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少年中國的意義，由勇敢的青年來書寫

此書原是用英文寫成，最初一稿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當時的題目是Long Live Youth: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hinese Bildungsroman,1900—1959。記得開始動筆那天是2003年5月4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五年學習中，我要感謝我的導師王德威，他對我的訓練不僅是學術上的，也幫助我戒驕戒躁，能夠腳踏實地讀書寫作。王老師對我的關心，延續到我畢業多年之后，至今我對自己的研究拿不準，還是要找老師幫忙判斷。從哥大歲月結下的師生緣分，到老師任教哈佛，而我在哈佛附近的韋爾斯利學院教書，已經二十年過去，老師對我的影響日久彌新。也正是老師在2010年前后督促我把博士論文修改成書。當時我已經開始對科幻發生興趣，因為中國科幻興起在那幾年尚未引起關注，我有一陣子覺得自己活像科幻的布道者。但老師的催促，讓我沒有白白蹉跎歲月，在2010—2012年期間把博士論文擴充、修改成為一部書稿，即Young China: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1900—1959。與博士論文最大的不同，是書稿中加強了晚清的內容。此書隨后交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最終在2014年出版成書。

這部書處理的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從晚清到民初青春話語的建構，二是五四之后新文學中的長篇小說中最為重要的一種類型，也就是用德語命名的成長小說，即Bildungsroman。有關成長小說的學習，我需要感謝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的另一位老師，David Damrosch。丹老師會二十多種語言，博學而優雅，他對文學性的重視，遠過于流行的理論。有兩年時間我就按照他開列的書單，遍讀西方文學，然后去他辦公室逐本書去討論。他讓我讀的理論和批評不都是正當紅的，反而對我影響至為根本，如精讀奧爾巴赫、巴赫金（丹老師自己的老師把巴赫金介紹到美國學術界），以及一些底蘊深廣的英美文論家，如Edmund Wilson（威爾遜）,Lionel Trilling（特里林）,Tony Tanner,Peter Brooks,以及不僅僅作為后殖民理論家、而是作為英國文學研究學者的Edward Said（薩義德，當時他還在世，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慶幸自己在比較重要的一個年齡階段，除了本雅明、福柯、哈貝馬斯、克里斯蒂娃等歐陸時學，還接觸到英美文論中屬于正典的一脈。

在2000年之后的一個階段里，王德威老師對晚清多樣現代性的重視，對文學表現與歷史暴力關系的探究，丹老師對傳統人文學的強調和比較文學的視野，這些都構成我此后修改書稿的啟迪和精神源泉。《少年中國》處理的一個精神現象學問題，是成長的心靈在自由與形式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就是青春的無形和構形。我在《少年中國》每一章都寫到一段旅程，整部書也是青春的現代之旅，我大概是盡量做到中規中矩，始終讓這個旅途在驚險中仍保持在文學的中線上，在歷史壓力面前一直讓文學的能動性牽引情節。總體上來說，《少年中國》探討的是現代性問題，處理的是現代小說模式，有關于人的主體自覺，有歷史意識的建構，有起點有目的，它是一個預設目的的論述，青年人是主人公，但主人公也是民族國家，抽象來說是現代性的精神。我在完成《少年中國》之后，才敢于找到一個思想歷險的新起點，即從科幻小說出發，探索“現代性瓦解以后，我們如何面對當代的廢墟”，這就寫回到當代的時間線索。

《少年中國》的故事在1959年告一段落，我沒有寫二十世紀的60—90年代。但現在回想起來，最早讓我開始思考這個主題的，卻正是1999年前后中國青春文學的興起。那時候我寫了一篇文學批評，《終止焦慮與長大成人》，我幾乎認為，在那前后出現的青春文學帶有妥協性，所謂終止焦慮，也就是終止與社會的對抗關系，所謂長大成人，也就是最終變得循規蹈矩。這篇批評文章毫無理論可言，卻可算是我預先為《少年中國》寫出的二十世紀結束時刻的“青春”虛擬化的時刻。

我到美國開始讀書后，特別是在王德威老師指導下，回過頭去探索二十世紀早期青春話語和成長小說蘊含的巨大張力，其實是為妥協了的青春文學尋找前世。曾幾何時，青春作為現代性象征，包含主體的理想和追求，百轉千回的歷史曲折，即便進入至暗時刻，線性敘述遭遇瓦解，但面對世界與自我的裂隙的焦慮，成長的未完成以及不可完成，青春的巨大能量，是永遠不能安頓下來的主體。而世紀末開始的青春文學，最終走向郭敬明的《小時代》，以及后來的玫瑰色的歲月靜好的幻覺。因為英文版的《少年中國》只寫到1959年，我除了加上關于二十一世紀初科幻小說中建構的永恒青春烏托邦的尾聲，還在中文版中附上1999年的舊作《終止焦慮與長大成人》，算是一個尾聲之后的尾聲，其實反倒是最早寫的。

