學檔案館，網址：https://credo.library.umass.edu/

二 “絲綢大路上的白金之城”：作為樣板、媒介、場域的塔什干

目前有關亞非作家會議的研究對空間的關注相對有限［16］。無法忽視的是，無論我們如何放置烏茲別克共和國的位置，在首屆亞非會議上中國作家的發言和寫作所處的最基本的空間環境，是塔什干這座蘇聯城市。而它作為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蘇聯第三世界政策中的關鍵空間，中介并參與了中國作家同亞非作家的交往和對第三世界的想象與書寫。

從歷史上看，與伊斯蘭教重鎮布哈拉和絲綢之路重要節點撒馬爾罕相比，塔什干的重要性是在20世紀才逐漸凸顯出來的。1930年，塔什干取代撒馬爾罕成為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二戰期間，遠離戰爭前線的烏茲別克作為蘇聯的戰略縱深，收納了近百萬難民，這讓塔什干城市人口從1939年到1944年增加了一倍，增長到約100萬人，民族構成也前所未有地豐富起來。免于戰爭炮火的另一后果，則是重工業在當地經濟中的比重提高，這使得塔什干成為戰后蘇聯現代化和工業化最快速增長的地區之一［17］。另一方面，在國際共運和對外交往中，塔什干也長期扮演著樞紐性的角色，早在1920年9月，塔什干就被確立為共產國際中亞局的所在地，是印度共產黨的成立地，也是人員往來蘇聯和東方的中轉站，長期被蘇聯當局列入外國訪客的訪問行程之中。中國代表團中的茅盾與蕭三，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往返于兩國的途中都曾拜訪過此地。在1948年的蘇聯之行中，茅盾曾撰文對該地區的基本情況進行了介紹：

蘇聯中亞細亞的五個共和國代表著五個民族。這就是吉爾吉斯、土克曼、塔吉克、哈薩克、烏茲別克。十月革命以前，這五個民族都呻吟在沙皇的暴政之下，過著努力的生活。那時候，他們的經濟是落后的，主要的經濟形態是游牧；他們的文化也是落后的，全境找不出一所高等學校，文盲占絕大的百分比，他們自己的（民族的）語文是被沙皇政府禁止的，所以不能出版民族語文的書報。十月革命把這一切都改變過來了。現在這五個民族的工業農業都有巨大的發展，文化和教育的工作既普及又提高。俗語說的“一步登天”，正可以形容這五個民族的狀況。［18］

更重要的變化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執政后，廣闊的歐亞腹地——從阿拉木圖、撒馬爾罕、布哈拉，到高加索地區的第比利斯和巴庫等，成為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代表團的旅行目的地，其中塔什干又成為中亞地區蘇聯的對外活動中心，承辦了眾多國際會議、文化和體育賽事，各國訪客絡繹不絕。一則1959年12月《真理報》的新聞顯示，僅在當年，來自九十多國、874個代表團的4716名代表和2268名游客訪問了塔什干，“見證了烏茲別克人民的建設成就”［19］。

正是由于這些會議和賽事的代表大多來自第三世界的各個國家，塔什干因此成為向世界展現蘇聯在中亞發展成就的窗口。這是蘇聯政府深思熟慮的結果。研究者發現，蘇聯有意將塔什干打造成為一個多民族的、伊斯蘭教的、非白人、非歐洲的第三世界發展“樣板”，一個“櫥窗城市”（showcase city），一個蘇聯與文化他者的“接觸地帶”，它不光展示了蘇聯式的現代化成就，更指出了通往成就的路徑：一個曾經被殖民的、非西方的、農業生產為主的地區，也可以從落后狀態走向社會主義，并免于經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而這正是出自“蘇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進程的信條的改造”［20］，也是蘇聯發展模式在亞洲的復制再生產。

于是，塔什干肩負了蘇聯在面對第三世界國家時試圖扮演的雙重角色：“一個提供成功發展模式的超級大國，同時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第三世界國家。”［21］這座城市背后的索引系統，乃是所謂“塔什干模式”（Tashkent Model）或是“中亞模式”（Central Asian Model），其最突出優勢即“允許某些社會快速通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并安全抵達社會主義”，同時也解決了資本主義所無法解決的經濟發展和民族沖突兩大問題［22］。茅盾1948年文章中所謂的“一步登天”，恰恰是對該模式的準確感知。不過，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于無產階級專政（先鋒黨）、權力集中的國家機構，以及更先進國家（蘇聯）的幫助，這三種要素內在地構成了蘇聯的國家經驗和第三世界發展規劃的“前提性的關聯”［23］。事實上，蘇聯十分清楚這座城市的象征意味，赫魯曉夫將塔什干稱作“亞洲之門”，作為自己1960年亞洲之行的出發點，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在八次亞非作家會議中，中亞地區舉辦過其中的三次，1983年9月塔什干再次成為東道主，主辦了第七屆亞非作家會議［24］。自1968年起，塔什干開始舉辦兩年一屆的亞非電影節（Tashkent Asia-Afro Film Festival），對標以西歐為中心的國際電影評價網絡。可以說，由于在蘇聯對外政策中所占據的特殊位置，塔什干成為一個裝置，它在為亞非作家們提供直接交流平臺的同時，也將蘇聯的社會主義經驗“寫入”，等候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的“訪問”和“讀取”。

在這個意義上，塔什干在亞非文學運動中同時扮演著“媒介”（medium）和“場域”（field）的雙重角色。它的位置就是它的信息，它是莫斯科的中亞鏡像，它的城市景觀背后，是對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物質成就、空間存在、藝術原則、政治意圖連同亞非作家會議的主旨和要求進行的編碼；塔什干也成為布爾迪厄意義上的“場域”，作為行動者的各國代表攜帶不同身份和理念來到這里，彼此有共識，亦充滿張力。需要看到的是，除了對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聲討和對維護和平的呼吁外，首屆亞非作家會議并未提出統一的美學與政治綱領，并非所有人都認同蘇聯道路，會議上充滿了交鋒。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恐怕就是圍繞有關是否將“反殖民主義”納入大會議程所展開的博弈［25］。這更加顯示出塔什干的復雜性，它既有著蘇聯的影響，也有著相當包容的面向，它重新接續起被西方現代性阻絕的亞非連接，但同時又是一個被中介化的機制。那么中國作家們的感受如何？他們首先注意到的，也是塔什干這座城市本身：

當我們離開北京，飛過戈壁沙漠、蒙古草原、貝加爾湖和遼闊的西伯利亞的時候，我們曾經對這個城市作過許多不著邊際的想象。他曾經是古代亞歐干線“絲綢大路”上的一個重要驛鎮，我們總以為它的面貌一定很古老。我們再也沒有想到，它是那么年輕。［26］

如果說舊城具有東方色彩的話，那么，這劇院卻又融合東西方的文明于一爐，塔什干真不愧為自古以來從7世紀起就招待過中國唐玄奘而又擔當過溝通亞非聯系的“絲綢大路”的橋梁。［27］

塔什干，這個充滿陽光的大花園！我真喜歡它的美麗的噴泉，幽靜的林蔭道，富足的生活，熱情、好客的人民！我來到這里好像來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好像到一個親戚的家中作客一樣。我第一次踏上塔什干的土地就有一種非常愉快的溫暖的感覺。［28］

在旅途中，季羨林沉浸在歷史的遐想中，但一落地就被現代化的機場所吸引：

我們一走下飛機，就給熱情的蘇聯朋友們包圍起來……在熱鬧聲中，我偷眼看了看機場：是一個極大極現代化的飛機場。大型的“圖-104”飛機在這里從從容容地起飛、降落。候機室也是極現代的高樓……汽車開進城去，是寬闊潔凈的柏油馬路，兩旁種著高大的樹。樹蔭下是整齊干凈的人行道。馬路兩旁的房子差不多都是高樓大廈，同莫斯科一般的房子也相差無幾。中間或間雜著一兩幢具有民族風味的建筑。只有在看到這樣的房子的時候，我心頭才漾起那么一點“東方風味”，我才意識到現在是在蘇聯東方的一個加盟共和國里。［29］

圖3 納沃伊劇院。圖片來源：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圖書館特藏和大學檔案館，https://credo.library.umass.edu/