中文版略去了致謝辭部分，英文版按照慣例感謝了所有的人，在此不重復。在此要特別感謝的是為此書的中文版努力工作的幾位譯者。樊佳琪最早開始翻譯此書，完成初稿。目前的版本則是經過康凌、肖一之、廖偉杰三位青年學者的重譯，具體分工如下：康凌譯第一章、第七章；肖一之譯第二章、第四章；廖偉杰譯第六章。序幕、第三章、第五章和終結，則由我本人校訂。需要說明的是，我對全書都做了訂正，有些部分調整文字，因此此書如有內容和文字上的任何問題，都應該由我本人負責。

作為一份作業，它有了一個在中文里的新生命——我也很高興，我的父母終于能夠閱讀《少年中國》的中文版，這是我25年讀書生涯之后交給他們的一份作業。我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兩位老師——王德威老師和陳思和老師。王老師對這本中文版修訂過程，時有過問，讓我覺得這本書還沒有成為棄兒。陳老師一直對我在海外的學習和工作有很多期許，也有很多鞭策，我想這本書在中文世界的問世，會讓他感到高興。我來不及把它交給已經離開這個人間的賈植芳先生、夏志清先生，我自己的學習時代以及這本書中都有他們的影響。最后要感謝的是三聯書店的衛純先生，他的耐心讓我有時間仔細打磨中文版，同時他的催促也讓我在2023年下半年里加緊工作，終于在年底完成此書的修訂。最后我把這本書獻給中文讀者——青春、成長和少年中國都不是簡單的符號，在今天的時代，它們的意義理應由勇敢的青年來書寫。

2023年12月8日

（本文為三聯書店即將出版的宋明煒《少年中國：國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中文版序）

旅行還將繼續，未來有無限可能

寫這篇文字時，我正坐在德國漢莎航空的一架飛往法蘭克福的班機上，飛機剛經過黑海上空，我分不清外面是黑夜還是白晝。在飛機上編訂完這本自選集，最初題目是“想象世界的方式”，但因為今年還有一本新書要出，題目中也有方法、方式，經過朋友的建議，我還是更直接一點，想象世界，如果是文學的方式，未來應該有無限的可能。因此這本書的標題定為“未來有無限可能”。這個題目也是《人民文學》編輯為我在2015年所作的一篇特稿所加的標題。

前面說我坐在飛機上，還可以加上一句，我51歲——這是模仿村上春樹流行小說的開頭。不過剛才編書的時候，這又是一個非常真實的時刻。我的的確確認真想了一下自己的年齡。這本自選集或許正恰逢其時。我最早發表關于山東作家劉玉堂的論文，應該是1994年。劉玉堂老師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都有五年了，時間如果是一種線性流動，它的形狀真的就是刀鋒，或什么別的兵器。三十年前，我對時間的想象還很浪漫，那時熱衷寫小說和詩歌，在大學畢業之前面臨選擇，當時剛天南地北發表了不少作品，原本以為讀研究生可以繼續寫小說。這個夢想或許有點太超前——現在創意寫作專業都有博士了，三十年前讀學位寫小說，則篤定是不務正業。我的幸運是遇到非常好的老師，讓我在經歷文學訓練的過程中，仍能保持一顆文學的心。過去三十年間——從1994年到陳思和老師門下，到2000年去紐約跟王德威老師讀書——有老師們的愛護和指引，讓我在這個喧嘩而浮躁的世界中，相對有一個自由的空間，可以走自己獨立的道路。除了九十年代末期之外，我一直不太有自己是一個批評家的認同，這是因為我總感覺自己的寫作跟時代的主流保持著距離，自己寫作的時間也有時太慢，有時太快，總之是不在軌道上。但自始至終，我關心當代的作家們和文學作品，或者是關心何為當代的問題，在廣義上做一個當代文學和文化的觀察者、研究者、思考者，這也變成我作為一個學者的立足點。

此書涵蓋了跨度有二十五年的批評文字，從我寫王安憶小說詩學的碩士論文（1998）開始，到給《上海文學》寫批評的一個短暫時間（1997—2003），到進入博士論文《少年中國》的研究（2003—2013），此后有很長時間離開了當代文學。然而，我自以為墜入偏門的科幻愛好，卻讓我無意之中邂逅中國科幻的復興。我從2007年開始關注劉慈欣、韓松，到2010年開始組織翻譯中國科幻進入英語世界，到2011年發表最初的劉慈欣評論（此后的十年中先后寫過四篇有關劉慈欣的論述），2015—2016年開始琢磨科幻詩學問題，寫出《再現不可見之物》，2019年把科幻作為思考方法，提出《〈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這樣不守正道的問題，這之后一路寫來，迄今已經用中英文寫作、編輯了一百多個有關中國科幻的出版物，其中包括寫作時間有八年之久的英文專著《看的恐懼》（2023）。這十多年間，我等于見證了中國科幻的歷史，也樂于在這個過程中分享自己的思考，也由此出發重新思考一些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從前年開始，我主要是應一些雜志的邀請，較為密集地撰寫了一批中文論文，至少有十篇有關科幻詩學、當代文學意識、后人類境況、新巴洛克美學以及什么是二十一世紀文學等話題，這最近一個階段的寫作在本書中也有體現。