事實上，作家們所見到的城市布局，是戰后恢復建設過程中莫斯科和當地的建設者們不斷探索的產物：既要讓城市服務于生活和生產，也要抵御沙漠、干旱和不期而遇的地震；要涵納烏茲別克獨特的民族形式，更要體現蘇聯最新的建設經驗。中國作家們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在自己所下榻的酒店正對著會議主會場納沃伊劇院（Navoi Theater）。這座建筑于1948年4月落成，在亞非作家會議前特意進行了翻修，被視作蘇聯的建設經驗在烏茲別克最經典的本土化實踐之一。它使用了當時最高標準的建設用料，實現了對社會主義建筑和本地民族風格的完美融合，在劇院內部，六個有著風格各異的雕刻和裝飾的房間，分別代表著塔什干、撒馬爾罕、布哈拉、希瓦、費爾干納和鐵梅茲六個主要地區。更有意味的是劇院的選址，在曾經沙俄時代的沃斯克雷森斯基集市（Voskresenskii Market）之上，是劇院把這個“中世紀的糞坑”改造成一個流淌著噴泉的城市廣場，同百貨公司和高檔酒店一起成為城市文化生活的中心街區［30］。

這些景觀共同構成了關于蘇聯現代性的感官裝置，機場、高樓、寬闊的公路等元素所呈現的，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一當時人們所熟知的愿景，中國作家通過自己的文字完成了對塔什干城市空間的“正確”解碼，也擴展了對中亞的認識。自清朝以來，隨著“民族國家及國家邊界日益明晰化”，中亞從“包括中國西部地區在內的西域概念”變為基本上將中國西部地區排除在外［31］。中國作家的城市風景速寫里充滿了對多重時間的感知。塔什干既讓他們關注到蘇聯的建設成就，也激活了對該地區的歷史記憶，將“絲綢大路”的歷史和亞非團結的未來牽引到當前的全球政治動態之中。它包孕著新的歷史和文化潛能，讓人們有機會“都能創造自己嶄新的、進步的文化”［32］。因此，這座“白金之城”成為一個獨特的時空交匯點：它既是作為中國的“外部”，又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同時也是第三世界國家文化交往的“界面”；它既表征著過去，又象征著未來，更代表著現在——在一種明確試圖把握當下歷史性的努力中，這些文字顯示出中國作家們正在形成的主體意識如何在第三世界的時間和空間中確立自身，以脫離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這一肯定/否定性過程的展開。

圖4 塔什干為亞非作家會議專門修建的酒店，由當地著名設計師設計，酒店即是主會場納沃伊劇院。該酒店也多次出現在中國作家的旅行記錄中。圖片來源：《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

塔什干作為莫斯科在中亞的“樣板”，對它的這些觀察，很難不最終指向對蘇聯的認可，作家們紛紛在文章中表達贊許之情。郭小川強調了“蘇聯對所有亞非國家的無私援助的態度，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于這次亞非作家會議的巨大貢獻”［33］；茅盾則直指陣營之爭：“現在世界上的兩種對立的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到底哪個是欣欣向榮，哪個是奄奄沒落？哪個是為人民謀幸福，哪個是榨取人民血汗養肥了少數獨占資本家？”［34］這些態度，最終被收束在“塔什干精神”這一官方總結之上，對它的描述，則來自赫魯曉夫本人：

你們所理解的這個名詞的含義，就是各族人民的文化巨匠們，在為了人類的偉大目標所進行的斗爭中要能相互友好了解與合作；就是作家要和自己的人民的生活緊密聯系；就是文學要積極參與你們國家爭取自由與獨立的斗爭；而在那些已經獲得自由與獨立的地方則是積極參加新生活的建設。［35］

回國之后，巴金仍不失熱情地寫道：“無論什么地方，只要有友誼，有和平，有幸福的富足生活，有為著民族獨立的持久斗爭，有為著建設新生活的忘我勞動，有為著人民幸福的獻身的努力，那么就一定有‘塔什干精神’。”［36］袁水拍以《赫魯曉夫和我們一起歡笑》，回憶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作家們的場景：

把隔離我們的高山和大海都推開，/亞洲、非洲和蘇聯臂兒相挽肩兒相挨。/被壓迫人民找到了永不動搖的支柱，/黑色的、黃色的手舉起了感謝的酒杯。［37］

圖5 赫魯曉夫在克林姆林宮接見參加首屆亞非作家會議的埃及與敘利亞作家，來源：Rossen Djagalov, From Internationalism to Postcolonialism: Literature and Cinema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Worlds, p.66.

這些文字清楚地表現了此時在中國作家關于亞非團結運動的構想中蘇聯所扮演的必不可少的角色，也再次向人們提示了這場運動的復雜性：它不僅僅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還可能同時體現為“三個世界”彼此之間的互動。除了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文化也將成為冷戰的核心地帶，面對大國的擾動［38］。而隨著中蘇兩國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浮出水面，這些激情開始消退，塔什干的開始也包含了自身的終結。

三 塔什干之后：中國亞非團結道路的曲折生成

首屆亞非作家會議的誕生正處在蘇聯對外政策的調整時期。二戰后，斯大林對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并未給予充分的認識，而是習慣于將這些獨立運動看作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革命。在一些冷戰史學者看來，其中固然有蘇聯對國家安全的復雜考慮，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蘇聯領導人在二戰后的心態轉變，將蘇聯的全球冷戰目標置于優先考慮的位置。1953年后，蘇聯立場開始轉向，赫魯曉夫糾正了原本的政策，在他看來，先前的失誤在于對第三世界戰略地位的預判不足，一味去籠絡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而未能爭取那些并未主動親近蘇聯的國家，同時未能意識到新興民族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有著多種形式”，蘇聯應該提供積極支持，而不是選擇忽視他們［39］。緊接著赫魯曉夫對中國、印度、阿富汗等國的一系列出訪活動，標志著蘇聯對第三世界在冷戰地緣政治中重要性的“再發現”時期的開啟。

中國的內政外交，特別是對于和平問題的認識也在這一時期處于變動之中。1958年前后，美軍在臺灣海峽的軍事存在和核威脅，使得中國再次面對安全壓力，這讓中國的領導人意識到，建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是維護和平的必要手段，中國需要結交伙伴，團結世界上的各種力量，“分化以美國為首的戰爭集團”［40］，由此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更加凸顯：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的涌現，必然在歷史進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而美國的力量則會顧此失彼，無法面面俱到。毛澤東常用“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的比喻來形容這種局面，用“割手指”描述各國對霸權的反抗，便是對這一思想的生動描述［41］。因此，在中國眼中，蘇聯同西方“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會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觀點，越來越不符合中國的情況，無益于中國的國家安全，更不符合中國共產黨對于世界局勢的理解。1960年初，在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紅旗》《人民日報》等媒體發表多篇文章，闡述中國對和平問題的看法，認為和平只能靠斗爭得來，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要擺脫殖民統治，也只有通過斗爭的方式。通過一系列理論層面的思考，中國逐漸走向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蘇之間的分歧，在1962年2月開羅召開的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議上被推至前臺。與塔什干完全不同，這次大會上中國作家的發言，可以說和蘇聯針鋒相對，在代表團團長茅盾看來：

我們熱愛和平，而我們要爭取的，是作主人的和平，而不是當奴隸的和平。愛好和平是亞非人民的一個古老的、光榮的傳統，也是我們兩大洲過去和現在的作家畢生在追求的崇高理想……我們也認為有必要講清楚：無條件的和平共處同有原則的和平共處兩者的區別。何謂有原則的和平共處？這就是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和平共處……歷史告訴我們，犧牲了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只能帶來屈辱和奴役，決不能帶來和平。羊和狼決不能和平共處。東方諺語說得妙：狼在只剩最后一口氣的時候，都想吃羊，何況今天我們面對的這頭狼（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雖然在人民革命斗爭的聲威下比較地削弱了，但還不是“只剩一口氣”呢！［42］