收入本書的文章分成四個專輯，分別對應著我在這些年中研究的四個主題：科幻詩學、當代意識、青春話語、文學觀察。雖然美其名曰“自選集”，其實可選的作品是很少的，可見我平時是不勤奮的。勉強湊起來的十九篇論文，其中有四篇曾經收入《中國科幻新浪潮》（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四篇收入此前另一本論文選《批評與想象》（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五篇收入《科幻作為方法》（中信大方，2024），還有兩篇選自《少年中國》（三聯書店，2024）。另有四篇文章是首次收入作品集中。在此感謝叢書主編的約稿，感謝出版社以及為此書付出勞動的編輯們，以及這些文章在期刊問世時候最初的編輯們。在編選的時候，考量的一個主要標準還是當代性問題，盡可能所有的文章都還具有可思考的空間。由此希望這樣一本自選集，并不僅是對我自己有意義。

寫到這里，飛機已進入歐洲的內陸，不久后就要穿過厚厚的云層，降落在法蘭克福機場。旅行還將繼續，未來有無限可能。

2024年3月15日，寫于漢莎航空729航班上

（本文為山東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宋明煒《未來有無限可能》序）

他為黑暗的天地燃燈 我們是“護書使者團”

2020年春天，美國疫情暴發，哈佛大學自創始以來第一次在學期中間停課，比較文學學者丹穆若什教授，在三月初取消了年內所有的旅行，他回到布魯克林家中，像許多在美國東岸居家隔離的民眾一樣，迄今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從2020年5月10日開始，他在哈佛大學網頁上開始每天發布一篇文章，每天討論一篇世界文學經典，到八月二十八日，丹穆若什教授在十六個星期內完成了一次環球文學之旅，如同凡爾納《八十天環游地球》中的福克與路路通那樣，他的旅程從倫敦出發，途經巴黎、開羅、耶路撒冷、加爾各答、上海、南北美洲，直到再回到倫敦。這個環游地球計劃的世界性，還體現在從第一周開始，已經有多種語言的翻譯也同步進行，這包括阿拉伯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德語的翻譯，以及中文翻譯。中文版從五月二十五日開始在《上海書評》連載，與英文版保持十四天的穩定時差，到九月十二日完成旅行。

土耳其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曾說，丹穆若什是世界上讀書最多的那個人。丹穆若什或許就像老歐洲的文藝復興人，當文明晦暗不明的時候，他會通過自己思想的燃燒，讓思想和藝術的光明延續下去。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這記憶既是丹穆若什個人的，也屬于近五個世紀以來世界的共同文化記憶。這個獨特的寫作計劃，體現了在危機時刻不退縮的人文力量，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依舊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黑暗的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丹穆若什教授曾在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作為我的導師之一，引導我閱讀歐洲小說和文學理論，他的睿智與幽默，淵博與洞見，思維的清晰和語言的犀利，都令我佩服不已。我曾在2003年《上海文學》的西風專欄，撰文介紹他寫的一部形如小說的理論著作《思想聚合》，那是丹穆若什教授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里。此后我主持翻譯了他最重要的一本書《什么是世界文學？》。如今我很樂意擔任召集人來組織《八十本書環游地球》的同步翻譯計劃，既是讓自己重溫當年讀書的快樂，也是與廣大中文讀者共享這一個美妙的旅行。在幾乎所有的跨國旅行都被取消的時刻，這樣的文學行旅讓我們有機會反思自身，并看清世界的形狀，理解文明的來龍去脈，或許也在心理上做好準備，在疫情結束后去面對一個很可能不同以往的新世界，而在此之前，則有必要重溫和清理屬于個人與人類整體的記憶。

我們隨著丹穆若什在文學版圖上的步子，一起暢游世界文化的天地，以八十天而言，也是一個恰到好處的長度。在豐盛的夏日到來之際，我們一起加入這場文學的美妙旅途。在此我要感謝丹穆若什教授的信任，感謝所有熱情參與翻譯工作的譯者朋友，感謝在計劃最初階段為我提供幫助的師友，尤其是嚴鋒、宋炳輝、王宏圖、張業松，感謝《上海書評》主編鄭詩亮，感謝中文版連載時給予我們熱烈回應的讀者們，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的陳飛雪女士和鄒瀅女士。現在呈現在大家手中的，是由作者、十八位譯者和編者共同完成的這第八十一本書。丹穆若什在連載結束后，對全文又做了多次修訂，全部譯者都先根據修訂稿做過修改。宋景云協助我對照譯文與企鵝出版公司推出的最后版本，譯文的最后版本由我確定，如有錯訛，理應由我承擔。

我特別感動的是，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十八位譯者——有許多位我至今未曾謀面——都共同享受了這個文學旅途的過程。我們的翻譯，也是一種交流過程。讓因為疫情停滯的世界重新流動起來，是丹穆若什教授和我們譯者們的共同愿望。我早就知道丹穆若什老師是《魔戒》的骨灰級粉絲，所以我們也把自己這支中文翻譯團隊，命名為“護書使者團”(The Fellowship of the Book)。現在，我們把這本書呈現給你們，親愛的讀者們。

2020年5月18日

2022年11月20日

（本文為丹穆若什著、宋明煒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中文版序）