會議之后，中國和蘇聯的代表在作家會議的平臺上已經難以繼續正常交流了。根據塔什干會議的決議，1961年1月，十國成員代表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科倫坡聚會，正式建立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局（Afro-Asian Writers’ Bureau），作為協會秘書處行使職能［43］。常設局在后來成為事實上由中國和其友好亞非國家所主導的陣地，與蘇聯主導的大會籌備委員會和主席團分庭抗禮。亞非作家協會內部的分裂，導致了1962年開羅到1967年貝魯特會議之間的五年空白，其間中國參與的有限跨國文學活動，也都圍繞著會議常設事務局展開，而1966年6月27日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則是中國在這一網絡之中的最后一次官方參與的活動。常設局定時出版英文新聞公報《呼聲》（The Call），從1962年起，刊登會議的代表發言，介紹亞非各國的文學翻譯和文學情況。這一刊物從1974年起停刊，而在開羅的亞非作家會議主席團創辦的刊物《蓮花》（The Lotus），則將亞非文學的“大翻譯運動”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44］。自中國退出后，亞非作家協會逐漸地、更為顯白地確立了蘇聯的優勢地位。在1976年亞非作家會議執行委員會的宣言中，其包含的政治意圖可謂早已偏離了“萬隆精神”的主旨：

我們亞非作家贊揚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在鞏固非洲和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方面發揮的突出作用；

我們申明，必須加強社會主義力量、世界民族解放力量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民主力量之間的戰略聯盟，以重塑世界解放、獨立、民主和社會進步的面貌。［45］

近年來，國內外學界開始重新關注在1958年亞非作家會議之后，以《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為標志的亞非文學翻譯熱潮在中國的興起。不過或許值得思考的是，這些文學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究竟如何？有學者在對《蓮花》的研究中發現，在當時的蘇聯，亞非文學并沒有充分引起蘇聯讀者，特別是為西方文學所哺育的蘇聯知識分子階層的興趣，這既是陌生感使然，也夾雜著讀者對冷戰政治的厭倦［46］。在中國隨后的總體時代氛圍中，在一種對新文化更為激進的吁求下，或許正如戴錦華所指出的，社會主義“作為異質性規劃迥異其前的需求與構想”，往往陷入“新文化的創制無先例可援引”的困境，只能被迫借重于資本主義內部的經典文化資源改造［47］。即便是在20世紀50至70年代這一有著強勁第三世界話語的歷史時期，中國對于俄蘇文學和西方文學經典的翻譯，也仍然是最為主要的文化工作之一，在規模、體量和群眾基礎等方面均超過了對第三世界國家文學的譯介［48］。那么問題似乎就變成，在之后的歷史時期中，異質性的亞非文化資源能否回應中國讀者的政治和審美期待？能否有效地與中國的現實經驗共鳴？能否轉換并服務于新的藝術與審美形式的創造？文學是否還依然是最具群眾性和傳播功能的文化形式？這些問題都可以被放在由塔什干開啟的線索中進一步探討。

圖6 The Call, 1969年第2期，來源：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

還有很多被打開的問題。或許正是出于蘇聯對于自身歷史的投射，塔什干才在二戰后被賦予了莫斯科曾在20世紀30至40年代扮演過的角色——作為一個另類的、非基督教的、激進的新世界中心，一方面共享著歐洲文化中的世界主義意識，一方面以社會主義先鋒文化創造性地引領了新的風潮。那么塔什干是對莫斯科所謂“第四羅馬”歷史經驗的復刻嗎［49］？同時，如果將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確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從“蘇聯化”到“去蘇聯化”的轉折時期的話［50］，塔什干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全球視野下這一過程的關鍵場景？因為在隨后，中國當代文學也要在更廣闊的第三世界道路中，尋求“將自身經驗世界化”的努力，嘗試為世界文學提供更為激進的普遍性的中國經驗［51］，開始所謂“中國化”和“第三世界化”的雙重轉化。

可以肯定的是，亞非作家會議所牽動的作家的跨國旅行書寫和譯介活動的展開，其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清晰地展示出一幅更為完整的世界文學地圖——從新德里到塔什干、從開羅到科倫坡，以亞非作家會議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識－文學－流動網絡的建立，打開了被歐洲中心主義長期遮蔽的文學視野，有力地說明了歌德所倡導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理想中“交流”和“了解”的核心內涵，也記載下第三世界人民基于共同的身心經驗，及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自我表達、建立關聯、交流文化的意愿和努力。又如歌德及其后來人所發現的，文學的發生與民族身份的雙向建構也體現在后來各國作家的創作活動中。在1958年這一時刻，塔什干這座城市又一次作為矗立在“絲綢大路”上的關鍵節點，不但歷史性地生產出了亞非團結的話語與實踐，也結構性地生產出了轉折時期新中國自身的位置。那場聚會所最終顯影的，乃是開始不斷生成的、作為第三世界一部分的中國。

注釋：

［1］蕭三：《發展亞非作家之間的友好接觸》，《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79頁，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萬隆精神，普照大地：紀念亞非會議50周年》，張彥主編，第26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

［3］李潛虞：《從萬隆到阿爾及爾：中國與六次亞非國際會議（1955—1965）》，第2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版。

［4］《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中國作家協會編，第104—10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5］參見劉禾在2018年德國的會議發言，Liu, Lydia, “After Tashkent: The Geo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quiry-Berlin, 2018年6月22日，https://www.ici-berlin.org/events/lydia-h-liu/, 2022年12月23日。

［6］［8］葉圣陶：《旅途日記五種》，第188頁，第195頁、第197頁、第19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7］王中忱：《亞非作家會議與中國作家的世界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2期。

［9］［35］《編者的話》，《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1—2頁，第4頁。

［10］《亞非國家作家會議告世界作家書》，《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1頁。

［11］據記錄，大會設有兩項議程：一、討論亞非各國文學與文化的發展及其在為人類進步、民族獨立的斗爭中，在反對殖民主義、保衛自由與世界和平的斗爭中的作用；

二、討論亞非各國人民文化的相互關系及其與西方文化的聯系。關于是否將反殖議題納入大會議程和宣言的爭論，則成為各方爭論的焦點。參見王中忱《亞非作家會議與中國作家的世界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2期）；熊鷹《連續與轉折：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反殖民主義”問題》（《開放時代》2018年第1期），賈巖《冷戰、亞非作家會議與印度作家的“反—反殖民立場之辨》（《南亞東南亞研究》2021年第6期）。

［12］［13］茅盾：《為民族獨立和人類進步事業而斗爭的中國文學》，《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53頁，第56頁。

［14］Duncan Yoon, “Our Forces Have Redoubled”: World Literatu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Afro-Asian Writers’ Bureau, Cambridg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Inquiry, No. 2(2015), p.243.

［15］［33］郭小川：《寄自塔什干》，《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43頁，第47頁。

［16］近年來有關這一領域已有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如王中忱、劉禾、熊鷹、劉洪濤、殷之光等學者的研究，深入探討了亞非作家會議舉辦前后的歷史、作家之間的交往以及和冷戰政治的關系。有些研究則延伸至1956年在開羅召開的亞洲作家會議，如曾嶸《1956年中國作協參加亞洲作家會議史料勾沉——兼談對日本戰后文壇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10期）；賈巖《冷戰格局下的亞洲文化選擇：1956年德里亞洲作家會議及其歷史意義》（《亞太研究論叢》第15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

［17］米哈伊爾·柳金：《俄國在中亞》，陳堯光譯，第54頁，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

［18］茅盾：《烏茲別克文學概略》，《蘇聯見聞錄》，第347頁，光華書店1948年版。

［19］“Vtorois’ezd intelligentsii Uzbekistana”, Pravda Vostoka, December 12, 1959. 4。轉引自Paul Stronski, Tashkent: Forging a Soviet City, 1930-1966, Pittsburg: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0, p.320。

［20］［22］［30］Paul Stronski, Tashkent: Forging a Soviet City, 1930-1966, p. 237, p. 235, p.166.

［21］［46］Rossen Djagalov, From Internationalism to Postcolonialism: Literature and Cinema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Worlds,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70, pp.106-107.

［23］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Soviet Central Asia: A Model of Non-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in Yaacov Ro’i (ed.), The USSR and the Muslim World: Issu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 p. 191.

［24］另有阿拉木圖在1973年主辦了第五屆亞非作家會議。

［25］賈巖通過研究參會印度作家的記錄，發現他們對塔什干包含的政治色彩十分敏感，對“反殖民主義”主題尤其謹慎，甚至被貼上“反—反殖民主義”（Anti-anticolonialism）的標簽。原因在于印度意圖在冷戰中維持中立，維護自身“在第三世界作家運動中的開創地位”，詳見賈巖《冷戰、亞非作家會議與印度作家的“反—反殖民立場之辨》（《南亞東南亞研究》2021年第6期）。Rossen Djagalov也將亞非作家協會描述為“場域”，它既是亞非跨國文化合作的機構，也有著各國的政治需求，屬于更大的國際競爭生態的一部分，見From Internationalism to Postcolonialism，第80—82頁。

［26］葉君健：《記亞非作家會議》，《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125頁。

［27］許廣平：《塔什干精神》，《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105頁。

［28］［36］巴金：《塔什干的節日》，《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101頁，第103頁。

［29］季羨林：《歌唱塔什干》，《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170頁。

［31］袁劍：《尋找“世界島”：近代中國中亞認知的生成與流變》，第2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

［32］蕭三：《到塔什干去！》，《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35頁。

［34］茅盾：《祝亞非作家會議》，《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26頁。

［37］袁水拍：《赫魯曉夫和我們一起歡笑》，《塔什干精神萬歲——中國作家論亞非會議》，第153頁。

［38］Rossen Djagalov, Selim Nadi，李丹:《亞非作協、塔什干亞非拉電影節：被遺忘的第二、三世界紐帶》，2020年12月1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44866，2021年12月28日。

［39］文安立：《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牛可譯，第65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版。

［40］《周恩來在外交部干部會上的講話》，1954年11月3日。轉引自章百家《周恩來與中國步入國際政治舞臺》，《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第4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42］茅盾：《中國代表團團長茅盾的發言——為風云變色時代的亞非文學的燦爛前景而祝福》，《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議文件匯編》，亞非作家會議中國聯絡委員會編，第49頁，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43］《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議文件匯編》，第8頁。

［44］關于《蓮花》的研究，參見Peter J. Kalliney, The Aesthetic Cold War: 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以及Hala Halim, “Lotus, the Afro-Asian Nexus and Global South Com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32, No.3, 2012, pp. 563-583等。有關《呼聲》（The Call）的資料較為有限，《世界文學》雜志于1963年2月20日刊登了《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局出版新聞公報〈呼聲〉》（The Call）的新聞簡訊，作者黃為。但對這一刊物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則仍十分稀缺。

［45］“General Declaration of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fro-Asian Writers”, 13–15 March, 1976. Baghdad-Iraq。轉引自Rossen Djagalov, From Internationalism to Postcolonialism: Literature and Cinema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Worlds, p. 83。

［47］戴錦華以蘇聯導演柯靜采夫對《哈姆雷特》的電影改編為例，討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無前例可引”的問題。參見戴錦華、孫柏《哈姆雷特的影舞編年》，第80—8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8］根據滕威的研究，在20世紀50—70年代，“中國大陸大約出版了超過300種關于拉美的出版物，包括近80種文學類著作”，而對于俄蘇文學和英美文學在華譯介的情況，有如下統計：“僅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間就出版了3526種俄蘇文學作品，即使是在中蘇交惡、兩國文學關系全面冷卻的‘冰封期’，仍出版了近163種文學作品（參見陳建華《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1949年10月至1964年間出版了近470種英美文學作品（不包括再版、再印，參見孫致禮《十七年間英美文學翻譯概述》，譯林出版社1996年版）。”參見滕威《“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1949—1999）》，第1頁、第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49］凱瑟琳·克拉克通過考察20世紀30到40年代蘇聯和西方知識分子的大量互動交流，揭示出莫斯科如何在該時期將自身打造為引領新文化的世界大都會。詳見Katherine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Stalin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Culture, 1931-19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0］關于中國當代文學“蘇聯化”和“去蘇聯化”的階段劃分，參見賀桂梅《當代文學的民族形式建構與世界視野論綱》，《學術月刊》2022年第12期。

［51］洪子誠：《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第1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